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人两行字》
无穷江月
《动人两行字》自序
许多对联让人一看就心有感触，而且印象深刻，时隔多年后仍然不能忘怀。这样的对联不以华丽的辞藻、文雅的典故、趣味的技巧而取胜，也不与平仄、对仗有太大的关系，只可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动人。优秀的对联就是动人的两行字。那么，动人又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呢？当我开始问这个问题时，觉得答案应当不难。有很多很多的例证，答案不就呼之欲出吗？但当我企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又觉得很不容易。我们有越来越多关于动人的例证，却无法将什么是动人的本质叙述清楚。无法叙述清楚，是因为心里本来就不清楚，始终与本质答案隔着一层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我觉得对这个关于对联的艺术本质的问题，得花一番工夫去寻找答案。寻找答案应当是为对联界填补空白的努力。于是，我穿越时空去寻找，行程非车、船、飞机所能负载，且称为心路历程吧！
我信步来到五代后蜀，挂在蜀主孟昶寝室门前祈福消灾的桃符上面添了他自创的题词，墨香未消：“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历史上从此有了春联。我又来到明朝初期除夕夜一个阉猪人的中堂，那里高悬着明太祖朱元璋即兴为他写的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掉是非根。”君主的始创，皇帝的参与，使春联成为传统，经久不衰。现在我知道，除了春联以外，对联实用性很强，可用于名胜、题赠、庆贺、吊挽等。这些实用性有助于对联的普及和推广，在民间落地生根、遍地开花。但其中太多应景之作，不能打动人心。孟昶作为末代君主，江山正被在中原兴起的大宋王朝轻易夺取，“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可他在降宋前一年还在那儿粉饰太平，喜庆佳节，祈望长春。倒是那个放过牛、当过要饭和尚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联，杀气很重，喜气全无，不似春联，却很有气派，很动我心。按照春联的标准，孟昶的联切春节，朱元璋的联不切春节。按照艺术的标准，孟昶的联不动人，朱元璋的联动人。有人把切与不切的标准看得很重，其实它并不是艺术的标准。我拿起筛子，将许多前人的对联放进去抖动一阵，挑选了一些被时间考验过的动人的作品当做探究艺术的素材，其中有郑燮、曾国潘等清代大家的作品，也有民国前后的作品。我又徜徉于新兴的网络对联论坛。如果说对联兴盛于清代，那么最近网络对联的兴起，又掀起一次对联高潮。网络联手大多没有专业背景，也没有任何包袱，可以让心灵自由发挥，因而在短短几年内创作出相当可观的高质量作品，而且题材已经远远超出实用范围。真正的文学艺术不能局限在实用性的范围内，而是应当遍及现实的每个角落。实用常常含有应景的味道，对景要赞美一番，对人要美化一番，对事要歌颂一番，达到皆大欢喜的效果。而现实世界中的人生经历则是酸甜苦辣都有，身处其中的人喜乐哀惧，心灵深受撞击与摧磨。这样的人生经历给对联提供了素材，让创作者积累了创作的心灵底蕴。我把好作品收入行囊，登程前行。
我走进清代学者梁章钜的书房，看见他正伏案整理对联作品。梁章钜一生为官，颇有政绩，晚年因病退休，当起了专门的学者。他搜集并保存了大量历代联作，分门别类，加以评论，创编了《楹联丛话》《楹联续话》《楹联三话》等系列联话著作。这些著作常常以两三个字点评对联，如“可喜”“浑雅”“矜重”“非俗调”“妙悟”“警世语”“工而切”“浑成可喜”“确切”“旷达语”等等。评论着墨不多，但毕竟是对对联进行艺术评论的开端。其后，又有清末民初吴恭亨所撰《对联话》，以及今天的许多鉴赏、大观、辞典等有关对联的著作。这些作品都延续了《楹联丛话》的传统，以内容比较丰富的联话形式论联。它们对具体作品的解说、评赏，虽不乏妙语和精辟见解，但是过于零碎，缺乏系统性。对回答我的问题虽有所启发，但没有提供满意的答案。我把前人和今人的见解收入行囊，迈入下一个行程，到对联界以外的地方继续寻找答案。
我回到古典诗词登峰造极的唐宋时期，看见诗人们读完自己的作品后兴致未尽，又朗声发表关于诗词艺术的精彩议论和精辟见解。在我看来，对联无非是诗的另一种形式，具有诗的艺术本质。因此，关于诗的艺术理论应当可以应用于对联。我听见刘禹锡说“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欧阳修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严羽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刚听罢这些用现代语言难以准确翻译的关于意象、意境的高论，又传来司空图关于风格的见解，豪放则“天风浪浪，海山苍苍”，冲淡则“脱有形似，握手已违”，洗炼则“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含蓄则“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些说法对现代的意象和风格理论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些理论的强处在于用诗的语言来论诗，妙笔生花，韵味无穷，引得无数后人穷尽毕生心力也要弄个水落石出。这些理论的缺陷也在于用诗的语言来论诗。诗和诗学毕竟有着根本的区别。诗用的是充满感性的语言和意象来承载情感，它表现的对象是心灵，打动的对象也是心灵。诗学的对象是诗，是用理性语言来归纳、推理、论述，明确揭示诗的艺术本质。用诗的语言来论诗，得出来的还是诗，不是诗学。我不敢强求古人，径自把诗论的精华收入行囊，继续前行。
我把目光投向纸色发黄的《国粹学报》，其时为晚清（1908年），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洗礼后的王国维在那儿发表了《人间词话》，对旧文学发出划时代的新见解。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又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王国维看重情与境浑，已经进入现代诗学的门坎。王国维自称自己的理论为词话，还真是不脱诗话、词话模式。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内容深度，决定他触及了但还没有系统地总结出诗词的艺术本质，而中国的诗学还有待后人来建立。我把目光投向朱光潜，看着他从自己一大堆关于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著作里，单单挑出一本不太起眼的《诗论》，以示偏爱。朱光潜在英、法留学研究美学，于1933年后回国后潜心研究著述，终于成为美学大家。《诗论》论情感思想、论语言、论表现、论意象、论意境，都触及了诗的艺术本质的核心概念。有这些核心概念，《诗论》才是现代的诗学，它真正系统地论述诗。我觉得，按照这个系统，应用这样的核心概念，才能真正揭示对联动人的艺术本质。尽管朱光潜的《诗论》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相比，是真正从零碎的诗话进入系统的诗学，但是人们到今天仍然对《人间词话》津津乐道，对《诗论》则似乎已经遗忘。爱诗的人大多不喜欢枯燥的理论，连诗论都要用诗的语言来写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力。真正揭示诗的艺术本质的理论，则需要用严谨的理性语言来写，可惜爱诗的人不爱看。这是诗学的尴尬，当然也对我提出了挑战。我探索对联动人的艺术本质，并想把得到的答案展示给对联界的朋友看。如果用理性语言来论述对联的艺术本质，可能会疏远对联界的朋友；如果不用理性语言而是用诗的语言来写对联的艺术本质，那么将永远无法叙述清楚。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觉得应当大量引用对联实例来论证理论观点。对具体对联作品评论好像是联话，不会让人感到生疏枯燥，但它们由核心概念串在一起，前后融会贯通，是为了揭示对联艺术本质的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我把现代诗学的精华收入行囊，继续前行。
我把目光投向西方美学界的哲人们。我看到美学家们使出浑身解数，花费无数心血，苦苦追求美的本质，可到头来把美学逼到死角，终于无法弄清楚什么是美。可是，这么多人的心血也没白费，他们的见解对我都很有启发。我听见伯克、康德、叔本华在讨论物体如何壮美、如何优美，与中华大地关于阳刚、阴柔的见解遥相呼应。我提醒自己，虽然这壮美优美的划分、阳刚阴柔的划分，是基于大量的观察，却不能应用于所有事物，也不能百分之百地应用到艺术上面。我听见克罗齐在抱怨世人不理解他“直觉即表现，表现即创造”的见解。他说，直觉就是感觉啊，就是意象啊。我只好苦笑。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偏偏挑了这个容易受人误解的直觉来阐述你的理论呢？我走到海边和英国美学家布洛一起看雾，听他分析航行的人见雾如何担忧和恐惧，而岸上的人看雾如何欣赏和陶醉。将雾的实用功利作用移开，雾和人之间便有一种心理距离，人便欣赏雾。我猛然记起自己曾经写过雾：“入眼原非真混沌，向前或是大峥嵘。”我那时并不知道布洛的心理距离学说，仍然不自觉地按照这个原理把雾改造成艺术，想来有种神交古人的感觉啊。对联虽然具有十足的中国特色，但其艺术本质仍然与其他艺术体裁一样，渗透着美学的汁味。王国维、朱光潜等前辈正是从西方美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才对中国的诗学作出了划时代的改造。对联的艺术本质自然离不开美学。我在美学中沐浴一番，便欣然踏入下一个行程。
我走进托尔斯泰晚年的书房，其时为1898年，看见这位杰出的俄罗斯文学家刚写完一本备受争议的书，叫做《什么是艺术》。这时的托尔斯泰已功成名就，《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早已驰名世界，他却要发表关于艺术的见解。他给艺术下了定义：“艺术是这样的人类活动：一个人通过某些外在符号，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情感传达给他人，而他人也为这些情感所感染，并且也体验了这些情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创作者与接受者体验同样的情感，以心灵去打动心灵。这就是共鸣啊！这就是动人啊！打动自己，打动他人，便是共鸣。当然了，能引起共鸣的情感必须既真挚又不平庸，既独特又能被普遍接受。我找到了：对联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是引起共鸣的艺术啊！托尔斯泰用这个定义来衡量艺术和艺术家，他把大笔对准欧洲的文学艺术大师们：古希腊的三大悲剧作家，但丁、莎士比亚等文学家，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画家，贝多芬、巴赫、瓦格纳等音乐家。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人都成为他谴责的对象。在他看来，这些人的作品粗制滥造、毫无意义。他谴责的这些大师到现在还都好好地被供奉在艺术圣殿里，可见他的见解是不会受到热烈欢迎了。托尔斯泰错了吗？贝多芬们错了吗？我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尽量贴近托尔斯泰的心灵。我体会到这位一生处于心灵不断挣扎中的大师，到了生命的末年，内心深处只充满两种特殊的爱——人类之间兄弟般的爱和上帝与人类之间的爱。除了这样的宗教情感，他不能接受其他的情感。那些其他艺术大师的作品没让他感受到这样的爱，因此不能引起他的共鸣，因此他不承认他们的作品是艺术。他对艺术的定义没错，只是他的情感与他人的情感有隔阂，因而不能共鸣。在今天，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一个文学艺术作品要打动所有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打动或被打动，要求两者有一定的心理底蕴为基础，能够沟通接受。回到对联的话题上，根据我以往和联友们的交流，觉得我和他们还是有共同的心理底蕴，能够共同欣赏同样的佳作，能够一起被打动。我把艺术的精华收入行囊，欣然起程。
我来到纽约市，正碰上勒度（Joseph
LeDoux）的杏仁体乐队即将开演。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乐队，全由神经科学家组成。他们白天研究大脑，晚上以大脑为话题唱歌。手拿吉他的勒度是纽约大学知名的神经科学教授，至今仍然活跃于研究领域。他忘不了本行，开唱之前先向观众介绍他研究了三四十年的杏仁体。他指着幻灯片上的大脑皮层的额叶说，这儿管辖思维；又指着大脑深处的杏仁体说，这儿管辖情感。思维很难控制情感，情感却深刻地影响思维等心理活动。勒度教授简明扼要，用三言两语就把心灵剖析清楚。心理活动有思维和情感之分，原来它们来自不同的解剖结构啊！没有杏仁体，人就没有情感，心灵就不成为心灵了。我苦苦寻找的对联动人的解剖基础，就在大脑深处啊！我把自己的心灵审视一番，觉得心灵中应当还有个行程。
我的心路历程的最后一程应当是去回溯自己的人生之路。在我漫长的人生之路中，找不到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只是被岁月重重掩盖，刻意寻去无印，无意想起有痕。虽然如此，等我随手翻出几副自己以前创作的对联时，却发现字里行间分明都是人生经历的影子。人生的一点一滴，不管能不能记起，都被心灵保存着，形成心灵底蕴，创作时就不知不觉受这底蕴引导，浸入作品。我要寻找的答案，离不开这人生经历的积淀啊！
我从对联寻到联外，从古代寻到今天，从东方寻到西方，从心理学、科学寻到语言学、艺术美学、诗学，行囊渐满。人生的经历，前人的智慧，今人的积累，都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入我知识成骨肉，取人见解做阶梯。我静下心来，理顺思路，整理出一些核心概念来。这些核心概念包括人生、心灵、语言、意象、艺术、风格等。每个概念写成一章，把它们有机地串在一起，前后连贯，就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关于对联的艺术本质的答案已在其中。我又挑选了四种典型的对联类型，即人物联、景物联、咏物联、性情联，各写一章，分别印证前面所论述的对联的艺术本质，它们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
能打动人心、引起共鸣的对联，其动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因穿透时空而永恒，有的因斟酌人生而有味；有的因领略真谛而启发心灵，有的因揭露伤疤而触动情怀；有的因雄奇磅礴而激发男子气概，有的因委婉缠绵而触发女儿情怀；有的因大气而让人惊讶，有的因奇思而让人遐想；有的因境界峻奇而让人注目，有的因形象孤寂而让人回首；有的因如幻如梦而引人寻幽入微，有的因绘声绘色而令人流连忘返；有的因一声喝彩而引发心潮，有的因几声低回而勾起旧忆；有的让人在绝境中感到辛酸，有的让人在不顺中找到温馨；有的因身不由己而令人感叹，有的因柳暗花明而令人振奋。
能打动人心、引起共鸣的对联，其艺术本质是一样的。对联的艺术本质是引起共鸣的艺术力量，即出于心灵，又作用于心灵的艺术力量。艺术力量有二元：一元是动人的力量，即引发情感，打动心灵的打动力；另一元是惊人的力量，即把心灵激发到易感的状态，激发心灵的激发力。打动力是动人的基本驱动力，而激发力与打动力结合，使得后者动人的程度得到协同性增大。好的对联作品，具有打动力与激发力通过协同作用而形成的最佳动人力度。艺术力量存在于由言语构成的意象和思想等心灵载体中，来源于人生经历以及在人生经历中所形成的心灵底蕴。
亲爱的读者，我知道你有很多选择，时间有限，你完全可以选择读其他文章。所以，我很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读完这个序言。如果你还在犹豫是不是值得花时间读这本书，那么请你先翻到每一章的第一页，念念小引里的的文字和对联，还有莫非、吴钩两位朋友专门为小引对联创作的书法艺术。希望那几行文字能引起你的共鸣，让你心动，让你觉得可以花一些时间去读正文，进一步了解对联为什么动人。我的愿望是揭示对联的文学艺术本质，从而还对联在文学艺术上应有的地位，填补对联艺术的一项空白，并对你创作和欣赏对联有所帮助。
本书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受胡文静、刘强、胡兰等人大力支持，特致谢意。本书的许多对联材料来自网络，部分章节得到网上联友的指点，中国楹联论坛和秋雁对联茶社曾经委以评选每月佳联重任，本人获益匪浅，一并致谢。
2011年于纽约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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