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没有作家梦。至少记不起来从小有过，否则也不会等到年过半百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

小学老师让全班同学讲长大了要做什么。同学们报了教师、医生、军人等，把我知道的有限几个职业都讲了，让我焦急，不知讲什么。正好轮到一个同学说她要当农民，老师抓住机会着重地表扬了她。当时农民排在光荣榜的第二位，而我身边的乡亲，都是农民。怎么没想到当光荣的农民呢？在老师的引导，同学们接下来都一一选择了要当农民。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伟大的理想，落实到实处，是农村人当农民，城里人上山下乡。

不记得当时有同学提到要当作家，或者科学家，还是什么家。这不能怪老师扑灭了什么梦想，实在是周围没有可以称得上家的人。没有标杆，便没有梦想，就如朱元璋不会像皇帝的儿子从小立志当皇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前提是士兵眼里看得见将军。

没有梦想，不代表没有爱好。读了一些古典小说、旧体诗词、民间故事、现代小说，也许还有点外国小说。当时能接触到的读物不多，零零散散，拿到便读，从此种下了爱好文学的种子。种子还是不错的，比那虚无缥缈的梦想实在。

课堂上灌输的理想比不上时代变迁，突然恢复高考了。人生道路随着高考时填了理科志愿而基本定型，我后来当了不属于成名成家的科学家。作为现代科学的课题负责人，我不怎么亲自动手做实验了，倒是一定要写作。科研基金申请、论文、报告等，都是科研的必要组成部分。过不了写作关，便断了科研路。写作最基本的要求，如词语准确，文句通顺，结构合理等，都过关了。要知道，我的少年时代混乱动荡，教育质量不佳，小学中学写过的作文大概不超过十篇。现在想起来，科研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那颗种子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滋润。

当然，科研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写作能力，更在于一种追求真实的精神。文学注重真实，特别是散文更注重真实，在这一点和科学是相通的。科学培养了尊重真实的态度，辨别真实的能力。外在的真实常常为假象掩盖，内心的真实常常为了迎合外部而变性或扭曲，所以真实不容易。科学培养了寻找真实的能力，我用它挖掘独特的题材，开辟独特的视角。科学培养了深入真实，揭示规律的能力，我用它加强作品的深度。

幸运的是，文学创作不需要像科研那样经过长期的正规训练。趁着如今资讯发达，写作门槛降低，心中的种子终归找到合适的土壤。没梦想成为作家的我，开始了文学创作。

有朋友说，我如果不从事科学研究，在文学上将取得较大的成就。也许如此，也许正相反，写不出好文章来，谁知道呢。有些事发生或没有发生，有其必然的原因。我报考了理科后，没有后悔过。这一段经历最终沉积成文学创作的心理底蕴。所谓心理底蕴，除了人生经历外，还有先天的性格和气质，加上从阅读中获得的知识和见解。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形成心理底蕴，对于我喜欢什么题材，选择写什么体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默默地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

我对文学的爱好，始于故事。东周列国、三国、说岳、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民间传说，真实的故事和虚构的故事，真实的故事中夹着虚构的故事，只要是人的故事，我都喜欢。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喜欢上无人的故事。

无人能称为故事吗？

根据某种定义，所谓故事，是讲述一个具有时间顺序，前因后果的过程，重点在于表现人。可是，在我生活工作的环境中，常常听说，要把科学、医学、企业问题讲成故事。换句话说，没有人的过程，照样把事件用时间和因果串在一起，也是故事。例如，医学上的解毒，在拙作《马拉松》中写成这样：“（医生用纳洛酮解毒。）纳洛酮分子跳进脑子里，冲向毒药分子，将它们一个个从受体上剥离。这一场混战把大脑当战场，整个机体如过火狱，烧得死去活来。（解毒完了，他等于死过一回。）”加上括号里的内容，是有人的故事；隐去括号里的内容，便是一个医疗过程，写成无人的故事。

有一天，我读到一本无人的故事，比有人的故事还吸引人。它是贾雷德·戴蒙德所著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为人类一万多年历史解读因果。它说，世界各大陆（或地区）发展的差异，在于农业的差异，而农业的差异，在于各个大陆本就存在的动物和植物，和人的智力无关。例如，最为发达的欧亚大陆，存在着野生大动物，可以驯化为牛、马等家畜，还存在着野生植物，可以培育成小麦、大米等作物，农业因而发达，文明因而领先。南部非洲和美洲则没有这么幸运。那几种动物和植物，决定了后来文明的进程。

这本书使我大开眼界，并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来自人力不可改变的客观条件和规律，它规范历史和社会，也规范人的行为。人的欲望、志向、智慧造就许多人的故事，人的故事不管多么神奇，多么可歌可泣，惊天动地，都跳不出规律的规范。

我的眼光发生了变化。我看到世界上的奇异风物，便想看它后面那无人的故事，是如何与有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好的故事，是把无人的故事和有人的故事一起讲。

我在马丘比丘看到南美特有的羊驼，联想到它是美洲最大的可驯化动物，只是它比马小得多，运输能力小得多，作战能力等于零。我看到玛雅人留下来的有裂缝的石头，得知裂缝是用更硬的石器打开的，因为当地没有铁器。羊驼和石器代表了文明发展的上限。他们不可能拥有马，也不可能造出剑，一支八万人的大军，在几十个西班牙骑兵的铁蹄下被打得稀巴烂。我据此写了散文《安第斯山双城行》，讲在有人的故事中看到无人的故事。

我在秘鲁南部看到古人在荒原上刻下的巨大而神秘的线条和图画。在一个水源极其短缺的地方，人们为什么要在荒原上挥洒汗水画画呢？我为他们设想了祈祷水源的仪式。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人们心中如果不想着水，说不过去啊。我据此写了散文《荒原上的图画》，讲在无人的故事中看到有人的故事。

在自然风光中也可以找到故事。我在《高原时光》中写道：“车从两块巨大的石头中间钻进去，再钻出来，人也就从内华达州进入犹他州地界了。一进一出，像是被时间机器巨大的力量吞进去，再吐出来，出来时时光在几亿年前，科罗拉多高原随着地球板块碰撞，正冉冉上升。”

无人的故事关乎自然、社会、历史，关乎人类命运，使得作品境界提升。有人的故事是叙述，有人的故事中加进无人的故事是境界。大题材如果配上相应的心灵，可以写出高境界；小题材如果配上有深度的思想，也可以达到高境界。

三

以前，人们对异域比较陌生，有人记下旅行中所见所闻，加上查些资料，便可写一篇不错的散文，因为别人觉得很新鲜。如今，旅游对于很多人已是平常事，即使不亲自旅游，世界各地的资料和图片视频，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没有深入挖掘，独特感悟，写不出好文章————这不仅仅适用于游记。

我的第一篇发表于文学杂志的散文是《远古的呼唤》，讲述一个独特的美国印第安人故事，她如何坚守对自己种族的认同，如何对抗命运的拘束。主人公是护工，到我家来照顾老人，碰巧认识，可遇不可求。记得其后有位作家朋友鼓励我说，你有在美国的经历，应该好好利用。可惜，过去三十多年中，我完全没有把心思放在文学上，许多题材白白地从眼前溜走。所以，第一个触动是遗憾。

不过，朋友的话提醒了我，不妨回头去捡一捡残存的记忆。经过几十年的岁月磨洗，还没有从记忆中消失的话，也许真的值得写。

童年的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炮声。我的家乡与金门只有几公里之隔，双方在夜间互打宣传炮。夜晚的炮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如今是和平的年代，我特意登上金门岛，从一个炮洞外眺望家乡——我来告别炮声。正好有个打炮的演示，一队炮兵把炮弹从后座送入炮管，拉响引爆，火花四溅，大炮却没响。当年，一旦拉响引爆，一颗炮弹便向我家乡的方向飞去。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在一门不响的大炮旁边完成了告别炮声的仪式。这个经历写成《作别炮声》，发表于《散文》杂志。

还有一件事，我在哈佛的博士后导师，盛年早逝，每每想起来就觉得遗憾。我们的关系是科研的关系，互动中有值得写出来的东西，可我对她的生活所知甚少。为了更完整地写她这个人，而不仅仅是科学的人，我找到了最后两年陪伴她的好朋友，终于写出了她的追求，她的生活，她的人生终点。这篇散文叫《哈佛导师》，发表于《上海文学》，并获得第十二届上海文学奖。

朋友的话还提醒了我，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的经历使得我足够了解美国社会，拥有与这个社会交流的能力，能获得只讲中文的作家无法获得的第一手素材。于是，我主动寻找题材，把眼光投到一个平常人很少接触到的地方，和囚犯作笔友。这是一个进行中的系列，已经写出来的作品发表在《澎湃·镜相》非虚构栏目。

记得妻子听说我和杀人犯通讯时，吓了一跳。当我把稿子给她看后，她就放心了。这是一个杀了一个坏人，却一心想证明自己是好人的故事。毕竟，我对于题材挑选有很严格的标准，我和交流者必须在价值观上有些共通之处。

和我交往的囚犯都必须比较坦然，这是交往的必要条件。但是涉及拷问灵魂的问题，需要多次提问。例如，关在佛罗里达州监狱里的囚犯查理，当过警察，大几率是被人陷害而判终身监禁。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他知道杀人者是谁，因为他们是朋友，结果是杀人者作证把他送进监狱。为了此事，我来回多次问他同一类问题，花了好长时间。为了方面阅读，我把通讯整理成一次对话：

他的回答始终有所保留，当然这也是一答案。于是，我这样结束文章：“也许这是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我把话题点破了，拷问灵魂的事由他慢慢思考吧。”题材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初步的素材经过开发，才能达到你想要的心灵深度，境界高度。

题材由素材经过取舍和提炼而成。一手的素材，或称原始资料，为写作者所独有，尤其珍贵。时代在飞速前进，新的事物不断产生，一手的素材需要有人去收集。我便担当了这个角色，从一手的素材中获得新题材，新感悟，新见识。主动寻找和挖掘题材，看似属于写作的一部分，其实是在丰富人生经历。我通过写作和尺八吹奏者、囚犯、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成了朋友，丰富了人生经历。

四

有朋友说我有好题材，加以虚构，可以改成小说。我舍不得。

想起有一次和同事在吃午饭时讨论自由意志。他认为他有选择，一念之间可以改变想法和做法。我说：“人不会无缘无故改变想法，必定是因为外界刺激才改变。比如说，现在你把午饭放在面前，不会放在其他地方；你把餐纸放在右手边，不会放在左手边。”他说他随时可以把餐纸移到左边，我说不会，他便把餐纸移到左边。我说：“我说你不会移到左边，你才移。我如果不说，你是不会移的。你注定会这样做。”

我相信，有些事情发生了，自有其必然的理由，有些事情没有发生，也有其必然的理由。把一些必然不会发生的事情写进非虚构，可能弄巧成拙。《三国演义》把诸葛亮虚构成神机妙算，未卜先知的人物。他的锦囊妙计是虚构的妙笔，却也是让人物显得自相矛盾的败笔。他既有如此神算能力，怎么无法阻止刘备惨败于东吴，怎么一生亲自伐魏而无寸功？

真实，是散文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散文和小说相比，少了虚构这一重要的艺术手段，可能还少了许多写作技巧可供使用，岂非先天不足？先天不足，后天加倍补偿。小说家把精力花在虚构的时候，我把精力花在挖掘题材，扩展题材。如果需要，我会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准备一篇散文，会到遥远的地方去和主人公会面，把题材做圆满，直到无需添加真实以外的内容。

我写了一个关于尺八的散文系列，其中有些已发表于《当代》《上海文学》《散文》《香港文学》等杂志。尺八起源于唐朝，后来传到日本，在日本扎根，在中国却失传了。如今，尺八传到世界各地，也终于回到中国。《尺八之诺》讲述日本尺八传承人塚本竹仙和他的中国学生逍遥把尺八传到中国的故事。从我接触尺八的题材到《尺八之诺》完稿，前后数年。《最后的荒木古童》讲述一个尺八世家五代人的传承史。最后一代荒木古童是个日本人和爱尔兰人的后代。为了全面了解这个家族，我特地到缅因州他的家里，听他吹尺八，讲尺八家世。

这个尺八系列还在扩展中。我专门到夏威夷去寻找一个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在日本东京生活了四十年的尺八吹奏人，为的是感受他如何在尺八身上找到心中的家园。我还到悉尼去拜见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后代，听他讲述如何辗转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在尺八身上找到终身的追求。

我喜欢把丰富而动人的题材，以非常浅白的方式写出来。过多的雕饰，对不起那扎实的内容。

例如： “由于天上的白云居多，蓝天反而显少。常常是大片白云中间露出小片蓝天。白云不断地飘动，那片蓝天便也跟着飘动。特别是盯着山上冰川出神的时候，蓝天真的在飘动啊。”这是散文《落基山行》的一段描写。加拿大落基山脉风光奇异，很多人看到同样的著名景点，我看到蓝天在白云中飘动。我用浅白的语言描写属于我的独特景色。

又如：“司太太走到桥中间停下，抬头看前面的香港，他们要离开中国了，回头看后面的大陆，他们要永远离开中国了！她突然抱住同行的阿姨，放声大哭。” 这是散文《六个签名》中，描写一个把大好年华献给中国病人的美国医生和他一家人离开时的场景。这一段用了点重复的技巧——他们要离开中国了，他们要永远离开中国了。但我不是故意的，而是心之所至，浑然天成。他们把大半辈子的大好时光奉献给中国病人，结局是不得不离开，当时的心情可以说复杂到了极点。我用重复做了些铺排，突出当时的心情，笔法依然非常浅白。

内在的气质、趣味、性情，都可以用浅白的语言表达。作品的深度和高度，也可以用浅白的语言表达。只要这一切都有真实而扎实的内涵支撑。敢于用浅白的语言写出文章来，是把内涵做足了。浅白和真实应是一对亲生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