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联三百副》李学文编著

凡 例

ο 本书为民国文人对联选本，上起民初，下迄1949年，按作者生卒年为序编次。生卒年不悉者， 权依其科第、交游、著述等情况插入适当的位置。

ο 本书选收的对联，作者均有姓名可考，佚名的联语未收，同一副对联，作者姓名不同，亦不编入。原则上每位作者选联一副，最多的限在八副以下。作者入选两副以上的对联，按字数多寡排定次序。前一联署作者姓名，以下各联标“前人”。

ο 本书选收的对联、以中短联为主，采用简化的规范汉字，特殊情况下，如人名、僻字，使用繁体或异体字。

ο 本书人名生卒年一律用公元纪年，注释中涉及帝王年号用旧历纪年，括号夹注公元纪年。

ο 本书为使联语对称整齐，需加注词语下不标序号，“简注”时，按词语在联文中先后出现的顺序安排。前次出现的词语加注，同一词语于后次反复出现，不重注，只标“见前注”以说明。

ο本书选收的对联均取自现今出版的对联书籍，参照各种版本对照校勘，对有异文的对联，择其较为妥切的选入，一般不加按语说明。

ο 本书征引资料的书目，按第一个字笔划多少顺序编排附录于后。第一个字相同，则按第二个字笔划多少排序。以便查阅。

　

自 序

对联，以文章体裁而论是应用文，从表现方式而论是文学。因其形要相对，意要相联的本质特征，自成一格，便成为中华传统韵文学中一种特殊的文体，在世界文坛上可谓一枝独秀。

千百年来，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对联，应用范围广泛，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因而经久不衰。但是，这种以两行文字排列独立使用的文体，兴起于何时？尚在探讨和研究之中。而兴盛于宋、明时期，发展于清代和民国的看法，已成为当代楹联界专家的共识。在楹联艺术的春天里，对联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更加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同诗词一样，堂堂正正地走进艺术的殿堂，文学史的宝座，学校的课堂。当此之时，中华韵文学呈现出了发展和繁荣的新局面，古典的诗学、词学、对联学又一次得到弘扬，这真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的复兴。为宏扬对联文化，光大对联艺术，研究对联价值，是当代楹联界同人一项继往开来的使命。

作为楹联爱好者的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于教学之余，从事搜集、积累、整理、研究对联的工作，坚持不懈地耕耘于楹联园地。二十多年来，广搜博览，从楹联典籍、笔记、野史和名人日记中，积累不少对联资料，在研究的基础上，已整理编辑出版了《古今名人挽联选注》、《对联格律例话》、《语文与对联》、《怎样作哀挽联》等专著，在当代楹联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近两年来，在完成《清联三百副》的选编之后，又编辑了《民国联三百副》，所选联语反映出民国时期新思想、新文化、新思维、新科学的进步潮流，也能代表这一时期对联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民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赋予楹联新的生命，有反映辛亥革命胜利的对联，如吴芝瑛的《武昌起义胜利感怀》联：“今夕何年，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廿纪新元。”又如黄兴的《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会》联：“百折不回，十七次铁血精神，始有去年今日；一笔勾尽，四千年帝王历史，才成民主共和。”有反映科学技术的对联，如刘大伯的杭州西湖博览会《陈列室》联：“有科学，有艺术，请另换眼光，看大方家数；或多能，或专长，总各抒心得，为后进典型。”还有反映新型学校教育的对联和新型行业的对联等等。

如果说，清代是对联文化发展的繁盛时期，那么，民国则是对联发展的又一高峰期。这一时期，对联文化相对稳定，社会功能日益明显，对联普及于城乡，应用于各界，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更加体现了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功能。因而楹联佳作纷呈，名家辈出。如孙中山、黄兴、康有为、林纾、江峰青、章太炎、方尔谦、梁启超、杨度等。这一时期，对联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时代性之强，堪可与清联争上下。同时，联学兴盛，研究之风甚浓，联话专著数量之大,收联之广,也胜于清代。尽管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传统的文言文，而对联依旧繁茂，可见，对联文化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

这个选本，大致反映了民国对联的概貌。坚持选编的宗旨，既注意选取不同类别的联语，又注意选取不同风格的联作，突出了对联使用范围的广泛性。因而，所选联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注释简明，点评明了，便于读者习诵，亦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并从中掌握对联艺术规律，以适应新时期文化生活的需求。

是编也，仅从个人欣赏角度选取，受知识水平、审美能力的限制，选联、评注精当与否，某何敢自诩，尚待读者明鉴。选本虽不敢与《唐诗三百首》并论，然它确实是民国时期对联最先一部选本。乙酉年蒲月，序于高塔寺畔绛竹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