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眠《百年功罪》和其他
女性化的中国
近几年，国内文化界很流行一种“阴盛阳衰”说。意思是，女人比男人强——女歌星比男歌星窜红，女影星比男影星出彩，女作家比男作家走俏，女运动员比男运动员拿金牌多得多……连女人做起生意来，据说也比男人的手笔要大：前一阵子频频有报道，女明星某和某女明星投资房地产，一甩手都是数以亿计。还有的更把大生意做到了国外，例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想想也是，曼哈顿的中国男人要算也不少，却不见一个能够出息到把自己的发财故事写成通俗小说的。即使写了，大概也没有谁爱看。因为女人发了财，不免觉得她“绚烂”；而男人有了几个钱，无非多添了些铜臭而已。
不断传来的好消息，使得“女性主义”者们大受鼓舞,认为创造“女性文化”的时机到了。有两点要说明的：一、所谓“女性主义”，以前通称“女权主义”，或叫作女权主义之一种。女权主义有很多种，小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大至妇女参政、与男性抗衡乃至反过来凌驾于男性之上等等。女性主义则以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男性文化”的“女性文化”为己任。二、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多属留学海外的文科学生，是为一种时髦，而国内暂未形成风气。但实际上，却有很多没打旗号的女性主义者，绝对人数远非海外所能比。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保准应者如云。
细观女性主义的宣言，其实并不新鲜。要创造女性文化(或曰“创造女性传统”)吗?毛泽东早说过：“妇女也有半边天。”摩登的女性主义者们讲到天上去，也还是没能超越毛的境界与气度。在共产党内，的确也不乏表现突出的女性。早期就有蔡畅、邓颖超，及孙夫人宋庆龄。平心而论，解放以后，女部长、女委员、女省长、女市长……实在够多，举世很难再找到哪个国家能与之抗衡。要说这些女同志全是花瓶，恐怕太牵强，除非我们把所有的男同志都同时定义为花瓶。
中共历史上，最非凡的女党员当然莫过于江青。她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位“女性主义者”。不仅仅到处发表宣言，还真的动了手创造“女性文化”(或曰“女性传”)。她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设计反“男性规定”的女式服装，身体力行争取女性解放，可谓成果累累。
更重要的，她还“勇于摧毁父系社会诸多层层相扣的政治运作，敏锐地批判，”并且“她够勇敢”，竟力图“炸毁它”。“她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因为在每一件人事上，甚至每一张绘画、每本书中，她看到了革命的必要与契机。……她只需要一双眼、一张嘴与一只笔，整个世界就在她面前开始变动、重整，直到她所建造的世界足以和现有的抗衡，慢慢更正，终至替代它。”(本段引句见《□□中国》第13期童若雯《女性主义者的悲剧》。童的这些女性主义宣言用来形
容江青再贴切不过。)
当然，她的勇气和勇气所寄附的巨大权力还是来自于男人。但她敢于向一切挑战的狠劲儿，甚至连男人也不能及。她慢了一步，到底没能斗过“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主要是时间和人手不够，我们也就没能看到现有的“整个世界”怎样终至被替代。但已经替代的部分我们曾有幸领教过，那真是妙不可言。
革命样板戏为我们塑造的一批女性形象，没一个“反面人物”，一律的光彩夺目。吴琼华、柯湘、江水英、方海珍、阿庆嫂、李铁梅、小常宝……个个都不是男人的传统文化所规定的角色。撇开因剧情需要套在她们头上的政治信念不说，就很符合女性主义者的定义(好在女性主义者们也并无统一的政治信念)。
作为一种典型的女性文化，样板戏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男人。男人们见了柯湘、李铁梅、阿庆嫂一类的女人，大抵是不会有什么非分之念的。只有喜儿(白毛女)例外。土财主黄世仁对她进行性骚扰，结果被捉起枪毙掉了。
而样板戏的男人形象，不是脂粉味很浓，便是孩子气十足。或者更确切些说，与女性(尤其是动辄“批判之”、“炸毁它”的“女性主义者”)相比，看不出什么“性差”来。明眸皓齿，皮肤白皙光铴，红扑扑的娃娃脸，感情细腻缠绵，泪花闪闪，见了长辈及当官的即作娇憨状、扭捏状、羞涩状、绕膝承欢状……凡此种种，不仅不恶心，反而成了审美男性的标准。
然而在对男性的精神阉割上，中国传统戏曲也并非没有担当过十分吃重的角色，而坐视革命样板戏专美于后。京剧为“北派”戏剧的代表，其最大的特点是男人扮女人；“南派”戏剧的代表越剧则恰恰相反，是女人扮男人。不论哪种扮法，都为削减男人的雄性荷尔蒙作出了重大贡献。
鲁迅曾描述国民沉湎于梅兰芳式的表演：男人看到的是“扮女人”，女人看到的是“男人扮”。其实例并不尽然。男人对于女人的细致入微地诠释和惟妙惟肖地模仿，自有其魅力与趣味，甚至亦不妨有它的艺术价值。问题是，“男人能够扮女人”，并且“男人扮的女人比女人还女人(更够味)”这一事实，在积弱与病态的文化背景下，早已超出一般的观赏意义，为大众所接受、认同、着迷，以致竞相效尤、推波助澜、蔚为风尚。所谓“戏台小社会，社会大戏台”，真是一点不假。四位男扮女妆的专家——“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得以“雄踞”国剧艺术的峰巅。
女人扮男人，虽远不及男人扮女人的成就辉煌，但也可圈可点，别有一种风韵。除少数挂须的老生之外，大多为儒雅白净的相公。他(她)们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既男又女，雌雄莫辨；而且成天与豪门的小姐、丫环混在一起，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汗巾子上一把诗一把血一把泪一把鼻涕的，卿卿我我凄凄惨惨切切。偏偏又是这种孱弱的软蛋能够金榜题名，做上大官儿衣锦还乡。久而久之，民间逐渐形成一种概念：他(她)们即为男人出息的典范，——“大丈夫”当如是耳!
一般人念叨着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只是被人们强调得够多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女性文化自有它不可摇撼的地位，尤其是世俗文化。可以说越世俗，女性的色彩越浓。即以最受国人尊重、影响覆盖面最广的神——观音菩萨而论，就是一位女同志。其实“她”以前在印度本是个男的。侨居中国后，为了增强在民众中的亲和力，以适应普渡众生的需要，毅然做了变性手术。果然深入人心。解救苦难，求生贵子，祈保平安……总之事无巨细都去找她。民间的烧香拜菩萨，显然比“临事抱佛脚”更为盛行。
她的老师释迦牟尼先生，几经反思，才算悟出“青胜于蓝”的道理，只好也向她靠拢。虽久经香火熏烤，却日见细皮嫩肉、眉清目秀、体态丰腴，还翘起了兰花指，终于以一副“男人女相”，进驻中国老百姓的心灵。当然比起他那位彻底女性化的弟子，犹逊一筹。
女性在中国神话中的位置，并不因“重男轻女”而稍减，是很奇怪但又无法否认的一件事实。有人(例如童文)为“某些现代知识分子”忘记并且难以接受“我们共同的母亲——女娲”而愤愤不平。但她们却“忘记”了做一项调查，在“
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到底是不记得“女娲补天造人”的多呢，还是不记得据说由三国时的文人发明的“盘古开天地”的多?她们同时还“忘记”了，如果没有包括《封神榜》和《红楼梦》的作者在内的“文人的发明”和记载，作为同样是“
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女性主义者们，又到哪里去搜寻中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脱离的”那个“子宫”呢?
恰恰是，中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未能“脱离我们的子宫”。女性们在强大的夫权及父权压迫下，几千年来顽强地坚守着她们建造的另一种体系，形成男子社会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她们一直没中断过积极的地下活动——在帷帐后、在枕头边、在锅台旁，尽一切可能施展和渗透她们治家治国的影响和权力。当制衡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她们就索性发动“政变”，走到前台直接支配甚至取代男子的地位。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到不胜枚举。佼佼者如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分别出现在中国最强盛的三个王朝(汉、唐、清)的初期、中期和末期，主宰政局都多达数十年。所谓“牝鸡司晨”的功过，自有学者们评说。女人是不是“祸水”，本文也无兴趣去探讨。这里想说明的只是，女性最强大最锐利的武器，既非姿色亦非名位，而是她们的“子宫”。
道理很简单，姿色会衰退，名位则干脆掌握在男人手中。只有“子宫”才永远属于她们自己。无论出于理性抑或本性，她们都应该而且也确实倾尽全能去增强它的张力与韧性，夸大“子宫”的独创神话与孕育意义，无限制地扩展它的空间与时间的包容量(现代女性主义者们好像也不能免俗)，以达到网罗一切的目的。
这是“父系社会”取代更为原始的“母系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失去乐园的女性所作的抵抗和报复。只要男权还存在一天，这种抵抗和报复就不会消亡。
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是中国旧式家族体制和社会形态的缩影。如果这种说法不错，我们看到的正好是一幅女性化社会的完备图景。贾府的上上下下内内外外，都得围绕和凭借着女性的操纵来运作。从它的最高统治者贾母和手握实权的王熙凤，到各山头派系的代表人物，以及在“一荣俱荣”的四大家族间互相走动的老少亲戚，乃至维系贾府基本生活方式的大大小小的老妈子和丫环们，清一色都是女性。男人却个个愚蠢可笑，丑态百出。不是被女人所支配，就是为女色所诱惑，不是惧内，就是畏母。
贾氏家族固然以“荣国公”和“宁国公”这两个由男人世袭的爵位为栋梁，但实际上它们早已摇摇欲坠。之所以尚能维持暂时的表面的繁荣，靠的还是一个女人——元妃。如果没她在宫里撑着，所谓“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倾刻即可土崩瓦解。后来元妃一死，果然便被抄了个底朝天。
有论者认为，《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这一形象，代表了中国男性“阳刚的堕沉”。不知他们是不记得还是忽略了，其实打从娘胎里起，他就没有“阳刚”
过。他住着大观园，成天混迹于闺房，吃吃胭脂，耍耍脾气，斗斗心眼，看不出跟那些钗裙粉黛们有什么区别。他的毛病倒并不在于怎么的女里女气，而是“长不大”。换句话说，也就是始终走不出“子宫”，总离不开姐姐妹妹的簇拥、疼爱，离不开众多丫环的陪伴、伺候，离不开母亲和祖母的呵护、娇纵。他能够这么“不像个男人”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是个男人。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地看一看，传统式的中国男人究竟是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中成长的，以至于他们当中的觉醒者都不得不自认“阴盛阳衰”、疲弱无能，自认“孬种”、“尿脬”、无奈和无赖?
他们从一生下来就被规定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且是处于长辈及朋辈监视督察下的这种工具。性交只是生殖的需要。从传统伦理到中医学说，都把“房中之乐”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脏事、丑事。纵欲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阳萎则是道行最高深的表现。
他们的童年不外乎这两个极端——祖母式的呵护或严父式的管束。倘若二者兼备，效果便更佳。他们得既擅长发嗲、撒娇甚至撒泼，又善于假扮少年老成、乖巧内秀，目的自然是为了讨“大人”们的一个夸赞。
他们规定了女人的生活圈子，自己又被这种圈子所规定。他们必须习惯和周旋于姑嫂、婆媳、妯娌(以前还有妻妾)之间的矛盾纷争，或多或少学会像女人那样嚼舌头、管闲事、包打听、使心计、挑是非，并把这一套照搬到“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中去。
他们必须尊崇祖制，尊重活着的或是死去的长辈。无论自己年纪多大、地位多高、知识多丰富、成就多辉煌，在长辈面前“永远只是孩子”。他们俯首，他们跪拜，他们匍匐在老人或权贵脚下，模仿蜷缩在子宫里的模样，以示自己的软弱、柔顺。强悍、锋芒毕露为人忌恨；表面的谦和受人推重。
他们虚伪，假惺惺的；他们阴柔，深藏不露(谁露了就不是好汉)；他们“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他们缺乏逻辑训练，而擅长“形象思维”，他们常依赖于直觉；他们猜疑，“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不敢大胆展现真实个性，宁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勇若怯。
他们拉关系，讲义气，“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不想靠自己。他们的宗派往往建立在女性化的情感基础上，而不是凭借理性的纽带来维系。他们把好朋友称作“哥们”，——大家亲亲热热，情同手足，以便一道重温共享同一个“子宫”的情谊。
中国王权的悠久、神圣与至高无上，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但中国的君王，却藏在深“闺”人未识，整日与人数庞大的太监和后宫为伍。举目四望，只有自己一个男人。耳濡目染，尽是莺声燕语和扭捏女态。不用说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局限，那些后妃宫女们的见识抱负、修养情趣，自然不可与现代女性主义者相提并论。她们对于“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整体上显然不会产生什么良性影响。
后宫政治(或称“内眷政治”)和太监政治(或称“褓姆政治”)，正是这种病态的女性化环境的必然产物。
一个民族的阴盛阳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正如精神和肉体的阳萎，是男人的悲哀，同样也是女人的悲哀。走出“子宫”，脱离幼态人格，更不止是男人才要完成的任务。在软性的市民文化流行的今天，光是恨恨地骂几声“操你妈”，也丝毫无济无事——顺便提一下，这句国骂，现在越来越流行于时髦女郎之口。可见“操”本是虚的，“你妈”才是实的。中国的女性化，从这里亦可见一斑。
（百灵文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