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眠《百年功罪》和其他
重读大字报
一、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年了。这场运动，有人称之为动乱，有人称之为浩劫，
有人称之为灾难，有人称之为噩梦，有人称之为「峥嵘岁月」，有人称之为「对文化的革命」……。
起初，人们还能以各自不同的经历、感受来诠释它，回忆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推移的速度
往往比我们以为的要快迅得多），它的影象模糊了，蜕色了，剥蚀了，人们的经历和感受也不断地
被冲刷、浸润及消融，失去了新鲜、真实和个性，而更多地带上了他人的、「公认」的甚至官方影
响的痕迹。加之，我们还生活在一个远远谈不上可以畅所欲言的环境之中，文化革命这一人类历
史上绝无仅有的重大事件，就这样活生生地被众多的专家、学者整治得面目全非。
文物是修补破损历史的最好材料。但文物本身也在不断地被复制着，修补着，──或者叫修
改着。《毛主席语录》，毛泽东石膏像，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毛像章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在市场
上销售、流通和翻炒，被一些怀旧的、猎奇的人们收藏；毛泽东的颂歌被重新演唱、剪辑，灌制
成柔和缠绵的《红太阳颂》盒带，大量发行；样板戏也改头换面，成为一些联欢会、电视节目中
颇受欢迎的段子。而文革时的许多流行语，包括毛泽东的名言，政治术语，特殊名词、口号、缩
略语，民谣民谚，京剧和电影对白等等，至今还在广泛使用着，被作家写进小说和剧本，被老百
姓极其鲜活地挂在嘴上，有些还被赋予新的内涵，或依其形式创造、组合出新的词语。一些人把
它们统称为「毛氏话语系统」，其实就是一种文物的「活化石」。
从图书馆、档案馆里，可以找到当年正式出版的报纸、杂志、书籍、图片，如果找找关系，
还可以查到某年某月印发至某一级的中共中央文件。这些官方文件，对于我们领略历史可以被粉
饰打扮成一副什么模样或许有好处，但不能让我们领略历史本身。谁都知道，历史是最经受不起
粉饰打扮的。
在一个言论出版受到严密控制、高度极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被称为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形态
里，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大量发表而又不需经官方审批、不代表官方意愿的文字吗？
有，那就是大字报。
二、
第一张大字报起于何时，大概是很难考证的了。但可以肯定，大字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
物。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举凡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
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说是大字报。然而，赋予大字报以特定的政治内
涵，使其成为一个流行于世界的专用名词，却无疑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说：「不破不立。
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不论我们喜欢还是厌恶，也不论我们是带着感情色彩还是用理性的
眼光去打量，作为「破」的最主要的一件工具，它本身已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立在了人类历
史的进程中。
而即使是这样一种有专门政治含义的大字报，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早在一九五七年，
毛泽东号召全民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一部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认为「和风细雨」已不能解
决什么问题，要求实行「大鸣大放」。毛泽东当即肯定这一要求：「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
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辩论、大字报。……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
阶级的形式。」于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了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方法，简
称「四大」。文化革命不过是将这「四大」推向极端和高潮罢了。
仔细说来，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和大辩论，都是虚的，只有大字报才是一种实在的具体
的形式。鸣放和辩论，可以用嘴，也可以用笔；用嘴叫「口诛」，用笔叫「笔伐」。即使不说中国
是一个重文本传统的国家，仅从口舌与笔墨二者的份量来比较，后者也明显更具有空间堆积和时
间持续上的优势。常言道：「口说无凭」，只有「笔写纸载」才不容忽视和抵赖。从大批判的实用
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口舌转化为笔墨较难，笔墨转化为口舌较易（照本宣科即可），还可以无限反
复地转抄、翻印、宣读和散发，在录音设备还只是少数新闻单位的专业器材的当年，「笔」的威力
和重要性远远盖过了「嘴」。因而实际上，「四大」就是指的「一大──大字报。
一九七五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
利」。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
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九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第四
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显然，宪法上列入或取消的「四大」，指的也就是大字报这「一大」。鸣放和辩论是人类最基
本的一种活动，如小孩子吵架，街坊邻舍对骂，小俩口拌嘴，文坛上打笔仗，学术界的商榷，会
议上的争执，法庭上的指控和辩护，议会的议案，选举时的论政，党派内外的矛盾，政治、军事
和经济谈判，民事纠纷的调解，……所有这一切大大小小不同意见之间的纷争，都可以统称为鸣
放或辩论，由任何宪法来规定其民主意义，是明显多余的。只有以「大字报」的形式出现，才能
定义为「大鸣、「大」放、「大」辩论，才会郑重其事地特别予以规定为合法或不合法。
三、
那么，什么是大字报，我们怎样来定义它呢？最简单最字面意义的理解是：大字写成并公开
张贴的文字。查王同亿主编的《汉语大典》：
大字报〔big-character poster〕发表意见的文字，一般用大字写成贴出，曾被认为是社会
主义大民主的形式之一，文化大革命时颇为流行，后被取缔
辞典的条目解释，与最简单的字面意义的理解没有多大的区别。但这种解释太不完全太不确
切了，作为一种「理解」还说得过去，但作为词条的解释简直就是错误。所有的商业广告词都是
「发表意见的」，而且「一般都用大字写成贴出」，──如「挡不住的诱惑」、「它使我恢复青春」、
「四季如春的感觉」、「『咳』不容缓」、「不打不相识」……。另外，现在仍流行使用的标语、横幅、
海报、告示通知、感谢信、祝贺信、道歉信和检讨等等，也都符合该条目的规定。如果它们都可
以算作广义的大字报，那么又不符合「后被取缔」的说法。
反过来，大字报也并不都是有文字的，更不用说用「大字写成」了。文革期间有相当数量和
比例的大字报是漫画。还不要说，这些漫画的艺术造诣，往往远胜过文字稿的文学水平；即以它
们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也绝不能略过不提。苏联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宣布：「街道是我们的
画笔，广场是我们的调色板。」在苏联这只不过是一种宣言；而付诸行动，只能在文革时的中国。
这样说一点也不过份：没有漫画的大字报和没有文字的大字报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当然，还包
括大批判专栏刊头报尾的宣传画。有人甚至认为，由这些漫画、宣传画组成的文革美术，是一九
四九年以来，唯一能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某种地位的中国美术。
这样认为可能偏颇，却说明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文字的大字报重要到了怎样的地
步。当然，如果略作改动，把词条解释中「发表意见的文字」改为「发表政见和民意的文字、图
画」，也就比较接近我们所讨论的大字报了。
四、
大字报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大」。
它可以把任何弱小的声音，不论是鸣放还是辩论，是发表政见还是传达民意，是指责、攻讦、
控诉、揭发、质问还是辩解、反驳，是提出问题还是解答问题，都可以通通放大为大声呼唤。
由于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愿意不愿意看，它都要直钻你的耳膜，直闯你的眼帘，直扑
你的脑海，这就是所谓「打入性」。
由于大，你想躲躲不了，想逃逃不掉，它可以贴到你的办公桌上，贴到你的门口，贴到你的
床头，贴上你的锅台旁、茅坑边，直至贴到你的身上，如影随形，无孔不入，这就是所谓「侵犯
性」。
由于大，铺天盖地，呼风唤雨，摧枯拉朽，震聋发聩，「挟雷霆万钧之力，裹倒海翻江之势」，
使你感觉穷途末路，四面楚歌，仿佛将立刻陷入灭顶之灾，这就是所谓「威慑性」。
由于大，你最不想让人知道的历史、缺陷、隐私，你干过的坏事、丑事、憾事说过的悄悄话、
私房话、甜言蜜语、怨天尤人、东家长西家短，总之所有的陈芝麻烂谷子，全都兜露在光天化日
之下，任由众人围观、欣赏、品评、嘲笑，这就是所谓「公开性」。
由于大，它的每句话每个字都饱蘸浓墨，气势逼人，一笔一划如同投枪匕首，乾柴烈火，看
得被批判者第一眼头晕目眩，第二眼血往上涌，第三眼手脚冰凉；修养好的也免不了加快呼吸和
心跳，乍出一背细密的冷汗。这就是所谓「战斗性」。
由于大，大大咧咧，大而化之，大而概之，无须仔细推敲，以断章取意来省简笔墨，以望文
生意来代替严密论证，以上纲上线来加强效果，既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可以打一枪换一个
地方，更可以反戈一击重起炉灶，这就是所谓「粗率性埂
由于大，它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尤为深刻，即使你一目十行，也可以过目不忘。如果这张大字
报是针对你，或你的家人、亲友、同事、邻居、仇人的，那就更让人耿耿于怀、永志难忘了。这
就是所谓「持久性」。
五、
这一「大」的形式特点，使我们今天的重读大字报成为几乎不可能。因为它是不可复制的。
纵使找到那些堆埋在故纸尘埃中的大字报文本，我们也不会再把它们用浓墨重新抄写，贴得到处
都是，来身临其境地温习了。时过境迁，就算再造其境象拍电影一样搭一个场景，也无法追回早
已流逝的那个时代。人事全非，而且绝大部份被批判者已经作古，这些文字放得再大，也没有了
当年那种惊心动魄的神韵。弥衡击鼓骂曹，三国时令人动容和提心吊胆，于今谁要是再把曹操揪
出来狠狠地骂个三五十天的，别人只会觉得好笑罢了。
一种文体，或一种艺术形式，总是以某个时代作为其存在的背景。背景消失，这种文体或形
式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和魅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
说，都在历史上流行过一阵子，后来也就不再流行了。其中，唐诗的艺术成就是最高的，然而也
逃脱不了「至今已觉不新鲜」的命运。除了专门的研究者，人们多半只把它当成儿歌、口诀，教
小孩子背诵，让他们显得聪明可爱，伶牙俐齿，总算是废物利用。
大字报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得那样迅猛，去得又那样突然；流行
得那样轰轰烈烈，消退得又那样无声无息；给人的刺激那样强烈和深刻，过后却又找不到一丝痕
迹。在人类历史上，还有什么文化运动象大字报那样，由那样多的人参加，制造出多得几乎无处
不在的产品，然后消失得那样乾净和迅速
有人认为，这说明大字报文化的浅薄和不值一道，所以一把刷子一盆水，就把它冲刷乾净了，
又是一个「崭新的天地」。
然而，还有什么「深刻的文化」和「值得一道的文化」，比大字报更吸引人的热情、触击人的
灵魂、影响人的命运、暴露人的本性、改变人的观念乃至整个民族的语言、行为及性格特徵呢？
六、
大字报运动最显著的成果，就是从宪法中取缔了关于它的条款。
严格地说，宪法只是取消了允许大字报的条款，并没有取缔大字报这一形式本身。那么，写
大字报并不违反宪法。正如宪法没有一条规定允许人撒尿，但撒尿并不违反宪法。不过，在一般
中国人（包括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传统习惯上，人的行为自由度应限制在法律、规章允许
范围内，而不是扩大到法律、规章没有反对（不允许）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能做规定可以做
的事，而不能做没有规定不可以做的事。
当然可以理解成，宪法「不再保障大字报作者的权益」。事实上，大字报作者的权益，从来就
没有得到过保障，哪怕在这一形式的鼎盛时期。轻则围攻批斗，重则坐牢杀头，当时是司空见惯
的。有没有没吃过亏的例子？肯定会有的，但那也绝不是宪法「保障」的结果，只不过够不上吃
亏的档次或运气而已。
大字报留下了被攻击者受到伤害的明证，至于攻击者，也就是它的作者所受的伤害，却往往
容易为人们忽视，虽然这种伤害一点也不亚于另一方。万炮齐轰刘少奇，大家都看到了，而刘少
奇也的确倒下，一家人死了四口。那些用大字报参加轰击他的人呢，谁也不会再去关心他们的命
运，即使知道那些人也死的死、关的关、疯的疯、残的残，也好像是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愿
上帝保佑追击者，同时也保佑被追击者。」在我们这里，上帝永远只保佑强者，──不管他是追击
者还是被追击者。
这就引人怀疑，大字报的威力，真有传说和想象中的那么「大」吗？它到底是单方面杀向敌
人的投枪、匕首，还是人们通常用来形容相残和自戕的「双面刃」？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当我们在文革「古战场」倘佯
和凭吊的时候，或许是应该好好检视检视这件当年流行到滥用程度的「批判的武器」，──大字报
了。
七、
人们常以「大字报语言」，指责辩论对手出语或行文的火药味。但火药味这玩艺儿，早在大字
报发明以前，甚至早在火药发明以前，就已广泛地充斥于人类的生活之中。上至朝廷的政争，下
至邻里的吵嘴，雅若文人的清议，俗若婆媳的斗法，如果少了火药味儿，那就太苍白单调，没有
什么看头了。民主社会也是如此，总统州长的选举，国会议员的辩论，新闻记者对公众人物的攻
讦，更别说外交纠纷、军事冲突、上法庭打官司了。往往是得理不饶人，不得理也不饶人，动辄
上纲上线，揪辫子打棍子，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为什么只由大字报来背这个恶名呢？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独特的「大字报语言」，也并不是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大批判的檄文，都
充满火药味。从文体上，大字报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宣言，声明，通告，勒令，质问，检讨，口
号，悼词，诉状，致敬电，劝进表，谈话录，自白书公开信，私人信，报刊文章，中央文件，还
有漫画，图表，论文，诗歌，散文，剧本，乃至小说，几乎包括了一切可用笔墨纸张承载的体例
形式。
风格上也是多样化。固然有许多蛮不讲理、牵强附会、拿着鸡毛当令箭、一口革命的流氓腔
调，也有不少极尽谄媚、溜须拍马、落井下石、见风使舵的势利眼，却还是有一些立意和文笔皆
属上乘的妙构佳作。
并非所有的唐诗宋词、古希腊古罗马的戏剧都能够流传千古，鱼龙混杂是任何一个时代流行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必然现象。鱼毕竟比龙多得多，正因为这样，才显出龙的珍贵。如果反过来，
龙比鱼多得多，那么我们就会把鱼当做稀罕的神物了
八、
长期以来，鲁迅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这一提法或许值得商榷，但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他的杂文，其思想的幽默深刻、内容的博杂广泛、文字的简洁犀利，
在世界文坛上都找不到另外一位大师可以摇撼它的地位
文革否定三十年代的文学艺术，乃至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角一一列入清算名单，却始
终没有清算和否定鲁迅。他是唯一没有被怀疑和打倒的作家，尽管他绝不是共产党，尽管连差不
多所有的共产党作家都难逃一劫。不仅如此，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也极为推崇鲁迅，曾说「我和
鲁迅是相通的」。鲁迅成了一个神。鲁迅语录享有和马恩列斯及毛泽东的语录同样崇高的地位，当
作经典论据、至理名言引用。被鲁迅批判，就象被毛泽东批判过一样，再无翻案的可能。江青号
称「文艺革命的旗手」，就是企图承接鲁迅的头衔。张春桥曾以「狄克」的笔名跟鲁迅作过小小的
交锋，这成了他「历史不清白」的最大一块心病，被当做四人帮打倒之后，立即端出这一条以证
明其「一贯反动」。更不要说当年被鲁迅讽刺过的郭沫若和「四汉子」之流了。
文革大字报，直接继承了鲁迅杂文的形式和精神。形式上，讲求多样化及短小精悍、语言尖
刻、入骨三分，以发挥投枪、匕首的效能。精神上，则提倡不妥协的「硬骨头」精神，不留情面
的「痛打落水狗」精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精神，横眉冷对的
批判精神，不怕孤军奋战的「反潮流」精神，等等。
无论形式还是精神，本身都没有错。用文革的时髦话说，都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如鲁
迅）可以用杂文当「投枪和匕首」，资产阶级（如狄克）也可以用杂文当「从身后射来的暗箭」；
无产阶级可以痛打资产阶级的「落水狗」，资产阶级也可以痛打无产阶级的「落水狗」；「硬骨头」
精神也是这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张春桥（狄克）的骨头也一点不软，硬邦邦响当当，押
上法庭还正气凛然始终不肯低头认罪。
九、
大字报打破了官方和文人对文字的垄断，成为最典型的群众文化。「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
应该相信党。」这里，「群众」和「党」（共产党）一样，是个既抽象又具体的词。反右的时候，一
个小单位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小科长、班组长就代表「党」。到了文革，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
将军元帅就都不是「党」了，不但不是党，连是不是「群众」都成了问题。可见其定义的任意性。
毛泽东是唯一一个既可以代表党，又可以代表群众的人，「相信群众相信党」其实就是相信毛
泽东一个人。不管出自什么目的，反正是毛泽东亲手放出了大字报这个对付社会主义官僚体制的
恶魔。他自己也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此外再没有哪一位共产党的领袖级人物写过大字报，林
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文革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谁都没
有写过大字报。他们顶多只能暗中策划，或者某一次讲话记录被转抄成大字报贴到街头，自己是
绝不亲手写和亲自贴的。因为他们不算「群众」。
符合官方意思的大字报，可以在官办的刊物正式发表。如《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文汇报》发表「反到底」兵团的大字报《急告上海人民书》。
官方下达或公开发表的文件，也经常抄成大字报张贴在街头。二者的关系虽然密切，但毕竟不是
一回事，也不能互相取代。大字报就是大字报，不是官方文件。
一般来说，它与整个官僚体系相对立。官僚们绝大多数内心并不喜欢，也并不心甘情愿地承
认这玩艺儿，除了少数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或一开始就打算浑水摸鱼者之外。群众，包括体系外
的「官」，才是大字报的基本作者。毛泽东不认为自己是官，要是也只是一个被排斥在体系外的「官」，
一个与繁文缛节、周密运作格格不入的「官」。他要打破这套体系，只有借助群众的力量和智慧，
向他心目中的党内走资派及其一切牛鬼蛇神发动攻击。于是「盘根错节，一触即溃」。没想到放出
的魔鬼，也就难得收回去了。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大字报似乎是这
一论断最好的证明。不过还要加几个字意思才全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常常有一些英雄在那
里策划。
十、
重读大字报，虽然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却也会别有一番新的感受。比方，
隔岸观火的快感。鲁迅说，中国人喜欢当「看客」。当看客好还是不好且不论，首先是中国总有那
么多的东西可看。有东西可看而不看，作清高状作崇高状，自欺欺人，自命不凡，是其实比做一
个看客要讨嫌得多的。
文化大革命，并不因你不去看它就没有发生过，也并不因你不敢看它就会永远沉到一条什么
长河中不再探出头来。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而莫可奈何的事件，当然只能老老实实看；对于历史，
除了看我们又还能做什么呢？难道要我们再投身其中去充当一个角色吗？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可见同样是看，看同样一件事，其间的差别就很大。
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围观的中国人看得脖子伸老长，唯恐看不真切而同为看客的鲁迅却愤然离席，
从此弃医从文，立志医治中国人的灵魂。
中国人的灵魂当然需要好好地治一治，但脖子伸得老长去看杀自己的同胞，唯恐看不真切，
未尝一定是麻木。其中很可能就有如鲁迅一样「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只不过碍于
当时的形势，暂时保持沉默罢了。谁能断言他们一定不「在沉默中爆发」，只配「在沉默中灭亡」
呢？
我的意思是，不看则已，要看就伸长脖子看个真切。脸上的表情可以不必那么丰富，甚至不
妨淡漠到别人以为你麻木的地步。万一真的从中看出「吃人」两个字来也不必大惊小怪，且按捺
下性子，倒看他怎生个吃法，只要你不跟着去吃，同时防着以后被别人吃掉就好。因为不管怎样，
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于乔州河溪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