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编 成吉思汗蒙古人 第五章 成吉思汗 1．12世纪的蒙古 12世纪末期的亚洲地图是：中国被分裂为二，南部是中国人的宋朝，以杭州为都；北部是通古斯族女真人的王国（或称金朝），以北京为都。在中国西北部，即今鄂尔多斯和甘肃，是与吐蕃人有姻缘关系的唐兀惕人建立的西夏国。在塔里木河西北，从吐鲁蕃到库车居住着回鹘突厥人，他们是具有佛教和聂思托里安教文化的、文明化的突厥人。楚河一带的伊塞克湖地区和喀什噶尔形成了喀喇契丹国，喀喇契丹人是一支具有中国文化的蒙古种人。河中和几乎整个伊朗属于花刺子模的苏丹们，他们是具有伊斯兰教信仰和阿拉伯－波斯文化的突厥种人。在他们以西，穆斯林亚洲的其余地区在报达的哈里发、叙利亚和埃及的阿尤布王朝的苏丹们（他们是具有阿拉伯文化的库尔德人）和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苏丹们（他们是明显具有伊朗文化的突厥种人）之间瓜分了。 以上是定居人民的亚洲。其北部以外，在西伯利亚－蒙古边境上，在向着阿尔泰山、杭爱山和肯特山延伸的戈壁滩北部草原上，漫游着无数仍过着游牧生活的部落，他们分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三个种族：突厥、蒙古和通古斯种族。大多数中亚游牧部落尽管有语言上的差别，但是，由于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过着同样的生活，他们给到过该地区的所有游人留下了种族类似的印象。格纳德对他们的描述，与阿米安努斯·马尔克里努斯、卢布鲁克的威廉以及中国编年史家们的记载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阔脸、扁鼻、高颧骨、细眯眼、厚嘴唇、稀疏胡须、粗糙的黑发，被日光、风、霜染成的黝黑皮肤，五短身材，弓形脚支撑着粗壮笨掘的身躯”。这些世代相传的匈人（或蒙古人）的画像并非与爱斯基摩人或法兰西喀斯的农民的画像不同；因为生活在风沙弥漫、冬季严寒和夏季连续几周酷热的旷野上，使任何民族都变得强悍，足以抵御这种恶劣和不宜生存的环境。 这些部落中的大多数部落的真实位置难于精确的确定，只能估计他们的可能位置。 突厥－蒙古种族中主要民族之一的乃蛮人似乎居住在今天的科布多地区和乌布萨泊郊区，向西直至黑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向东直至色楞格河上游。“尽管它的部名似乎是蒙古语的（意为八），但其官号系统是突厥语的，乃蛮人很可能是蒙古化的突厥人。”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皈依了聂思托里安教。《世界征服者史》甚至告诉我们说，聂思托里安教徒占大多数，还说在13世纪初期乃蛮王的继承人、著名的屈出律是在聂恩托里安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不过，《秘史》表明，萨满在乃蛮人中仍享有同等的影响，因为在战时他们能乞求风暴和自然力的帮助。乃蛮人曾向他们在南方的邻居回鹘人借用了文化诸要素。13世纪初，乃蛮王任用回鹘族学者塔塔统阿（汉译名）作为他的掌印官兼文书，因为回鹘突厥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自然，中国（当时指女真或者说金朝的中国）也对他们施加权威，这一点由成吉思汗时期的乃蛮王具有“塔阳”之号明确地得到证明：该号与汉字的“大王”一词有联系。前一代乃蛮王（塔阳之父）亦难赤必勒格死后留下了可怕首领的名声。 乃蛮人以北，在叶尼塞河上游分布着突厥族的黠戛斯诸部落，其酋长取亦纳勒称号。大约920年他们在契丹人的一次攻击中被赶出了鄂尔浑河上游地区之后，在历史上没有进一步发挥作用。 与乃蛮人争夺权利的是克烈人（kerayit），他们的确切位置只能大概地得到认定。许多东方学学者认为该部在色楞格河以南，鄂尔浑河上游和翁金河与土拉河流域，即今赛音诺颜境内。据另一些学者的看法，乃蛮人的位置还要向东移，直至哈拉和林，从哈拉和林起开始属克烈部境。克烈人通常被看成突厥人。“蒙古起源的传说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他们，很难说克烈人是受到突厥强烈影响的蒙古人，或是已经蒙古化了的突厥人”。无论如何，许多克烈人的称号是突厥语的，脱斡邻勒（Togrul）与其说是一个蒙古名，不如说是突厥名。根据叙利亚编年史家巴赫布拉攸斯所记的情况来看，克烈人被认为在公元1000年后不久就皈依了聂思托里安教。据说，克烈汗曾在草原上迷途，得到圣·薛儿吉思的引导方才脱险。在当时碰巧留在克烈入境内的基督教商人们的鼓动下，他要求呼罗珊的莫夫主教伊伯杰苏前来，或者是派一位牧师来给他和他的部民们施洗礼。伊伯杰苏写给报达总主教约翰六世（死于1011年）的信——该信注明年代是1009年，巴赫布拉攸斯已引用——中说，20万克烈部突厥人与其汗一起受洗礼。12世纪的克烈王室成员仍沿用基督教人名，这一事实将成为欧洲“普勒斯特·约翰”传说中的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与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有关。在成吉思汗时代前两辈的克烈部汗自称马儿忽思不亦鲁，他像塔塔儿人（当然还有北京的金朝皇帝们）一样，似乎也想得到东戈壁的霸权。但是，他被塔塔儿人打败，并引渡给金朝，被钉死在一只木驴上。据说，他的遗孀策划暗杀了塔塔儿汗，替他报了仇。马儿忽思留下了两个儿子，忽儿察忽思（与其父一样也有一个基督教名字）和菊儿罕，忽儿察忽思继承了汗位。他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人脱斡邻勒登上克烈王位。脱斡邻勒面临着与叔叔菊儿罕斗争的必要性，菊儿罕得到乃蛮王亦难赤的支持，暂时把脱斡邻勒赶出其国。然而，由于得到成吉思汗的父亲、蒙古酋长也速该的支持，脱斡邻勒在这一角逐中获胜，轮到他把菊儿罕赶走了。 1199年，当脱斡邻勒在北京金王朝的帮助下，并以金朝的名义打败塔塔儿人时，短时期内地成为蒙古最强大的统治者。金朝以中国称号“王”来封这位克烈部酋长，由此树立了这位克烈首领的权威。历史上正是以“王罕”——中国的王和突厥的罕——这一双重的头衔而记载他。成吉思汗是作为王罕的藩属而崭露头角的。 克烈部以北，在贝加尔湖南岸的色楞格河下游，居住着蔑儿乞人，他们属突厥种或者是蒙古种人，在上述故事发生的过程中，他们中出现了基督教徒。蔑儿乞人以北，在贝加尔湖西岸居住着翰亦刺惕人，他们属蒙古种民族（该名在蒙古语中意为“同盟者”）。 满洲北端，在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之间的“口袋形”地区内，居住着属通古斯种的肃良合人，其后裔高丽人（Solon）今天仍居住其地。再朝南，塔塔儿人漫游在怯绿连河[克鲁伦河]南岸和捕鱼儿海[贝尔湖]附近，直到兴安岭。伯希和认为，不像人们长期认定的那样，塔塔儿人属通古斯族，而“明显地是说蒙古语”。塔塔儿人有时联合成“九姓鞑靼”，有时联合成“三十姓鞑靼”，8世纪的和硕·柴达木突厥碑文中已经提到他们。甚至在那个时代他们可能已经住在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下游地区。12世纪的塔塔儿人已经成为令人害怕的武士，加入了最勇猛民族的行列。在满洲方向，他们对汉化通古斯人的金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正是抱着从西北部侧击塔塔儿人的想法，北京朝廷支持成吉思汗早期的活动。 真正的蒙古人，从狭义上讲，该词的历史含义是指成吉思汗是其中之一员的蒙古人，他们在今外蒙古东北，在鄂嫩河［斡难河］和克鲁伦［怯绿连］河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随着成吉思汗的出现而将“蒙古”一名称给予了整个种族的这些部落出现以前，历史上早就记载了那些几乎可以肯定是说蒙古语的各民族的存在，正像在突厥人崛起之前，我们就发现了说突厥语的各民族一样。于是有人提议，在说蒙古语的民族中，我们应该追溯到3世纪的鲜卑人，5世纪的柔然和厌哒人，以及欧洲的阿瓦尔人（6至9世纪）。还应该承认，8至12世纪时期在历史上起着很大作用的契丹人也是说一种蒙古方言，然而，由于与通古斯语接触，已经强烈地腭音化。尽管在这些前蒙古民族中有许多民族建立过广泛的统治，但是，没有一支取得像真正的蒙古人（或者说成吉思汗的后裔）那样的世界性的名声。 据拉施特哀丁收集的蒙古传说，蒙古人在很早时期被突厥人打败，只得逃到额儿古涅昆山区避难。波斯史家们估计在大约9世纪时，蒙古人的祖先们已经从额儿古涅昆山下来，进入色楞格河和斡难河［鄂嫩河］平原。同样的传说还记载了关于神话中的女祖先阿兰豁阿的故事。据说，阿兰豁阿在其丈夫朵奔蔑儿干死后，感天光而怀上了尼鲁温蒙古人的祖先。最后，传说中认为尼鲁温蒙古人的李端察尔是成吉思汗的八世祖。 12世纪，蒙古人分成许多兀鲁思，据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解释，兀鲁思一词表示部落和小民族两个意思。这些独立部落之间互相争斗，并与他们的邻居，特别是塔塔儿人交战。成吉思汗出身的家庭是属于孛儿只斤氏族（斡孛黑）和乞颜分族（牙孙）。后来，成吉思汗成功以后，蒙古部落根据是否与乞颜族有关系而分为两支，这一做法已成习惯。有关系者由光之子尼鲁温，或者说由纯种蒙古人组成；无关系者纳入都儿鲁斤族，他们享有低一等的血统。尼鲁温族中有泰赤乌惕部（Taijgot，Tayichi’ut，或Taiji’ut，他们似乎稍微远离蒙古主体，居住在更北面，在贝加尔湖以东）、乌鲁尔德部（urn’ud）和忙古惕（Manqud）部、札只刺惕（Jairat或Juirat）部。巴鲁刺（Barula或Barla）部、八邻（Ba’arin）部、朵儿边（Dorben，今杜尔伯特Dorbot）部、散只兀惕（Saljigut或Salji'ut）部、哈答斤（Qada－gin，Qatagin或Qatakin）部；在都儿鲁斤族中有阿鲁刺惕（Arulat或Arlad）部、伯牙吾惕（Baya’ut）部、火鲁刺思（Qorola或Qorla）部。速儿都思（Suldu）部、亦乞刺思（Ikira）部、弘吉刻惕（Qongirat或Qngirat，Qongarat，Qongrand）部。弘吉刺惕部似乎更朝东南方，在兴安岭北面、塔塔儿境附近漫游。札刺儿部（Jelair）通常被列入蒙古人之中，人们认为该部或者是分布在希洛克河和色楞格河合流处的南面，或者是在鄂嫩河（斡难河）附近，札刺儿部可能是降为蒙古人藩属的一支突厥部落，并且被当时传说中的蒙古英雄海都的蒙古人同化。 从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上看，在12世纪末期，他们从理论上可能已经区分为草原畜牧部落和森林渔猎部落。在蒙古－西伯利亚的边境上，蒙古人的家确实是在南部的草原地带（不远处是沙漠）和北部的森林地带之间的马背上。格纳德认为，最初的蒙古人不是草原民族，而是来自森林山区的民族，“他们的森林起源可以从他们大量使用的木制车上看出来。甚至今天的蒙古人也与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不同，他们用木制的小桶而不用皮袋子。”草原部落，特别是游牧的部落，为追逐草场而作定期迁徙，在停留之地支起法国人（不正确地）称为“禹儿惕”的毡制帐篷。森林部落住在用烨树皮搭的小棚里。 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发现畜牧部落——两种民族中较富裕者——是由一个很有权势的贵族阶级领导，他们的首领往往带有下列称号：巴哈秃儿或巴阿秃儿（baghatur或 ba’atur，即勇士）和那颜（Noyan，领主），薛层或薛禅（Sechen或Setsen，蒙古语：贤者），必勒格（bilga，突厥语：贤者），太子（t’al－tsi或taishi，汉语：王子）。符拉基米尔佐夫写道“这个贵族阶级中的巴阿秃儿和那颜们首要关心的事情是发现牧场和保证必要数量的依附者和奴隶，以照看他们的牧群和帐篷”。这个贵族阶级统治着以下社会各阶层：武士或亲信，他们是有一定自由的人或那可惕；平民（哈刺抽）；最后是奴隶（孛斡勒）。奴隶集团不仅包括单个奴隶，还包括成为战胜部落的臣仆或奴隶的战败部落，他们为主人看管牲畜，战时也作为辅助军出征等等。 也是根据俄国的蒙古问题专家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看法，在森林狩猎人的部落中，贵族阶级未享有在草原游牧民中那么重要的地位。他们指出，森林部落主要是处于萨满的支配下。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当萨满们将王室地位与魔力结合起来时，他们取得了别乞的称号。在成吉思汗时代，斡亦刺惕部和蔑儿乞部的首领们确实拥有别乞称号。在所有的突厥－蒙古种民族中，萨满或巫师（古突厥语称昆木，蒙古语称孛卡和萨满，通古斯女真语的汉译名萨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萨满阔阔出在成吉思汗帝国创建中所发挥的作用将在后文叙述。 上述区别实际上远不如牧人和林中百姓这两个名词所引出的区别明显。例如，在蒙古人中，泰赤乌惕部属森林狩猎者，而成吉思汗被认为是出生在一个牧民部落，此外，所有的突厥－蒙古人都是一种或另一种的狩猎人；林中百姓甚至在隆冬季节（这时他们穿上木或骨制的滑冰板）也要猎取用来交换的貂鼠和西伯利亚松鼠，而畜牧者在无垠的草原上用套索、弓箭追逐羚羊和捕捉鹿。草原贵族则用猎鹰狩猎。随游牧环境的变迁，一个氏族可以从一种生活方式变成另一种。成吉思汗年轻时，他的父系亲属们夺取了他父亲的牧群，在他能够在马群和羊群中逐渐发迹之前，他同他的母亲和兄弟们一起过着悲惨的渔猎生活。 总的来说，森林部落似乎更加野蛮，除了通过游牧民的隔离地，他们无法与文明生活接触。游牧民由于接近中戈壁的回鹘人、辽河畔的契丹人、或北京的女真人而受益。虽然他们没有城市，但是在迁徙过程中出现了帐幕群阿寅勒。竖在轮车（合刺兀台·帖儿坚qara’utal tergen，或合撒黑·帖儿坚qasaq－tergen）上的毡帐围成圈（古列延），或暂时的聚集群——未来城市的萌芽。人种史研究者注意到从森林蒙古人的简陋小棚到游牧民的廓尔（或称毡帐）的进展。毡帐易于折叠和撑开，在13世纪成吉思汗国的大汁们时，毡帐变得如此宽敞、舒适，还有带绒毛的皮毛地毯，以致它成为真正的旅行宫殿。然而，自近代蒙古人衰落以来，廓尔也退化了，它不再有13世纪时用来通气、排烟的小气管。 最后，蒙古民族中森林狩猎者与草原游牧民之间的区别可以从两种主要的营帐群上看出来：（1）像刚才描述的廓尔，或称圆形毡帐，它需要大量的杆和木条，表明了该族人曾住在森林地带内。（2）低矮、宽大的羊毛毡，即迈克罕（maikhan），对于生活在无林木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容易建造。在成吉思汗时期，毡帐常常架在车上，便于运输——至少是在平原上——使真正的“游牧城市”的移动成为可能，这种运输方式现已消失。 然而，如果把到12世纪时期的蒙古与9世纪的蒙古相比较的话，那么，在文化上肯定是衰退了。突厥人，主要是回鹘人，在鄂尔浑流域统治的时代，他们已经开始形成了农业中心。随着他们于840年之后被黠戛斯人所取代，这一地区回复到草原生活。鄂尔浑河畔的突厥或回鹘碑文给人以文明程度相当高的印象，这种印象在成吉思汗史上不再感觉到。840年，黠戛斯对鄂尔浑河地区的占领窒息了由摩尼教徒们带来的叙利亚一粟特文明。黠戛斯人于920年被赶走，使这一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因为，如上所述，回鹘人拒绝返回鄂尔浑河畔。能够渗入蒙古的很少的文化是来自这些回鹘人，他们已在地处更南方的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和吐鲁番定居，沿着这条道还传来了聂思托里安教。但是，正如卢布鲁克的记载所指出的那样，在蒙古，聂思托里安教在与萨满教争夺蒙古首领们的精神世界时，正是聂思托里安教几乎倒退到了萨满教的水平上。 2．蒙古人中统一的初次尝试 在传说中谈到，真正的蒙古人也许在12世纪以前时就有要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国家（ulusirgen）的初次尝试。据说一位名叫海都的蒙古首领因击败敌对的札刺儿部而出名，并开始把属于不同部落的一些家族看成是自己的属部。正是海都的曾孙合不勒已经享有合不勒汗的王号，《秘史》中记，他是死后才获得合不勒汗号的。他是第一位敢于起来反对强大的女真宗主们（中国北部的主人金朝统治者）的人。蒙古传说表明，他最初是作为金朝属臣，在北京受到金朝皇帝的接见，他的举止就像出现在文明国家里的野蛮人。其食量之大令金朝皇帝吃惊，在酒醉时，甚至动手抓金帝的胡须。金帝原谅了他，并在他启程回家时赠予大量礼品。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久就恶化了。合不勒汗被金人捉住，后逃脱，并杀死派来追他的金朝官员们。这些轶事很可能是暗指金朝1135－1139年中被迫发动的反蒙古游牧民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金将胡沙虎深入草原后，被“萌古”打败，为此，北京朝廷不得不于1147年求和，答应给蒙古人大量牛、羊和一定数量的谷物。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中记有签订这些条款的首领的名字熬罗孛极烈，根据伯希和的看法，该名可能恢复为Oro bigila，巴托尔德企图把该名与合不勒的第四个儿子、蒙古传说中的著名人物忽图刺汗（Qutula）之名联系起来。 忽图刺汗（注意“汗”，或“皇帝”称号，即使此号可能是在他死后很久，大约1240年，即《秘史》汇编时才获得）也是传说中的英雄。“其声音洪亮，如雷鸣山中，其手强如熊爪，能把人像折箭一样容易地折为两截，冬夜赤身睡在燃烧的巨木旁，火星炭屑落在身上而没有感觉，醒来后只把灼伤看成是虫蜇。”但是，与此虚构的故事一起，传说还记道，他的兄弟斡勒巴儿合黑和他的堂兄俺巴孩被塔塔儿人捉住后，引渡给金朝，金人将他们钉死在木驴上，这是一种“专惩治游牧叛人”之刑。忽图刺为报仇，攻掠金地。中国编年史记，在遭到蒙古人的这些洗劫之后，金帝于1161年发动反蒙远征。在蒙古方面，蒙古传说谈到在贝尔湖附近，蒙古人在对付金和塔塔儿联军的战斗中所遭到的一次灾难。似乎是为了削弱蒙古人的势力，北京朝廷求助于塔塔儿人，双方联军达到了目的。结果，忽图刺之子拙赤和阿勒坦事实上似乎未能纳入王室之列；尽管《秘史》涉及到王室的连续性，却没有把汗号给阿勒坦。第一次蒙古王权被金朝和塔塔儿人摧毁之后，蒙古人回复到部落、氏族和小氏族的旧秩序中。 成吉思汗后裔的传说确实是把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与古代诸王的世系相联系。传说特别强调他是把儿坦巴阿秃儿（Barta－ba’atur）之子，把儿坦巴阿秃儿本人是合不勒汗的次子。巴托尔德怀疑这一世系，大概这是错误的，因为《秘史》、《元史》和《史集》在涉及到这些最近的事实的地方，其证据几乎不可能纯属捏造。可以肯定的是也速该从未当过合罕，甚至没有当过汗，只是作为乞颜部的首领取较谦虚的巴阿秃儿（ba’atur或baghatur）称号。他像他的所有部民一样地同塔塔儿作战，塔塔儿人已经成为蒙古人的世仇。也速该的冒险活动只不过是一个勇敢的氏族酋长的活动而已。他帮助克烈部的一位争夺王位者脱斡邻勒战胜对手——脱斡邻勒的叔叔菊儿罕，这一援助后来使成吉思汗得到了珍贵的友谊。也速该劫持蔑儿乞部酋长的年轻妻子月伦为妻，她就是成吉思汗（即铁木真）的母亲。也速该死前，为年轻的铁木真与弘吉刺惕部（因为蒙古人是异族通婚）首领的幼女订婚。大约1167年塔塔儿人在一次草原宴会上毒死了也速该。 3．成吉思汗青年时代 也速该的长子铁木真，有朝一日将被称为成吉思汗，约于1167年生于斡难河［鄂嫩河］右岸的跌里温盘陀山，在今俄国境内（准确地说，是在外蒙古境内），大约在格林威治东经115度。从中国人赵洪和波斯人朱兹贾尼的描述中，我们知道了有关成吉思汗的一些外貌特征：他的个子很高，体格强壮，前额宽阔，有一对猫似的眼睛，晚年留着胡须。青年时代的流浪生涯、对严寒和酷热的抵抗能力、超人的忍耐力，以及对创伤、失败、撤退和被俘等厄运泰然自若的态度，都足以证明他顽强的生命力。在最恶劣的气候和最不稳定的环境的磨炼下，他的身体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习惯了忍饥挨饿。从一开始起，苦难的经历就培育了他的精神。这些经历把他锤炼成钢铁般的人，震惊世界的人。 大约1179年，当他成为孤儿留在世上时，年仅12岁左右，他的氏族认为他年幼无力统治，拒绝服从于他。尽管他的母亲月伦额格很能干，但是，他父亲的最后一批忠实拥护者们仍带着牧群离开了他。于是在被族人们剥夺之后，这个男孩被孤独地留下来，与他在一起的有他的母亲和三个同胞弟弟：哈撒儿（Qasar）、哈赤温（Qachi’un）和铁木哥（Temuge），以及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台尔（Bekter）和别里古台（Belgutai）。铁木真一家现在堕入了不幸的时期，被迫在斡难河河源附近的肯特山区（当时名不儿罕合勒敦山）以渔猎为生。铁木真的孛儿只斤部首领地位被泰赤乌惕部首领们，即俺巴孩之子、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和托多颜·昔惕两兄弟夺取。当然，他们也属于——或许有更大的可能性——蒙古汗海都世系，海都在1161年灾难之后，失去了王位。 此时铁木真及其兄弟们在肯特山区靠渔猎度日。当异母弟别克台尔偷走了他的一只云雀和一条鱼时，铁木真在弟弟哈撒儿的协助下用箭射死了别克台尔。过着粗野生活的年轻的铁木真兄弟变得强壮和无畏。泰赤乌惕部首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以为他们已经死了，在得知他们还顽强活着时变得不安和恼怒；他尾随铁木真入肯特山林，捉住他，并给他戴上枷。由于速儿都思部首领锁尔罕失刺及其子赤老温、赤不拜的暗中救助，铁木真得以逃脱。铁木真靠他的以及他弟弟哈撒儿更加精湛的射箭技术，开始重振家道。“当时他有九匹马”，其中的8匹被草原匪盗们偷走，但是在阿鲁刺惕部首领、年轻的博儿术的帮助下他找回了被偷的马。从此，博儿术成了他最忠实的助手，后来在成吉思汗的伟大时期，博儿术成为他的杰出将领之一。成吉思汗脱离了贫困的生活以后，拜访了弘吉刺惕部首领德薛禅，向他的女儿、自幼就许配给他的年轻的孛儿帖求婚，德薛禅答应了这门婚事，并给其女一件黑貂皮斗篷为嫁妆。其后不久，铁木真把帐幕从斡难河河源迁到怯绿连［克鲁伦］河河源处。 4．成吉思汗，克烈部人的臣仆 铁木真带着黑貂皮斗篷作为礼物来到土兀刺［土拉］河畔朝见克烈部的强大首领脱斡邻勒，并向他表示效忠（约1175年？）。脱斡邻勒念其父曾有援助之恩，欢迎这位年轻人，并把他纳入自己的属臣之列。从此，两人结为盟友，尽管铁木真明显地是处于属臣地位。这一点从“汗，我的父亲”这一称号上明显地反映出来。在下文（下一节）引用的铁木真给克烈首领的著名信中，就是用这种称号。 此后不久，铁木真遭到由脱脱别乞首领率领的一伙蔑儿乞人的袭击。只是在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帖作为俘虏落入敌人之手后，铁木真才得以逃脱（入肯特山）。铁木真得到克烈部统治者脱斡邻勒的帮助，同时也得到另一位蒙古首领、与他同龄的札只刺惕部人礼木合的帮助。三人在色楞格河支流不兀刺川［布拉河］共同击败了鹿儿乞人，夺回孛儿帖。孛儿帖恢复了她在家族中的至尊地位。孛儿帖不久生下的孩子——法定的长子术赤到底是铁木真之子呢，还是篾儿乞绑架者赤勒格儿力士之子，铁木真对此从未探究过。然而，关于对术赤出生的未声张的疑点很可能是妨碍这位长支之首——或者他的后代们——在成吉思汗的王位继承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因素。 同时，尽管铁木真和札木合是安答，或称结义兄弟，但不久发生争吵，两人的目标都是要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恢复原蒙古王室，并被承认为汗。 《秘史》叙述了他们一起在斡难河的合儿部纳黑·朱布儿地区漫游了一年半之后分手的情况。这是最后一位蒙古汗忽图刺庆祝他当选的地方，它很可能激起了两位年轻首领的野心。铁木真在山中扎营，札木合在河边扎营。札木合曾说过：“山坡上是养马者的帐幕，河边是牧羊者的牧场。”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由此得出结论：铁木真得到养马者、“草原贵族们”的支持；札木合得到贫苦牧民、即平民，或称哈刺抽的支持。《秘史》继续记道，札木合“喜新事物而轻传统”。符拉基米尔佐夫由此推断札木合是某种民主派的代表，而成吉思汗代表贵族，这种解释显得非常轻率。无论俄国学者们争论的核心是什么，事实是，铁木真和札木合分手后，“札刺儿部、乞颜部和八邻部”跟随着铁木真，在他这边还有蒙古贵族联盟中地位最高的代表：他的叔叔答力台·斡赤金和著名的合不勒汗的长支后裔，其中有合不勒汗的曾孙（斡勒巴儿合黑之孙）、主儿乞部首领撒察别乞和忽图刺汗之子阿勒坦斡赤斤。换言之，他赢得了最末两代蒙古王后裔们的支持。符拉基米尔佐夫解释了《秘史》中的一段，他认为在争夺新王室的两者之中，原王室的代表们倾向铁木真，因为他们判断铁木真在世界观上要更加守旧些和要驯服些，而札木合的活跃性格和革新倾向使他们疑虑不安。原王室合法继承人阿勒坦无疑是出于投机的原因谢绝了汗的称号，有些犹豫地把我们不妨称之为正统王权拥护派的票投给了铁木真，结果，铁木真当选。阿勒坦和撒察别乞是最早宣布铁木真为汗（即蒙古人的王）的人，这次选举比1206年铁木真被选为中亚突厥－蒙古各族人的最高汗（或称皇帝）的选举早10年。作为王，铁木真采用chinggiskhan一名，一般史书写成Jenghiz khan。学者中对该名的准确含义仍有争执。 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外，为了掩护，某些宗教因素有利于这次选举。早些时候八邻首领火儿赤宣布：“天国（腾格里）注定铁木真将成为我们的汗。这是圣灵向我揭示的，我又向你们揭示。”同样来自天国之命的又一种说法是人们可以称之为“木华黎预言”。有一天，当铁木真在合儿郭纳黑·朱布儿扎营时，札刺儿部木华黎提醒他，在同一地点，同一棵树下，取得汗号的最后一位蒙古首领忽图刺曾经在此歌舞宴会庆祝他的登位。“从那时起，蒙古人经历了苦难的日子，他们中不再有汗。但长生天没有忘记它的人民，即忽图刺家族。蒙古人中将产生英雄，一位令人恐惧的汗，为他们的苦难报仇……”。除了这些引语所表达的宗教外壳外，成吉思汗的当选使人们产生选出了战争和狩猎中的领袖的印象。他的选民——阿勒坦、火察儿和撒察别乞——立下了誓言，《秘史》复述了这些庄严的誓言：“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来的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 有一个人可能会（也应该）对这个新的政权感到不安，他就是克烈部首领脱斡邻勒。他看到昨天的属臣正在走向与他平等的地位。但是，脱斡邻勒是个缺乏想象力的、优柔寡断和平庸的首领，他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的含义，加上新当选的成吉思汗更谨慎地声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觉地忠实于他。况且，当时的形势无疑也令脱斡邻勒放心，成吉思汗还远未能把蒙古人统一起来，在他的面前，反对他的札木合也有自己的党羽。此外，克烈王与成吉思汗有着同样的外敌——塔塔儿人。 我们已经看到成吉思汗忠实的支持者之一，札刺儿部的木华黎，他劝成吉思汗称汗，据《秘史》记，他是唤起成吉思汗回忆蒙古人与塔塔儿人之间的世仇而达到目的的。正是塔塔儿人把原蒙古王室的两位成员引渡给金朝，使他们遭受凌辱；正是塔塔儿人于1161年与金联合，灭了蒙古人的第一个王权；也正是他们，约于1167年在草原上举行的一次友好宴会上背信弃义地在食物中放毒毒死了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呵铁木真，你应该为汗，向我们的敌人塔塔儿人报仇，你应该恢复蒙古人的光荣。” 机会来了。塔塔儿人似乎只是在金朝的援助下才战胜了蒙古人。但是，一旦胜利使他们成了东戈壁的主人，他们就常常骚扰金国边境。北京朝廷改变了联盟的对象，决定援助和挑动克烈王脱斡邻勒对付塔塔儿人。作为克烈王的忠实属臣，成吉思汗陪同出征（约1198年），有幸能够向他自己的仇敌报仇。贝尔湖畔的塔塔儿人在受到来自东南方向的金军和来自西北方向的克烈人和成吉思汗的夹击下遭到了惨败。据《秘史》记，克烈王和成吉思汗沿斡里札河进军，杀塔塔儿王蔑古真·薛兀勒图。北京朝廷封赏脱斡邻勒为汉号“王”（王或王子），因此，脱斡邻勒在历史上被称为王罕。成吉思汗也接受了中国的封号，但是，官位低多了，它说明当时北京朝廷只把他看成是克烈人手下的一位微不足道的属臣而已。 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正是这次战争以后，成吉思汗惩罚了大批的蒙古王公、原王室后裔，因为他们拒绝随他和王罕出征去打塔塔儿人。他处死了著名的合不勒的曾孙、主儿乞（或主儿金）部首领撒察别乞，以及另外两位王公泰出和不里孛阔。在写给王罕的著名的声诉信中，他声称，为了给克烈人报仇他牺牲了“他深深热爱的这些兄弟们”。事实上，他必定很高兴找到了非常恰当的借口，使他摆脱了所谓“蒙古正统性”的代表人物。 如果我们遵循成吉思汗正史上的说法，那么，成吉思汗与王罕之间的联盟似乎主要是对王罕有利。无论如何，如果说王罕最初的保护使成吉思汗能够免遭他的敌人的侵害的话，那么，这位蒙古英雄很快对他的宗主奉献出同样的义务。在难以确定的一段时期中，王罕发现自己被其兄弟额尔客合刺推翻，后者得到了乃蛮王亦难赤必勒格的支持。王罕向西南方逃亡，直到楚河，逃到喀喇契丹人中，他徒劳地希望能得到喀喇契丹王的帮助。在与该王（或称古儿汗）发生争吵之后，他在戈壁滩上过着悲惨的流浪生活，对复位丧失了信心，他到成吉思汗那里避难。成吉思汗救济了他的饥饿的小队人马，帮助他重新夺回了克烈部地盘。正是因为这些，以后成吉思汗用朴实婉转的话语提醒克烈王：“君困迫来归时，饥弱行迟，如火之衰熄。我以羊、马、资财奉君，你前瘦弱，半月之间，令君饥者饱，瘠者肥。” 王罕的另一个弟弟札阿绀孛在金避难，成吉思汗派人护送而归，以防正在等待袭击他的蔑儿乞人。成吉思汗对王罕说：“此大有功于君二。” 据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王罕对成吉思汗的这些效力几乎未表示谢意，尽管这只是单方面的介绍，但记载细节如此清楚，其中必定有一些真实成分。他随意撕毁军事盟约，背着成吉思汗对蔑儿乞人发动了一次有利可图的袭击，迫其首领脱脱经色楞格河口逃到贝加尔湖的东南岸（八儿忽真隘，Barghu，《秘史》写作Barqu－jin或Barghuchin），脱脱的一子被杀，一子被俘，王罕掠获大批俘虏、牲畜和战利品，他再次违背军事协议，没有让成吉思汗分享这些战利品。 然而，成吉思汗作为忠实的属臣，伴随王罕联合出征乃蛮人。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乃蛮王亦难赤必勤格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台不花和不亦鲁为占有一个妾而发生争吵。台不花以汉号“大王”或“太阳”（蒙古人称塔阳）而更为人知。塔阳统治着分布在平原上的氏族，即可能在科布多省诸湖附近；不亦鲁统治着阿尔泰山区附近的氏族。王罕和成吉思汗联军利用两兄弟的分裂，攻击不亦鲁统治区，迫使他向乌伦古河撤退。《秘史》记述，他一直被追赶到克孜尔巴什湖——肯定是乌隆古尔湖，乌伦古尔河注入该湖——最终被杀（然而，据拉施特，他先逃到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人境内，这一记载已被《元史》证实）。但是，不亦鲁的一位部将乃蛮人可苦速·撒亦刺黑于这年冬天对联军发起突然反攻。战斗异常激烈。夜间，王罕背着成吉思汗调走了自己的部队，成吉思汗只得冒险独自撤退。尽管发生了这种近乎于背叛的行为，但是，成吉思汗——如果我们相信成吉思汗正史的话——一如既往地忠实于他的宗主王罕。接着乃蛮人入侵克烈部境，先后赶跑了王罕之弟札阿绀孛和其子桑昆。王罕可怜地向他曾不公正地对待过的这位盟友求援。成吉思汗立即派出他的“四大部将”（四狗）：博儿术、木华黎、博罗浑和赤老温，他们除了把乃蛮人赶出克烈部境和夺回了被掠走的牲畜外，还及时地救出了桑昆。成吉思汗弟哈撒几大败乃蛮人而结束了这次战争。 这次战争以后，《元史》记载了成吉思汗和王罕对泰赤乌惕部的一次战役，泰赤乌惕人在斡难河边战败。可能就在那时，成吉思汗的仇敌和他孩童时代的迫害者、泰赤乌惕部首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被勇敢的赤老温将军亲手杀死。根据《元史》记载，由于乃蛮部和泰赤乌惕部的失败而感到惊恐的许多部落接着组成了联盟，或者说阴谋集团：参加者有哈答斤部、散只兀惕部、朵儿边部、弘吉刺惕部和塔塔儿残部。他们刑白马，宣誓要袭击成吉思汗和王罕。但是，成吉思汗得到他岳父弘吉刺惕部德薛禅的及时通报，在捕鱼儿湖附近大败联盟军。这位征服者后来在写给王罕的史诗般的著名信件中暗示的无疑是这次行动：“我如猎鹰飞越山间，飞逾捕鱼儿湖；为你捕捉青足灰羽之鹤。质言之，朵儿边、塔塔儿两部，接着又越曲烈湖，我再次为你捕捉青足鹤：哈答斤、散只兀惕和弘吉刺惕。” 凭权势，王罕是蒙古最强大的王公，但是他的权力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家族的叛乱使他先后与叔叔菊儿罕和弟弟额尔客合刺争夺克烈部王位。《元史》补充说，他在战胜上述联盟军之后，又险些被另一个弟弟札阿绀孛推翻，阴谋败露之后，札阿绀孛逃到了乃蛮人中避难。 蒙古的争夺十分激烈。札只刺惕部首领札木合纠集了一个反抗同盟反对王罕和成吉思汗正在努力建立的霸权。札木合是积极而有力的竞争对手，在他周围聚集着的不仅有成吉思汗的真正蒙古人的氏族——札只刺惕部、泰赤乌惕部、弘吉刺惕部、亦乞刺思部、火鲁刺部、朵儿边部、哈答斤和散只兀惕部——还有蔑儿乞部、斡亦刺惕部、乃蛮部和塔塔儿部。1201年在额尔古纳（怯绿连河下游）河畔的阿勒忽不刺召开了一次盛大集会，札木合自封为古儿汗、即“世界之汗”，蒙古的皇帝。 现在蒙古帝国正在成为现实。问题在于成吉思汗和札木合这两位竞争者中谁来实现它。在这一角逐中，成吉思汗具有优势：性格顽强、政治敏锐，以及具有把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艺术，并且在开始时得到了王罕的坚决支持。札木合似乎也很卓越，如果他有些缺乏内聚力的话，但是他思想活跃，善耍阴谋。然而，如果有关成吉思汗的史书是可信的话，札木合是一位不可靠的朋友，他会毫不犹豫地掠夺自己阵营中的部落，而对于忠实于自己的部落来说，成吉思汗是坚定、忠实的保护者。 在这两者之间，王罕的背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决定支持成吉思汗，与他一起在阔亦田打败了札木合，不顾斡亦刺惕部和乃蛮部巫师兴风作雨，他迫使札木合退到额尔古纳河下游。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正是在这次远征之后，成吉思汗进行了反对敌对的兄弟部落、泰赤乌惕部的最后战争，“者勒蔑的忠诚”也是这次战争中的著名插曲。在第一次进攻时，成吉思汗被击退和受伤，他由忠实的者勒蔑护理，者勒蔑为他的伤口吮去瘀血。无论这些远征在编年史上的顺序是什么——因为现在仍不清楚——成吉思汗最后彻底打败了泰赤乌惕部，杀掉相当一部分的泰赤乌惕人，迫使幸存者归顺，于是恢复了孛儿只斤氏族的统一。泰赤乌惕部，或叶苏特部的一位年轻勇士用箭射倒了成吉思汗的马，在等待处决，成吉思汗原谅了他。后来，这位神射手以者别（意为“箭”）之名成为成吉思汗杰出的部将之一。者别与他的同伴、尊敬的速不台一起，成为蒙古史诗中最杰出的将领。 现在成吉思汗可以清算蒙古人的宿敌、杀父者塔塔儿人察罕塔塔儿和按赤塔塔儿了。为了更好的行动，他禁止私自掠夺财物。塔塔儿人被打败后遭到了大屠杀，其幸存者被分配给蒙古各部落（1202年）。成吉思汗本人挑选了两个塔塔儿美女也速亦和也速根。成吉思汗的三位亲戚、原蒙古王室的贵族代表、前蒙古汗忽图刺之子阿勒坦，以及火察儿和成吉思汗的叔叔答力台违反军令，私自掠夺了财物。他们的掠夺物被没收。阿勒坦、火察儿，甚至答力台开始与征服者脱离关系，不久就加入了敌方。在塔塔儿人的东方，嫩江流域的高丽人也被迫承认是成吉思汗的纳贡民。 灭塔塔儿人之后，蔑儿乞人的首领脱脱从他曾经被迫避难的外贝加尔省（即贝加尔湖东南部的八儿忽真隘）返回，据《元史》记，他对成吉思汗发起新的攻击，但成吉思汗打败了他。仍按《元史》所给的编年顺序，接着脱脱加入了乃蛮人、争夺王位者不亦鲁一边，在不亦鲁的旗帜下，还联合了朵儿边部、塔塔儿部、哈答斤部和散只兀惕部残余。新联盟再次与王罕和成吉思汗的联军作战，在山间进行了一系列进攻和反攻的战斗。据《元史》记述，战争是在乃蛮部巫师唤来的风雪中进行。尽管这些记载中的地志像编年一样是不可靠的，但两者都给人留下了游牧部落十分灵活的印象，在战争过程中，他们从蒙古的一端移到另一端，从大阿尔泰山到兴安岭。他们为了季节性的战役，或为了短时的战争而团结起来，但是，由于每一个部落又要求自由，他们随即又解散了，无论攻击的结果是成功呢或者是失败。在这些既无明确目的又不能采取始终如一的行动的首领中，只有成吉思汗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支点，不是因为他对未来的征服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而是因为他那坚强的个性使他能够把长期的游击战形式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转化。 5．与王罕决裂：征服克烈部 尽管王罕在不同的场合下曾不公正地对待过成吉思汗，但是，直到当时成吉思汗对他的主人始终保持忠实。这位蒙古英雄认为他是克尽属臣职责的，他为其子术赤向王罕之女察兀儿别吉公主求婚。《秘史》说，王罕的拒绝深深地刺伤了这位英雄。 克烈王没有看清楚他属臣中的这位对手，没有在他称汗时（约1196年）打倒他，实是犯了错误。到王罕开始感到不安时，为时已晚。正像史书告诉我们的那样，他在稍稍反思之后模糊地意识到这一事实。王罕已经老了，他的头发白了。他希望能平静地度过余生。但王罕之子亦刺合，人们更熟悉的是汉名桑昆，即蒙古语“圣公”，怂恿父亲与成吉思汗决裂。他劝父亲支持札木合反对成吉思汗。桑昆受个人抵押权的束缚，在札木合短命的王权崩溃之后，桑昆鼓励札木合到克烈部王宫避难。为配合桑昆的行动，札术合煽动王罕不要信任他的强大的属臣成吉思汗，并谴责成吉思汗谋反。他对王罕表白说：“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鸿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鸿雁遇寒则南飞就暖耳。”与此同时，古代蒙古汗系的合法后裔阿勒坦也靠拢王罕，他一直后悔把王位交给了一位暴发户，他怂恿王罕发动战争反对他从前的盟友。 1203年，成吉思汗与克烈人之间彻底决裂。这次破裂成了这位蒙古英雄一生中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一直起着王罕的杰出副手的作用，现在他要为自己而战，为夺取最高地位而战。 在桑昆的煽动下，克烈人企图以言和为借口诱骗成吉思汗前来约会然后消灭之，但消息走漏了，接着他们计划对他发起突然攻击。但在克烈部将军告知部下时，被两位牧马人乞失力和把带听见，急往通报。后来，成吉思汗为此封他们为贵族。 成吉思汗加紧备战。《秘史》记道，他先撤退到卯温都儿高地附近，并在此留下一小支警戒部队。次日，他在卯温都儿后方较远的沙丘附近安营。《元史》称这一沙丘地为“阿兰塞”，多桑（据拉施特所记）注明是合兰真沙陀，雅琴夫认为是哈拉－果翁－俄拉。换言之，它在《秘史》上的是另一种写法（Qalapaldjit－elet［Qalaqaljit－elet］）。更准确地说，该位置是在兴安岭山嘴一带，合勒卡河源旁边。尽管巡逻骑兵（阿勒赤歹那颜的人）及时通报了王罕军逼近的消息，但成吉思汗在此还是遭到了可能是他生涯中所碰到过的最严峻的考验。战争确实异常激烈。成吉思汗的副将——乌鲁尔德部首领老主儿扯歹那颜和忙古惕部的忽亦勒答儿薛禅——表现得勇敢顽强。忽亦勒答儿发誓要把纛即牦牛或马尾旗，插在敌人后方的小山丘上。他闯入敌境，实现了他的誓言。主儿扯歹用箭射伤了克烈部桑昆的脸。但是，因克烈军人数多，成吉思汗于夜间从战场上撤退，在清点人数时，不见三子窝阔台和他最信任的两个将领博儿术和博罗浑。最后，他们终于来了，博罗浑骑在马上，手中抱着窝阔台，他的颈部已经受了箭伤。《秘史》说，看到这幅情景，这位钢铁般的人流下了眼泪。 由于明显地处于劣势，成吉思汗沿合勒卡河。朝贝尔湖和达费诺尔北部（《元史》上汉名为“董哥泽”）附近撤退。在贝尔地区的合勒卡河入口处居住着弘吉刺惕部，成吉思汗的妻子出自该部。成吉思汗以亲属的名义向他们求援，不久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正是从贝尔湖和达赉诺尔地区，成吉思汗设法带口信给王罕，大多数史书对此信都有转述或摘录。在口信中，他使他以往的宗主回忆起他们友好相处的岁月和他为他所做的事情，以此打动王罕的心。他解释说，他唯一的希望不过是重新得到好感（“相反”，桑昆说，“他的希望是麻痹王罕的警惕性”）。成吉思汗称王罕为他的父亲：“艾奇吉汗”（khan echige），并指出他总是很谨慎地恪守属臣的职责。他最忠实的性格和他把自己放在正确位置上的情况在这封信的各种转载中都得到特别强调。在同一主导思想下，他提醒阿勒坦（即原蒙古王室后裔，现在属成吉思汗敌人之列），如果他、成吉思汗得到了汗位的话，那么正是阿勒坦给予的，因为正是阿勒坦和长支的其他代表们拒绝了这一荣誉。这首诗在抒情史诗的形式下是一篇正式声明和对昔日宗主的表白，它强调了成吉思汗作为人和盟友的正确态度。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应该承认王罕在太晚的时候才发现他以往属臣的个性坚强——对这位爱主宰人者的早期努力给予了轻率的支持。然而，他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又中断了联盟和背信弃义地攻击成吉思汗，给了他的对手这样做的权利。在这次较量中，克烈王动摇不定，懦弱胆小，还受到部下的干扰和来自他的儿子桑昆的反叛的威胁，除非他竭尽全力，否则不能与成吉思汗匹敌。 然而，在合兰真挫折之后，一些追随者们离开了成吉思汗，他当时经历着最艰难时期，由于人数锐减，他被迫朝北向西伯利亚方向撤退，撤到蒙古最边缘，今外贝加尔地区的边境上。他与一小群忠实的支持者退到今满洲里以北，离额尔古纳河不远之地的班朱尼河附近，他被迫饮该河的浑水。他在这里度过了1203年夏天。“同饮班朱尼河水者”——与他共患难之人们——其后得到优厚的回报。 然而，这个反成吉思汗的联盟又一次地自行瓦解了，因为动荡中的这些游牧民们只能想到季节性的盟约。据拉施特记述，出于对成吉思汗的仇恨而与王罕联合的几位蒙古首领——答力台、火察儿、阿勒坦、札木合——又联合策划了一次谋杀这位克烈王的阴谋。王罕及时得报，袭击了他们，并在他们逃跑时夺走了他们的辎重。札木合、阿勒坦和火察儿逃到了乃蛮部避难，而答力台投降了成吉思汗。 因此，形势对成吉思汗有了很大的改善。在1203年秋，成吉思汗从班朱尼河进军斡难河，采取了攻势。成吉思汗弟哈撒儿的家人都落入克烈军中，成吉思汗利用哈撒儿之名带口信给王罕以消除王罕的疑惑。王罕在确信之后同意和谈，便遣人到成吉思汗处，以“牛角盛血”作为盟誓时用。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在秘密进军之后，对克烈军队发起了袭击，使克烈军骤不及防而被驱散。《秘史》记述，该战发生在杰杰儿·乌都儿，无疑是发生在土拉河和克鲁伦河之间。这次战斗确保了成吉思汗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王罕及其子桑昆向西逃跑。一到乃蛮境，王罕就被一位名叫火力速八赤的乃蛮部将杀死，他未认出王罕。他的首级被献给塔阳，塔阳的母亲古儿别速到坟前祭奠了死者的英灵，“奏乐悼念”。桑昆越过戈壁，暂时在额济纳河附近的西夏边境上以剽掠为生，也许后来到了柴达木盆地一带，最后是在库车的回鹘人中被杀，默默无闻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克烈人投降了成吉思汗，从此忠实地为他放劳。然而成吉思汗仍很谨慎地把克烈人重新分配到蒙古各氏族之中，目的在于分化瓦解。对札阿绀孛（王罕之弟）的人他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因为他娶了礼阿绀孛的一个女儿亦必合别吉，他的幼子拖雷娶了札阿绀孛的另一个女儿唆鲁禾帖尼公主，她在成吉思汗家族中将起着很大的作用。
6．征服乃蛮部；蒙古的统一 成吉思汗征服克烈人后，蒙古唯一幸存的独立政权是在乃蛮王塔阳统治下的乃蛮部。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成吉思汗使自己成为东蒙古的主人时（1203年底），塔阳仍占据着西蒙古。自然，所有被成吉思汗打败的顽固敌人都聚集在塔阳周围，他们是：札只刺惕部首领札木合、蔑儿乞部首领脱脱别乞、斡亦刺惕部首领忽都花别吉，更不用说像朵儿边、哈答斤、散只兀惕和塔塔儿等残部的成员，甚至还有一支谋反的克烈氏族。现在，他们都准备与成吉思汗开战。为了侧攻成吉思汗，塔阳企图得到汪古都突厥人的援助，汪古部突厥人作为金国的边境卫队，居住在托克托附近（今中国山西省北、绥远北部），顺便提一下，他们是聂思托里安教徒。但是，汪古部首领阿刺忽失的斤在被邀参加一次反成吉思汗的牵制性行动时，及时地把消息通知了这位蒙古征服者，并加入到他一边。 据《秘史》记，成吉思汗在出发去打乃蛮部之前，发布了有关蒙古军队和国家组织的各种法令（见220页，特别是有关亲兵的法令）。然后，决定在乃蛮部进攻以前采取行动，于是他于1204年春，在《元史》称之为帖麦该川、《秘史》称之为特木因－基也尔附近的地方召开了库里勒台或部民会议。大多数军事首领们以为春季马瘦，宜待秋季行动。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和他的叔叔答力台赞成攻其不备，以奇制胜。成吉思汗赞赏他们的战斗热情，遂进兵伐乃蛮。一些史书，如《元史》，暗示他立即就与乃蛮人开战；另一些史书记载，直到秋季他才进入乃蛮境。据《元史》记，塔阳及盟友札木合、脱脱别乞、忽都花别吉——统率乃蛮、札只刺惕、蔑儿乞、斡亦刺全军——从阿尔泰山向杭爱山进军，途中与蒙古人相遇。冲突是发生在今哈拉和林附近的杭爱山中。接受阿布哈齐的陈述是错误的，即他认为战斗是发生在阿尔泰山附近的一条河（阿尔泰河）上，或者，例如像阿尔伯特·赫尔曼在哈拉乌兹湖不远处的科布多附近去寻找阿尔泰河也是错误的。塔阳确实考虑过向后撤往阿尔泰山，这样做可以长途行军来拖垮蒙古军队，然后在某隘道处袭击它。但他的部将火力速八赤对他的过于谨慎羞辱道：“先王战伐，勇进不回，马尾人背，不使敌人见之。”塔阳被他的嘲笑激怒，遂发布进攻命令。 这是一场激烈、可怕的遭遇战。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统率中军，显示了领导才干。到晚上，蒙军取胜。塔阳身负重伤，被部下抬到一个小山坡上。《秘史》在此采用史诗般的语调记叙。塔阳 问他的忠实随从们：“那赶来的，如狼将群羊直赶至圈内的，是什么 人？”札木合说：“是我的兄弟铁木真用人肉养的四条猎狗，曾教铁 索拴着。那狗铜额凿牙，锥舌铁心，用镮刀做马鞭，饮露骑风，厮杀时，唤人肉。如今放了铁索，垂涎着喜欢来也。四狗是者别（哲别）、忽必来、者勒蔑、速不台四人”。塔阳又问：“随后如贪食的鹰般，当先来的是谁？”札木合说：“是我铁木真安答，浑身穿着铁甲，似贪食的鹰般来也。你见么？您（你们）曾说：若见达达（蒙古原文作忙豁勒，即蒙古）时，如小羖壤羔儿蹄皮也不留。你如今试看！”蒙古传说继续记道，塔阳的最后一批追随者徒劳地问塔阳他们该做什么，但是，他们的主人已是一个垂死的人。火力速八赤徒劳地要唤醒他，他对塔阳叫喊，说他的母亲古儿别速和妃子们正在帐中等着他。塔阳因失血而衰弱，仍卧在地上。接着以火力速八赤为首的他的最后一批人又冲下山去战斗，去拼死。成吉思汗赞赏他们无畏的勇气，欲赦免之，但他们拒绝投降继续战斗，直到被杀死。塔阳之子屈出律与一些部民一起逃出，无疑是朝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方向逃去。除了这些逃亡者外，乃蛮人中的较大部分向成吉思汗投降。 蔑儿乞部首领脱脱随屈出律逃走。蔑儿乞部小酋长带儿兀孙主动投降，并将爱女忽兰嫁给了成吉思汗。《秘史》叙述了年轻的蒙古军官那雅带着忽兰经过盗贼之地去见成吉思汗的这段插曲，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粗野、质朴的一幅风俗画民。《元史》的记载证实了塔阳之弟、乃蛮王子不亦鲁同屈出律、脱脱别乞、札木合一起继续坚守和抗战于也儿的石河上游、离斋桑湖和兀鲁塔山不远的地区，即在由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和青吉兹形成的山地中。四人相继战败。不亦鲁在兀鲁塔山附近打猎时遭到成吉思汗骑兵队的袭击而被杀（据《元史》是1206年）。1208年秋，成吉思汗亲自向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进军去对付最后的一批“反叛者”。途中，他接受了斡亦刺惕部首领忽都花别吉的不战而降，用之为响导。屈出律和脱脱别乞在也儿的石河畔被击溃。脱脱阵亡。屈出律得以逃脱并到达喀喇契丹国。札只刺惕部首领札木合与沦为盗贼的一伙逃亡者一起过着冒险者的生活。后来他被自己人引渡给成吉思汗。尽管拉施特对此事未注明年代，但多桑满有把握地将它定在塔阳战败去世后不久，即1204年。相反，符拉基米尔佐夫依《秘史》的编年，把札木合的被俘定在脱脱去世之后，脱脱死于1208年。成吉思汗考虑到他与礼木合是安答（结义兄弟），赐他王子式的死，即不流血地死。符拉基米尔佐夫解释说：“这是恩惠的表示。因为，据萨满的信条，人血乃灵魂所存之处。”由拉施特留传下来的传说显得非常怪诞：成吉思汗的侄子阿勒赤歹（成吉思汗命他看守，或处死札木合）用依次割断关节的方式折磨他的俘虏。让我们记住，札木合这位作为反皇帝者站在成吉思汗对面的人，最终表明了自己是一个阴谋者似的懦夫。他先后使克烈人、乃蛮人卷入了反对他的对手的战争，但是，他又连续两次战前逃跑，先遗弃了王罕，不久又遗弃了塔阳。世界征服者的这位对手在道义上如同在战争中一样是赶不上他的。 此后不久，蒙古将领速不台粉碎了蔑儿乞残部。最后，在叶尼塞河上游（唐努乌拉和米努辛斯克地区）的黠戛斯人也于1207年不战而降。 现在整个蒙古都被征服了。成吉思汗的旗帜——九厉白旄纛——将成为所有突厥－蒙古人的旗帜。 乃蛮部于1204年战败之后，塔阳的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在落入蒙古人之手后为成吉思汗服务。于是，产生了一种具有“回鹘文书处”的蒙古政府的萌芽。 7．成吉思汗：皇帝 成吉思汗为了使他的权力得到各部的承认，未等到最后部落的归顺，或者说未完成最后的计划，便于1206年春在斡难河河源附近召集大会，或称库里勒台，它是由已经归顺成吉思汗的所有突厥－蒙古人，即由当时在今外蒙古地区的牧民参加的集会。在这次会上，他被全体突厥和蒙古的部落一致尊称为至高无上的汗，《秘史》译之为合罕。这是5世纪柔然人所取的古称号，以后被蒙古草原上后继的君主们——6世纪的突厥和8世纪的回鹘采用。西方旅行家如普兰·迦儿宾、卢布鲁克、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部译之为大汗。 自840年回鹘人被推翻之后，草原帝国实处于无继承者的状况。成吉思汗在被举为“毡帐民族”的最高汗时，他宣布这个古老帝国依次被突厥之祖（匈奴）、蒙古之祖（柔然和厌哒）、然后又被突厥人（突厥和回鹘）占有之后，现在永久地回到了蒙古人手中。于是，突厥人和蒙古人都合并于这个新的蒙古国家之中，此后，正是以蒙古一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克烈部、乃蛮部、孛儿只斤部——都将为人所知，“居毡帐的各代”正是在蒙古这一名称下都出了名。 萨满阔阔出或者称帖卜腾格里，在1206年的库里勒台上所起的作用鲜为人知。阔阔出之父、贤者老蒙力克是成吉思汗生涯中的重要人物，他可能娶了成吉思汗的母亲遗孀月伦额格，虽然此事尚未明确。阔阔出的魔力（人们说他常乘一灰斑色马至天上，并能与神通话）使蒙古人尊畏地。他在库里勒台上宣布长生天命指派成吉思汗为宇宙之可汗。这一来自天国的任命是新皇帝权力的神权基础。利用长生天的权力和命令，或者说是威力，成吉思汗采取了可汗（更准确地是罕，合罕）称号，这是在他的继承者们统治下保留下来的礼仪，例如，在他的孙子贵由大汗写给教皇莫诺森四世的信上盖有这种称谓的印。符拉基米尔佐夫提到，对成吉思汗的旗帜“纛”，即九尾白旄纛，有一种特别的崇拜。把它看成是帝王，或者黄金氏族的保护神的象征物和居处。符拉基米尔佐夫说：“正是旗之神灵，即保护神，领导着蒙古人去征服世界。” 萨满阔阔出为成吉思汗的权力奠定了“宗教基础”。阔阔出由于他的巫术和其父在皇族中的地位，无疑他认为自己是不可侵犯的。不久他的举止变得傲慢无礼，并且欲用他在超自然领域中的威望挟制皇帝和统治帝国。他与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发生争吵之后，为除掉他，他对成吉思汗宣布了一个别有居心的怪诞的天命。“长生天的圣旨，神来告（我）说：‘一次教铁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哈撒儿管百姓。若不将哈撒儿去（除）了，事未可知。’” 此预言使成吉思汗内心产生疑惑，他把哈撒儿抓起来，摘下了作为统帅的徽章、帽子和腰带。他们的母亲月伦额格得知这一消息，急忙赶来解救哈撒儿，像《秘史》上描写的那样，她敞开胸脯悲哀地喊道：“这是养育你们的乳房，哈撒儿犯了什么罪，你要毁掉你的亲骨肉？你铁木真吮吸的是这一个乳房，你的兄弟哈赤温和斡赤斤吸的是另一个；而哈撒儿是两个乳房喂养的。铁木真有才干，而哈撒儿有力气，他是最好的弓箭手，每次部落起义，他的弓和箭都能平息它们。但是，现在敌人已除，他不再有用了。”成吉思汗羞愧地恢复了哈撒儿的荣誉和称号，只是夺走了他的少部分人。 然而，萨满阔阔出仍竭力想控制王室。转而对付成吉思汗的幼弟，公开侮辱他。成吉思汗的妻子、明智的孛儿帖提醒她的丈夫：“你今见在，他晃豁坛人尚将你桧柏般长成的弟每残害，尔后你老了，如乱麻群马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儿子每管！”这次成吉思汗醒悟了，允许铁木哥除掉这位巫师。行动非常果断。几天后，当阔阔出与其父蒙力克前来拜见成吉思汗时，铁木哥掐住了他的脖子，成吉思汗命他们出廷帐解决。阔阔出刚出大汗营帐，在成吉思汗默许下，铁木哥布置的三个卫兵折断了他的脊骨，以不流血的方式处死了阔阔出。蒙力克在知道儿子死后，没有退缩，“呵，大汗，在你为大汗以前我效劳于你良久，我将一如既往……。”成吉思汗任命八邻部的长老兀孙取代阔阔出为别乞，他“骑白马，著白衣”，是一位稳重而伟大的萨满。 这样，草原上两个毡帐内部发生了一场实质是宗教与国家、巫师与大汗之间的斗争。然而，当大汗实际上是在这位巫师的背部给予一击时，这种斗争突然结束了。 8．新兴的蒙古帝国：国家与军队 尽管除掉了萨满阔阔出，但新兴的蒙古帝国仍保留了以萨满教为基础：古突厥－蒙古人的万物有灵论，其中或多或少杂有袄教和中国文化的成分。大汗是神的表现，神仍是腾格里（即天或天神）。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中国的天，更不用说像伊朗人的阿马兹达神了。成吉思汗的所有子孙们，无论是在远东没有完全中国化者，或者是在突厥斯坦、波斯和俄罗斯没有完全伊斯兰化者，都宣称他们是腾格里（天国）在地上的代表：他们的统治是腾格里的统治，反他们就是反腾格里。 成吉思汗本人似乎特别崇拜耸立在斡难河河源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上的神。在他发迹之初，当他从劫持了他的妻子的蔑儿乞人中逃脱（多亏了他的骏马）时，他就是到这座山上避难的。他像一位朝圣者一样立即爬上山。按蒙古习惯，他首先脱帽和解下腰带搭在肩上，以示顺从，然后跪拜九次，并用乳酒（即牧民的酒，是马奶发酵制成）作奠祭仪式。同样，以后在他发动进攻北京金国的大规模“民族”战争之前，他又到不儿罕合勒敦山重复这一朝圣，以同样恳求的态度，他解下腰带搭在脖子上，祈祷说：“呵长生天！我已武装起来，要为我的祖先们所流的血报仇，金人辱杀他们，若你许我复仇，请以臂助！”拉施特记下了这些话。其他史籍表明，在出征前夕他将自己闭于帐中，三天独自与神在一起，在他周围的人不断祈祷“腾格里！腾格里！”第四天，这位得到天助的汗终于走出帐，宣布苍天将保佑他获胜。 从这种以山峰和河源为崇拜物的古代万物有神的宗教中发展成仪式，穆斯林作家们和基督教传教士们对此都有记载：登上圣山的顶峰以便靠近腾格里，呼唤腾格里，解下帽子和把腰带放在肩上，以示服从，责任落在大汗本人身上；当天雷鸣时，也就是说当腾格里显示愤怒时，暗示要注意，不要弄脏泉水，因为它们是精灵出没之地，或者说，禁止在小溪中洗澡和洗衣服（最初，这一法令引起了穆斯林社会的严重误解，他们是坚持沐浴的）。蒙古人在对天和巫术的迷信恐惧中还感到，在信奉萨满外，还兼容神的其他代表是明智的，换言之，是容忍可能拥有超自然威力的任何教派的首领们，如他们在克烈部和汪古部中发现了聂思托里安教师，在回鹘和契丹人中发现了佛教僧侣，以及来自中国的道士，西藏的喇嘛，方济各会会士或穆斯林的毛拉。他们对各教派的首领表现出来的优待为他们的腾格里信仰提供了一种特别的保证。于是，普遍的迷信恐惧产生了普遍的容忍，直到突厥斯坦和波斯的成吉思汗后裔们失去了这种因迷信而产生的恐惧之后，他们在世界观和行为上才变得不宽容了。 建筑在这些原则基础之上的蒙古国家从回鹘人那里借来了文明的工具——文字和官方语言。如上所述，在乃蛮国于1204年被推翻时，成吉思汗任用已故塔阳的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塔塔统阿担负着教成吉思汗儿子们用回鹘字书写蒙古语和用塔马合（即帝国印章）签署官方法令的任务。在这些新事物中可以觉察出总理公署的萌芽。从1206年起，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是塔塔儿人，自幼由成吉思汗及妻子孛儿帖收留和抚养长大。失吉忽秃忽负责用回鹘字写蒙古语音以记录审判的决议和判决，掌管表明蒙古各贵族中居民分配情况的花名册，被称为“青册”。初期的这些工作导致了实用法典的产生，其次是产生了家系手册，或用伯希和另有的说法：“蒙古的多齐埃种类”。 成吉思汗后裔的“札撒”（yasaq），字面意思是“规章”或“公共法典”，其初本（或帝国大典）定于1206年召开的库里勒台上。通过札撒，得到天助之力的大汗对其人民和军队实施了上天制定的严格的纪律（民和军的范畴很难区分）。法典确实严厉：谋杀、盗窃、密谋、通奸、以幻术惑人、受脏物者等死。违令行为不论军、民都按公共法典与犯罪同样论罪。札撒既是民法典又是行政法典：是管理社会的实用的纪律。在法学领域内由成吉思汗“名言”或“箴言”（必里克）组成，这些箴言像札撒一样末能流传下来。 蒙古纪律产生的结果令西方旅游者吃惊。1206年的库里勒台之后大约40年左右，方济各会传教士普兰·迦儿宾从蒙古回来后写道：“鞑靼人（即蒙古人）比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更加服从自己的统治者，甚至比我们的牧师对他们的修道院院长更顺从。他们非常崇敬长官，不对他们撒谎。他们之间很少互相争吵和谋杀。只有小的偷盗行为。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丢了他的牲畜，拾者可能会物归原主，绝不会纳为己有。他们的妻子很守节，甚至在她们尽情欢乐时也是这样。”如果有人将这幅图画与成吉思汗征服前夕蒙古境内的混乱状况相比较，或者与今天蒙古人的道德水平相比较，将会惊叹成吉思汗札撒给蒙古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 居于社会结构最高层的是成吉思汗家族：以大汗为首的黄金氏族（altan uruk），大汗的儿子们是王子（kobegun）。黄金家族在他们统治的被征服地区行使财产权，其方式与世界征服者的祖先们在他们小得多的草原故乡上实行的统治非常相似。划分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的牧地是未来成吉思汗诸蒙古汗国的萌芽。蒙古社会——或者说突厥-蒙古社会，因为成吉思汗从阿尔泰地区吸收了大批突厥部落——保留着贵族政治的特征。正是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所研究的古代“草原贵族”，即勇士贵族（巴阿秃儿）和部落首领贵族（那颜），继续统率和操纵着社会各阶层：战士（或称亲兵），他们是完全自由的人（那可儿）；普通百姓，或称平民；最后是奴隶（乌拉干，孛斡勒），按理他们由非蒙古人组成。符拉基米尔佐夫在此识别了封建社会所有的各社会集团，在不同阶层上，封建社会的各社会集团以对个人效忠的世袭纽带而联系在一起。 在军队中也有同样的封建等级。个人效忠的纽带将十夫长（阿儿班）、百夫长（札温）、千夫长（敏罕）和万夫长（土绵）联系在一起。百夫长、千夫长和万夫长是由地位较高的那颜组成。在他们之下，军队的骨干是由自由人中的小贵族组成，他们取古突厥称号达干（蒙古语，答儿罕darqan），原则上，他们有权留下战争中掳掠的战利品和大规模狩猎远征中获取的猎物。顺便说，一些答儿罕是因其勇而擢升为那颜的。 正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描述的那样，军队这一“贵族性的组织”有自己的精锐：大汗的护卫军。护卫军（怯薛）约由一万人组成。护卫军中的士兵原则上分值日班者（土儿合兀惕）和值夜班者。此外还有弓箭手豁儿赤，或称箭筒士。“值夜班人数是800至1000，箭筒士是400至1000。值日班人数是1000。护卫军实际力量最后达到一万人。”只有贵族和被称为答儿罕的、有特权的自由人集团的成员才能加入护卫军。护卫军中一个普通士兵的地位在其他军队的千夫长之上。正是从这支护卫军中成吉思汗挑选了他的大多数将领。 原则上，蒙古军队分为三翼，按蒙古人习惯的方向、即向南展开。左翼军在东，最初由札刺儿部木华黎统率。中军由八邻部那雅指挥，还有察罕——成吉思汗像儿子一样收养长大的唐兀惕族青年——统率的上千名挑选出来的护卫军。右翼军由阿鲁刺惕部人博儿术统率。在成吉思汗去世时，军队的实际力量已经达到129000人。由于军事形势的需要，左翼军有62000人，右翼军有38000人，其余则被分配给中军与后备军。 蒙古军朝南的队列与它的出击目标是一致的，它朝南方各国呈扇形展开。出击的目标是左边的中国；中部是突厥斯坦和东伊朗；右边是俄罗斯草原。 这部史诗中的英雄、这位蒙古武士的相貌是什么样子呢？赵孟俯画派的中国画家们惟妙惟肖地画出了他的肖像，看了成吉思汗的传记史家弗南德·格纳德在游历了蒙古之后所作的描述，就像是看到了上述古代的一位大师展开的画卷：“在帐篷里，这位战士戴着有护耳的皮帽子，穿着长统毡袜和皮靴子，一件皮外衣长至膝盖以下。在战场上，他戴着皮制头盔，一直遮到后颈，穿着黑色皮条编织成的、坚固而柔软的胸甲。他的进攻武器是两张弓弩和两个装满箭支的箭囊，一把弯形马刀，一把短柄手斧，一把悬挂在马鞍上的铁钉头锤和一支能把敌人从马上拖下来的带钩的长矛，还有一条条有活结的马鬃绳。” 蒙古人与他们的战马形影不离。他们彼此之间确实有些类似；他们出生于同一草原，在同样的土地上和气候中成长，经受了同样的锻炼。蒙古人身材矮小敦实，骨骼大，体格结实，具有不寻常的忍耐力。蒙古马也是个小而壮实，体态不优美，“有强健的脖子和粗壮的腿，厚厚的毛，但是，蒙古马以其烈性、精力、忍耐力和平稳的步伐而令人惊叹。”无疑，正是北方游牧民的这种战马在历史黎明时期已经使驯马的印欧人获得了优势，在古典古代末期，它驼着匈奴人征服了中国和罗马帝国。而今在中世纪，新的活力将把草原上的所有骑手推向北京、桃里寺［大不里士］和基辅的金色宫殿。 有关蒙古战术人们写得很多。有些人把它与腓特烈二世或拿破仑的战术相比较。在一些高级军事会议中拟定的战术，卡洪视之为天才的奇想。实际上，蒙古人的战术是匈奴、突厥人的古老战术：即长用不衰的游牧战术的完美形式，是从对耕地边缘的不断攻击中和从草原上举行的大规模狩猎中发展形成的。成吉思汗的传说转述了他的名言：“白天以老狼般的警觉注视，夜间以乌鸦般的眼睛注视。战时像猪鹰般扑向敌人。”鹿群耐心地潜近猎物教会了牧民们暗地里派出许多神不知、鬼不觉的探子去观察猎物或敌人。在狩猎中一排拍打器的使用教会了他们的拦截运动，这种运动使牧民能够从两翼包抄敌军，就像他们在大草原上拦截逃跑的野兽一样。 靠这支高度灵活的骑兵，牧民们给人们造成了从天而至和草木皆兵的效果，使对手还未交锋已仓皇失措了。如果对于固守阵地，蒙古军并不深入进攻，他们用所有草原掳掠者所采用的方式，散开，躲起来，当中国的长矛兵、花刺子模人，马木路克，或者是匈牙利骑兵放松警惕时，他们随时又卷土重来。在他们佯装后退时，倒霉的是错误地尾随蒙古牧民的敌人，他们将他引入迷途，使他远离了自己的阵地，来到危险地带，并且进入了埋伏圈内，在那里他将被包围，并像一头公牛一样被砍死。列于军阵前列或两翼的蒙古轻骑兵担负着用齐发的箭射敌的任务，这些飞箭在敌阵营中辟开一些可怕的空隙。像古代的匈奴人一样，蒙古人也是马上弓箭手——从孩提时期就成为了一位骑射手——他们百发百中的箭可以射中200码、甚至400码以外的人。再加上难以捉摸的灵活性，其战术优势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蒙古骑兵对自己的优势十分自信，他们的先头部队不时地由那些放完一排排箭后撤下来的梯队替换。直到敌人已经被引出阵地，或者是被这种远距离射击挫伤时，居中的重骑兵才出击，用长刀将敌人砍倒。在整个战斗中，蒙古人还充分利用他们的体格、丑相和身上散发出来的难闻的恶臭给人产生的恐惧。他们意外地出现、在地平线周围散开。在可怕的寂静中慢步缓行着前进，没有指挥的号令声，看旗手的手势。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突然冲锋，发出鬼嚎般的尖叫和呐喊。 这些便是猎人们设法使猎物发狂、困惑，以便捉住它时所采用的由来以久的传统计策。蒙古人和他们的马猎获中国人、波斯人、罗斯人和匈牙利人，正像他们猎获羚羊或老虎一样。蒙古的弓箭手击倒疲备不堪的骑士，就像他击落展翅高飞的鹰。蒙古人最杰出的战争是对河中和匈牙利的战争，这些战争都具有大规模的围猎形式，在以系统的屠杀使这种追逐结束以前，设计了使“猎物”疲乏、恐惧、耗尽精力和包围它的方法。 敏锐的观察家普兰·迦儿宾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所有这些战术：“一旦他们发现敌人，就立即攻击，每人向敌人射出三、四支箭。如果他们看到不能打败敌人，就向后退，回到他们自己的阵线。他们这样做，是作为一种奸计，诱使敌人追赶他们，直至他们准备了埋伏的地方。如果他们看到，与他们为敌的是一支大军，他们就骑马离开，停在离敌人一天或两天路程的地方，进攻并抢劫沿途之地……，或在精心挑选的地方扎营，当敌人列队而过时，他们突然发起进攻……他们的战术很多。他们派一支由俘虏和随同他们作战的其他各族人组成的辅助军从正面迎击敌人，而其主体占领左、右方位，便于包围敌人，这样，他们有效地使敌人误认为他们人数很多。如遇敌人顽强抵抗，他们就放开一条路，让他们逃走，当他们逃散时，就尽可能多地杀死敌人（速不台将在1241年的绍约河战役中使用此战术）。但是，他们尽量避免肉搏战，他们的目标只是用箭射伤或射死敌方的人和马。”卢市鲁克描述了蒙古人在大规模的狩猎远征中采用的同样战术：“当他们要猎取时，就在野兽出没的地方聚集大批人并逐渐缩小包围圈，像一张网似地围住它们，最后用箭把它们射死。” 9．征服中国北部 统一蒙古之后，成吉思汗着手征服中国北部。 他首先进攻唐兀惕［唐古特］游牧民在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建立的西夏国。唐兀惕人属藏族，信仰佛教。他们由于受中国的影响，有几分文化，尤其表现在他们的文字上，它来源于中国字。这次攻西夏是蒙古人对定居的文明民族采取的第一次行动。蒙古首领攻西夏是在考验蒙军的素质。西夏是原中国版图分裂为三个国家中最弱的一个。再则，成了西夏国的主人之后，成吉思汗就控制了从中国到突厥斯坦的通路，同时还可以从西面包围蒙古人的世仇、北京的金朝。虽然蒙古人在进攻不设防地区的敌军时是令人叹服的组织起来，然而，就设防地区而言，可以肯定他们是新手。这一点在他们的攻金之战中将变得更加明显，甚至在他们对西夏的远征中也可以看出来，在成吉思汗几次（1205－1207年，1209年）蹂躏西夏时都未能攻陷都城宁夏和灵州。西夏王李安全（1206－1211年）承认自己为纳贡者暂时保住了王位，但1209年，成吉思汗又返回来包围中兴府（今宁夏），他企图引黄河水灌城而夺取中兴府。然而，水坝工程对蒙古人来说是很复杂的，他们未能按预定方向引水。这一次西夏王将自己的一个女儿献给成吉思汗，求得和平（1209年）。 在使西夏成为他的属地之后，成吉思汗转攻女真国，即通古斯人在中国北部建立的国家，或者像上文所称呼的金国。金国广袤的疆域上文已经提到，它包括满洲和汉水、淮水以北的中国地区，以北京为它的主要都城，以热河的大定、辽阳、山西大同、河南开封为第二都城。前文提到过成吉思汗青年时代曾与克烈人一起站在金朝一边与塔塔儿人战斗的事。因此，他是金朝的属臣，金朝把他看成雇佣兵，在承认他所作出的贡献后，金朝封赏他一个中等的官职。但金王麻达葛（1189－1208年在位）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去世，他是唯一能使成吉思汗保持臣属关系的人。成吉思汗利用麻达葛的继承者永济继位（1209－1213年在位）之机，轻蔑地撤销了他对金的效忠。金朝使者要成吉思汗跪下接新皇帝登基的诏书，这位世界征服者勃然大怒，“遽南面唾日：‘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永济确属庸碌无能之主，只是将领们手中的一个傀儡。这次正像在花刺子模的情况一样，成吉思汗遇到的是虚弱而又妄自尊大的敌人的反对，这是很幸运的。 山西省北部，在蒙古人一边的通往长城的北部地区，是为金戍边的突厥联盟部落：汪古部，他们信仰聂思托里安教。在蒙古的内战中，汪古部首领阿刺忽失的斤从1204年起就站在成吉思汗一边。阿刺忽失的斤家族的忠诚在世界征服者的攻金战争中将得到证明，他们打开了入侵的道路，并于1211年把由汪古部人戍守的边境让给了他。作为回报，成吉思汗嫁女儿阿刺该别吉给阿刺忽失之子波姚河。 成吉思汗把蒙金之间的冲突变成一次民族战争。回忆起被金人针死在木驴上的原蒙古汗们，他庄严地向天呼唤：“呵，长生天！金人辱杀我叔父斡勒巴儿合黑和俺巴孩，若你许我复仇，请以臂助！”同时，成吉思汗又以替北京的前君主、以后被金撵走的契丹人报仇雪耻的面目出现。在契丹人这一方也积极支持他的事业。原耶律王室王于耶律留哥于1212年代表成吉思汗在满洲西南、辽河一带的原契丹国境内起兵。现在已经知道契丹人是说蒙古语。他们与成吉思汗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种族的或是亲属的联系，使他们联合起来对付北京的通古斯人的王朝。成吉思汗接受了耶律留哥的效忠誓言，并派给他一支由那颜者别率领的军队。1213年1月，者别帮助留哥从金人手中夺取辽阳，并且将他置于蒙古的宗主权下，以“辽王”的身分把他安置在他祖先统治之地。这位原契丹王的后裔后来证明自己是蒙古皇帝的最忠实的属臣，至死不渝。于是，金朝边界在东北方和西北方，即在契丹人一边和汪古部人一边同样被敞开了。 成吉思汗的攻金战始于1211年，战争一直持续到他去世（1227年）之后——其间只有短暂的停战——由他的继承者结束这次战争（1234年）。长期战争的原因是，尽管蒙古人有灵活的骑兵，在劫掠农村和不设防城镇时非常优秀，但是，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懂攻占由中国工兵们守卫的要塞的艺术。其次，他们在中国作战像是在草原上一样，发动反复的攻击，而每一次都是携带战利品撤退，于是给予金人重又夺回城市和在废墟上重建和修整工事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将领们不得不对某些要塞进行两次或三次以上的反复攻占。最后，蒙古人习惯用屠杀、全面驱逐、或在白旗之下整编入册的方法处置在草原上战败的敌人。然而，在定居国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屠杀很少起作用，总有更多的居民来填补被夷之地。除此以外，金人——古代女真人，他们过定居的生活方式仅仅是一百年前的事——还保留着通古斯人血统的全部活力。因此，蒙古人面临他们不熟悉的围攻战的考验，这一考验因以下事实而加倍严峻，即他们不仅要对付中国工程人员高超的设防技术，而且要对付通古斯武士们的勇猛。无论如何，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除了在战争初期外，成吉思汗本人并未亲自参加这次战争。发动攻金战争（1211-1215年）之后，他就把他的大部分军队撤回去征服突厥斯坦。他走之后，他的部将们可能进行的只不过是一种疲软的战争，这种战争尽管可以消灭金军，但是，却不能结束金国的统治。 然而，必须公正地说，这位蒙古皇帝只要亲临战场，就以他一惯坚韧不拔的精神指挥战斗。1211－1212年间的那些战争是集中于有步骤地突破山西北端大同（金朝的西京）边境和河北北部的宣化县（当时的宣德州）和保安。除了设置的堡垒外，这一地区被夷为荒地。尽管者别——成吉思汗的杰出部将之———于1212年以佯装退却的方式突然攻占了满洲南部的辽阳，但是，成吉思汗本人在山西北部却没有攻下大同。因此，更不用说蒙古人可能希望对金朝廷所在地北京发起相应的围攻。1213年，成吉思汗在最终征服宣化以后，兵分三路进攻。一路由其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统率，入山西中部，抵达并夺取了太原和平阳，《元史》中说，只是为了将战利品运回北方，他们才撤离该城市。成吉思汗在其幼子拖雷的陪伴之下统率中军，中军南进到河北平原，夺取河间、山东的济南。除北京外，只有另外几个设防城市，如河北真定和大名，似乎避开了这股山东南部边境涌来的洪水。最后，成吉思汗的弟弟、最优秀的射手哈撒儿和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统率第三路军，他们沿直隶湾，朝水平的门槛和辽西迈进。 三路军骑马挺进之后，成吉思汗在北京城前又汇合他的军队，目的至少是要作一次封锁北京的尝试（1214年）。在北京，宫廷政变在金朝宫廷中刚刚引起了骚乱。金帝永济已经于1213年被他们的将军胡沙虎暗杀，胡沙虎拥立永济侄子吾睹补登上王位。遗憾的是，新帝（1213－1223年在位）与永济一样地无力胜任。但是成吉思汗缺乏正规围攻战所必需的兵器。他像以往一样谨慎，接受了吾睹补求和的要求，而不顾他的将领们的焦急。金人赔偿了大量的战争费用——黄金、丝和三千匹马，还有青年男女，其中一位女真公主是献给成吉思汗本人的。后来，这位征服者带着他的战利品经张家口又返回蒙古。 蒙古人一走，吾睹补认为北京易受攻击，迁都开封（1214年）。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北京。成吉思汗感到，迁都意味着战争较早地重新开始。他撕毁了休战协定，抢先采取行动。他再一次侵入河北，又包围北京。金国的一支运送粮饷的援军在北京和河间府之间的霸州被击溃，北京守将完颜承晖绝望自杀。蒙军占领北京，屠杀居民、夺民房，最后纵火焚城（1215年）。劫掠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很清楚，游牧民完全不懂得大城市所能发生的作用，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它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权。对于人类地理学研究者们来说，这里最有趣的情况是：当草原居民没有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而幸运地占有了具有都市文明的古老国家时，他们感到困惑。他们到处烧杀，与其说是出于生性残忍，不如说是出于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更好的处置方式。可以看到，在蒙古首领中——或者至少是在忠实地遵守札撒的那些人中——掠夺是一种无私利的事。以失吉忽秃忽为例，他甚至拒绝接受分给他的一份很小的金朝的财物。 正是基于困惑所产生的这种行为使文明遭受了如此深重的灾难。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正像史料反映的那样，或者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来考虑时，没有表现出是邪恶的人，他们服从札撒，这是一部荣誉和诚实的法典（除开邪恶部分外）。遗憾地是，把他们与在他们之前的古游牧民相比，特别是与10世纪的契丹人，甚至12世纪的女真人相比，他们明显地迟钝。女真人随着小规模的屠杀，至少很快就继承了前王朝，不再摧毁从此以后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成吉思汗的蒙古人虽然可以肯定不会比他们的前辈更残酷（确实，由于服从札撒，他们具有更严格的纪律，由于成吉思汗的个性，他更冷静，更强烈地受到道德尺度的吸引），他们巨大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像在他们之前的匈奴、柔然、突厥和回鹘一样，他们更加野蛮，确实是构成了野蛮风尚的总集。 成吉思汗史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在于一种对比：一方面是领导者的明智、深谋远虑和道义性，领导者将他自己的和他的人民的行为纳入具有健全常识的原则，牢固地建立起正义；另一方面是刚摆脱原始野蛮状的人民的残忍行为，仅仅是企图获得使投降的敌人产生恐惧的那些行为，降民对他们来说是一支其生命没有多少价值的民族，作为游牧民，他们完全不懂定居民族的生活，不懂城市环境、农业耕作，不懂除他们的草原故乡外的任何事情。现代史学家们基本上与拉施特、或者《元史》的编者们一样，当他们面对领导者的智慧（甚至是适度的）与返祖的和部落传统的残忍相结合的这一完美自然结合体时，他们非常惊讶。 占领北京后，在愿意支持蒙古统治的俘虏中，成吉思汗选中一位契丹族王子耶律楚材，他以“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博得成吉思汗的喜爱，被任命为辅臣。这是幸运的选择，因为耶律楚材融中国高度文化和政治家气质于一身。像回鹘大臣塔塔统阿一样，他是辅佐亚洲新君主的最合适的人。这一时期，成吉思汗后裔还不能直接从中国人那里吸取中国文化。而像耶律楚材这样的中国化突厥－蒙古人——由于他是契丹人，他应属蒙古种人——能够填补这一空白，使成吉思汗及他的继承者窝阔台熟悉定居文明中所实行的行政管理和政治生活的要素。 现在的金国，环绕着它的新都开封，领土只不过是河南省和陕西的一些设防地区。1216年，蒙古将领三木合·巴儿秃占领了控制着陕西与河南间的黄河谷地的重镇潼关，使这两个省份被隔断。但是，以后潼关又落入金朝手中。事实是，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成吉思汗因突厥斯坦事务缠身，只是时不时地把注意力放在攻金之战上，金朝趁此机会收复了蒙古军占领地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北京除外，它仍在蒙古人手中。 不过，在成吉思汗把注意力转向西方以前，曾把中国之事委托给他最杰出的将领木华黎。木华黎以这支相对说来已疲备不堪的军队（一半是蒙古正规军，即23000人，和许多当地的辅助军），经过坚韧不拔的战斗和周密的计划，后来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在7年的持续战争（1217－1223年）之后，他再次把金国的领土限制在河南省内。1217年，他占大名，大名是曾经坚持抵抗成吉思汗本人进攻的河北南部的一个要塞。1218年，他又从金国夺取山西首府太原和平阳。1220年又取山东首府济南。同年，其副将在黄河以北的河南地区夺取彰德。1221年木华黎占领陕西北部的许多城市，其中有保安和鄜州，1222年夺取陕西古都、渭水以南的长安。1223年当他刚从金朝手中夺取山西西南角、黄河弯曲处的河中要镇（今蒲州，它是金朝在一次袭击后重新占领的）时，因精力衰竭而死。他死后，河中要塞又被金收复。在这个人口密集之地，处处是天然堡垒，于是战争退化为没完没了的围攻战。然而，在经历了初期的探索性努力之后，蒙古军中编入了大量的契丹辅助军。女真支持者和中国工兵，由此使他们适应新式战争。 10．蒙古人征服原喀喇契丹国 当成吉思汗开始征服中国北部时，他的私敌、末代乃蛮王之子屈出律正在使自己成为中亚一个帝国、即喀喇契丹国的君主。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第164页），喀喇契丹国是中国北部的契丹人中的一支，在历史上被称为喀喇契丹或黑契丹的人在伊犁河、楚河、怛逻斯河流域和喀什噶尔建立的国家。 我们还看到，他们是一支（或者只是贵族阶层）具有中国文化的蒙古种民族，他们对那些宗教上是伊斯兰教，种族上是突厥人的地区居民实行过统治。喀喇契丹都城在伊塞克湖以西、楚河上游的八拉沙衮，喀喇契丹的统治者取突厥帝号：古儿汗，即“世界之汗”，他们把下列民族列为藩属之列：（1）在东部是回鹘人，他们是一个信仰佛教或是聂思托里安教的突厥种民族，居住在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吐鲁番、焉耆和库车；（2）在北部，沿伊犁河下游是葛逻禄突厥人，他们中部分是聂思托里安教徒；（3）在西南部，是花刺子模的沙赫们（以后称苏丹），他们是穆斯林突厥人，其历史前文已经概述过，他们统治着河中和东伊朗。喀喇契丹国在古儿汗耶律直鲁古统治时期（1178－1211年）已经衰落。这位君主在突然事件面前虽然既不缺乏能力又不缺乏勇气，然而他却终日沉湎于玩乐和狩猎，任其帝国分裂瓦解。1209年，回鹘王亦都护巴而术摆脱了耶律的宗主权而向成吉思汗称臣。古儿汗在回鹘地区的代理人，一位住在吐鲁番（或高昌）的少监被处死。成吉思汗似乎对回鹘人一直抱有同情，嫁其女阿勒屯别吉给回鹘亦都护。于是，喀喇契丹之东北境成了蒙古人的属地。1211年，伊犁河下游的葛逻禄王阿尔斯兰（都城是海押立）和在伊犁河上游的阿力麻里（今固尔扎附近）称王的突厥冒险家布札儿同样也不承认喀喇契丹的宗主权，而承认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封臣。这就是一个统一的蒙古对戈壁滩和巴尔喀什湖地区的突厥小王公们的吸引。但是，给予喀喇契丹人致命一击的并不是成吉思汗，而是成吉思汗的私敌、原乃蛮部塔阳之子屈出律。 成吉思汗对乃蛮人的胜利把屈出津赶出了其祖先之地阿尔泰山。屈出律在父亲死后和部民们被消灭之后，像原盟友蔑儿乞残部一样，到东突厥斯坦去碰运气。蔑儿乞部残余企图在回鹘地区定居下来，但是，回鹘亦都护巴而术把他们赶走。屈出律要幸运些。喀喇契丹的古儿汗、年迈的直鲁古在八拉沙衮欢迎他，对他十分信任，并把女儿嫁给他（1208年）。但是，这位乃蛮王子急于掌权。看到岳父体弱，不顾老人对他的一片好意，他决定取而代之。他与原喀喇契丹属臣、花刺子模苏丹摩诃末联合，阴谋推翻古儿汗，与他的盟友瓜分喀喇契丹国土。花刺子模人公开挑战，但是喀喇契丹人作了有力的回击，并占领撒麻耳干［撒马尔罕］（1210年）。与此同时，屈出律在伊犁河地区反叛古儿汗，并前往费尔干纳的讹迹邗［乌兹根］抢劫古儿汗的宝藏，并由此向喀喇契丹都城八拉沙衮进军。古儿汗如梦方醒，反击屈出律，并在八拉沙衮附近打败他；但是在怛逻斯附近的另一战场上，他的部将塔延古被花刺子模人俘虏。这支从怛逻斯战场撤退回来的喀喇契丹军发现他们都城的门已经被叛变的居民们关闭，这些居民肯定是突厥人，他们认为摆脱契丹人统治的时机已经来到。愤怒的军队强攻下八拉沙衮后屠城。 在这些动乱中，古儿汗直鲁古最后遭到屈出律的袭击，被俘（1211年）。不过，屈出律待他的岳父尊重仁慈，直到两年后老人去世。在老人去世之前，屈出律一直以老人的名字进行统治，并视其为唯一的君主。 攫取喀喇契丹国的实际控制权之后，乃蛮王子与他昔日的盟友花刺子模苏丹为划分边界几乎兵戎相见。在一段时间内，苏丹的统治在锡尔河以北的讹答刺。拓析（塔什干）和赛拉木（伊斯法吉勒）得到承认。但是，考虑到这些地区难于防守，苏丹不久就把该地区的居民迁到锡尔河南边。 屈出律对喀喇契丹国的实际统治是从1211年持续到1218年。这位阿尔泰山来的游牧者已经成为大部分是定居民族的统治者，然而，他不知道如何统治他们。由哈拉汗朝王室的一些突厥族穆斯林小国王们统治的喀什噶尔是喀喇契丹国的属地。直鲁古在被推翻前不久曾监禁了喀什的哈拉汗朝汗王的儿子。屈出律释放了这位年轻人，并把他作为自己的代表派去统治喀什，但是喀什噶尔的埃米尔们拒绝接受他，并处死了他（约1211年）。此后两、三年内，屈出律的骑兵队蹂躏了喀什噶尔（1211－13年或1214年），直到饥荒迫使喀什居民们接受了他的统治。降民们接着遭到了野蛮的宗教迫害。像大多数乃蛮人一样，屈出律可能或多或少地是聂思托里安教的追随者。不久，在他的妻子的影响下（她是喀喇契丹古儿汗的女儿），他企图使喀什和于阗的穆斯林公开放弃伊斯兰教，接受佛教或基督教。当于阗的首席伊玛目反抗时，屈出律把他钉死在他办的一所宗教学校的门口。在残酷的宗教迫害之后，喀什噶尔基本上已经是一个穆斯林地区，它将把蒙古人作为解放者来欢迎。 屈出律并没有使自己稍微避免引起伊犁河畔各族的不欢迎。如上所述，阿力麻里（固尔扎）王布札儿已经效忠于成吉思汗。当他打猎时，屈出律对他发起了突然袭击，并把他处死，但是，屈出律未能占领阿力麻里城，该城由布札儿的遗孀萨尔贝克突干守卫着。以后她的儿子苏格纳黑特勤成了成吉思汗反屈出律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之一。 成吉思汗不能容忍他的宿敌继续作喀喇契丹国的君主，他于1218年命令他最杰出的一位部将那颜者别统率2万人进攻该国。者别奉命首先要保卫阿力麻里和保证苏格纳黑的继承权，但是，当他抵达阿力麻里时，屈出律已离开该地奔赴喀什噶尔避难。八拉沙衮和今天的谢米列契耶之地不战而降。者别由此直下喀什噶尔，在喀什噶尔，穆斯林居民们把者别作为使他们摆脱迫害的救星来欢迎。由于者别对他的军队实行了严格的纪律，特别是禁止抢劫，志费尼说，他们路过时所受到的欢迎像来自安拉的祝福。屈出律朝帕米尔方向逃去，但被者别的随从们追上，在撒里豁勒河附近把他杀死（1218年）。 现在整个东突厥斯坦——伊犁河、伊塞克湖、楚河和怛逻斯河流域——归并于蒙古帝国。 11．花刺子模帝国的灭亡 现在，成吉思汗的帝国与花刺子模帝国已成为近邻了。 在成吉思汗一边，有蒙古地区的全部蒙古种和突厥种人，他们或者是萨满教徒、佛教徒，或者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归并喀喇契丹国之后，还有喀什噶尔，该地区在宗教上是信仰伊斯兰教，具有纯突厥文化，几乎完全没有受到伊朗的影响。在摩诃末一边，有一个在文化上基本属于伊朗的穆斯林突厥王朝，其中河中地区居住着突厥－伊朗种人，呼罗珊、阿富汗和伊拉克·阿只迷居住着纯伊朗人。 这两位统治者之间的对比很鲜明。成吉思汗遇事冷静、精明、顽强、有条理；花剌子模的摩诃末脾气暴躁，做事无逻辑性，缺乏组织能力，又因对古尔王朝和喀喇契丹的战争获胜而自命不凡。后来他的第一次战败使他完全崩溃，束手无策，只留下一付可怜的，几乎是怯懦的形象。两人中，这位游牧的野蛮人是统治者，而这位伊朗化的突厥人、伊斯兰世界的皇帝和定居国家之王不过是一位游侠而已。 此外，正如上文所述，成吉思汗将于1220年灭亡的这个花刺子模帝国建立的时间不会早于1194年，实际上，只是在1212年摩诃末杀撒麻耳干的末代哈拉汗王乌斯曼之后，才将都城从玉龙杰赤（希瓦附近）移到撒麻耳干。它是一个不成熟的帝国，只是在一个临时君主之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版图，又没有与成吉思汗的札撒相应的法典来稳固国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原可汗们的复辟帝国的巨大权威相抗衡。从种族上看，在塔吉克人和突厥人（前者是城镇和农耕地区的伊朗居民，后者构成了军队）之间，花刺子模帝国处于一种危险状况。它不像早期的塞尔柱克人那样，以能够产生由阿塔卑组成的、具有军事封建结构的一个穆斯林突厥氏族为基础。花刺子模王朝是出自一个塞尔柱克的显贵家族，在它后面没有部落支持它。花刺子模本土（即希瓦地区）地盘太小无法支撑一个巩固的土库曼封建主义。结果，军队是由从吉尔吉斯草原的古兹或康里部落中胡乱征集的雇佣兵组成，没有效忠的感情纽带维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一个想法，即背叛自己的主人，使自己能够加入成吉思汗大军。此外，苏丹家庭因不可调合的仇恨而分裂。苏丹的母亲，可怕的秃儿罕可敦厌恨她的孙子札兰丁，与他针锋相对，札兰丁是摩诃末的宠儿，是这个衰亡家族中唯一有作为的人。 伊斯兰教的纽带可能给这些冲突和倾轧的人们带来了团结和凝聚力。摩诃未作为伟大的塞尔柱克人的继承人——他把自己与桑伽相比——起着很大的作用。他自称自己只是伊斯兰世界的代理人，并发动圣战（即吉哈特），反对不信教者，以及佛教或聂思托里安教的蒙古人。这位王子希望恢复大塞尔柱克人的事业，像他们那样成为伊斯兰世界的苏丹，但是，他愚蠢已极，与报达［巴格达］的哈里发发生了尖锐的争吵，在1217年，他眼看就要进攻报达了。哈里发纳昔儿（1180－1225年在位）把他视为最仇恨的敌人，声称宁愿要蒙古人也不要他。苏丹和哈里发之间的这种深刻仇恨将使分裂的和无援的穆斯林世界面临蒙古人的入侵。 成吉思汗与花刺子模人之间的冲突是由后者引起的。成吉思汗试图与花刺子模人建立起一般的商业和政治关系。但是，1218年，一支来自蒙古帝国的商队（商队成员中除蒙古使者兀忽纳外，其余成员全由穆斯林组成）在锡尔河中游的花刺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刺受到阻止并遭到劫掠，商队中有一百名左右的成员被花刺子模总督亦纳乞克（又称哈亦儿汗）处死。成吉思汗要求赔偿，在遭到拒绝后，就决定发动战争。 1219年夏，蒙军在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集中。秋，成吉思汗到达巴尔喀什湖东南的海押立，来到葛逻禄人中，葛逻禄王阿尔斯兰汗加入了成吉思汗阵营，还有阿力麻里的新王苏格纳黑特勤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也都率领各自的军队加入之。据巴托尔德估计，蒙军人数约在10至15万之间，尽管花刺子模军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蒙军，但蒙军纪律严明，是一个相当紧密的集体。 花刺子模苏丹摩诃末把他的军队分散在锡尔河一线与河中各设防地区之间。结果，尽管花刺子模军在总人数上占优势，但是，他们在每一单独点上的人数比蒙军少。成吉思汗从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刺附近进入花刺子模境。由他的两个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的一支分队围攻讹答刺城，然而，只是在经过了长时期的攻打之后才占领该城。这位征服者的长子术赤率领着另一支分队沿锡尔河而下，占领塞格纳克（在今突厥斯坦城对面）和真德（今波罗威斯克附近）。派往锡尔河上游的五千蒙军占领了别纳客忒（在塔什干以西），围攻忽毡［今苏联列宁纳巴德］，忽毡守将、能干的帖木儿灭里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之后乘小船顺锡尔河而下逃走。巴托尔德在此指出，在这次战争中，穆斯林中涌现出来的个人英雄行为和勇士比蒙古人多，但是，唯有蒙军是有组织的、指挥一致的和有纪律的，他们靠这些取得了胜利。 成吉思汗和幼子拖雷率主军直入不花刺城［今布哈拉］，于1220年2月抵达该城。不花刺城的突厥守军企图突破围城者的防线逃跑，但是，结果只是大批被杀死。被守军们遗弃了的居民们投降（1220年2月10日或16日）。城堡被攻占（城堡内曾有400人在此避难），守诚卫兵全部被杀。接着，不花刺域经历了一次有条理的彻底的洗劫。居民们遭到抢劫以及种种虐待、威逼和蹂躏，但是，总的来说，被处死的只是那些企图起来抵制胜利者渎圣暴行的人，尤其是在伊斯兰教“教士”们中。志费尼对成吉思汗进入大清真寺时对群众所作的长篇训活和宣布他是“上帝之鞭”的叙述，巴托尔德认为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巴托尔德还认为那次彻底摧毁不花刺的大火很可能是偶然引起的。 成吉思汗从不花刺进军撒麻耳干，在撒麻耳干城前与刚攻下讹答刺城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会合。撒麻耳干居民——有一部分仍是伊朗人——勇敢地企图出击，但被压住。据志费尼记述，5天以后该城投降（1220年3月）。该城遭到彻底洗劫，为了宜于行动，首先把全城居民驱逐出城，其中许多人被处死。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如技术工匠——被带往蒙古。突厥守军虽然自发地向蒙古人靠拢，但是，也遭到屠杀，无一人幸免。撒麻耳干的宗教首领们与不花刺的同行们不同，他们没有抵抗，所以大部分人被赦免了。受到优待的那些人终于获许回到撒麻耳干，但是，屠杀的规模相当大，以致留下来的居民几乎还不能住满城市的一角。 花刺子模原都城玉龙杰赤——今希瓦附近的乌尔根奇——经长期包围之后，于1221年4月才被攻占。长时期的包围使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术赤和察合台不能调动，并且在接近最后阶段时，甚至还要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参予。蒙古人引该城下的阿姆河水灌城，由此完成了他们的破坏行为。 在蒙古征服河中期间，花刺子模苏丹摩诃末被盲目的狂妄自大而招致的灾难所吓倒，从自负走向极端沮丧，最后完全迟钝了。以后他逃到巴里黑［巴尔克赫］，又从巴里黑继续逃到呼罗珊西部，在那里他避难于尼沙普尔［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其后他在与日俱增的恐慌中又跑到与他的统治地区遥遥相对的另一端；伊拉克·阿只迷西北的可疾云［今伊朗德黑兰省加兹温］。但是，成吉思汗已经派出一支由他的两位优秀将领者别和速不台率领的骑兵分队追随他。这是一次疯狂的追逐。巴里黑城在者别和速不台逼近时纳款获赦免，并接受了一位蒙古总督的统治。尼沙普尔接受了一个最糟糕的控制委员会，也免遭厄运，因为者别非常匆忙而未能停留。另一方面，图斯［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达蔑干［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达姆甘］、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都遭到速不台的洗劫。这两员蒙古大将继续追赶摩诃末，后来进入了伊拉克·阿只迷，对刺夷［今德黑兰之南］发起突然进攻，他们在刺夷城屠杀男性居民和奴役妇女儿童。他们火速穿过哈马丹［今伊朗西部哈马丹］，抵达哈仑，摩诃末在此几乎落入他们手中，后来又溜掉了。他们摧毁赞詹和可疾云以泄愤。其间，倒霉的摩诃末在里海上一个与阿贝什员相对的孤岛上避难，在那里他约于1220年12月因精力衰竭而死。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者别和速不台继续进攻，从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进入高加索和俄罗斯南部地区。 在对付了花刺子模苏丹之后，成吉思汗于1221年春渡过阿姆河，开始从花刺子模残军手中夺取阿富汗的呼罗珊。他占领巴里黑，巴里黑的投降者未能保住该城，城市受到全面的摧毁（居民被杀，城市被烧）。在呼罗珊，他派幼子拖雷去夺取莫夫［马里］，莫夫城投降，城中居民也几乎是全部遭到屠杀（1221年2月底）。拖雷坐在安放于莫夫平原上的一把金椅上，目睹了这次集体屠杀。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只有400名工匠幸免于死”。桑伽苏丹的陵墓被烧，坟被盗空（据传说，正是这时候，游牧地在莫夫草原上的一个乌古思部落迁徙到小亚细亚，该地的塞尔柱克人给该部土地，它在此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基础）。接着，拖雷又去惩罚尼沙普尔，因为该城于不久前（1220年11月）倒媚地击退并杀了蒙古将军、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合察。这一次尼沙普尔城被攻占并遭到彻底摧毁（1221年4月10日），脱合察的遗孀主持了这次屠杀。为防止受骗，尸体都被砍头，并将首级按男、女、小孩分别堆成金字塔形。“甚至猫、狗也被宰杀。”蒙古人拆毁了位于图斯附近的哈伦拉施特的陵墓。哈伦拉施特和桑伽的坟，以及所有给阿拉伯－波斯灿烂文明增添光彩的建筑都被一个一个地毁掉。接着，拖雷继续攻占也里［赫拉特］。该城的花刺子模军进行抵抗，但城内的居民们打开了城门，拖雷屠杀了士兵们，仅这一次，他赦免了居民。 后来，拖雷在塔里寒城［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以北］附近与成吉思汗汇合，刚刚攻占了玉龙杰赤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也前来汇合。 成吉思汗在毁掉塔里寒城之后，越过兴都库什山，去围攻范延［巴米安］。在这次行动中，察合台之子、成吉思汗宠爱的孙子、年轻的木阿秃干被杀。在一次宴会上，征服者亲自把这噩耗告诉察合台，并以札撒的名义禁止他悼念其子，但给死者以流血葬礼的荣誉。范延城陷后，不赦一人，不取一物，概夷灭之。“一切生物都遭屠杀”，范延城址被称为“可诅咒的城市”。 与此同时，花刺子模末代苏丹摩诃末的儿子札兰丁·曼古伯惕突破蒙军在内萨［土库曼阿什哈巴德东］的防线，逃脱了河中和呼罗珊发生的灾难。他逃到阿富汗山区腹地的加兹尼城避难，他组织了一支新军，后来在喀布尔以北的八鲁湾［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打败了由失吉忽秃忽率领的一支蒙古军团。成吉思汗急于为其副帅的失败报仇，前往加兹尼，札兰丁不敢呆在加兹尼等待他的来到。加兹尼城没有作任何抵抗，成吉思汗因急于追赶札兰丁，推迟了毁城的程序。最后，他在印度河岸追上了这位花刺子模王子，并在此击溃了札兰丁的军队（据奈撒徽记述，此事发生在1221年11月24日）。札兰丁本人全副武装地策马入河中，顶着雨一般的箭逃跑了。他非常幸运地平安到达了彼岸，由此前往德里苏丹宫廷避难（1221年12月）。蒙古人没有立即继续追入印度境内（直到第二年，一支蒙军分队在札刺儿部那颜八刺的命令下进行了远至木尔坦的一次清剿，因天气酷热，短时间之后只得撤退）。但是，在札兰丁逃走之后，他的家庭成员落入蒙古人手中，所有的男孩都被杀。 不过，蒙古人在八鲁湾的失败重新激起了东伊朗尚存的最后一些城市的勇气。成吉思汗首先向加兹尼城民清算，除了被他送往蒙古的工匠以外，城民全部被杀。在八鲁湾战役之后，也里［赫拉特］也起来反叛（1221年11月）。蒙古将军宴只吉带在进行了6个月的围攻之后，于1222年6月14日再次攻占该城。全城居民被杀，这场屠杀整整占用了一周的时间。那些返回莫夫的人们曾经愚蠢地杀死了拖雷留在该城的波斯族长官，而拥戴札兰丁。他们遭到失吉忽秃忽的残害，无一人幸免。当大屠杀结束时，蒙古人谨慎地佯装离去。他们走了一程后，凡是躲在城郊或地下室的可怜虫们认为敌人已经走了，又一个一个地出来，这时蒙古后卫部队又折回来进攻他们，将他们消灭。 显然，总的来说，蒙古人在夺取河中和东伊朗的设防城市时，比他们在中国的战争要觉得困难少些。部分原因是他们作为“异教徒”（或者像我们今天应该说的“野蛮人”）在穆斯林中比在中国境内所产生的恐惧更加强烈。在中国，居民们在许多世纪中已经习惯了与他们为邻。其次，在河中和东伊朗，他们似乎更多地利用了当地居民。为了占领一座城市，蒙古人将周围地区－农村和不设防城市——的男性居民集合起来，在战争的时刻，把他们赶到护城渠或城墙边，只要他们的尸体能填满河渠和他们的反复攻击能消耗守城军，即使这些可怜虫被他们自己的同胞刈除，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他们被伪装成蒙古人，每十人举一面蒙古旗，以致守城军看到遍布于草原上的这一大批人马后，相信他们自己已经受到成吉思汗大军的威胁。由于这种计谋，一支蒙古小分队就可以迫使敌人投降，事后，这些人群不再有用而被屠杀。这种几乎是普遍实施的可怕的办法，由于蒙古人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而臻于完善，成为他们最常用的战术程序之一。成吉思汗正是用不花刺抓来的俘虏攻打撒麻耳干，接着，又用撒麻耳干的俘虏来攻打玉龙杰赤；拖雷也正是利用了呼罗珊的村民夺取了莫夫城。恐惧与沮丧是如此强烈，以致没有人想到抵抗。当内萨城被陷时，蒙古人将居民赶到一块空地上，命令他们互相将手捆在背后，内萨的穆罕默德写道：“他们服从了，如果他们散开来逃往附近的山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会得救。一旦他们互相将手捆绑上，蒙古人围住他们，用箭射他们——男女老幼无一人幸免。” 然而，在蒙古人中，对秩序的行政意识和军事意识也从未削弱过。在五分之四的人被杀之后，为管理幸存下来的五分之一居民的事务，在他们走后留有一个平民官达鲁花赤（darugachi或daruqachi），达鲁花赤常常是以回鹘人、甚至是波斯人充任，还配有书记员，负责整理用回鹘文和波斯文写的名册。 东伊朗再也没有从成吉思汗的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像巴里黑这样的城市仍然残留着蒙古破坏的痕迹。15世纪时，在沙哈鲁、兀鲁伯和速檀·忽辛·拜哈拉统治下，这些地区发生的帖木儿文艺复兴运动都未能使它们完全恢复过来。然而，尽管成吉思汗的行为可能像是阿拉伯-波斯文明的最凶恶的敌人，像穆斯林作家们污蔑的是该死的可诅咒的一类，但是，他对伊斯兰教本身并无敌意。如果他禁止在河中淋浴和反对穆斯林们的杀牲方式的话，仅仅是因为它们与蒙古习俗或他们的迷信相抵触。如果说在东伊朗他毁灭了由某个费尔多西或某个阿维森纳所创造的辉煌的都市文明的话，那只是因为他想在蒙古的西南边境上造成一种无人区，或者是人为的草原地带，以作为他的帝国的缓冲带或保护带。正是为此目的，他“毁掉了农田”。在他身上具有统治者和游牧者的双重性：作为统治者，他从不赞成宗教战争；作为游牧者，他不完全了解定居生活，喜欢破坏城市文明、废除农业（在离开东伊朗时，他破坏了东伊朗的产粮区）和把农田变成草原，因为草原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便于管理。 成吉思汗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阿富汗逗留了一些时候。他于1222年5月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有名的道教和尚丘长春的访问。他于1220年曾向丘长春发出邀请，丘长春是经回鹘地区、阿力麻里、怛逻斯河和撒麻耳干后才到达的，这位征服者急于想从道教魔师那里知道长生不死的药方。 然而，当时他也在考虑返回蒙古。他于1222年秋又渡过阿姆河，沿不花刺道继续前进。在不花刺，他好奇地询问了伊斯兰教主要教义。他赞同这些教义，到麦加朝圣一事除外，他认为没有必要去麦加朝圣，整个世界都是上帝（蒙古语“腾格里”长生天）的归宿。在撒麻耳干，他命令穆斯林祈祷者应该以他的名字进行祈祷，因为他已经取代了苏丹摩诃末。他甚至对穆斯林教士——伊玛目和卡迪［民事法官］——免征税，以此证明他对穆斯林世界犯下的暴行是战争行为，而没有宗教运动的因素。他在撒麻耳干过冬，1223年春是在锡尔河北岸度过的。正是在塔什干附近，可能是在锡尔河北岸的支流奇尔奇克河河谷，他坐在安放于那颜和巴阿秃儿［贵族和勇士］之间的金制王位上，举行了一次蛮族式的“觐见礼’。接着，仍是在1223年春，他与他的儿子们在亚历山大山（吉尔吉斯山）以北的忽兰巴什草原上召集了一次库里勒台。与此同时，他的军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狩猎娱乐活动。他在怛逻斯河和楚河草原上度过了这年夏天，显然，第二年夏天他是在也儿的石［额尔齐斯］河畔度过的。他于1225年回到蒙古。 12．者别和速不台侵入波斯和俄罗斯 在接着叙述成吉思汗在中国的最后战争之前，可以很好地回顾一下他的两员副将者别那颜和速不台巴阿秃儿在里海周围的远征。 我们已经看到，这两员大将、蒙军中最杰出的兵法家受命率领2．5万人的骑兵团（据格雷纳德估计），如何追逐正在穿过波斯而逃亡的花刺子模苏丹摩诃末的情况。苏丹死后，他们继续向西推进，米尔空说，在洗劫了刺夷城（这是一个以生产奇异的装饰陶瓷闻名的城市，该城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之后，一些逊尼派穆斯林邀请他们去毁掉十叶派穆斯林中心城市库木，他们十分乐意这样做。由于哈马丹已经投降，他们只是向该城索取赎金而已。其后他们破坏了赞詹，并攻占可疾云，为此，可疾云居民遭到屠杀的惩罚。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的最后一位突厥阿塔卑［封建主］，即老月即别——地区马木路克王朝的统治者，该王朝在近12世纪末期时几乎继承了塞尔柱克人的统治——以大量的行贿以解救桃里寺［大不里士］城。者别和速不台继续追赶，在隆冬时过木干草原［今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阿拉斯河下游］，入侵谷儿只［格鲁吉亚］。这是一个基督教王国，当时由吉奥尔吉三世拉沙，或者称布里安特（1212－1223年在位）统治，正处于鼎盛时期。但是，这两员蒙古大将于1221年2月在梯弗里斯［今第比利斯］击溃了谷儿只军。他们采用了通常使用的进攻方式，即强迫俘虏率先冲向城堡，如果退缩不前者就杀掉，城陷之后屠杀居民，然后佯装撤走，使逃脱了的人恢复信心，接着后卫部队旋风似地返回来砍掉他们的头（1221年3月）。在此之后，他们从谷儿只返回阿哲儿拜占，攻打蔑刺合［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此后，这两员大将要向报达［巴格达］进军，去推翻阿拔斯朝哈里发。对阿拉伯世界来说，其后果无疑将是灾难性的，因为，正如伊本·艾西尔所观察到的那样，与此同时，十字军已经入侵埃及，并攻占了达米埃塔。聚集在达古格的少数阿拔斯军几乎不足以保住伊拉克阿拉比。1221年，在开罗看到布列纳的约翰王时，相应地本可以在报达看到者别和速下台。对哈里发来说很幸运，者别和速不舍愿意返回哈马丹，再一次要他们交纳赎金。这一次市民们进行了抵抗，蒙古人攻陷哈马丹，屠杀全体居民并纵火焚城。这两位蒙古统帅从哈马丹出发，经阿尔达比勒（他们也洗劫了该城）返回谷儿只。 谷儿只骑士是当时最优秀的骑士之一。但是，由于速不台佯装败退，将他们引入了埋伏地，者别在那儿等候他们并击溃了他们。谷儿只人无疑地认为他们很幸运地保住了梯弗里斯城，尽管为此他们只得听任蒙古人将该国的南方夷为废墟。接着蒙军入侵失儿湾，在此他们洗劫了沙马哈［今苏联阿塞拜疆舍马合］城。然后，他们经打耳班袭击了高加索北部草原，在此他们与当地民族同盟军发生冲突，盟军中有：阿兰人（他们是古代萨尔马特人的后裔，是东正教徒）、列兹基人和契尔克斯人——这三支部属高加索人种——还有钦察突厥人。者别和速不台通过求助于突厥－蒙古种人的兄弟情分和分给部分战利品的方法，狡猾地策划钦察人背叛了同盟。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打败了同盟中的其他成员，最后，迅速地追赶上钦察人，击溃了他们，并夺回战利品。 与此同时，钦察人曾向罗斯人求援。一位名叫忽滩的钦察可汗，他的女儿嫁给了加利奇的罗斯王公“勇士密赤思腊”。他促成女婿和其他罗斯王公反对蒙古人。由加利奇、乞瓦（今基辅）、切尔尼戈夫和斯摩棱斯克的王公们率领着有8万人的一支罗斯军队，沿第聂伯河而下，在亚历山德罗夫邻地霍蒂萨附近集中。蒙军退而不战，直到敌军完全等得不耐烦和各军团之间相离很远时才开始出战。战斗发生在迦勒迦（今卡利米乌斯）河附近，这是一条近海的小河，在马里乌波尔附近流入亚速海。加利奇王和钦察人不等艺瓦军到就冲锋，被打败后，只得溃逃（1222年5月31日）。只留下乞瓦王公，他守乞瓦营地三天后，被允许体面地投降。然而，投降后他与他的全体兵士都被处死。 罗斯人遭到的第一次灾难没有立即产生政治后果。弗拉基米尔的尤里大公当时还未来得及率军抵达迦勒迦河，从而完整地保留了他的军队。蒙古人满足于抢夺克里米亚苏达克城［今苏联萨波罗什］内热那亚人的店铺（还没有材料证明卡洪的理论，即蒙古人与威尼斯人之间达成过一种协议）。者别和速不台在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附近渡过伏尔加河，打败了卡马河畔的保加尔人和乌拉尔山区的康里突厥人，在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劫掠之后，他们回到锡尔河北岸草原，与成吉思汗大军会师。 13．成吉思汗的最后岁月 成吉思汗于1225年春回到蒙古，在鄂尔浑河支流、土兀刺［土拉］河畔的营帐中度过了1225－1226年冬天和1226年夏天。从北京到伏尔加河的世界在他面前颤抖。他的长子术赤已受命统治着威海至里海之间的草原，在接近统治末期时他似乎正在执行一种分裂政策。这使征服者深感忧虑；但是，在父子之间的公开分裂可能发生以前，术赤于1227年2月去世。 成吉思汗还领导了另一次战争，反唐兀惕人在甘肃建立的西夏国。西夏王尽管已经成为蒙古人的属臣，却不履行职责派分队去参加攻打花刺子模的战争。据《秘史》记，对于蒙古人正式要求援助时，一名叫阿沙甘不的唐兀惕显贵以其主人的名义嘲讽地回答道，如果成吉思汗没有足够的军队，他不配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此放肆的举动是不能宽容的。在处理了花刺子模的事务之后，征服者予以还击。并且，正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指出的那样，成吉思汗必定很清楚，为了完成对中国北部金朝的征服（在那里他的将军木华黎刚死于攻金之战），蒙古人直接占有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他于1226年秋开始征西夏，同年底占领灵州，1227年春开始围攻西夏都城，今宁夏城。“蒙古恐怖”的手段在此也像在阿富汗一样残暴无情地采用了。“居民徒劳地藏匿在山间、洞穴，以避蒙军。田地上尸骨遍野。”在围攻宁夏时，成吉思汗在1227年夏天在今平凉西北的清水河畔和隆德地区扎营。他于1227年8月18日在平凉以西地区去世，终年60岁。此后不久，敌人的都城宁夏被攻破，按征服者的最后命令，全城居民被杀。一部分唐兀惕人分给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妻子、皇后也速亦（Yesui），她在这次战争中曾陪伴着他。 成吉思汗的遗体葬于斡难河［鄂嫩河］和怯绿连［克鲁伦］河河源边的不儿罕合勒敦圣山（肯特山），在此腾格里［长生天］曾对成吉思汗说过话。1229年，他的继承者将以蒙古方式举行盛大的祭奠仪式纪念他。按习俗，“他命令为他父亲的灵魂供三日饭菜，从那颜和将军家族中挑选40名美女，穿戴华贵，按《史集》记，她们是被派往另一个世界去侍候成吉思汗。除了这些野蛮的效忠方式外，还以骏马作为牺牲。” 14．成吉思汗：性格与成就 成吉思汗被看成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是12个世纪中草原游牧民对古代定居文明入侵的典型。确实，在他的先祖中不曾有人留下了如此可怕的名声。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他对东伊朗的破坏在令人产生的恐怖方面超过了欧洲归咎于阿提拉的和印度归咎于摩醯逻矩罗的破坏。不过，我们应该记住他的残酷主要是由于他那刺人耳目的环境造成的（在他周围是全突厥－蒙古种人中最粗野的兵士），而不是他生性残暴。在这一方面，另一位屠杀者、帖木儿更能说明问题，因为他比成吉思汗要开化得多。这位蒙古征服者强制推行的集体处死构成了战争体系中的一部分。它是游牧民使用的一种武器，用来对付那些没有及时投降的定居民族，首先是对付那些投降之后又反叛者。糟糕的事是这位游牧者几乎不理解农业和都市经济的性质。在征服了东伊朗和中国北部之后，他认为通过夷平城市和破坏农田，使这些地区变为草原是很自然的事。一千年之久的传统，即在文明的门槛边和古代农耕地边缘上寇掠，当他给这种极大的乐趣下定义时，他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妻痛哭，纳其美貌之妻妾。”反过来，他一想到他的后代们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时，他悔恨地沉思：“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 1219年的道教碑，是在李志常的提议下刻建而成，李志常于1220－1223年曾伴随著名的邱长春访问过这位征服者，碑文以道教的富于哲理性的语言细致地复述了这位游牧民的皇帝，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功绩给这位中国人所留下的印象：“天厌中原骄华大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坚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佑，获承至尊。” 按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周围环境和种族结构，他似乎是一种思考型的人，具有健全的常识，特别善于权衡利弊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对友谊忠贞不移，对坚定跟随他的人十分慷慨和充满深情。他具有真正统治者的素质——即游牧民的统治者，而不是定居民的，对于定居经济，他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在这一限度内，他显示了对秩序和统治的天才。与粗野的蛮族感情融合在一起，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高贵和崇高的思想，靠这种思想穆斯林作家们所“诅咒的人”获得了他作为人的适当地位。在他的头脑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叛逆者有着本能的憎恶。那些背叛倒霉的主人而讨好他的奴仆们，被他下令处死。另一方面，他常常奖励他的敌人中对其主人忠贞不渝的人，并吸收他们为自己服务。《史集》和《秘史》把诸如此类的品质都归于他身上，强调他不仅在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而且他的统治是有健全的道德基础的。他把弱者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且以始终不移的忠实保护他们。汪古部首领阿刺忽失的斤因与他并肩同乃蛮人作战而被谋杀。他恢复了该家族的首领地位，将其子纳为部属，并嫁女儿给他为妻，确保其家族财产不受侵害。在以往战争中的失败者们——回鹘人与契丹人——发现他是他们可信赖的保护者，正像以后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找不到比他的孙子们更为可靠的保卫者一样。在辽东，契丹王耶律留哥从一开始起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属臣，他在与花刺子模的战争期间去世。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他的最后一次战争时，耶律留哥的遗孀找到了他，成吉思汗非常仁慈地欢迎她，对她和她的两个儿子表示了慈父般的关怀。在所有这种情况下，这位身穿兽皮的游牧人，灭绝民族的人，表现出天生的高贵、极端的谦恭，是一位甚至连中国人也感到惊讶的真正贵族。作为高贵家族的显赫人物，在精神上他是一位国王，但是，比起其他人来，他并不是那么以自己飞黄腾达的生涯而趾高气扬的。 最后，尽管成吉思汗在政策上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对文明化经验的声音并非充耳不闻。他的许多辅臣成了他的知心人：像回鹘人塔塔统阿，穆斯林马合谋·牙刺洼赤，契丹人耶律楚材。塔塔统阿成了他的大臣，在末代乃蛮王宫中他也任其职，他还教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学习回鹘文［畏兀儿文］。牙刺洼赤成了他在河中居民的代理人，是河中地区的第一位蒙古长官。中国化契丹人耶律楚材成功地使他的君主有了一些中国文化的色彩，有时甚至避免了大屠杀。在耶律楚材的传记中说，从蒙古人劫掠和烧掉的城镇中，耶律主要关心的是收集遗书，其次是寻找药品，用来防治因大屠杀带来的流行病。尽管他忠于蒙古政府和成吉思汗家族，但是，当他为某些被斥为有罪的城市或地区乞求宽恕时，他常常掩盖不住他的感情：“你还要为那些人伤感？”窝阔台总是这样问他。耶律机智、果断的斡旋常常避免了一些无可挽救的破坏。雷慕沙写道：“耶律楚材具有鞑靼人血统和中国文化，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天生的调停者。”他不可能恳求蒙古人施仁政，他们将不会听从他，他竭力地向他们证明仁政是上策，在这一点他干得很明智，因为蒙古人的野蛮行径主要是出于无知。 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他的最后的战争时，一员蒙古将军向他指出，他新征服的中国人对他将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不适宜战争，因此，最好是把他们都消灭掉——几乎有一千万人——以致他至少可以利用土地作为骑兵们的牧场。成吉思汗认为这一提议很中肯，但遭到耶律楚材的反驳，他对蒙古人解释说，从农田和各种劳作中可以获利，这种思想是蒙古人不知道的。他指出从对土地和商业的各种税收中，他们每年可以得到“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他说服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命令他拟定了各路的税收制度。 由于耶律楚材和成吉思汗的回鹘辅臣们的作用，蒙古行政机构的雏形在大屠杀中产生了。在这方面，征服者本人必定也有贡献，即对文化的一般性倾向。他似乎特别接近契丹人和回鹘人，他们是突厥－蒙古社会中文明程度最高的两支。契丹人在不使成吉思汗帝国丧失它的民族性的情况下，向它引进了中国文化；而回鹘人能够使蒙古人分享鄂尔泽和吐鲁番的古代突厥文明，分享叙利亚的、摩尼教－聂思托里安教徒的和佛教传统的全部遗产。确实，成吉思汗及其直接继承者们正是从回鹘人那里学到了使用民政管理机构，正像他们从回鹘的大臣们那里学到了语言和文字一样。后来，回鹘文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地为蒙古人提供了蒙古字字母。 大屠杀已经被忘记了，而行政机构——成吉思汗的纪律和回鹤人的行政体系（或部门）的混合物——仍在继续。在经历了早期的严重灾难之后，这一工作最终将有利于文明。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成吉思汗的同时代人对他作出了如此评价：马可·波罗说：“他的去世是一大遗憾，因为他是一个正义、明智的人。”约因维尔说：“他使人民保持了和平。”这些结论表面上看是荒谬的。由于把所有突厥－蒙古民族统一于一个唯一的帝国之中，由于在从中国到里海的范围内强行贯彻铁的纪律，成吉思汗平息了无休止的内战，为商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阿布哈齐写道：“在成吉思汗统治下，从伊朗到图兰（突厥人的地区）之间的一切地区内是如此平静，以致一个头顶金大盘的人从日出走到日落处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一小点暴力。”他的札撒在整个蒙古和突厥斯坦建立了一块“成吉思汗和平碑”。札撒在他的时代无疑是可怕的，但是，在他的继承者们的统治时代，札撒变得温和一些，并且为14世纪的大旅行家们的成就提供了可能性。在这方面，成吉思汗是野蛮人中的亚历山大，是打开通往文明之新路的开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