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爆发后，袁大举向南方用兵，并发出两道通令（民国2年7月），第一道是
致各省宣布意旨电：
    “余以衰病余生，伏处已久，稍有田园之乐，自问已无事可为。此次出山，实缘事
机危迫，不忍见人民陷于牛马奴隶之域，故冒万险，膺兹艰巨。受事以来，始终以尊重
人道主义，及适合世界大势为主旨，苟可和平维持，决不轻事破裂，并非兵力有所不足，
实缘民困已极，不堪再受战祸，一年以来弥缝迁就之苦衷，当为国民所共谅。现在财政、
外交触处荆棘，国家运命旦夕可危，凡有血气之伦，自应以同舟共济之心，为披发缨冠
之计，决不肯再言破坏，自取覆亡，乃若有之，则亦二三不逞之徒，生性好乱，必不能
得多数国民之同情，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便与此辈同为亡国祸首，非惟辜负众望，
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棉力，殄此么魔。诸君各膺疆寄，必有
同心，愿共勉之。”
    第二道是为了“赣乱”的通令：
    “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
之责，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
迥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
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又岂能以少数人权利之争，
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此次派兵赴浔，迭经本大总统及副总统一再宣布，本末了然，
何得信口雌黄，借为煽乱营私之具。今阅欧阳武通电，竟指国军为袁军，全无国家观念，
纯乎部落思想。又称蹂躏淫戮，庐墓为墟等情，九江为中外杂居之地，万目睽睽，视察
之使，络绎于途，何至无所闻见。陈廷训之告急，黎兼督之派兵，各行其职，堂堂正正，
何谓阴谋？孤军救援，何谓三道进兵。即欧阳武蒸日通电，亦云‘李烈钧到湖口，武开
两团往攻’等语，安有叛徒进踞要塞，而中央政府该管都督撤兵藉寇之理？岂陈廷训、
刘世均近在九江之电不足为凭，而独以欧阳武远在南昌之电为足信？岂赣省三千万之生
命财产，独非中华民国之人民？李纯所率之两团，独非江西兼督之防军？欧阳武以护军
使不足，而自为都督，并称经省会公举。约法具在，无此明条，似此谬妄，欺三尺童子
不足，而欺天下人民，谁其信之！且与本大总统除乱安民之宗旨，与迭次之命令，全不
相符，捏词诬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
国公敌，万世罪人。独我无辜之良民，则奔走流离，不知所届。本大总统心实痛之。本
大总统年逾五十，衰病侵寻。以四百兆人民之付托，茹苦年余，无非欲使黎民子孙免为
牛马奴隶。此种破坏举动，本大总统在任一日，即当牺牲一切救国救民。现在正式选举，
瞬将举行，虽甚不肖，断不致以兵力争擅权利，况艰辛困苦，尤无权利之可言。副总统
兼圻重任，经本大总统委托讨逆，责有攸归，或乃视为鄂赣之争，尤非事实，仍应责成
该兼督速平内乱，拯民水火，各省都督等，同心匡助，毋视中华民国为一人一家之事，
毋视人民代表为可有可无之人，我五大族之生灵，或不至断送于乱徒之手。查欧阳武前
日电文，词意诚恳，与此电判若两人，难保非金壬挟持，假借名义。俟派员查明再行核
办。此令”。
    21日又发布如下的命令：
    “湖口、徐州等处暴徒倡乱，政府为整肃纪纲，维持国本起见，不得不以兵力戡定，
迭经先后布告。本大总统躬承国民付托之重，值此变出非常，荡平内乱，责无旁贷，耿
耿此心，当为我国民所共谅，各友邦所悉知。惟恐传闻之异词，或以方针之未定，国民
以姑息养奸所责备，外商以身命财产为隐忧，若不明白宣告，使我全国人民咸知顺逆从
违之所在，各外商共悉镇乱靖暴之有方，其何以靖人心而昭大信？为此通令，条举三端：
一、该暴徒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
此等行为，实为乱党，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警戒。是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
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二、各国商民之通商传教，载在条约。凡有乱警地
方，该地司令官均应照约实力保护，务使各外国人之身命财产，不致因乱事稍受危险。
嗣后各该地方之外国人所有身命财产，如因镇压变乱而直接受有损失者，民国政府必完
全负其责任。三、乱党到处勾结，如有本国人与之订立一切契约，而影响可以及于国家
或一地方者，无论用何种方法，及何种名义，民国政府绝不承认。以上三端，自本令发
布以后，应由各该地司令官通行布告。仍着外交总长行文驻京各国公使查照，以副友邦
热诚赞助之雅怀，而示本大总统除暴安良之至意。此令。”
    当袁大举向南方用兵时，虽然已对国民党撕破了脸，满口乱党叛徒，可是独对孙中
山先生还很客气。不过孙中山却不能不表示严正的态度，乃发电致袁，原电云：
    “北京袁大总统鉴：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以
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
此言非仅对公言之，且对国民言之。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于公时有责言，文之初衷
未尝少易。何图宋案发生以来，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
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
以致东南民军，荷戈而起，众口一辞，集于公之一身。意公此时，必以平乱为言，故无
论东南军民，未叛国家，未扰秩序，不得云乱；即使曰乱，而酿乱者谁？公于天下后世
亦无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于不义，致有今日，此时必且劝公乘此一逞，树威雪愤。此
但自为计，固未为国民计，为公计也。清帝辞位，公举其谋，清帝不忍人民涂炭，公宁
忍之？公果欲一战成事，宜用于效忠清帝之时，不宜用于此时也。说者谓公虽欲引退，
而部下牵掣，终不能决，然人各有所难，文当日辞职，推荐公于国民，固有人责言，谓
文知徇北军之意，而不知顾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文于彼时，屹不为动。人之进退，绰有
余裕，若谓为人牵掣，不能自由，苟非托辞，即为自表无能，公必不尔也。为公仆者，
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拚！杀一无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
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
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
使公怀骑虎之虑；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
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告，惟裁鉴之！”
    孙中山同时发出通电一道，略云：
    “北京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各军、师、旅长鉴：江西事
起，南京各处以次响应，一致以讨袁为标帜……大势至此，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之一
身，闻袁氏决以兵力对待，是无论胜败，而生民涂炭，必不可免。……使袁氏果而出此，
非惟贻民国之祸，亦且腾各国之笑。……袁不宜借口部下之拥戴，而拒东南人民之要求，
可断言矣。诸公维持民国，为人民所攸赖，当此人民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
为急，同向袁氏劝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倘袁氏执拗不听，必欲牺牲国家人民，以成
一己之业，想诸公亦必不容此祸魁！文于此时，亦惟有从国民之后，义不返顾。”
    二次革命是由江西肇始，赣军虽然在开始时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可是北洋军增援
后，大举猛进，相持十余日，湖口要塞司令陈廷训被袁收买，暗与北军相通，于7月24日
晚令炮兵反击赣军。赣军不及防备，前后受敌，不得已遂放弃湖口。25日北军遂入据湖
口县，李烈钧虽戮力抵抗，但要塞已失，门户大开，江西已无险可守，8月18日南昌失陷。
袁世凯以李纯为江西护军使，李廷玉襄办江西军务，旅长马继增升第六师师长。
    袁军攻入南昌后，军纪之坏，和洗劫南京大同小异，南昌富室均被指为国民党，劫
掠其财物，奸淫其子女，尤以第六师十一旅旅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张敬尧所部，一如辫子
军张勋所部一样，入南昌的第一天就横尸1000余具，其惨状可以想象。南昌危急时，江
西都督欧阳武自称罪人，到吉安青源山为僧，号止戈和尚。9月中旬北洋军已完全占领江
西后，江西水巡局长倪占魁，把他从山上解到南昌来，李纯命予以优待，发交军法处收
押。他写信给南昌商会，有：“祖母九旬，老父七十，为武不肖，朝夕聚哭，求死不得，
言之心酸。”商会乃代为求情。9月27日解北京，判处二等有期徒刑八年，10月30日获特
赦。
    安徽宣告独立时，民元做过皖军总指挥、临阵失踪的胡万泰，又爬上了都督座位，
把署理都督孙多森请到原来的民政长椅子上。不久讨袁军两路失败，胡乃取消独立，于
7月22日偕孙多森逃走，剩下都督的空位子，给宪兵营长祁耿寰坐了几天，又让给刘国栋。
7月27日柏文蔚回到安庆来，刘乃退回原职小小参谋椅子上。8月6日，逃走的胡万泰突又
出现，通电数柏五大罪状，可是这时柏亦已离皖，胡再任都督，宣告独立，可是这把椅
子已轮不到他了。8月28日倪嗣冲来到安庆，倪早在7月27日就由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
从此，安徽变成了北洋军阀一个主要的巢穴了。
    北洋军既然节节胜利，袁系的升官图便在南方出现，段芝贵仍兼第一军军长，升上
将，实授江西宣抚使；张勋亦升上将，段芝贵的右司令王占元兼湖南护军使。
    上海方面因南京革命军失败，亦功败垂成，袁命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为松江镇守使，
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都督。
    广东和四川两地解决得最快而不吃力，7月27日袁派龙济光、觐光兄弟为广东正副镇
守使，8月3日龙济光升上将继任粤督，8月5日陈炯明出走。四川方面熊克武虽于8月9日
宣告独立，但为时只一月就解职下野。
    湖南独立的局面，主要受湖北的压迫，以及广东独立失败的影响，遂使湘督谭延闿
和湘军师长赵恒惕功亏一篑。8月12日湖南为环境所迫取消独立，9月17日袁令汤芗铭率
楚有等四艘浅水舰驶入岳州，派第三师曹锟部进驻岳州，又以袁系的卅九混成旅旅长伍
祥祯为岳州镇守使。这样一来，湖南便完全落入袁的掌握中。袁仍然施借刀杀人计，命
黎元洪兼领湘督，黎当然不会中计，敬辞大命；袁乃请黎荐人自代。黎自然不会推荐与
袁无关的人，他觉得汤芗铭是袁的死党，又是湖北人，黎和汤的长兄汤化龙又是老朋友，
因此顺水推舟保荐了汤为湘督。10月7日汤芗铭赴长沙晤谭延闿，10月24日袁发表人事命
令，免谭，以汤继任都督，王瑚继任民政长，王未到任前以汤兼署。并命谭即日入京，
同时令将师长赵恒惕解往北京听候处分。袁的军队于11月15日入驻长沙。
    黎在湖南人中，以对谭和赵最好，谭下野后，黎打电报给袁说：“谭的独立非出自
愿，乃系被迫，曾仰药以求解脱，元洪敢力保其无他。”谭是个书生，见到黎为他解脱
的电报，立即加以否认，他发出一则通电，大意是说：黎副总统心存爱护，力为解免，
难道我不知感激，可是我并未仰药，亦未受迫，我为都督，发号施令俱自己为主，要治
罪，一身甘当云云。二次革命后，各省取消独立，浮起一片骂孙、黄声，但谭却始终不
骂；各都督多诿称独立时系被迫，或被冒名，谭则独任其咎。
    北京陆军部判谭四等有期徒刑，黎再出头说项，乃于12月12日下令特赦，仅褫陆军
上将衔“以示薄惩”。黎同时又代赵说情。赵亦因之免难，议处三等有期徒刑四年，褫
夺少将衔。这是民国3年4月22日的事了。后赵获蔡锷力保，3年9月13日亦获特赦。
    黎对谭、赵是特别的，可是对其他一般湖南人并不好，这可以从谭人凤致黎函看出：
    “闻公近日专以仇杀湖南人为事，而其被杀之人，不审罪状，不问姓名，概以乱党
二字加之，立予枪毙。……试问武昌旅馆禁湖南人居住，旅鄂在公人役，多数命令撤差，
岂玉石不分，可一网打尽耶？……公傀儡昏庸，听人播弄，时而曰二次革命，曰三次革
命，曰四、五、六、七次革命，自吓吓人，正所谓天下无事，庸人自扰之也。公作威作
福，肆虐于我湖南人，试问湖南人何负于湖北？更何负于公？阳夏之役，救湖北者非湖
南乎？”
    袁世凯于7月23日发表命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孙是于民国元年9月9日受
任筹办全国铁路，提倡修筑铁路20万里，可惜当时人们没有远见，以为修筑20万里铁路
简直是神话，于是大家以“孙大炮”嘲笑孙中山。其实当时美国已有100多万里铁路，中
国比美国大，即使修筑了20万里根本算不得一回事，而国人竟大惊小怪如此，实在太浅
见了。孙中山慨然统一筹划全国铁路大计，第一步预定修筑三大路线：第一条是由广州
经广西、云南接缅甸铁路；第二条是由广州经湖南、四川达西藏；第三条由扬子江口经
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以迄伊犁。筹款方法主张借款，如京奉、京汉、
沪宁诸路办法，其条件以不碍中国主权为范围，资本订60亿元，里程20万里，期限10年。
计划才告拟定，由于二次革命以及袁撤销孙中山铁路筹办全权，此一伟大计划，乃随孙
之去而告流产。
    7月23日同时发布命令，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
    “叛徒”，责成冯国璋、张勋捉拿黄兴到案，还发出捉拿赏格，捉到黄兴的赏洋10
万，捉到陈其美的赏洋5万。
    上海、南京两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8月2日孙中山乃乘德轮约克号离沪，本意拟
去广东，不料次日经马尾，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多贺京之来告，驻粤将领张义权、苏
慎初已与龙济光勾结，接受袁世凯乱命，恐不安全，孙中山乃决定改赴台湾。行前召见
随行同志梅光培、李朗如，令梅、李两人先至香港，自己则偕胡汉民去台湾，并把随身
所带全部款项600元交梅、李备用。梅、李拒不肯受，胡汉民劝他们接受，大家黯然话别，
分道而行。
    孙中山偕胡汉民抵台后，张继、马君武亦随后赶至。这时各地的讨袁军都相继失败，
孙乃转去日本，不料袁已要求日本拒绝孙上岸，幸孙得船长的掩护，以及国民党在日本
的负责同志丁怀瑾（石僧）的布置，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的协助，才得在神户秘密登岸。
这时随侍孙在神户的是胡汉民和廖仲恺，丁怀瑾则往来东京、神户各地，对外连络。
    9月6日北京总检察厅秉袁世凯命下令通缉二次革命首要，以黄兴、陈其美、钮永建、
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宁沪倡乱首魁，其余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
陈炯明亦在通缉之列。不久，黄兴、陈其美、居正、戴传贤、邵元冲、邓铿、田桐等亦
先后亡命至日本。
    民国2年的讨袁之役（又称为癸丑之役、赣宁之役、湖口之役和二次革命），可惜是
昙花一现，它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使得北洋军源源进入
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省外，其他南方各省都成为了北洋军及其附属
军的征服地，袁家天下已囊括了全国十分之九。至于桂、黔、滇、川四省为什么没有给
北洋军侵入，一来是这四省的都督都不是属于国民党系，二来是这四省地处偏远，袁觉
得鞭长莫及。由于地盘扩大，北洋军既要镇摄北方，又要占领新夺到的南方各省，当然
感到兵力不敷分配，于是乃大举扩充，从此北洋军的番号便越来越多了。
    袁在对南方用兵过程中，在用人问题上充分表露出无制度，无标准，完全是家天下
作风，既派刘冠雄为南洋巡阅使（他所指的南洋是江浙一带），又派雷震春为长江查办
使；既派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又派张勋为江北镇抚使，还有一个江北检讨使蒋雁行；
既派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还有一个连职名也相同的赵惟熙；至于湖南，就派了三个查
办使：曹锟、汤芗铭和郭人漳，又派了两个检查使：张学济和朱树藩。这一幅多采多姿
的升官图，据说连袁自己也记不清楚总共发表了多少官职。真是五花八门，叠床架屋，
在袁来说是羁糜天下英雄，网罗人才的手段。
    不要说有官无职的空头衔如此，就是有官有职的情形也是乱得一塌糊涂，有些省既
有都督，又有护军使，有些省有护军使或镇守使却无都督，有些省以文人为都督，却以
武人为民政长，有些省则以武人兼军民两长。
    但是，主要的安排却没有含糊，从民国2年7月到12月，袁先后任命了倪嗣冲为安徽
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张勋为江苏都督，
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此外，又派北洋军第四师
师长杨善德驻松江以扼浙江的咽喉，第卅九混成旅旅长伍祯祥驻长沙，第三师师长曹锦
驻岳州以扼湖南的咽喉。
    国民党第二次革命失败，对于中华民国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袁世凯的胜利鼓励了
他独裁称帝的野心，使中华民国民主事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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