一
我问她，还记得四十二年前出国留学时的情景吗？
她说，记得某同学留着个盖儿头，裤腰带上挂了串钥匙，脚下蹬着一双露脚指头的凉鞋，走路时凉鞋“劈啪啪”，钥匙“哐啷啷”，走哪儿响到哪儿，响彻校园。
她是在奚落我。其实不必用这么多文字，用一个字就够了一一土。
校园在宾州中部，很美丽。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们坐在绿色的草地上晒太阳，长尾巴的松鼠在没人的草地上跳跃。太多新景象在眼前闪现，都是我以前没有用见过的，更显得我很土。
开学后不久，系里聚会，教授和研究生都来参加。许多人手里拿着一罐饮料，边喝边交谈。我也拿起一个可乐易拉罐，拉动上面那个小片片，却死活打不开。那场面原本并不尴尬，如果没人看见的话。
看见的人是M博士，系里为数不多的女教授。她告诉我，把那小片片掉转一百八十度，很容易就拉开了。我对她说了一声谢谢，从此心里留下一个小小的阴影。
系里的教授们各有各的威严模样。有人留着满脸胡子，从毛发后面射出的眼光似乎能看穿世界。有人头顶一丝不留，发出的光芒好像尽是智慧。随着后来听了他们的讲课，和他们交谈，才感受到那只是外表，而他们都平易近人，并非故意端架子。M博士一脸淡然，像高贵的公主，那气质镇得住人。我从来没机会和她近距离接触，没修过她的课，也没有向她请教过。她始终停留在高贵公主的位置上，让人相形见绌。偏偏让她看见了我出洋相！
四十多年来，我出过的洋相不少，在聚会上，在商店里，在职场上，易拉罐事件就被逐渐淡忘了，直到再次邂逅M博士。我的导师去世后，我们参加纪念他的聚会。第二天早上，我和M博士在同一个桌上吃早餐。她已高龄，早就退休了，举止谈吐间仍不失优雅。她对我说，给你个建议。
我心里咯噔一下，易拉罐一下从尘封的记忆里复活了。是不是又出了什么洋相，被她看出来了？我赶紧恭敬地问她，有何见教？
她说，校园里的冰淇淋非常棒，建议我离开前去买个吃，并告诉我冰淇淋店的位置。
原来公主也关心人间烟火，很接地气。我松了口气，易拉罐留下的小小阴影，从此抹去。
我想，M博士和系里大多数教授一样，接触后就会发现，都是那么平易近人。她指点我打开易拉罐，仅仅是为了帮助我，绝无它意，就像她指点我去买个冰淇淋。我要感谢M博士。
至于那个至今还奚落我的同学，除了记住我的土模样外，还记住我曾经跟她讲过《红楼梦》，记得我讲过一句贾宝玉的诗：“不系明珠系宝刀”（《姽婳词》）。她觉得我还是有些内涵的。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她，其实并不嫌我土。后来，她成了我的她，与我携手走过人生道路，直到今天。在她的熏陶下，我逐渐变得不那么土了。我要感谢她。
二
我在导师斯坦·珀桑实验室做了五年实验，发表了几篇论文，顺利拿到博士学位。我原来是可以“不顺利”的，如果斯坦是个爱挑刺的人。他常常对我鼓励和表扬，从不批评。这样说也许不严谨，他批评的方式让我觉察不到是在批评。
在一次实验室会议上，斯坦分配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定期登记冰箱里的试剂。我没当回事。过了大约一个月，他在实验室会议上说，冰箱里的试剂没有登记。我早已忘了这回事，没有反应。他接着说，这只是陈述事实，不是批评。就这样，他把我的失职轻描淡写地处理完了。但是这句话在我心里生了根。不是批评，不就是批评吗？我回来跟我的她讲了，我们大笑一回，也记牢了，直到今天还记得它。它一直提醒我，我该负起我应有的责任。
我很感激斯坦在不动声色中教我做事。
我和斯坦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应该没有遇到重大困难，很顺利。可是想到写第二篇论文时遇到的不顺，反推回去，应当是斯坦一口气把我的初稿改得差不多，让我觉得很顺利。我把第二篇论文的初稿写完，打印出来给他，他把第一第二句改了，还给我。我一看大喜，我的写作水平这么高吗，竟然只需要修改一两句。当我把第二稿交给他时，他把第一段修改了，告诉我，照这样做。我才明白，原来是要我自己去发现哪里错了。这可难了。我不记得最终怎么把这篇论文写完，只记得改得很辛苦。这样辛苦的好处在写第三篇论文时显示出来了。在写第三篇论文时，我开了窍。斯坦对我的初稿表示满意，稍作修改便完稿了。
我很感激斯坦很耐心，帮我把科研生涯中很重要的写作技能在无形中训练得差不多了。
斯坦时常组织我们读专业杂志上的论文。他跳过文字，直接看图和表上的数据。图1这样解读，得出这样的结论；图2那样解读，得出那样的结论。表1这组数是这个意思，表2是那个意思。所有的图表都过了一遍，他得出了论文的结论。大多时候，他跟论文作者的结论一致。但有时他跟论文作者的结论不一样。难道论文作者会错？是的，即使是名刊登出的论文也不能保证毫无差错。作者常常沿着既有的思路，朝着有利于心中想要的结果走。人性如此，科学家也是人。
这种通过直接解读证据的方法，不仅是在读论文，而是在进行深度的科学思考。自己将所有数据独立解读了一遍，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刚开始，我自是没有这样的判断力。那是需要站在一定的高度，具备一定的知识，并且具有一定的见解才能达到的。
自然的奥秘隐秘而复杂，科学家在探寻自然的本质时，如果太急于证明自己正确，不能做到理性、客观，到头来总要碰壁。这样的人在科研上走不远。社会也很复杂，但是，人们对于社会现象常常得出决然相反的结论。原因是，他们只在乎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对于不利的证据选择视而不见，对于初步而不是决定性的证据选择过度解读。只要地位足够高，势力足够大，他们就是正确的代名词。至于代价，终归会来的，小者是很多人买了一堆没太大用处的商品，大者是有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人头落地。
斯坦在这方面给予的训练，使我趋于客观理性，不管是在科研上，还是在其他方面，一辈子受益不尽。为此，我深深地感谢他。
三
我是77级，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实际入学时间是1978年3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这一届在春季入学。毕业前，我被厦门大学推荐去参加出国考试。美方出题，英语笔试，然后由美国专家面试。记得那是年底，我和其他三个同学从厦门坐火车去上海，考场在复旦大学。当时上海没有暖气，一辈子在南方海边生活的我觉得天气非常寒冷。
这次考试开启了好几项我的人生第一。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福建，第一次用英语答专业题，第一次和美国人（面试的教授）交谈，其后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门。
当年出国留学，我们没有学长可以传授经验，也没有在美国或到过美国的亲友指点。所幸这次考试就是为了让我们这批没有经验的人设计的。发起人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华裔教授吴瑞，他创建了中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项目，简称CUSBMBEA，后来简化为简称CUSBEA（卡斯比亚）。他发动美国哈佛、康奈尔等四十几所研究型大学，与中方合作，到中国招收博士研究生。中方具体负责人是北京大学顾孝诚教授。中方重点大学和研究所从待录取研究生中挑选出约一百二十人参加考试。笔试后由美方派来的K教授和夫人进行面试，然后挑选其中约六十个人，推荐给美方大学。
当时在国内无法考托福、GRE，卡斯比亚项目的推荐让我们免去这些考试。最终有五十八人被美国大学录取。很幸运，我和我的她成为首批卡斯比亚学子。卡斯比亚从1982年至1989年共举办八届，推荐了422人赴美留学。
卡斯比亚是基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情形而创立的。那时，中方学生对于留美程序不熟悉，不知道如何申请，美方大学也不知道如何衡量中国学生。卡斯比亚起了桥梁作用。三四年后，美方大学见证了起初几届中国学生的优秀表现，中国的学生也通过早期卡斯比亚学子熟悉了留学途径。随后便掀起了生物学界的留学大潮。这一切，正是吴瑞创立卡斯比亚时所期望的结果。
后辈生物学界学子提起卡斯比亚，赋予了它某种光环。这是因为卡斯比亚学子不负吴瑞等先辈的期望，成了中美科学界、企业界的领军人物，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知名大学教授，企业创始人、企业高管。我作为第一届卡斯比亚学子，适逢其时，人生轨迹从此转向。为此，我衷心感谢吴瑞教授和顾孝诚教授！
在卡斯比亚创立的前一年（1981年），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发起卡斯匹亚（CUSPEA），即中美物理联合招生项目，推选第一届赴美物理研究生。卡斯比亚完全采用卡斯匹亚的模式。后来我才知道，李政道在创立卡斯匹亚时，已经在想着为其他学科建立选派赴美留学生模式了。按照他的构想，如果卡斯匹亚成功，它的模式可以推广到其他学科。他的宏大构想是大批培养中国科学人才。
李政道不仅仅是贡献一个构想，而是身体力行，推动了卡斯比亚的创立。他联系了物理界同道戴自海的夫人，康奈尔大学教授戴碧瓘，希望她在生物学界建立一个类似卡斯匹亚的项目。戴碧瓘自认资历尚浅，便推荐了资历更深，此前就有意于此的吴瑞教授担负此重任。吴瑞向李政道取经，卡斯比亚全套搬用了卡斯匹亚模式。
我在感谢吴瑞的同时，也应该感谢李政道。李政道于前不久去世的消息传来，唤起了卡斯比亚学人的感念。他在物理界的成就举世闻名，他的光环很大。他对生物学界做出了跨学界的重要贡献，倒是很少人提及，唯有卡斯比亚学子感受最深。
四
我念高中时，时代动荡，“反潮流英雄”因为交白卷被捧为榜样。老师在台上讲课，学生们在下面聊天，课堂形同虚设。高考已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推荐不重视学习成绩，只重视政治表现或者关系。我和我家在这两方面都是弱项，我看不到前途。
我父亲认定一个理儿：儿子需要有一技之长。有一天，他看到我拿起一本物理课外书，兴奋了一阵子。他认为学好物理可拥有一技之长。可惜我不是学物理的料子。后来，他得知福建广播电台开课教英语，又捕捉到机会——学好英语可拥有一技之长。于是，他为我买了教材，督促我跟着教材学。我其实缺乏动力，只是每天边吃午餐边听广播，很少在课外加强练习。老实说，没有父亲的督促，我随时会放弃英语。
即使这样，我的英语水平和在课堂上厮混的同学相比，竟然高出了一截。
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宣布恢复高考了。十年积累下来的高中生都可以参加高考，千军万马冲向独木桥。那年高考考生可以选择考英语，也可以不考；我选择考英语。我英语水平实际上不是那么高。举一两个例子。我从没学过熊猫（panda）这个单词，也不知道春天（spring）这个单词还有另外的意思：泉水。当然，我的同学们更不知道。英语考试里一道题是英译中文章，份量不轻，它的题目是“熊猫”。我凭着足够的词汇量，根据上下文猜到熊猫，并判断出春天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出现，果断地猜为泉水。几个关键的地方猜对了，我觉得我考得不错。后来据知情人透露，我笔试成绩很好。出了考场后，我问几个去参加英语考试的同伴，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一篇关于熊猫的文章，其结果可想而知。
我的英语水平在大学同学中也很出众，被送进英语高级班。这是一个给大学老师开设的英语进修班。至此，我学习英语的干劲才真正鼓起来，我的英语水平也一直高出班里绝大多数同学。因为这个原因，在选派参加卡斯比亚考试时，我便有了优势。
不少第一届卡斯比亚学子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或者成长于大城市，具有先天优势。我却生长于农村和小镇。父亲只读过几年中学，学历连高中毕业都没有达到。他先是在小学代课，转正后到师范学校进修，硬是把自己修练成一名优秀教师。即使如此，他的知识储备完全够不上辅导我学习任何高中或大学课程，他的英语水平大概仅限于认识二十六个字母，能抄写英文地址。凭着对儿子前途的关心，他硬是把我推上学习英语的轨道。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中有我。想想那时和积累了十年的历届高中生竞争，能考上的几率非常低；我考上了。第一届五十八名卡斯比亚学子中有我。这不是幸运是什么？因为有了这样的机会，我有幸以一个农村土娃的身份接触到真正的科学思维方法，及时地见识到国际一流的科学成果，到顶级大学做研究。我还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并参与另一种文化和社会。我从土中滚爬过来，获得了人生中难得的历练。
可是想想，我的幸运不能只泛泛地归功于时代，也要归功于具体的人。
我感谢吴瑞、李政道等人对我人生的重大影响，他们却不是专门为了我而推动、创建卡斯比亚。这也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他们的贡献超越了对具体人的恩惠。他们不需要我当面感谢，自有历史为他们记录。
从某种意义上讲，父亲对高考和卡斯比亚也做出过贡献，但这份贡献只惠及我一人。除了我以外，没人会提及他的贡献，包括他自己。如今，他已离开人世，我没有机会感谢他了。谨以这份文字表达我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