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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联三百副》李学文编著

凡 例


ο 本书为民国文人对联选本,上起民初,下迄1949年,按作者生卒年为序编次。生卒年不悉者, 权依其科第、交游、著述等情况插入适当的位置。

ο 本书选收的对联,作者均有姓名可考,佚名的联语未收,同一副对联,作者姓名不同,亦不编入。原则上每位作者选联一副,最多的限在八副以下。作者入选两副以上的对联,按字数多寡排定次序。前一联署作者姓名,以下各联标“前人”。

ο 本书选收的对联、以中短联为主,采用简化的规范汉字,特殊情况下,如人名、僻字,使用繁体或异体字。

ο 本书人名生卒年一律用公元纪年,注释中涉及帝王年号用旧历纪年,括号夹注公元纪年。

ο 本书为使联语对称整齐,需加注词语下不标序号,“简注”时,按词语在联文中先后出现的顺序安排。前次出现的词语加注,同一词语于后次反复出现,不重注,只标“见前注”以说明。

ο本书选收的对联均取自现今出版的对联书籍,参照各种版本对照校勘,对有异文的对联,择其较为妥切的选入,一般不加按语说明。

ο 本书征引资料的书目,按第一个字笔划多少顺序编排附录于后。第一个字相同,则按第二个字笔划多少排序。以便查阅。

 

自 序

对联,以文章体裁而论是应用文,从表现方式而论是文学。因其形要相对,意要相联的本质特征,自成一格,便成为中华传统韵文学中一种特殊的文体,在世界文坛上可谓一枝独秀。

千百年来,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对联,应用范围广泛,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因而经久不衰。但是,这种以两行文字排列独立使用的文体,兴起于何时?尚在探讨和研究之中。而兴盛于宋、明时期,发展于清代和民国的看法,已成为当代楹联界专家的共识。在楹联艺术的春天里,对联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更加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同诗词一样,堂堂正正地走进艺术的殿堂,文学史的宝座,学校的课堂。当此之时,中华韵文学呈现出了发展和繁荣的新局面,古典的诗学、词学、对联学又一次得到弘扬,这真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的复兴。为宏扬对联文化,光大对联艺术,研究对联价值,是当代楹联界同人一项继往开来的使命。

作为楹联爱好者的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于教学之余,从事搜集、积累、整理、研究对联的工作,坚持不懈地耕耘于楹联园地。二十多年来,广搜博览,从楹联典籍、笔记、野史和名人日记中,积累不少对联资料,在研究的基础上,已整理编辑出版了《古今名人挽联选注》、《对联格律例话》、《语文与对联》、《怎样作哀挽联》等专著,在当代楹联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近两年来,在完成《清联三百副》的选编之后,又编辑了《民国联三百副》,所选联语反映出民国时期新思想、新文化、新思维、新科学的进步潮流,也能代表这一时期对联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民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赋予楹联新的生命,有反映辛亥革命胜利的对联,如吴芝瑛的《武昌起义胜利感怀》联:“今夕何年,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廿纪新元。”又如黄兴的《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会》联:“百折不回,十七次铁血精神,始有去年今日;一笔勾尽,四千年帝王历史,才成民主共和。”有反映科学技术的对联,如刘大伯的杭州西湖博览会《陈列室》联:“有科学,有艺术,请另换眼光,看大方家数;或多能,或专长,总各抒心得,为后进典型。”还有反映新型学校教育的对联和新型行业的对联等等。

如果说,清代是对联文化发展的繁盛时期,那么,民国则是对联发展的又一高峰期。这一时期,对联文化相对稳定,社会功能日益明显,对联普及于城乡,应用于各界,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更加体现了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功能。因而楹联佳作纷呈,名家辈出。如孙中山、黄兴、康有为、林纾、江峰青、章太炎、方尔谦、梁启超、杨度等。这一时期,对联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时代性之强,堪可与清联争上下。同时,联学兴盛,研究之风甚浓,联话专著数量之大,收联之广,也胜于清代。尽管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传统的文言文,而对联依旧繁茂,可见,对联文化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

这个选本,大致反映了民国对联的概貌。坚持选编的宗旨,既注意选取不同类别的联语,又注意选取不同风格的联作,突出了对联使用范围的广泛性。因而,所选联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注释简明,点评明了,便于读者习诵,亦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并从中掌握对联艺术规律,以适应新时期文化生活的需求。

是编也,仅从个人欣赏角度选取,受知识水平、审美能力的限制,选联、评注精当与否,某何敢自诩,尚待读者明鉴。选本虽不敢与《唐诗三百首》并论,然它确实是民国时期对联最先一部选本。乙酉年蒲月,序于高塔寺畔绛竹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