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蔡维忠散文《关山难越》后,觉得非常感动,读了好多遍。我列了特别感人的四条,在写作上特别成功的地方。结果这四条,根据维忠讲,也是他用力的地方,完全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区别。
第一个,讲关山难越,回家很难,难在期待。阿公(祖父)和家人都期待他在外面成功,为家庭做贡献,所以他即使生意失败也不能回家。第二个,讲他的阿嫲(祖母)在阿公死后的哭诉。那是一个一生守活寡女人的宣泄。第三个,讲他和他祖父从没有见过面,到最后竟有那么深的认识,一直感到血脉相连。第四个,讲他怎么通过滕王阁序来和阿公连接文化血脉。我就列了这四条,每一条都跟他完全一样。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一篇散文里面,作者用情最深的地方,写出来后往往也就是最感人的地方。主观上维忠自己觉得这几个地方是他最深刻的感情。我作为读者,不了解他写作的背景,但是读了三四遍之后,直观的感受恰恰也在这四个地方。我想这就不是一个巧合。而且,我们两人的个性和写作风格也未必完全相同,但是不约而同,我被打动的地方正好也是他觉得最好的地方。那就说明不是偶然的。
维忠是一个有高度自觉性的作家。他写一段,在考虑怎么可以把它加深一步,一段对亲人的思念,或者任何一件事,都力求获得精神上情感上的升华。
文学的深度,说来说去无非是两种深度,以深度达到升华。
一种是情感深度。比如说,古代很多写情的文章,苏东坡写“明月几时有”,李白写“床前明月光”,就是一种情感的深度,把自己和人类共有的情感写得特别深,特别透。还有一种是思想深度。说一篇好文章有深度,有的只有情感深度,有的有思想深度,也有的,是情感和思想深度都有。
在《关山难越》里,他写的是一个他从来没见过面的爷爷,7000多字,读到最后,真的是忍不住,很感动。一个没见过的亲人,他怎么可能写得这么动人?他也说了,爷爷的故事主要来自他叔公等人的讲述。维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离他阿公当年的事情已经过了几十年,这件事反复在他心中酝酿,直到有一天,他觉得完全理解了。
其中很感动人的一段是写他阿公去世后他祖母的哭诉。
第二天清早,我被身边阿嫲的哭声吵醒。阿嫲的哭不是嚎哭,不是啼哭,不是单纯的哭,哭声中带有语言,是哭诉。她哭诉的时间很长,到底多长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很希望她停下来,她就是不停下来,我听着很难受。次日清早,她又哭诉起来,我又是听着很难受。她每天如此,哭诉了大约一个月。
阿嫲哭诉的内容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也许我从没好好去记,而是想忘掉。当时我的感受是,希望阿嫲不要哭了,停下来。一个从没见过阿公的男孩,情感世界就这么简单。如今回想起来,阿嫲的情感世界谁懂得?每天清早那么长时间的哭诉,那么多天的哭诉,是一个守活寡的女人一生所积压情感的宣泄。
这一段我看了好几遍,非常感动。这就是写出了感情的深度。
另外一个升华是指思想的深度。我写一家人的悲欢离合,这是我自己家里的事,但是为什么能引起别人的共鸣?就是说我这个故事有一种普遍性。人类的某些认识是共同的,这个故事超出了个人私事的范围,具有更广大的意义。
讲他祖母,在阿公去世后为什么那么哭诉?自阿公出洋后,她一辈子没有和阿公见过几次面。他讲在村庄里面,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人都是这样。村里很多人,包括他阿公和他的三弟都到菲律宾去谋生,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第一段,他花了大量的笔墨讲防盗贼的故事。我起初想,这个插曲可能离题有点远,但我看到后来就不这么认为了。它是告诉我们一个背景,一个具体的地点,一个具体的时代,这是一个普遍性。
有了这样的背景,你才理解为什么他的阿公在26岁就到菲律宾去打工,而且直到31岁才回来。而且在一生仅有的两次回家中,就是31岁那次回来,才生下了维忠的父亲。如果没有这次回来,可能就不存在他和祖父的血脉关系了。后面就讲:“阿公阿嫲的牺牲、忍耐、痛苦,现在的人难以想象。他们不言,或者说别人没听到他们言语,那只是肉身的沉默,灵魂的嘶喊则需要用灵魂去呼应。我到了成年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我们家族以这样难以想象的方式延续下来,也能想象到,侨乡无数家族以这样难以想象的方式延续下来。”他都讲得很好,使一家人的故事获得一种普遍的意义。
第二个思想高度的升华,除了这个普遍意义,还有一种历史的意义。他把这个家族放在特定时代,放在历史中,从而产生一种历史感。文中有一句话,他说得很有意思。他讲到他们家当时建房子,设计那种门闩,他还讲到广西贺州那些大户人家养青蛙,都是为了防盗贼。他们家当初建房子,也考虑到这个。但是他说,1949年后,哪想到盗贼全就没了。这就把历史感点出来了。
当然,文中的历史感主要是通过《滕王阁序》这篇文章串起来。王勃是唐朝人,他写“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这样的感叹,从唐朝到现在,反映了一种普遍的人生经历,因此其中的情感是共同的,也是历史意义的。
文中除了大量叙事之外,还有很多画龙点睛的议论。这种议论,显示出他文字之好,之简洁,同时又刻画之深。有些人写文章,会制造一些类似格言的文字。维忠不制造格言,每过一段叙述,他就自然而然地发自肺腑讲出来。第一段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从来没见过他,对他所知甚少。后面就来讲,怎么从对他所知甚少,变成对他有那么深刻的理解,达到精神上的相通。
在第二个部分,有“关山难越”那段:“古人说,关山难越。其实,不管是穿越关山还是海洋,启程不难,难在归程。归程之难,在于期望,是期望断绝了阿公的归路。”这几句把境界提高了。
每一段里面都有它一个闪光的地方。例如刚才讲到的第二段结尾:“阿公阿嫲的牺牲、忍耐、痛苦,现在的人难以想象。……侨乡无数家族以这样难以想象的方式延续下来。”它达到了实际效果,给人一个感觉,是水到渠成。文章写到这里,流出这样的话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为了在文章里面留下几段名言、格言而强加出来的。尤其是最后一章,就像古人说的起承转合。
前面第一段,他讲“关山难越”的时候,没有提到它出自《滕王阁序》;其实我们都知道,但他没提《滕王阁序》。到最后一章,他就全面来讲《滕王阁序》,讲他阿公背诵《滕王阁序》。尤其是最结尾那两行,处理得特别好。“我将阿公的人生用《滕王阁序》来演绎,仿佛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借此机会把《滕王阁序》温习一遍,有些生疏的地方补上,然后背诵一遍。这一次是为阿公背诵的,我们之间的文化血脉也就连上了。”
他重读了《滕王阁序》,在对阿公有了这么多了解之后,《滕王阁序》对他就有了不一样的内涵。
下面我讲朴素的语言怎么表达深厚的感情。他当时提的问题是,朴素语言能否表达深厚的感情。当然,维忠已经以他的写作告诉我们,回答是绝对的“是”。
另外,可能我的个人风格跟他不同,我就想到,这个语言,其实每个作家的个性不同,散文的风格也不同。语言有朴素的,有华丽的,有富有雄辩性的,各种都有,只是风格的区别。文章有好坏之分,我们不能说某一个风格就是好的,某一个风格不好。
维忠刚才说他的语言朴素,比较质朴,我读了这么多年他的文章,觉得有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他几乎不用比喻,就是直白的描述,我们叫白描。第二,他也没有像某些文章家、修辞家那样,特别注重使用大量的排比句。
没有这两个东西,正好说明维忠自己语言的风格,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个性,具有强烈风格的作家。作品的风格其实主要就是语言的风格,决定于作家的气质,也决定作家有意识去追求什么。如果作家的追求和他的性格正好契合,效果就非常好。也有人追求别的,比如附庸风雅,追随时尚,可能他追求的风格跟他的个性是矛盾的,效果就适得其反。
从这方面看,维忠是一个对自己的写作目的、个性非常了解,有高度自觉性的作家。
我们看看文学史就知道。在陶渊明的时代,整个社会的风尚就是追求语言华丽。他们认为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就是看语言是否华丽。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平淡,在当时被视为比较低级,比较低档的作家,三流的作家。反过来,到了今天,我们知道陶渊明是魏晋时代最伟大的一个作家。同样,到魏晋南北朝的后期,庾信追求华丽的风格,但是他的《哀江南赋》,写国破家亡之感,写得很感人。这就是时代的问题。
我上大学的时候,乃至上世纪的后半世纪,整个中国文艺界有个共识,至少教授教我们,说文学最好的风格是朴素的风格,直白平铺直叙的风格,华丽的风格是形式主义。当然这也是偏颇之见。但是这种教育的结果有一个好作用。我一直认为1949年后国内的散文作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最喜欢的几位,比如杨绛、汪曾祺、孙犁,正好都是一个风格。我尤其觉得维忠的风格接近孙犁和杨绛,他和汪曾祺还有点不一样。
关于朴素的语言,有个误区。很多人以为语言直白、朴素、平易流畅,不需要用力。其实不是。我不知道维忠写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意识,但是他给我的感觉,他那种语言看似简单,但是里面有几个好处。
举个例子:“古人说,关山难越。其实,不管是穿越关山还是海洋,启程不难,难在归程。归程之难,在于期望,是期望断绝了阿公的归路。”我觉得它不是轻易脱口而出的,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有可能是在写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斟酌修改出来的,也可能是一挥而就,但在心中经过了长久的酝酿。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产物。
有人的风格,比如大量的比喻,大量的排比句、反问句什么的,被认为是雕琢。在维忠这儿,它不是雕琢,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产物。
有一次,汪曾祺就说过,他写文章,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他在稿子上写,如果有修改就得重抄一遍。为了避免重抄,他总是在沙发上点支烟慢慢抽,把这一篇文章怎么起承转合,甚至每一段的语言怎么安排,都反复考虑成熟之后,然后起身伏案一挥而就。汪曾祺的语言非常接近口语,但是非常讲究。
刚才念的这段话(“古人说,关山难越……”),是高度的简洁,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你看不出华丽的辞藻,也看不出中学语文老师教你的各种技巧。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技巧,是看不见痕迹的技巧。这篇文章里,还有他的其他文章里,都有好多例子。
我刚才说,维忠是高度自觉性的作家,给我的印象很深。可能维忠自己没提到,他的散文结构非常棒。很多写作的人以为散文跟小说不一样,没有结构。其实,我写了30年散文,觉得散文的结构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结构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但是能够见匠心。五六百字的文章,写一件小事,也是有结构的。写六七千字的文章更是一定要有结构了。结构对于散文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小说。
维忠对阿公有这么多材料,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哪些东西要像说相声一样,把悬念和包袱放到最后,都经过了认真考虑。阿公几十年的经历,还结合着维忠自己的几十年,从什么地方写起?可以从中间写起,横剖面,一刀切开,从中间再往前追溯。或者从最后写起,然后回溯。还有一种,按时间顺序写。如何处理文章的内容,非常有讲究。开头我列举了四个最感人的地方,它们的顺序是很有讲究的。
维忠这些年写的长文章,往往都是这样,开头看似平易,然后不断的波折起伏,最后达到一个高潮。
除了这篇文章,他还有一篇散文,叫《作别炮声》,写探访金门。维忠的村子跟金门离得近,双方互相打炮,这篇文章里面也讲到一些。文似看山不喜平,写到最后,让读者读到最后,觉得是一种满足感。
我读到最后,他前面所有写的就跟没读到结尾之前的感觉不一样。原来看似没有意义,不是没有,是藏在里面,看到最后结尾,把前面所有的境界都提高了,升华了。
写金门炮声,最精彩的是什么?前面他写了很多铺垫,在岛上的访问,还遇到他的同族的人,也姓蔡,等等。到最后有两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喜欢。
一是,他凌晨大概4点多起来,睡不着了之后就起来,出去走。岛上非常安静,只有树上有一只鸟在叫。维忠说也不知道这个鸟在叫什么,所有的人也都还没醒。他听着鸟叫,趁这个机会回顾一下在岛上认识几个人,正好把前面又来个总结和补充。每人写一段,写完之后有一句他说得特别巧妙,不是结构问题,是文章的趣味问题,有时候一句话就活了。这个时候他没有睡觉,在外面散步,听着鸟声,然后说,“他们此时都在睡梦中。”这一句写得多有意思。
二是,最后那一段结尾也是非常精彩。
他说:“我为炮声而来,却听到了鸟叫声。鸟叫声在我一生中大概听了无数次。以前的鸟叫声是种野趣,而这一只鸟的叫声不是。也许,潜意识告诉我,炮声已经消失,须有另一种声音来取代,而鸟叫声恰恰在这时出现,它取代了炮声在我心中的位置。”
他接着说:“我有一种错愕感。”为什么?“毕竟炮声和鸟叫声是多么不同,多么互不相容!” 鸟声象征自然和平,是一种内容,而炮声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他又觉得,这两种声音天壤之别,但是,“我又觉得很自然”。为什么?“毕竟炮声终究应被鸟叫声取代。”
然后他进一步呼应前面所说的那些人都在睡梦中,再进一步扩大,不光是他记得的那几个人,是金门所有人都在睡梦中。这个时候他出来画龙点睛,结尾那句话就是“和平年代的人原应在凌晨安睡。”
你看这文章写得多好。按这个意思,很多人会说,我真希望岛上永远是充满着喜悦的鸟叫声,永远听不到炮声,希望和平,那就没意思了。但是你看这个结尾真是太漂亮了。
《关山难越》也是这样,维忠很多长文章,我觉得就是这样,特别好,这就是结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