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眠《百年功罪》和其他
想象的陌生人
几个月前，在网上读到韩少功一篇文章《强奸的学术》。就觉得他写得好，写
出了遭受耻辱和冤屈者对周围不同情他的人的愤恨，批判了黑白颠倒、香臭不分的
人间世态。进而沉思：谁是那个被强奸者呢，一定是某个弱者啦。人生来平等，这
是指人格和人权而言。其实人与人又是不平等的，有强有弱。比方体力，女子就较
男子要弱，所以强奸才有可能发生。任何社会都有强者和弱者，都有强势群体和弱
势群体。一般而言，以其经济实力、政治地位、教育和智力程度、社会声望、家庭
及关系背景、国籍民族……，诸多因素决定。这也是相对的，要具体分析。曾有报
导，法国某外交官夫人到土耳其出席一次学术会议，被出租车司机轮奸。本来，法
国外交官夫人属于强势群体，而土耳其司机属于弱势群体。但在特定情况下，如出
事环境、体力对比，这位夫人的学术强势尽失，反成了被强奸的弱者。
欺凌弱者，是为可恶；附势强者，则为可鄙。人世间许多的假公道，都是从这
可恶和可鄙中繁殖出来的。欺凌有很多方式，绝不限于强奸，而且强奸毕竟也不多
见（躲起来不让我们见）。流行方式的仗势欺人，是以你的官位、声望、关系、财
富等优势，去嘲弄、打压、报复你不喜欢或得罪过你的人。嘲弄算不算欺凌？当然
要算。你有钱，吃得饱穿得暖，见到一个穷妇抱一饿婴，便嘲笑她连喝一口热汤的
钱都没有，难道不是欺凌？报复算不算？也应该算。你很有钱，人家说你的钱来路
不正，你于是大怒，一定要逼得他公开向你道歉，否则就要吃官司，不是欺凌又是
什么？
海外杂文作家马悲鸣写过一篇文章，《公众人物以起诉诽谤为耻》。他的观点
是，当公众人物就得由人品评，对公众人物不存在诽谤：“什么是公众人物？一般
说来经常被公众关注的人物就是公众人物。如各级司法、立法和行政部门首脑，精
英自命者，运动总指挥，领袖群伦号召群众者与各界名流，包括提倡各种主义方略
的学者，还有各种非营利的社会注册团体。……古代的‘大不敬罪’和现代的‘恶
毒攻击罪’都是堂而皇之的大欺小、强凌弱、众暴寡的典章制度。改革开放二十年
来，我们发现，甚至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多年的中国公众人物，也是毫无绅士
风度可言，近年更增添了各界新进名流以大肆起诉诽谤来显示自己的威权日重。这
种社会风气之下还奢谈什么民主？”
以那位法国外交官夫人为例，她如果向法院起诉土耳其司机强奸，这是对的。
因为她是作为一个受害的女人，一个希望受到法律保护的弱者。设若她没有被强奸，
只是被土耳其司机当众骂了一句“婊子”，她就非要打官司告倒那司机不可，这就
是仗势欺人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把对名流的“诽谤”偷换成对女人的“
强奸”。即使这个名流，同时又是个女人。
几天前，又在网上读到韩少功的另一篇文章，《熟悉的陌生人》。一开篇即嘲
笑一个可怜的弱者，一个丢弃学业在商场打工、漂泊巴黎十年还说不好法语、在华
人区里混生活的同胞。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象鲁迅剖析阿Ｑ那样去剖析某个人物，
如果这样，就不能叫欺凌弱者。读下去才知道，他是在和那位弱者“暗暗较劲”：
“用背景给演员加分，把自我价值的暗暗竞胜，延伸成一场关于居住地斤斤计较的
评比活动，毕竟没有多少意思。”
当然，以韩少功的修养、地位，我不相信他会主动去跟一个弱者较劲。可能是
弱者不知天高地厚，跟他有过一番“暗暗竞胜”，比方“居住地的评分活动”呀什
么的。不管谁跟谁较劲，反正是较上了。韩少功文章中的嘲笑，于是就带有比阔的
味道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位弱者岂是他的对手。
“居住地的评分活动”没什么意思，拿什么来确定“自我价值”呢？本来很简
单，作家嘛，拿你的文章就行了。但中国恐怕还不行，还得物化一下，以便直观的
度量。这物化不一定是汽车房子（比不过大款）、护照签证（比不过“绿卡小本本”
）、级别权势（比不过大官），而是在综合了这一切之后，他的社会声望。这是一
个流落异乡的人最欠缺的，尤其文中那位“熟悉的陌生人”，看来他不会有车有房，
更无级别，仅有一张绿卡可以自由进出国门，就这一点稍微“强”点，终于忍不住
要拿他出来羞辱一顿。
直观的优劣比较还不过瘾，还要加上想象。“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白
人警官对他结结巴巴的外语勃然大怒，白人雇主对他的中国文凭不屑一顾摔出桌外，
他在恼怒自己一身黄皮的同时鬼使神差地对巴黎吐口水，为孩子压根儿不愿说中文
或者不愿听父亲只能说出的中文而气得暴跳如雷大打出手，在房间里为伟大的中文
走来走去一泄胸中的恶气……。
经过韩少功的一番想象，这位“陌生人”已不仅仅是弱者，简直是一个流氓、
恶棍了。我捉摸不透，是什么原因，使得韩少功非跟他这样过不去呢？“那一天下
雨，”韩少功追忆道，“他对巴黎的雨天和林荫道由衷赞美，于是对中国怎么也看
不顺眼。他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蔬菜统统污染含毒，
相信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和哲学，即使有的话，也只可能是赝品。他比我所见到
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以智商去迁就谣言。”原来如此。
然而即使如此，这人充其量也只是一位信谣者，连传谣都谈不上，更不是造谣
了。为什么会信谣？因为我们国家的确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因为他可能还保
留着十年前出国时留下的印象。韩少功尽管可以证明，幼儿园没有杀婴贩婴，中国
的瓜果并非统统污染含毒，但却无法否认，中国毕竟还有歧视、甚至抛弃、溺杀女
婴的现象，中国的农作物也的确存在污染问题，有的甚至还很严重。这些事实，我
们自己的报纸也有过报导。我就看过一篇报导，说梅林罐头厂的一位女厂长如何具
有开拓精神，当出口到加拿大的猪肉罐头因为农药污染而被中止进货时，她就在加
拿大开办分厂，以当地的猪肉作为原料打开了市场。韩少功是否更要指责这位记者
和这家报纸，以智商迁就谣言，居然比他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
西方国家也有污染问题。我们在文革期间就听到过不少报导，而且大多是西方
人自己的报纸报导的。我们的报纸转载，是为了将之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
落的“证据”。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其实污染是工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问题，与
社会制度本无太大的关系，更与爱国、恨国无关。只有思想特别敏锐的人，喜欢把
一切话题都泛政治化来讨论的人，才会借以推导出“厌恶中国”的结论。难道我们
只有说，“中国没有污染”才叫爱国？
韩少功到过美国，到过英国，到过法国，经常在文章中引用西方哲人的语录、
思想，应该是对西方文化十分谙熟的了。面对一个外国商场的中国小工，对他进行
的一番“想象”，也应该是与事实相去不远了。国内同胞凡是没有象他那样去过那
许多国家的人，也只好他怎么“想象”就怎么相信了。但是不幸，如今出国乃至移
民早已不再新鲜，稍微有点常识和经验的人都可以看出韩少功“想象”的破绽。
我不知道在海外生活的人，有几个只是因为“结结巴巴的语言”让“白人警察
勃然大怒”。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外语再好，讲起来总难免带口音，这
也没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结结巴巴”的更多，我们会不会因此对他们“勃然
大怒”？道理是一样的。无论是警察，还是移民官，还是其他什么公务员，当你外
语讲得结结巴巴时，他会微笑地注意倾听，并放慢自己讲话的速度。如果你理解他
的意思错了，他多半会说声“Sorry"。他和你无冤无仇，你又没违反法律，干嘛
要“勃然大怒”，这对他自己的健康有什么好处？
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谁会蠢到拿出国内的文凭去找工作，哪家老板会把他看
不懂的文凭摔出桌外。在美国（法国也应该一样）找工作，一般来说都用不着把文
凭拿出来。你有什么文凭，在自己拟的履历表上写上就行了，没有人真去查对。国
外文凭固然有利于找工作，但国内文凭也不是一钱不值，不被承认。比方，所有的
美国大学就都承认中国文凭，不然它们的研究生院怎么接受了那么多的中国留学生？
我有好几个只有国内文凭的朋友，都混得不错。一个是国内硕士文凭，当上美国一
家大食品公司的亚洲市场总经销，年薪数十万，这家公司在全美（打破行业）排名
第167；一个只有本科文凭，当上美国三大保险公司之一的南加州分公司主管，他
手下有几十个美国律师在替他干，当初他放弃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一个也只有
本科文凭，现在是一家大医疗中心的主治医师，年薪16万5。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韩少功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瞧不起中国文凭。
在西方国家谁都知道，将孩子“大打出手”可是大罪，我又不知道哪个中国人
竟敢这样以身试法，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前年有华文报纸报导，一位中国大陆
来的博士生给孩子洗澡，不慎掉到浴盆里，被儿科医生告发吃了官司，两个孩子差
点被“没收”（送收养家庭收养），耽误了学业，还要付出数万元诉讼费，要大家
伸出友爱之手捐款援助。韩少功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想象”别人暴打孩子，
这与公开“想象”某人强奸、偷盗何异？这是否涉嫌“诽谤”？
海外华人中，瞧不起自己一身黄皮的人是有的。我就见到过一位女诗人，嫁给
一位美国律师，动不动喜欢说：我从来不去中国店（买菜）；要割草，不然白人不
到你家来；中国人不懂法律；中国律师怎么能和美国律师比？我没告诉她：我不割
草，请了一位白人来割，每月两次，每次30美金。有次她说，中国人要懂规矩一点，
不然白人会说：滚回你的中国去！我才笑着回了她一句：滚回你的欧洲去！我知道
有些海外同胞有不对劲的地方，也有可笑的地方，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但不要不
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贬损，更不要动用丰富的“想象”去满足“自我价值”。就
算是这位女诗人，我也是真心地同情她，尽管有时侯觉得她实在好笑。任何一个人，
不喜欢他自己的出身、民族、文化，都是他的自由，只要他不影响、干涉别人，又
有什么值得去讨伐的呢？何况我相信她内心还是爱国的，不愿根据某种逻辑把她轻
率地打入“厌恶中国”的另册。
李敖著《蒋介石评传》，有一句好玩的话，说蒋介石“意淫大陆，手淫台湾”。
什么叫“意淫”？就是心由余而力不足，或者可望而不可及，只好靠“想象”来获
得满足。而“想象”越是离谱，越说明目的的荒谬可笑。
韩少功在文章中说：“我赞成过文化‘寻根’，但不愿意当‘寻根派’；我赞
成过文学‘先锋’，但不愿意当‘先锋派’；我一直赞成‘民主’，但总觉得‘民
主派’的说法十分刺耳；我一直赞成世俗生活中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但总觉得
‘人文精神’如果成为口号张扬和串通纠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从不怀
疑，一旦人们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检阅的齐步走，人的复杂性和丰
富性就会成为我们的盲区，这样的派别检阅只能走向肤浅而危险的历史伪造。”
这种“赞成什么，但不愿意当什么派”的句式，本来并不说明特别高妙的意思。
比方，我赞成穿西装，但不愿意当西装派；我赞成数学，但不愿意当数学派；我赞
成性交，但不愿意当性交派。不过，当你把“民主”、“人文精神”这一类词嫁接
了进来，问题就陡然变得严肃了。我又不知道，“人文精神”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成为口号张扬和串通纠合”，以至于让他觉得“幼稚可笑”或“居心不良”了？
根据前面韩少功的“想象”机制，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想象”一下，大约又有某
个他不喜欢的人私下或公开说过关于“人文精神”之类的话让他不受用，于是他又
开始“想象”了。“想象”它“如果”成为口号和串通纠合，“想象”人们喜滋滋
地穿上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检阅的齐步走。——这是在干什么？这不是文化大革命
的景象么？要别人由“人文精神”滑向文化大革命，只要他“如果”一下就行了。
真是“四两拨千斤”。不知这算是“强奸的学术”，还是“学术的强奸”，准确些
应该叫做“学术的意淫”吧。
赞成文化“寻根”，但他不愿意当寻根派；赞成文学“先锋”，但他不愿意当
先锋派；赞成“民主”，但他不愿意当民主派；赞成共产主义，他却当了多年的共
产党员。党派党派，党难道就不是派？这样自我表白的清高，有什么意义呢。
1998年11月9日于河溪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