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问我，你是怎么采访囚犯的？

他们好奇地问我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毕竟，我们作为华人移民，要了解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容易，何况美国的囚犯？他们更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今天，我就拿一篇非虚构文章的创作从头讲起。

我对美国司法制度的运作比较感兴趣，包括囚犯题材，在《桥报》专栏上写过一些这类题材的短故事。但是我想写比较长，比较深入的故事，那就需要亲自去找一手材料。

我在一个站网上读到一篇囚犯杰瑞写的文章。他因杀人被判了40至60年，在底特律以北的监狱里服刑20几年了。当初检查官给他开个条件，让他认罪，检方则不寻求一级杀人，而是二级杀人，判18至40年。他的律师告诉他不要接受。律师说他犯的罪最多是二级杀人；在底特律，二级杀人罪一般判10到15年。检方降低了条件，让他认罪，只判12年。律师说，如果上法庭，一般也就判这个刑期。既然如此，还不如去试试，说不定能判个无罪。他上了法庭，被陪审团判了二级杀人。他不认罪，不道歉，因为他要上诉，不能认罪。法官认为他态度恶劣，重重地判他40至60年。他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不公平，他本来就该只判12年，却被重判。

这样的故事有些意思，让我们了解美国司法的运作，但仅仅是这样的主题我是不会写的。不过，我认为他值得交流，便决定和他联系。

我在他文章后面找到他的囚犯号和监狱地址。囚犯号很重要，是通讯中必不可少的ID。这样就可以写信了。但写信交流毕竟很慢，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不用了。于是我到网上寻找更方便的方法，得知可以电邮通讯。有一家专门经营囚犯电邮的公司，叫JPay。它是全美独家经营监狱通信的公司，每封电邮收大约40美分的邮票。（开始通信后，我一般附上一枚邮票，便于囚犯回信。）我上去注册，买邮票，通过囚犯号查寻到，他也注册了。

就这样，我给他发了电邮，表示对他的经历感兴趣，想把他的故事介绍给中文读者，问他是否愿意进一步交流。

他回复说，很愿意和我交朋友，回答我的问题。但他说，他想了解我；双方如果要做朋友，需要互相了解。我很坦诚地把我的学历、职业、写作情况告诉了他。我提到，我做肾移植的新药开发。他很感兴趣，说他有肾病，希望新药开发成功。他问我的家庭情况，我也介绍了。

这样，我对他没有保留，因为我指望对我没有保留。我们建立了互信。

其实信任这一关不好过，很多想向他了解情况的人卡在了这一关。你不怕杀人犯吗？我妻子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这是人之常情。杰瑞后来也告诉我，其他人只是单向向他索取信息。他说：“维忠，你不是第一个给我写信的人，但你是第一个把我当真人看待的人；其他人把我当成泉水，让我源源不断地提供关于监狱的材料。”

在我介绍了家庭情况后，杰瑞问我一个问题：在你的儿女成长过程中，你是个好父亲吗？我说我认为是，因为孩子对我很重要。

注意，我们还在建立互信的过程中。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交流家庭情况的问题，我把它当成通往他心灵世界的钥匙。他没有小孩，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我想，他虽然没做过父亲，但是他有父亲，父子关系对他很重要。根据这个猜想，我反问他：既然你问这样的问题，说明你经常在想着亲子关系，能否讲讲你的童年和家庭？

你看，从他的一个问题，引出了他的童年和成长。这段经历可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可能和犯罪有某种关系。

他的父母离婚，母亲带他和弟弟改嫁，和继父及其5个儿子一起生活。亲生父亲对他冷淡，把他和他弟弟看成负担。

继父则虐待他。引文：

在那样的家庭，杰瑞的成长就不正常了。他十四岁离开继父家庭，后来他母亲也离开了继父。他和几个亲戚住过，都不受喜欢。他在社会上受欺负。人家拿着枪抢他，他不能反抗。他便去弄了把枪，才不受欺负。他后来爱上了枪，买了好几把，为他后来杀人埋下祸根。

我和杰瑞的通信没有按照固定的模式，交流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而是随着他提供的线索而发展。

比如，他在一次监狱失火中差点被烟熏得窒息。他以为他快要死了，临死前有些遗憾，他还没来得及对一些人说“我爱你”，对一些人说“对不起”。我问他，是不是对被他杀死的人的父母道歉。他说，他杀死的人叫鲁斯，鲁斯不是好人。虽然他没有理由剥夺鲁斯的生命，但鲁斯不是好人，鲁斯性攻击杰瑞的女朋友。

这是案情的切入口。在这之前，我想了解案情，这是必须了解的。但是，这也可能是囚犯最不愿意讲出来的。如今有了切入口，而且直接提供了我最想知道的信息——杀人动机。我借此话题请他讲一讲案情。

杰瑞20岁时交了女朋友，才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在一次晚间聚会上，杰瑞和朋友约翰相约出去，参加另一个聚会，留下女朋友在原来的聚会上。在那种场合，他的女朋友受到侵害。杰瑞得知后，暗中打听，锁定鲁斯是加害人。他和约翰把鲁斯载到一个阴暗的地方，与他对质。引文：

他对我这样讲：“如果有人在1995年9月16日问我会不会杀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不！如果在我扣动扳机前两分钟，甚至前一秒钟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仍然会说，不！”但是，在那一时刻，他失去了理智。

由于他女朋友不愿意报案，杰瑞在法庭上没有讲他杀人的原因。无缘无故杀人，这不是冷血吗？如果他讲出原因，虽然仍然会被判定有罪，但是可以得到一些同情。他没有讲，所以被重判。

这段故事，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也不能向鲁斯的父母道歉，因为他们如果问他为什么杀鲁斯，他该怎么说？说鲁斯是个强奸犯，这像是道歉吗？

至此，我得到了案情的秘密。

得到案情的秘密，是不是成功的采访呢？当然是。但是，够不够写一篇文章？一个杀人犯，因为有理由杀人，所以应该得到同情？这样的主题够吗？

我觉得不够，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他后来在狱中的改变或提升。

我想起杰瑞在和我开始通信时，对我提了一个要求：“维忠，我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把我塑造成坏人，好吗？我一直在努力做个好人。”

我对这个要求特别重视，因为它代表杰瑞的内心世界。他懂得区别好人和坏人，他看重别人怎么评判他。做一个好人，对于普通人来讲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要拿这个话题写一篇文章，必须有特殊的理由。杰瑞是杀人犯，被归入坏人一类，他要做好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理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你要写提升，写升华，得找到一段差距。我本来就是好人，从好人到好人，没有差距；杀人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坏人，从坏人到好人，有差距。你把差距填补上，就是创作。

我一直记着他这句话，并在对他的案情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后，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

我说，“做好事，不管多微小的好事，都是好人的体现。请告诉我几件你做过的好事，好吗？”

他讲了一些小事——帮一个小年轻做功课，帮一个囚犯写上诉，帮另一个准备假释材料，把食物和咖啡送给好几个人，把一块肥皂送给一个穷光蛋，帮一个人修眼镜，帮一个抽筋的人理顺小腿，借出了几本书。

我问他有没有做过更有意义的事。他说他在入狱前救了一个差点淹死的小孩，还在狱中救过一个差点被强奸的小青年。一个变态囚犯用了点小计，诱使年轻的囚犯欠钱，然后强迫后者用性还钱。杰瑞知道后，叫上一个狱友把那个变态家伙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顿，让他不敢胡来。杰瑞还救过另一个人。有一次，一个囚犯在食堂吃饭时被一块食物堵住气管，呼吸不了。他上去从后面抱住他，施用哈姆立克急救法救了这个人。

他说：“尽管我犯过罪，但我不是恶怪。我有一颗柔软的心，同情受伤、受害、受虐待的人。”

他还说：“我很高兴我入狱。这话听起来荒唐，但是，我如果没有入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现在深爱自己。我如果没有走过这条路，我不会是我，至少不是这个我。这个代价不管多么沉重都值得。”

这样一来，杰瑞的故事不是简单的因为法律程序不当而被重判，也不是他杀人有理由，值得同情，而是一个杀人犯一直想做好人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写出文章了。原题是《好人·坏人》，发表于《澎湃·镜像》的非虚构栏目，我是他们的栏目作者。编辑把标题改成：《他杀了一个坏人，想用余生证明自己事好人》。

总结

一、挑选采访的对象。我的标准是挑选文笔不错的囚犯，能写的人有想法。我要的是有想法的人，因为写人就是写人的心灵。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囚犯没什么文化，也不想进步，浑浑噩噩度日子。这样的人最多是能把自己的案情讲出来，我要的不仅仅是案情，我要的是囚犯怎么在监狱里提升自我。杰瑞有可能是我想要的人，后来证明他确实是。

二、双方建立互信。从我的角度，我要确定他能够坦诚地回答我的问题。从他的角度，他表明他要被当成真正的人看待。那意味着他问的关于我的问题，我也必须坦诚地回答。我们都互相过关。

三、倾听受采访者的心声。我充分利用他的表达；不管是叙述、问问题还是提要求，都代表他的精神世界，其中存在有价值的线索。比如，他问我是不是一个好父亲，看似他在了解我。但是我从中听出，他对于家庭关系很重视，因而引出一段不寻常的成长经历。

四、挖掘细节。我写的是叙述性非虚构文学，有点像小说，但没有虚构。有朋友说我用了小说的手法，大概是指我注重细节。还有一家杂志把我的一篇散文当成小说发表。我明明说是散文，发表出来后却被标为小说。上面我引了两段文字，一段是他继父虐待他，另一段是他杀人的场面。都是他讲的，我没有加虚构成分，却饱含细节。我常常把一件事情挖掘到底，直到我得到所有细节为止。

五、寻找主题的升华，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他要求我不要把他当成坏人，因为他一直想成为好人。我从中听出，成为好人对于他来说很重要。这样的对话，我得以深入他的内心，主题也得以升华。

（本文根据2025年10月26日华府华文作家协会讲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