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时代，政治上的流行名词特别多，如北洋三杰、嵩山四友、四大将军、四凶、
六君子、七小人、西山十戾、十三太保等。
    北洋三杰前面已介绍过，就是龙、虎、狗。王龙、段虎、冯狗。王士珍神龙见首不
见尾，故曰龙，其实他在北洋三杰中官位不及冯的代总统和段的执政，也未抓过实权，
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尊他为龙，因为中国士大夫传统风格以让为德；段祺瑞善怒而
有威，故曰虎；冯国璋好说话，滔滔不绝，故呼之为狗。
    嵩山四友前面亦已提过，就是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四大将军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荫昌。
    四凶是赵秉钧、陈宦、朱启钤、梁士诒。
    六君子本书前面已提及，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七小人是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
    西山十戾本书开头时曾提到，是附会整个清王朝的重要人物，即：多尔衮（熊）、
洪承畴（獾）、吴三桂（鹗）、和珅（狼）、海兰察（驴）、年羹尧（猪）、曾国藩
（蟒）、张之洞（猴）、西太后（狐）、袁世凯（癞蛤蟆）。
    十三太保就是“六君子”加上“七小人”的总称。
    “六君子”本来是代表人物的名词，史书上我们曾看到好多次：
    第一批是唐玄宗时的陈宜中等六君子；
    第二批是宋宁宗时太学生周端朝等六君子；
    第三批是明僖宗时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
    第四批也是明僖宗时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等六君子；
    第五批是光绪朝戊戌维新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
子；这六君子因帮助光绪变法，被慈禧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最后的六君子是民国4年发起筹安会的这六位先生。
    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六君子，都和袁世凯有关，戊戌年袁世凯出卖新党，以六君子的
头颅换得他的富贵，使他得以获得慈禧的宠信，掌握清末的军政大权，最后取得天下；
到了民国4年，却因洪宪六君子而促成帝制，最后因称帝而众叛亲离，83天皇帝梦，把生
命也赔了进去。后人论袁说他以“六君子”起家，以“六君子”亡身。
    最妙的是：袁世凯一生与湖南人特别有关系，戊戌六君子的核心是谭嗣同，因为谭
嗣同传达光绪的密诏，要袁兵谏结束慈禧和她周围的守旧派势力，袁据此向慈禧和荣禄
密告，而导致戊戌政变。谭是湖南浏阳人。洪宪六君子的主角是杨度，杨度是湖南湘潭
人。最妙的是打倒洪宪皇帝的蔡锷，也是湖南宝庆人。
    外国报纸称洪宪六君子为“君媒”。其实这六个君媒真正主角是杨度，助唱是孙毓
筠，其余四人都只是“边务大臣”。这六君子如细分一下，其中有三个湖南人，有四支
鸦片烟枪，一个纵横之士，一个失意军人，两个国民党人，两个书呆子。杨度是创办人
又是包办人，其他五位都是他所物色而来的，其中只有李燮和是因穷困投奔老朋友找碗
饭吃，碰上了这个“大好机会”。筹安会成立时杨发表谈话称：“我素为主张君宪之一
人。辛亥年组织国事共济会时，曾建议由国民公决政体，其时因国会未产生，只得从总
统之后，成立共和政体。现与同志数人研究共和、君主孰宜于中国，与共济之宗旨正同。
我以为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又非立宪不可，这四字不能增减一个。”
    袁的局面在垂危时，帝制已撤销，首倡帝制的杨度当然成为众矢之的。早在袁尚未
生病时，4月12日，杨度即呈辞参政职，他的辞职呈文如下：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微忱，究无补于大局。世情翻覆，等于瀚海
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俾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
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所有辞职缘由，
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
    后来有好事之徒把这呈文戏改数字，刊于报上：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狐能，究无补于帝制。燃犀镜澈，毕竟公道昭然，
拍马技穷，自悔天良丧尽。无俾士麦之霸才，羡日耳曼之宰辅，即今有心献媚，终于无
福封公。流言恐惧，窃难免于狗烹，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兔脱。所有悔罪辞职缘由，理
合奏请大皇帝圣鉴！”
    平情而论，杨的政治主张是不合潮流的，可是他却不是一个翻云覆雨、投机取巧的
政客。他自清末民初，一贯主张君宪，他在政治节操上比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原则。若说
筹安会是逢君之恶的乱阶，杨度也不过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没有帝制自为之心，
杨度又岂能把皇冠勉强加诸袁的头上！
    自帝制取消后，过去陷害国民党的特务们，忽然负起了监视帝制祸首的新任务。惩
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炽。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纷纷出京避难。报载
杨度畏罪先逃，这是小看了杨，他一直端坐在丰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债声中，过着苦
难日子，国史馆员向他索薪，泰来洋行向他讨修房子的工款。
    5月1日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访问杨度，杨仍纵谈大势，一如平常。记者形容杨态
度安闲，词意坚决。杨说：
    “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
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
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
别无解纷救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但我们
友谊未变。……国体问题，我应负全责，既不委过于他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
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
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惩办帝制祸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命令。祸首名单只有八人，就
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原来这个名单也
是几经修改补充的，护国军方面提出祸首名单是13名，后来人称这13名为“十三太保”，
那是“洪宪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宪七凶”朱
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老实说，参加帝制活动的，
怎么会才止这13人，不过护国军方面认为袁是罪魁祸首，巨头已死，不必牵连过广，只
要象征式地惩办一下，以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虽然只是象征式，可是北洋方面因为帝制祸首和他们是有血肉关系的，所以名单的
决定就很困难。
    照理，所谓罪魁祸首，应该是变更国体，制造内乱的国事犯，然而当北京政府研究
祸首名单时，首先是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替雷震春、张镇芳乞情。于是这两个名字
便从名单上剔出了；接着冯国璋自南京来电替段芝贵求情，而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
培，强调这两人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名单中又少了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
议，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好感，通缉名单中不必列国民党
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两名；最后为了袁乃宽是袁世凯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这样一
来，“六君子”只剩杨度和孙毓筠，“七凶”只剩朱启钤、周自齐和梁士诒三个交通系
的领袖。而原来所谓十三太保的名单变成了“五太保”了。在决定五名祸首名单时，也
有人替梁士诒求情，说：“加入此人，则金融界将起莫大之恐慌。不如留下他将来替政
府筹款。”黎元洪大不谓然，他生气地说：“那么，我们不如干脆不下惩办祸首的命令
吧！”
    由于名单上祸首名字越来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交代不过去，才很勉强地加进了
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实说罪魁祸首随手拈来不计其数，如果顾鳌
等三人都算数，这张名单可以达五百人了。所以惩办祸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
责，通缉令也是通而不缉。通缉令颁布前，杨度和孙毓筠避往天津，刘师培由西华门外
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后来知道自己榜上无名，才和严复同至黎元洪寓申谢。杨度在天津，
卜居天津清鸣台八号。当时有人曾以“一羊驱三午”相讥，羊指杨度，三午是魏午庄、
端午桥、夏午诒。杨在天津屡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环阻。
    两位变节的国民党人，一位是孙毓筠、一位是胡瑛。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
党人或死或逃，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已无复苏之望，乃有自寻生路的企图。筹安会成立后，
孙自谓“大病不死，大难不死”，于是皈依佛法，延请谛闲、显珠二大法师讲经，并拟
开办佛教大学一所，且介绍谛闲至团城和袁克定见面。袁克定说：“因为多病，病中看
佛经颇有心得。”谛闲告以：“公子将来大贵，请爱惜此身留为世用。人世法与出世法
本自圆融。”袁说：“将来若有那一天，必为佛门尽力。”当国体投票前，孙著《反对
世袭总统议》，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劝进大文。惩办祸首的通缉令下后，孙已赴天津，外
传孙在天津廿七路自杀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乡，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个视死
如归的革命斗士，与吴樾同谋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首先加入的是他；化
装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欲伺机行刺的，也是他。他说话口音像桃源话又不像桃源话，像
湖北话又不像湖北话，像四川话又不像四川话。至于他的身份，有时是革命党，有时是
军人，有时却又是政客。他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动也
反到极端，甘为帝制祸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党要亡命，
加入筹安会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着对头——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
吴正想找一个弱者开刀，所以派侦探一直监视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学者严复，参加筹安会是糊里糊涂的，只由杨度一片说词，第二天
报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筹安会发起人中。不过以后筹安会的通知单一次两次地送
上门来，他既不移步到会，亦不否认列名，只来个不理不睬。当梁启超发表那篇轰动一
时的《异哉国体问题》，袁想借重他做一篇煌煌大文，乃派夏午诒登门以巨金为寿，可
是这次却摸错了严的脾气，他淡然答说：“我老了，不怕什么了，文章也不能做了，你
们另请高明吧！”
    他的老朋友林纾见他列名筹安会，乃气喘吁吁地跑来，问他：“又陵，你怎么干出
这样事来，无论袁家成败，你都不值得啊！”严却淡然说：“不相干，让他们去闹！”
林说：“你应该否认吧！”严以漫不经意的态度说：“不否认也罢！”后来帝制取消了，
袁也死了，杨度也走了，通缉祸首令也下了，林又气喘面白地跑来说：“又陵，你要离
京啊！”严仍淡然说：“不离也罢。”林急得搓手跌足说：“不离京也许要坐牢，老朋
友要救也无能为力。”严说：“是祸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么，文章我没有做，
都是他们做的，是非终可大白，最好听之任之。”
    严有十足的中国读书人怪脾气，老而倔强，贤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后生小子。
当别人恭维康、梁是先知先觉，严则说：“误清室者乃此二人，误苍生者，亦此二人。
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光绪终可畅行变法，乃康热中过甚，卒演
成卖君、卖友惨剧。康最后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
风头之念太甚，救国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与今我宣战。”袁死后，有人问严说：“黎
黄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严说：“不行不行，黄陂德有余而才不足。”他的怪癖
是欢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恶之，人之所恶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学人是刘师培。刘师培字中牧，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之家，
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所不通，旁及释道诸经典，不剽窃前人余绪，所以当时很多人都
认为刘好为大言。其实他是有真才实学。早年他和章炳麟办《国粹学报》鼓吹革命，又
和章创光复会，其后亡命日本，也算是一个气度觥觥的革命志士。他的太太是扬州何家
辂的胞妹何班（后改名何震），是一位风流跌宕的交际人物。两夫妇亡命日本时，刘与
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见，何因不惯流亡的苦日子，便怂恿丈夫不如归去。刘是个书呆
子，慑于娇妻的阃威，又不胜浸润之谮，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党人疏远，于是大家异
口同声说：刘光汉是老婆俘虏，做了清朝走狗了。彼此既有意见，章炳麟等亦时对刘指
谪，刘乃放弃党人，束装回国。返国后入了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贻书责刘，刘
因内疚于心，不加答辩。迨端方卸任，刘惘然无依，遂赴四川任国学院讲师。辛亥革命
后，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资州被杀，川中革命党人认为刘师培是端方故旧，欲置之于
死。章炳麟闻讯，急电谢天星等营救，词意恳切。章电云：
    “……昔姚少师语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今者
文化凌替，诗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
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刘获章营救后，乃远走山西，后因蔡元培之照顾，得执教于北京大学。民国4年受袁
世凯委为总统府咨议、教育部编审、参事、参政、上大夫。他列名筹安会后，曾发表
《国情论》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个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
座靠山（袁世凯）也倒了，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做了场黄粱梦，由西华门私宅迁至
法国医院。幸亏李经羲一言，才把他从“帝制祸首”名单中剔了出来，于是他去邀了严
复同至东厂胡同黎宅谢恩，黎没接见。
    刘畏妻如虎，堪称惧内泰斗，为其是张继（溥泉）形容起来，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据说张继寓居北京时，某夜刘怆惶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门声甚急，刘凄然告张：必
是我太太来了，我怎么办？我一定要躲一下。一边说一边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动。张出
启门，乃是另一位客人。为之大笑，急返卧室拖刘出，刘再三不敢，以为张诳己，既出，
手足战栗不已，谈话亦不终而告辞。
    刘的《左衅诗文集》中，曾有《书杨雄传后》五古一首云：“苟孟不复作，六经秦
火余，笃生杨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典坟，头白勤著书……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
儒。紫阳作纲目，笔削而口诛，惟据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
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疏？宋儒作苟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杨子书，思访杨子居，斯人
今则亡，即吊空踌躇。”这首诗是替杨雄辩诬，也是替自己辩诬，集中虽说是游川旧作，
但人们都说是帝制失败后解嘲之作。
    刘在死前，曾有悔恨之语，说“我一生当论学不该问政……”事实上，他所著的
《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衅文集》、《读左札记》、《论文什记》、《中
古文学史》等书，均系确然可传的。到了民国8年初冬，他一病不起了，死前，着人请黄
季刚来到榻前，授以一本手抄的《音韵学》，哽咽地说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
此学非公莫传，算是我临终的一点自赎的心愿吧！”
    这些临终遗言，使得黄季刚大为感动，也不再拘于年龄班辈，竟连忙跪下磕头，行
了隆重的拜师礼，两人生前同在北大执教，临终却成为师生，一时传为儒林佳话。
    六君子之中以李燮和为最消沉。筹安会宣言发表后，忽有龚先曜其人谓系光复军宿
将，控李冒领军饷尽入私囊，又有“李百端恐吓，谓吾为筹安会理事，何求不得，若再
哓哓不已，即交军政执法处、步军统领置之死地”等语。李正在“头痛医头”之际，又
要“脚痛医脚”，原来报载颁他四等嘉禾章，前湖南省议会议员《湖南公报》经理李诲
乃燮和之弟，忽有大义灭亲之举，请诛六君子以谢天下。那时李诲与不避斧钺之诛的贺
振雄齐名，舆论均谓首先发起帝制的是湖南人，首先反对帝制的也是湖南人，且将汤化
龙、汤芗铭兄弟与李诲、李燮和兄弟并列，以其同为兄弟，而路线不同之故。
    六君子中名列帝制祸首的只有杨度、孙毓筠两人。另外六名，是顾鳌、梁士诒、夏
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
    顾鳌字巨六，四川人，光绪卅一年赴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攻政治经济，回国后服
务法界。汪兆铭和黄复生在北京谋刺摄政王失手被捕后，顾鳌和章家祥承办此案，暗中
多予维护。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担任律师，2年政治会议成立，顾任秘书长。洪宪帝制筹备
时期，袁派顾为法典组主任。洪宪法典多是顾所起草，因此顾遂得以列名帝制祸首中。
此后若干年都抬不起头来，北伐后顾随杨度投奔上海杜月笙门下为食客，在陶尔菲斯路
寓所挂牌做律师。生意不好，最后乃改营古董掮客生意，不再在政治圈内活动。
    梁士诒是袁世凯时代红得发紫的北洋派要角，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中，他真是一
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重要性或地位，比北洋三杰的王、段、冯高出很多，即是袁的
老友徐世昌亦不能望其项背。民元袁任大总统，梁即为总统府秘书长，掌握外交、财政、
交通大权。由于交通部和交通银行在梁手中控制，遂有交通系的组织，为民初北洋政府
中一重要政团。洪宪帝制筹备时，梁发起“全国请愿会”为劝进的行动组织，一举而取
代了筹安会。不过有人说梁并不赞成帝制，系被迫参加，任人摆布，梁被宣布为帝制祸
首，亦从不声辩。不管梁士诒在何种情况下参加洪宪，他对袁世凯的事业和毁誉，总要
负极大责任的。
    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湘潭人，和杨度是同乡又是同学，为王湘绮的弟子，少有才名，
倚马万言。光绪廿四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曾为端方的幕僚。后随袁世凯，深获器重。
2年10月袁就大总统，夏为文官次长，3年5月国务院撤销，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总统府秘
书长为内史长，夏为内史。袁死后，夏名列帝制祸首，匿居天津租界，后去上海，做了
犹太财阀哈同义子的食客。晚年信佛，在福州鼓山受戒。
    朱启钤字桂莘，贵州紫江人，光绪卅一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朱任北京外城巡警总
厅厅丞。民元先后任陆徵祥和赵秉钧内阁的交通总长。赵秉钧因刺宋教仁案受株连辞职，
朱曾兼代国务总理两天。熊希龄组阁时任内务总长，3年2月并兼交通总长。4年9月洪宪
帝制筹备期间，以朱兼任“大典筹备处”处长。列名帝制祸首后，直到7年始被取消通缉
令。后来朱一度在徐世昌总统任内南北和议时受任为北方总代表。从此退出政坛，卜居
天津，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和《存素堂丝绣录》。
    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北京同文馆出身，后赴美留学。清末曾继伍廷芳以参
赞名义代理驻美公使。曾向美国交涉退还庚子赔款1200万美元。民元3月任山东都督，2
年8月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九月任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3年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
督办。4年四月继张謇为农商总长，5年5月复任财政总长。是袁时代财政方面的红人，也
因为这样列名帝制祸首。
    薛大可字子奇，湖南益阳人，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曾因革命在上海被捕。民
国成立后在北京为新闻记者，民国2年春被选为众议院议员。筹安全事起，结识了杨度，
杨度叫他办一张《亚细亚报》，专门鼓吹帝制。袁世凯称帝前后，袁克定和杨度伪造
《顺天时报》，刊登各地拥戴的消息送给袁过目，据说就是薛从中做的手脚，因为《顺
天时报》用的是日本字模，别的印刷所摹仿不来，可是薛子奇的《亚细亚报》设在后孙
公园，《顺天时报》设在新华门大街，相距咫尺，所以薛每天可以花钱向《顺天时报》
买铅字，在《亚细亚报》排印，印成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每天专供袁阅览。袁每天
从这张假报上看到尽是假消息，因此薛亦可以说是洪宪帝制运动中的一个要角。据说诱
胁当时的名记者黄远生和刘少少也是薛负责的，《亚细亚报》曾在袁登极前两个月在上
海设分馆，对外声言已请黄远生为主笔，刘少少为编辑，黄远生为此曾登报否认，随后
即逃往国外，怎知他到美国后，却被爱国华侨把他当作帝制余孽炸死了；刘少少也从未
加入亚报。这个《亚细亚报》的上海分社在出报的第二天就遭爱国人士投掷炸弹，吓得
职员们不敢去上班，报纸不久也寿终正寝。薛子奇之与洪宪帝制，不过如此，比起那些
洪宪帝制的重要军政人物，就只能算小巫了。
    薛子奇名列祸首后，仍一直寄居北京，到了张作霖入关，雄据故都为大元帅时，薛
曾一度活跃，其后又销声匿迹。薛、顾名列帝制祸首后，有好事者把“顾鳌薛大可”两
人名字联在一起征求对联，某名士对以“潘驴邓小闲”，含意讽刺，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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