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眠《百年功罪》和其他

红色袈裟与令牌-----西藏独立：过去与未来 

　　佛教对西藏产生的作用，大致归纳起来，正面作用是，佛教使得藏民有心理凝聚力，获

得强大的精神皈依感。负面作用是，佛寺体系对于藏民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使西藏长期

处于停滞状态，使一个历史上十分强悍的民族越来越衰弱。总的来说，西藏从佛教得到的

主要是精神利益，失去的主要是物质利益 

　　青海的夏天，干燥凉爽。这一天早晨，一队人马从西宁的塔尔寺出发了。为首的是西藏

色拉寺的高级喇嘛格桑仁波齐，由噶厦政府一名官员洛桑才旺及两名侍从陪同，随行的还有

一批到麦加去朝圣的穆斯林商人，及人数众多的驭骡者。这支组合奇特的队伍的核心，却是

一位年纪最小的成员，名叫拉木登珠的四岁农家小孩。因为他，他的全家人──父母﹑姐姐

多玛﹑已经到古本寺出家的三哥罗桑桑天，也都跟着这支队伍一道出发。他和大他三岁的哥

哥，同坐一乘由两匹骡子架抬起的轿子。其它人则有的骑马，有的乘轿。这天阳光明媚，却

又下着小雨，仿佛要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心情暗合﹕既紧张又兴奋，既要不事声张又要尽

可能庄严隆重，既满怀希望和信心又不无担忧和焦虑。他们将离开回民将军马步芳的管辖区，

穿过藏北高原到拉萨去，行程大约要花三个月时间。 

　　达赖灵童首次赴拉萨 

　　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国的抗日战争刚进入第三个年头。战争的局势，国际风云的激

变，大量从沦陷区往西逃亡的难民，播迁至陪都重庆不久的国民政府，第二次合作但明里暗

里仍互相较量的国共两党，仓皇出走准备私自对日媾和的汪精卫……牵住了几乎所有人们的

视线，以至于没有几个中国人会注意到并记住这天发生在西北大后方的这件事。当然，作为

最高领袖的蒋介石，不会忘掉这件事对于中国的意义。日军步步进逼，如果重庆失守，中国

的抗战还能坚持下去吗﹖政府再往哪里撤呢﹖一些西方记者提出这样的疑问。他的回答是﹕

抗战一定要坚持到底，重庆失守，政府就迁到拉萨去﹗ 

　　而这位坐在轿子里东张西望﹑与哥哥不时打闹着玩﹑相貌寻常的农家孩子，就是拉萨的

新主人，第十四世达赖灵童。 

　　半个世纪以后，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撰写出版了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回

忆了当年被认定为转世灵童，被寻访队护送到拉萨的情景。他的回忆，比许多西方人士关于

西藏问题的书籍所记载的要平实多了。也许，这是已达最高境界的智者的自在和淡然。总之，

他没有故作不可一世﹑天将降大任于我的姿态，也不把转世这件事渲染得神神秘秘，好让世

人过多地从中看出与现代科学相悖逆之处。他甚至承认，所谓转世，是一件很难讲清楚的事

情﹔但他与他的前世们，精神上确实一脉相承。他告诉我们，其实他只是与「一般的孩子」

一样，对这趟旅行兴奋莫名。而非寻访队及后来的西方作者所说，这是他想「回到」前世居

住地的渴望，也是表明他确属十三世达赖转世的「种种迹象」之一。 

　　但是，无论是达赖喇嘛，还是西方著者，都「遗忘」了这样一个重要细节﹕这一行浩浩

荡荡向拉萨进发的人马，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成员，还有国民政府派遣的一个骑兵营，由马

步芳的一个师长马源海率领全程护送。为了调动这支军队，重庆的国民政府还专门拨了十万

元经费给马步芳。效忠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马步芳，只好遵令行事，这位回民将军不一定理解

最高当局「行使主权」的苦心。他只敏感到寻找灵童这事儿有些蹊跷，好象可以从中捞点什

么便宜。他也的确捞了一把，向寻访队勒索了十万银元，轻易地拿到手后，又得寸进尺再要

了三十万元赎身费。 

　　这行人于十月八日，正式进入西藏的首府拉萨。那些气氛热烈﹑载歌载舞﹑华丽铺张﹑

声势宏大的场面，似乎与艰苦抗战中的中国形成极不和谐的强烈反照。但是没有关系，位于

亚洲腹地的整个西藏高原，将注定要躲过二次大战的炮火。这是一块佛临的净土，一片不知

战争为何物的祥和之地。达赖转世灵童改法名为丹增嘉措，他在完成了那些冗长繁琐的各项

仪式之后，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修习佛法，度过他的少年时代。直到一九五○年夏天的某个

深夜，一场罕见的地震把他从宁静中摇撼出来。当时他冲出寝宫，「仰望天空，一阵接一阵

的轰隆声相继而起，似乎是炮弹。总共约有三十到四十次爆裂声」。按照他事后的说法，这

场地震只是先兆，「暗示了西藏处境的迅速恶化」。果然，两个月以后，共产党的部队强渡金

沙江，在昌都敲开了西藏的大门。试图抵抗的藏军主力一触即溃，新上任不久的噶伦阿沛 ?  

阿旺晋美被生俘。一直不愿正视前途凶险的噶厦政府，突然面临西藏命运的重大抉择，一时

惊慌失措。他们举行了一次降神作法，根据神的旨意，宣布年仅十六岁的达赖喇嘛提前亲政。

不知是噶厦政府怕承担责任，还是果真相信作为观世音化身的达赖喇嘛，具有凡人所不及的

救苦救难的通天本事。但无论是谁，到了这时都已无力回天。 

　　无人承认西藏为独立国 

　　总揽西藏的僧俗大权之后，达赖喇嘛丝毫不比那些一筹莫展的政府官员更有办法。到了

这一年 12  月 19  日，凌晨二时，由 40  名贵族和两百名配备着机关炮﹑榴弹炮的精锐

部队跟随，年轻的达赖喇嘛溜出布达拉宫，朝南沿着河谷奔向印度边境。他骑一匹灰色的马，

队伍正中飘扬着达赖喇嘛旗，旁边则是西藏国旗﹕图案是一轮红日从白雪覆盖的山峰中升

起，放射出十二道金光，两头狮子抱着佛﹑法﹑僧三宝。 

　　同样的故事，将在八年以后重演一次。不过那次奔逃更为仓皇，因为整个西藏被解放军

占领业有多年，他已充分领教共产党政权的厉害，他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整齐的卫队。而这一

次，他希望获得国际上的支持，承认西藏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国家，呼吁世界舆论阻止中国军

队侵略西藏。 

　　可悲的是，竟然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西藏的国家地位。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是发达国家

或落后国家，是共产主义阵营还是自由世界，是帝国主义还是刚刚获得独立的殖民地，是支

持中华民国还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承认西藏为一个正式国家。只有印度，这个面积

比西藏大不了多少，人口比中国少不了多少的邻国，以提出照会方式，劝说中国不要采取过

激行动，以免引发新的世界大战。被中国政府声色俱厉一番驳斥，立即偃旗息鼓。 

　　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官员们失望了，与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取得联系，同意由被俘的阿

沛 ?  阿旺晋美为代表团团长赴北京谈判。 1951  年 5  月 23  日，中藏《十七条协议》

在北京签字。据达赖喇嘛多年后回忆，他是从收音机里得知签字生效这一消息的﹕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想冲出去，叫醒每一个人，但是，我呆坐在椅子上，

动弹不得。」 

　　无论如何，达赖喇嘛最终还是接受了《十七条协议》，返回拉萨。接着又同班禅喇嘛一

道赴北京，晋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到车站迎接，场面热情﹑欢快。达赖当上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兼全国政协常委。班禅喇嘛则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全国人大常委。

共产党的军队兵不血刃开进拉萨，西藏「和平解放」。而从达赖喇嘛的观点看，西藏自此沦

陷而「亡国」。 

　　西藏是不是一个国家﹖年轻时代的达赖喇嘛自己，恐怕也给闹胡涂了。他是一位佛学大

师，不是国际法学者，也不是政治家。西藏和他个人的命运，迫使他登上了世界政治的舞台。

老实说，他的确不是凡人，具有高超的政治智能与公关才干，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中，逐渐赢

得了相当一部分的民间与舆论的同情﹑支持。他把藏人在印度的流亡地达兰萨拉，建成了第

二个拉萨，西藏人的精神首都。他使得一个在侵占前被称为「地区」的国家，成为一个在侵

占后被称为「国家」的地区。 

　　他在自传中引述，国际法理专家协会「后来」在他们的报告中提到﹕ 

　　一九一二年，中国人退出西藏，其时西藏的地位，持平地形容，则为一实际独立的主

体……因之可以如此主张，一九一一─一二事件使得西藏再度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主权国

家，在事实上及法律上独立于中国统治之外。 

　　遗憾的是，这个国际法理专家协会的报告，正如达赖喇嘛所说，是「后来」提出的。从

法理的角度，已经失去了追诉的时效。而且，这个报告的引述部分语焉不详，仅指出清王朝

被推翻之际，西藏在事实上及法律上独立于中国统治之外，但没有讨论民国时代西藏是否仍

继续独立。倒是从事实上及法律上承认，至少在一九一一年以前，西藏为中国所统治，不是

一个完整独立的主权国家。 

　　毛说：「西藏是伟大国家」 

　　历史上，西藏无疑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点，连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西藏」

的毛泽东，也是首先承认的﹕ 

　　「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他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就说，「你们有辉煌的历史。很早以前

你们甚至征服中国的许多土地，但是现在你们落后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你们。」 

　　达赖喇嘛回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说得那么确定，不像是门面话。」 

　　达赖喇嘛引述的毛泽东的话也语焉不详。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是指什么时候的事

情﹖显然，他说的是古代，是强大的吐蕃军队攻下大唐国都长安，中国皇帝不得不下嫁公主

以「和蕃」的时代，是「常胜将军」薛仁贵征西全军覆没，唐蕃两国和平谈判誓通盟好﹑立

碑为证的时代。当然，自西藏并入中国的版图，旧话重提，不免摆出一副「兄弟之间，彼此

彼此」的高姿态。 

　　西藏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始于唐代。曾统一中国北方的前秦皇帝苻坚，就有藏人血统。

如果不是在淝水之战中大败于晋军，他极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统一局面，而不至于发生长达

二百多年的南北朝的故事。不过这些都不足以证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的历史学家

大都承认，西藏并入中国，是自元代始。但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对于中国是「外来政

权」。西藏不过是与中国同被一个国家所征服，它们之间只是松散地连接在一起。如同日据

时代的朝鲜与台湾，不能说台湾成了朝鲜的一部分。但如果其间日本把国都迁至汉城，从天

皇到各级官员都改说朝鲜话而不再说日语，台湾地方服从于汉城中央政府，那么也就不妨这

样认为﹕台湾曾是朝鲜的一部分。 

　　明代的中国，并没有能继承元朝的巨大版图。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曾派邓愈为征西将

军，于洪武三年﹑五年﹑十年三次征吐蕃，诸部归附。但那时的西藏﹙吐蕃﹚，仍处于长期

分裂的状态，蕃王多，僧官亦多，今天归附，明天你一走他又各自为政。所以明朝的对蕃政

策，是多封号，少管闲事。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倒是十分密切，每年用大量茶叶换取数千

至一万多匹马。茶叶是西藏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达赖喇嘛说，「假如有人喝茶比英国

人还多，那就是西藏人。」西藏不产茶，全赖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的军事﹑国防，则仰仗西

藏的马匹，以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事实上，明朝对西藏没有主权。 

　　明末满清在东北崛起，西藏宗教领袖越过明帝国开始与清国来往。清军入关，以武力征

服中国，版图囊括蒙古﹑新疆﹑西藏﹑朝鲜﹑安南，形成中国历史上除元代以外最大的帝国。

清朝的国祚近三百年，形成今日中国疆域的基本格局，所以应是讨论西藏与中国关系的重点。 

　　西藏从属于清朝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所认定并为国际间所认同的。近几年，由于流亡藏

人进行的独立运动，才被拿出来重新审视。一种典型的说法是，西藏与清朝是两个互不相从

的国家。清朝只是为了巩固对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诸部的统治，才藉助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

与班禅。清朝皇帝固然给了达赖﹑班禅一大堆册封，但达赖也给了清朝皇帝一大堆封号，他

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从对西藏历史作出重大影响和贡献的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可以看出

来，清顺治帝亲自出城迎接，如果西藏为藩属，皇帝是不会给一个属地的首领这样高的待遇

的。记载他们会见的壁画，两人也是「平起平坐」的。清朝曾派驻藏大臣帮助达赖喇嘛治藏，

在所有章程中都明文规定，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地位平等，而驻藏大臣代表清朝皇帝，所以

达赖喇嘛的地位与清朝皇帝平等……﹙详见曹长青主编《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 ?  前

言》﹚ 

　　清帝何种礼节接待达赖 

　　先说壁画。在引进西方绘画观念以前，中国画是不讲透视的，这样就很难分清人物的主

次，造成「平起平坐」的错觉。其实仔细观看五世达赖进京见顺治帝的壁画，实难得出「平

起平坐」的结论，充其量是「对坐」。而十三世达赖进京见慈禧太后的壁画，更是主次分明，

慈禧太后居一桌之上首，十三世达赖从旁侧对。五世达赖进京，外蒙古尚未归顺，朝廷需要

藉助西藏佛教领袖的召唤力，所以在讨论欢迎礼节时颇费了些争执。满臣认为﹕「上亲往迎

之，则喀尔喀﹙外蒙﹚必从之而来，大有裨益。」汉臣却主张﹕「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

当往迎达赖，可以诸王大臣中遣一人代迎。」其时满清入关未及十年，满人重实利，汉人重

虚礼，两种文化观念相持不下。后来顺治帝采取折衷的办法，以「畋猎」的名义出南苑与达

赖作为路遇，顺便表示欢迎。这时的达赖喇嘛，实际上是控制西藏的蒙古族首领固始汗拥立

的。固始汗自 1642  年进藏，至 1717  年拉藏汗被杀，蒙古势力共控制西藏达 75  年。 

1720  年，康熙帝派兵进藏，击败准﹙准噶尔﹚藏联军，拥立新选的七世达赖喇嘛到布达拉

宫坐床，行废封﹙任免﹚之事。康熙还亲撰《圣祖御制平定西藏碑文》，立碑于布达拉宫门

口。可见，清朝皇帝对五世达赖的迎接，既不是迎接一个地位平等的外国元首，也不是迎接

一个归附日久的藩臣，而是迎接一位有号召力的宗教领袖。用现在一些学者的说法，是行「帝

师」之礼。 

　　到 1908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规格就大为降低了﹕仅派中堂﹑理藩院部堂等人到

车站欢迎。达赖下车后，乘自备的轿子穿过北京城内大街，到黄寺行宫下塌。所谓「此一时

也彼一时也」，清朝统治已经两百多年，虽仍看重达赖喇嘛对西藏的影响力，却无须再藉助

他对未归附部落的精神作用了。而且十三世达赖任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英军入

侵﹑英藏拉萨条约﹑达赖被清廷革去名号﹙后恢复﹚，中英西藏条约﹑张荫棠到拉萨整顿藏

事﹑西康赵尔沣对藏人实行改土归流﹑达赖流亡外蒙古等等，使得双方关系紧张。朝廷甚至

前有将他「羁留」在北京，以便整顿藏事之议。后采纳了外务部右丞张荫棠的建议﹕赏赉优

隆，而体制裁抑。也就是多给点实利，少给礼遇，不按五世达赖进京的旧例接见。十三世达

赖因此甚为不满。依照清朝礼节，藩臣晋见皇帝，须行三跪九叩首礼，达赖只愿屈膝，不甘

叩首。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赖须备 47  种贡品，跪而不磕头，但皇帝赐宴时，应跪迎跪

送。 

　　「跪迎跪送」的细节，见于英国侵略军统帅荣赫鹏着《印度与西藏》一书，从侧面证明

了西藏领袖为清朝皇帝藩臣的事实。也可以看出，由于英国入侵，被迫同西方发生接触而视

野远较其历代前任开阔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对这种中国式礼节及臣服关系深感屈辱与怨

怼，已生抗争﹑反叛之意。只是权衡利害，仍不敢贸然选择脱离中国的道路。清朝政府也不

是傻子，知道达赖喇嘛怀有贰心，遂加紧布置，以防其变。 1909  年 10  月 30  日，达

赖喇嘛回到拉萨，驻藏大臣联豫率属吏迎于札什城东郊，达赖故意轻慢不理，视若无人。联

豫忿甚，借口达赖私运俄国军火，亲自到布达拉宫检查未获，又派人到黑河把达赖的行李翻

箱倒箧查了个遍，还是查不出军火。达赖停止供应驻藏大臣官署的粮草﹑人役，以为报复，

双方关系公开破裂。 1910  年 2  月，早有准备的中国川军入藏， 12  日，进抵拉萨。达

赖见势不妙，逃亡印度。清廷也宣布，再次革去达赖名号，派驻藏大臣另寻灵童代替。此事

最后不了了之。 

　　这是已走到穷途末路的清王朝对西藏最后一次用兵。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

宣布独立，清朝覆亡。民国元年，即 1912  年，达赖喇嘛返藏复位，驱逐川军。第二年 4  月，

更在布达拉开会决议，驱逐由内地进藏及土著汉人。一面和英国秘密商议，寻求保护，一面

又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各项优惠条件，要求权益。 

　　清朝对西藏用兵，一共六次。第一次是 1718  年，康熙帝命西安将军额伦特以军数千，

对付占领西藏的准噶尔部蒙古人，在黑河全军覆没。第二次即前面说到的 1720  年，康熙

以皇太子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六师，平定了准噶尔部。第三次是 1728  年，雍正帝派三路兵

马共一万五千四百人，分别从西宁﹑甘孜和云南三处进藏，以平定西藏内乱。第四次用兵是 

1788  年，西藏与廓尔喀﹙尼泊尔﹚发生边界纠纷，干隆帝派兵三千入藏驰援，中藏官员瞒

住朝廷与廓尔喀谈判媾和，许赔款以退兵，对上则谎称收复廓尔喀占领的济咙﹑聂拉木﹑宗

喀三地。第五次是 1791  年，廓尔喀因中藏官员拒付赔款，再次入侵，干隆帝除了查办前

次失职官员，再调一万七千余人先后开赴前线。这次战争，兵临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城下，

逼使其国王投降求和。但中方也损兵折将，并花掉军费 1052  万两，占当时全国税收的四

分之一。 

　　主权还是宗主权？ 

　　清朝对西藏的权力，是主权还是宗主权，成为西藏是否为一独立国家的重要区分点。如

果是宗主权，则清朝对西藏只有名义上的「中央」地位，而无实际主持内部事务的权力。曾

与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平措汪阶的女儿同居﹑同情藏人命运的魏京生，在监狱里写过一封致

邓小平谈西藏问题的著名的公开信，认为清朝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而无主权。对于以清朝军

队帮西藏平息内乱和击退外患，作为西藏从属于中国的理由，他举了一个带明显嘲讽口气的

例子予以反驳﹕ 

　　「你们邓家内部发生纷争，请来老帅刘伯承调解，能够据此就说你们邓家是受刘帅管辖，

邓家也就成为刘家的附属部分了吗﹖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歪曲事实进行诡辩。」 

　　我们来看看，是谁在歪曲事实进行诡辩。我们权且承认，西藏和清朝是两个国家﹔它们

在长达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形成的复杂关系，绝不是两个家庭可以比拟的。我们又权且同意让

他以家庭简单地模拟国家，那么他也应该选择两个不预先设定相互为何种关系的家庭作比

较。邓小平和刘伯承是中国的两个著名政治人物，他们两家互不从属是众所周知的，以此来

推导西藏从属于清朝的荒谬可笑，犯了结论先行的毛病。我们权且再依他一次，就拿邓家与

刘家来打比﹕如果邓家内部发生纷争，请老战友刘伯承来调解，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说邓家

是受刘家管辖﹑邓家是刘家的附属部分」﹔但如果刘伯承一直派一个亲属住在邓家，与邓小

平地位平等地参与邓家事务的管理，邓家一发生纷争刘伯承就出面帮他摆平，邓小平与林彪

﹑贺龙﹑陈毅及其它一切人交往也都要经过刘伯承允许，林立果﹑贺鹏飞﹑陈昊苏屡次到邓

家门上来寻舋打架，邓家打不赢，都要请刘伯承来帮他打，而且刘家一次就拿出全家一年总

收入的四分之一花在邓家的用度上……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邓家不是一个独立

的家庭，也不仅仅是与刘家结成了「刘邓大军」或某种形式的联盟，而应该是刘家的一部分。 

　　两个比喻 

　　在海外积极支持西藏独立的曹长青，十分欣赏魏京生这个比喻，特意将它引在《中国大

陆知识分子论西藏》一书前言中，而且将魏京生这封公开信收为该书正文第一篇。他自己在

该书另一篇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中，仿照此例作了一个恰当得多的比喻。他说﹕ 

　　「双方的关系很像是一个村子和村边山上的和尚庙。这个村的村长作为世俗领袖，掌管

着这个村子的权力。很多村民信仰佛教，包括村长也信佛，共同尊奉和尚庙的长者喇嘛为精

神领袖。村长并无掌管和尚庙宇的权力。但当有强盗侵入和尚庙，或庙内小和尚造反，长者

喇嘛向村长求救时，村长会派乡兵入庙驱敌，帮助恢复秩序后，乡兵会撤离。平时还要作为

『施者』向和尚庙提供食物。村长对庙宇长者喇嘛的尊敬和友好关系，使村上的佛教徒更加

拥护村长，增加村政权的稳定。庙宇并不需要自备军力，因为佛教主张不杀生，有危机情况

吁请村长派兵保护。庙宇也不需要宣布独立，因为它从来都不属于这个村管辖。喇嘛与村长

的关系是互助互益。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比喻非常之妙，也很贴近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尽管仍有距离﹚。但是，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不管村和庙相互管辖不管辖，我们仍只会认定一点﹕这个庙不是一个

村。如果要组成类似联合国的组织，比方「联合村」，是绝不会接纳这个庙作为成员村之一

的。从常情抑或常理上讲，这个村村民都会说﹕这是咱们村的庙﹔所有别村恐怕也会以为﹕

那庙是那村的，他们之间的事咱们少管为妙。 

　　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九五○年，噶厦政府向世界几个国家派出代表团，请求承认西藏的

独立国地位时，没有一个政府表示支持的根本原因，──它们都把它当成了一个「庙」，而

不是一个「村」。达赖喇嘛回忆﹕ 

　　「我离开拉萨前派出国的代表团只有一个不辱使命﹕到中国去的那一个。其它都无功折

返，情况恶化。……现在，英国政府居然同意中共对西藏主权的部分主张，真令人难以置

信。……至于美国……很明显地，他们改变了立场。当我意识到这个事实意即﹕西藏必须独

自面对整个强大的共产中国，我觉得非常悲哀。」 

　　是的，我也很为达赖喇嘛悲哀。作为一个庙的主持喇嘛，当他一直受施的这个唯一的村

不再信奉佛教﹑村长换了几任﹑村委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革的这几十年时间里，他干什么

去了﹖很多年以后﹙ 1989  年﹚，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丹增格其向一位法国记者承认﹕ 

　　「 1950  年之前，我们西藏人真是白痴。与其一成不变地自我孤立，不如对外开放，

和对外建立外交关系。……很明显的，如果当时的西藏政府懂得利用这一段时间去和外国建

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当然这个外国只会是印度，中国在 1950  年也就没有办法这么轻松地

就把西藏的主权问题摆平。」﹙董尼德《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 

　　同样是对这位法国记者，达赖喇嘛的回答更是坦率﹕ 

　　「我对在 1940  年﹙应是 1947  年──引者注﹚当印度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时候，西藏

政府没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而派遣一个最大﹑最重要的使节团，并且由年过七十

的摄政亲自率团前往祝贺这件事感到特别的遗憾。如果这件事实现了，我也会随团前往。当

时我还是太年轻了，不过至少我可以到那里观光，譬如说到动物园逛逛啦﹗我们当时是应该

要这么做的。」 

　　机会是从这个世纪过去的头十来年开始的，然而到这个世纪只剩下最后十来年的时候，

达赖喇嘛和他的助手们仍未能完全跳出「庙」的规划形式。长期以来吃喝管拿的那个「村」

乱套了，不行了，关系冷淡了，怎么办﹖不是去争取自立，与尽可能多的各村建立「以精神

变物质」的关系，而是只找旁边另一个信仰佛教的「村」──印度。如果当时这么做了，西

藏就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但它就会变成印度的一部分，成为印度的一个或数个「自由邦」，

就象 1974  年被吞并的锡金王国一样。一个不能在政治经济上独立﹑只依靠某一个村子生

存的「庙」，是很不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自主权的。 

　　不要东村要西村？ 

　　达赖喇嘛可能会说﹕印度比中国好，我宁愿成为印度而非成为中国一部分。这话有道理，

因为他尝到过做「中国人」的苦头﹔不过他不会不记得，尚未做成一个印度人，印度总理尼

赫鲁就是怎么对待他的﹕ 

　　「还没有轮到我时，他似乎非常和蔼，跟每个到他面前人都能说上几句话。然而，轮到

我时，我和他握手，他却木然不动，眼睛直视正前方，一句话也不说。我觉得很窘，我说了

一些『能见到你，我好高兴』以及『虽然西藏是个边远国家，但是我曾听说过许多您的事迹』

之类的话，想打破僵局。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不过却是敷衍了事的态度。」﹙一九五四年十

月，北京﹚ 

　　「起初他礼貌地聆听﹑点头。但是我猜想这篇感情丰富的演讲对他来说是太长了。隔了

一会，他显得分心，就好象快要打瞌睡了。最后他注视我说，他了解我所说的。『但是你必

须知道，』他有点不耐烦地继续说﹕『印度不能支持你。』」﹙一九五六年，印度﹚ 

　　「到了这时候，尼赫鲁变得更加生气，『即使你已经成立政府，印度政府也不会承认它。』

他说。我开始认为，尼赫鲁把我当成一个需要常常叱责的年轻人。在我们会谈的其它时间，

尼赫鲁捶打桌子﹕这怎么会这样﹖他轻蔑地一次﹑二次逼问。虽然他愈来愈像是一个恃强凌

弱的人，但我仍然继续说。最后我非常坚定地告诉他，我关切的主要有两点﹕我决定赢得西

藏的独立，但是眼前当务之急是停止流血。这时候，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这是不可能﹗』

他以充满情绪的声调对我说﹕『你说你要独立，同时你又说不要流血。不可能﹗』他说话时，

下唇愤怒地颤动着。」﹙一九五九年，印度﹚ 

　　这位新的「施主」，看来不会比前一个村的「村长」更为友善和平等。至少，无论是顺

治﹑慈禧，还是蒋介石﹑毛泽东，都没有谁曾把达赖喇嘛「当成一个需要常常叱责的年轻人」，

那样拍桌子打椅地和他讲话。但他既已走到了这一步，只好都接受了。几十年来，对于西藏

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而言，最重要的对外关系还不是同中国打交道，而是十万藏人借住栖身

的印度。今年五月，印度连续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引发邻国巴基斯坦紧跟其后进行核试验，

遭到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除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 ?  侯赛因拍来贺电，只有达赖喇嘛公开

向印度政府表示祝贺。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反暴力争取自由为己任﹑主张不杀生不流

血的喇嘛，怎么去赞赏邻国试制和拥有大规模杀人武器呢﹖只有一种解释﹕以原则换取利

益，寄人篱下，不得已而为之。 

　　清朝直接介入西藏事务 

　　我认为，所谓「西藏问题」其实是「两权」问题，一为主权问题，一为人权问题。这两

个问题常常被论者纠缠在一起，以人权强化主权问题的悲壮性，以主权强化人权问题的严重

性。虽说都是「权」，但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权利。本文主要从历史角度，思考西藏的主权

问题。目的并非为了「证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探讨西藏不被世界各国当做一个独

立国家的原因。 

　　国家的概念，本来就是模糊不清﹑可以这样说又可以那样说的。如果有谁给出一个明确

定义，我们一定可以举出一个反例来推翻它。即使是国际法理专家协会提出的报告，也只能

是含含糊糊的，如「因之可以如此主张」之类带偏向性的说辞，从逻辑上并不反对「也可以

那样主张」。 

　　附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宗主国只对附属国负有外交﹑国防的义务，无

权过问附属国的内部事务，附属国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清朝对于西藏，显然已经超出

宗主国的权限。即以六次出兵而论，只有第四﹑第五两次是出于「国防」原因，其余四次都

是平定内乱，也就是直接介入西藏的内部事务。第二和第四次用兵，更是由朝廷来废立西藏

领袖达赖喇嘛。而达赖喇嘛的地位也只与驻藏大臣平等，岂有一国之元首，地位与另一国的

国使平等之理﹖驻藏大臣固然不便直接对西藏僧俗事务直接插手，礼仪上还要处处表示对达

赖喇嘛的尊重，但实际上其权限是相当大的，前面提到一九○九年驻藏大臣与十三世达赖喇

嘛发生的冲突，便足以说明。这次冲突，朝廷是坚决站在驻藏大臣一边的，导致对西藏用兵，

达赖外逃并被革去名号。这都不是宗主国对一般附属国应该拥有的权力。当然，在现实世界

中，宗主国常常「忘了」自己的名分，对附属国做出侵权行为。一旦这样，附属国的国家地

位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丧失。这里不讨论宗主国的对错﹑是否正义，只讨论附属国凭哪些条件

定位。当附属国的主权一点点被宗主国拿完，这个国家也就不复存在。美国第五十个州的的

前身夏威夷王国就是一个例子，它原为美国的保护国，一八九八年被美国吞并，一九四○年

正式加入联邦。锡金王国也是一例。清代时的西藏也是如此。 

　　从另一角度分析，西藏疆域辽阔，天然自成一体的地理环境，单一民族，独特的政治﹑

文化和经济结构，高度自治的事实，又可以看做一个完整的国家。我想西方人，在接触到这

种国家形态时，也是拿不定主意到底该怎么对待的。 1904  年英国军队打进西藏﹑占领了

拉萨，达赖喇嘛逃亡外蒙，只剩下尚不知情的驻藏大臣有泰前来拜访英军统帅荣赫鹏。荣赫

鹏以战胜国的姿态提出各项要求，遭噶厦政府拒绝。倒是驻藏大臣帮英方说话，斥责噶厦政

府不妥，又奏请清政府﹙第一次﹚革去十三世达赖名号，欲迎班禅代为西藏领袖，迫使藏方

与英方签订《拉萨条约》。但这一条约「因损害中国主权太甚」而没有被清朝政府承认，条

约规定的 120  余万两也由中国政府代付。为搭成协议， 1906  年由清政府外务部右侍郎

唐绍仪﹙后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与英方在北京签订第二次条约，而将前次条约作为该约

的附约。 

　　一方面，清政府由于国力衰退﹑内忧外患，越来越失去作为宗主国的地位和能力﹔另一

方面，它又实在不甘心丧失这个历来被认做后院的藩属，而以一步步剥夺西藏自主权的方式

来加强对它的控制。不妨这样说﹕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地位都在下降，都是国将不国。这就将

西藏的定位变得复杂化。从十四世达赖喇嘛后来感叹的，英美等西方大国对于西藏前后矛盾

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也吃不准，这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西藏，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国家，也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国家﹔你可以说它是中国一部分，

也可以说它不是中国一部分。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就看西藏自己怎么说了。遗憾的是，它什

么都没说。等到共产党的军队兵临城下它再急忙呼吁，已经没人理它了。 

　　佛教对西藏的正负作用 

　　达赖喇嘛制，是解读西藏主权归属另一组重要密码。经历过中世纪黑暗的西方国家，对

于政教合一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认为是反文明的旧习。一些支持藏独的学者，以梵帝冈模拟

西藏，这个面积只有 0.4  平方公里﹑四周为意大利首都罗马所包围的城中之城，竟然是一

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它的国家元首也是宗教领袖﹗但是他们忘了，梵帝冈恰恰是政

教分离的产物。它的臣民，出城即丧失公民资格。也就是说，它对于个人只有影响力，而不

具有实际的管辖权。它的国家地位，其实是为了尊崇教皇人为规定出来的。西藏刚开始寻求

西方支持的时候，人们对于一个出家人同时又是僧俗两界的最高领袖，不易产生同情。直至

十四世达赖喇嘛逃亡以后，几年辛苦经营，才逐渐赢得西方人士的好感。但那已经太晚了。 

　　关于佛教对西藏产生的正负两面的作用，大致归纳起来，正面作用是，佛教使得地广人

稀的藏民有一种心理凝聚力，西藏地处高原，自然环境艰苦，佛教可以使他们超脱现世苦难，

安守本分，积德扬善，获得强大的精神皈依感。负面作用是，庞大的佛寺体系对于供养它们

的藏民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出家人不能婚嫁，不从事除佛事外的生产劳动，使西藏人口

的增长﹑经济﹑科技教育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使一个历史上曾十分强悍的民族越来越衰

弱，渐渐失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总的来说就是，西藏从佛教那里得到的主要是精

神上的利益，失去的主要是物质上的利益。它跟清朝的关系，是拿精神换取物质，也就是前

面说的「庙和村」的关系。当中国政府不再需要这种精神作用，它对西藏的供养就成了完全

的「施舍」，它对达赖喇嘛体系的支持，就要以剥夺其部分主权作为代价。 

　　文化上看达赖转世利弊互见 

　　达赖喇嘛依「转世」的方式传承，这种方式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定例，如果从一位同时

也是世俗的领袖来考量，它的利弊互见十分明显。挑选一位天资聪颖的「灵童」，从年幼时

即着意培养其学识﹑品性，使其能够在成年以后担当领袖的大任，以保证不出「昏君」。达

赖喇嘛的身份一经确认，则终身不变，不会出现挑战者。领袖地位的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基

础。在很大程度上，达赖的领袖地位比皇帝﹑国王还要稳固，帝王还可以废弒，而达赖是废

不掉的。十三世达赖两次被清廷革去名号，都遭到西藏僧俗各界一致反对，只得予以恢复﹙

第二次由中华民国政府恢复﹚。无论他做过什么事，哪怕是逃离西藏，也仍是达赖，为西藏

人民所拥戴，为他的对手﹙如中共﹚所不得不承认。 

　　但转世方式的弊也很大。每次转世，都会因达赖喇嘛的缺位和年幼，出现 20  年左右

甚至更长的摄政期。这样，西藏政治制度实际上并非单一的达赖喇嘛制，而是「达赖喇嘛─

摄政制」，政权由成年后的达赖喇嘛与摄政轮流执掌。如果达赖长寿，可望在位时有所作为

﹔反之短寿乃至早夭，西藏政局就难免动荡不稳，甚至出现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宫廷政变的

权力斗争。不幸的是，达赖喇嘛没有几位寿命长的。 

　　具体到每一世达赖喇嘛，其寿命分别为﹕ 

　　一世， 84  岁﹔二世， 67  岁﹔ 

　　三世， 46  岁﹔四世， 28  岁﹔ 

　　五世， 66  岁﹔六世， 24  岁﹔ 

　　七世， 50  岁﹔八世， 47  岁﹔ 

　　九世， 11  岁﹔十世， 22  岁﹔ 

　　十一世， 18  岁﹔十二世， 20  岁﹔ 

　　十三世， 58  岁。 

　　其中，一世﹑二世达赖喇嘛是三世追封的，严格地说，不能算真正的「达赖喇嘛」。就

像被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并没有真正做过皇帝一样。从三世到十三世共 11  任达赖

喇嘛，活过 40  岁的只有五位，活过 50  岁的只有三位。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是唯一活

过 60  岁的，他的影响和建树也最大。在他的任内，密招蒙古固始汗入藏，建立了噶丹颇

章政权，确立黄教正统地位，他自己也确定为西藏政教领袖。他还干过几件大事﹕兴建布达

拉宫﹔派使臣经蒙古绕过大明帝国，向关外新起的清朝「输诚」﹔清朝入关后，又亲赴北京

觐见顺治皇帝，赢得西藏特殊地位。五世达赖 1682  年去世，到 1951  年十四世达赖提前

亲政，在长达 269  年的时间里，由达赖喇嘛执政实际只有 70  年﹔其余 199  年，政权

掌握在摄政手里。 

　　两个世纪达赖亲政仅 70  年 

　　五世达赖喇嘛晚年，已不大过问政事，专心著作经典，有 30  余卷传世。政事一切交

由第巴桑结嘉措处理。他去世后，桑结欲专国事，竟秘不发丧达十五年之久。直至康熙帝亲

征准噶尔部，从被俘的藏人口中得知五世达赖已久不在人世，致书第巴桑结嘉措责问，桑结

才挑选﹑迎立 14  岁的仓央嘉措至拉萨坐床，是为六世达赖喇嘛。九年后，桑结嘉措被蒙

古军队俘虏﹑处死，拉藏汗另委隆素为第巴，派人向康熙帝报告桑结嘉措谋反﹑仓央嘉措耽

于酒色不是真达赖灵童，六世达赖遂被解送北京，行至青海去世。七世达赖不是依照挑选「转

世灵童」的程序产生的，他八岁出家，九岁被蒙古僧众迎为活佛供养， 12  岁被康熙帝指

定﹑册封为七世达赖， 13  岁由平逆将军延信护送入藏。他活了 50  岁，但 44  岁才开

始亲政，掌权仅六年。八世达赖， 23  岁时由干隆帝降旨，命其亲政，至 47  岁去世，执

政 24  年。其间，是清朝统治西藏的全盛时期，名为达赖喇嘛执政，实际上完全听命于驻

藏大臣。九世达赖﹑十世达赖，都未及亲政即夭亡。十一世达赖﹑十二世达赖，分别亲政未

满一年和刚刚一年，就都死得不明不白。直至十三世达赖， 20  岁亲政， 58  岁圆寂，才

算是像模象样地做了 38  年的政教领袖。虽然他那 38  年，实在也是太多灾多难。 

　　由此可见，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达赖喇嘛实际上只是一个名号尊崇﹑高高在上的傀儡，

被摄政挟其作为号令全藏的护身符。摄政不具有达赖喇嘛的无上权威和不可替代性，因而围

绕着这个位置就会有激烈﹑残酷的争夺。为了使自己「合法」和地位稳固，选择一个强有力

的靠山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这个靠山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要赢得朝廷的信任与支持，

就要尽量表示自己的忠顺，表示对驻藏大臣的谦恭﹑服从。在这种情势下，已经没有什么主

权好讲了。事实是，五世达赖以后，只有十三世达赖掌权的那 38  年，才有机会跟朝廷分

庭抗礼。 

　　十三世达赖谋求独立 

　　十三世达赖喇嘛个性很强，久有脱离中国而自立的念头，只是清王朝对他仍有相当的慑

服力，一直不敢公然相抗。清王朝倒台，趁着全国各省「独立」之风，西藏也宣布「独立」。

达赖喇嘛并于民国二年派人与同时独立的外蒙签订了《蒙藏条约》﹕「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

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立，自成两国，……」而后，又派人赴印度出席西姆拉会议，英国﹑中

国﹑西藏三方代表在条约草案上签字，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事后，中国政府不予承

认，总统袁世凯电令中国代表不得在正约上签字，惟英藏两方得以签字。西藏事实上独立，

只是法理上仍为中国的附属国。接着，达赖喇嘛在英国人的支持协助下扩建藏军，建立军官

学校，印行藏币﹑邮票，还向英国派遣﹙四名﹚留学生，考察英殖民地印度，推行新政，如

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还试种茶叶，为有朝一日彻底脱

离中国积极准备。但他毕竟还不到火候，不敢与中国彻底翻脸。他是想藉助英国力量和中国

抗衡，伺机赢得西藏的完整主权。 1929  年，南京国民党政府与达赖喇嘛互派官员，取得

联系。达赖承认，英国对于他确有相当的诱惑力，「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

他只是虚与周旋而已。还答应，当竭力选派青年数人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会议﹔希望政府

支持西藏一些织布机﹑制革机及各种工人。 

　　不难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于中国政府，基本上也是「虚与周旋而已」。脱离不脱离

中国，什么时候脱离，内心十分矛盾，而采取「骑墙政策」。早在他刚结束印度的流亡生活

返回拉萨的 1912  年，与部属讨论西藏前途，就感觉左右都为难。结论是，与任一强国为

友，而依附之，不轻舍此就彼。这时，如果他下决心断绝跟中国的关系，中国﹑西藏的历史

与版图或将改写。但他始终下不了决心，直到 1933  年去世，全藏政教大权重又落到摄政

手中。 

　　国民党员摄政修行酿祸 

　　这位摄政就是热振呼图克图，他是一位亲中国的高级喇嘛，国民党员， 1943  年还被

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西藏不但没有进一步脱离中国，反

而跟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起来。噶厦政府向中国承认「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中国政府须答

应不将西藏改为行省」， 1934  年起，民国政府在拉萨设立办事处。办事处比起清朝驻藏大

臣权力小多了，而且英国同样也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两个办事处之间互相监视﹑较劲。 1941  

年，热振提出退休三年，潜心修行，把权力交给他的师傅﹑地位不高又年过七旬的大札佛，

为三年后重掌政权留下后路。不料三年后大札佛不肯交出权力，从而引发「热振事变」。热

振惨败，于 1947  年 5  月被勒毙在狱中。如果热振不退休或复辟成功，西藏的主权问题

也许至今不会再有什么争议。传热振在审讯大会上，回答「何以西藏要亲中国」的质询，他

说﹕「中藏在宗教上，地理上，都无法隔离， 1904  年英将荣赫鹏攻入拉萨之后，军事赔

款，概由中国代付，所以不啻是中国的钱赎了西藏的身。」平心而论，热振的说词还是有些

良心的。而热振既死，是西藏脱离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第二年，噶厦派商务代表团持自己

印制的西藏护照，赴英﹑美﹑法﹑瑞士﹑意﹑印度等国考察，在美国受到副总统接见。 1949  

年 7  月 8  日，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府派驻西藏的办事处遭到驱逐。但是，西藏的国家地

位终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式承认。 

　　中国以班禅制衡达赖 

　　相对于达赖，「在野」的班禅是彻底的亲中国派，也是历代中国政府用以对付﹑制衡达

赖所预备的一张王牌。班禅也有自己的封地﹙后藏﹚及政府班子，只是远不及达赖权势遍及

全藏，因此在政治上较倾向于中央政府。 

　　谁都知道，班禅在西藏的地位仅次于达赖，有「达赖是太阳，班禅是月亮」之誉。他们

是互为师徒﹑亲如父子的关系﹕四世班禅是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达赖是五世班禅之

师，五世班禅是六世﹑七世达赖之师，七世达赖是六世班禅之师，六世班禅是八世达赖之师，

八世达赖是七世班禅之师，七世班禅是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是十三世达

赖之师，十三世达赖是九世班禅之师。问题就出在对二十世纪西藏命运影响最大的最后一对

师徒，即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关系上：他们失和了。 

　　达赖的精神领袖地位本来就略高，又是掌权者，更是该任班禅之师，于是拉大了二者之

间的距离。恰逢西藏的多事之秋，达赖早怀脱离中国之意，清廷知悉，竟生以班禅取代达赖

统治西藏之念。两次革去达赖名号，都要班禅赴拉萨就任。第一次班禅不敢从命，他当时只

有 21  岁，借故推掉了。第二次倒是到了拉萨，犒赏入藏的川军，主持藏务，但仍不敢接

受藏王的职务，没多久就返回自己的札什伦布寺。达赖回藏复位后，赏罚恩叛，恶班禅乘己

之危僭位，罚银四万两。噶厦亦强迫札什伦布寺服从达赖的统一领导，也就是「月亮服从太

阳」。 1923  年 11  月，手下几位重要大臣被拉萨召去扣押入狱﹑深感恐惧的班禅终于出

逃，达赖电令藏军千余人追截未成。 1929  年，班禅在南京设立办事处。 1931  年，班禅

亲赴南京出席国民会议，并提案要求恢复其对后藏行政权，随后班禅正式受国民政府册封为

「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年俸 12  万元。这样，达赖的独立意图，受到极大的牵制。没有同

时受到册封的达赖及噶厦极为不满，令西藏住南京办事处代表向行政院提出四点要求﹕一，

收回班禅封号﹔二，没收班禅的军火﹔三，取消班禅的俸银﹔四，裁撤班禅驻各地的办公处。

同时发表西藏三大寺及僧俗官员大会反对班禅的宣言。宣言不便明言班禅投靠中国政府之

罪，只说他如何不如达赖地位崇高，如何残暴，如何逆师犯上僭居日光殿，如何从未与闻政

教两方面事权，等等，誓言「非达目的不止也」。其中的矛盾是﹕既然从未与闻政教事权，

他又怎么逆师犯上僭居日光殿呢﹖班禅方面亦针锋相对，公开列举达赖「十大罪状」﹕无非

是驱逐汉人，勾结英俄，阻隔中藏交通，背叛中国之类。班禅还宣称，自清干隆时设驻藏大

臣，「上自达赖班禅之掣瓶转世，下至噶布伦等之选拔任免，均须经由驻藏大臣奏准政府，

然后实行。从此以后，西藏即为中国版图之一部，而外人谓西藏非中国所有者，均系强词夺

理，造谣离间。」 

　　由西藏第二号精神领袖班禅出面，宣告「西藏为中国版图之一部」，给十三世达赖走向

正式独立又添一道鸿沟。素怀贰心的达赖，竟然忘了摆脱中国的宏伟大志，和得宠于一时的

班禅争风吃醋。说到底，还是怕名不正言不顺。而这「名」，就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

给你，你是达赖喇嘛﹔不给你，你什么都不是。 

　　 1932  年 12  月，班禅在南京就职「西陲宣化使」，准备返藏建立亲中国的政权，但

一直受拉萨方面阻隔而未成。 1937  年 11  月，十三世达赖去世四年后，离藏 15  年的

九世班禅亦在青海玉树寺拉加颇章宫中去世。两位西藏最高精神领袖在数年内相继圆寂，独

统之争也就暂时画上一个句号。此时中国进入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其后又是规模不亚于抗

日的国共内战，西藏问题「暂时」搁置。而转世的达赖﹑班禅两位灵童，也将分别被寻找﹑

确认﹑迎立，各自成长。到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带着前世的恩怨「再次」相遇，已是 1952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放」西藏几近一年了。 

　　十世班禅始终坚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张，但是他也始终不改对十四

世达赖的尊崇。达赖以流亡的方式为西藏的主权奔走，班禅则以「上书」的方式为西藏的人

权呼喊。他们都以极大的勇气，付出了沉重代价。只有在这时候，两位喇嘛才完全捐弃「前

嫌」，各自赢得了对方的崇高评价。班禅称达赖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领袖」，达赖称班禅为

「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个民族硬要到了这个地步，才会出现真正的领袖和伟大的英雄，真

让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