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一四六、徐树铮西北筹边

    民国7年秋天,段祺瑞所领导的督办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务处之下,成立了一
个西北边防筹备处,由徐树铮任处长,作为把“参战”改为“边防”的一个准备。边防
筹备处成立后,刚巧遇上俄国革命,共产党夺取政权,使外蒙古有心脱离俄国控制而倾
向中国。
    外蒙古的独立,是帝俄策动外蒙的哲布尊丹巴于辛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库伦
登基,号称“大蒙古国”,年号“共戴”。民国成立,一切正在草创,遂予帝俄以可乘
之机。民国2年11月22日,中俄联合声明,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并允许不派军
队进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民国4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又共同签定
了一个“恰克图协定”,重申中俄声明文件中的一切条款。到了民国6年,由于俄国内乱,
失掉了对外蒙古的控制,逐渐引起了日本的垂涎。8年春天,日本利用布里雅特人谢米诺
夫和蒙匪富升阿来策划组成一个包括布里雅特,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的大蒙古国,在
日本控制之下。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松井和布里雅特人的会
议及宴会照片后来被中国参谋本部得到。这时,外蒙古的许多王公鉴于独立的失算,又
怕日本乘机侵占,所以酝酿重新归属中国。
    外蒙的内向,给徐树铮一个发挥野心的好机会。徐树铮是一个极有政治野心的人。
北京局势的混乱,使他不能施展抱负,而他一举一动又容易引起政治风波,加上段祺瑞
的督办参战处已不见容于国人。刚好他担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正遇上外蒙古内向问
题,因此他便于8年4月17日提出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6月10日经国务会议议决照办,
6月13日政府特任他为西北筹边使,6月24日又命他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当时总统徐世昌非常赞成派徐树铮筹边,以调虎离山。因为他留在北京搞风搞雨极
为不妥,倒不如请他向边疆发展,少一个麻烦。
    西北筹边使的官制于7月18日公布,其职权如下:
    (一)政府因规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项地方事业,特设西北筹边使。
    (二)西北筹边使由大总统特任,筹划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硝盐、商业、
教育、兵卫事宜,所有派驻该地各军队,统归节制指挥。关于前项事宜,都护使应商承
筹边使筹助一切,其他长官佐理员,应并受节制。
    (三)西北筹边使办理前条事宜,其有境地毗连,关涉奉天、黑龙江、甘肃、新疆
各省,及其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特别行政区域内者,应与各该省军政最高长官及各
都统妥商办理。
    (四)西北筹边使施行第二条各项事宜,应与各盟旗盟长扎萨克妥商办理。
    (五)西北筹边使设置公署,其地址由西北筹边使选定呈报。
    (六)西北筹边使公署之编制,由西北筹边使拟定呈报。
    当西北筹边使新命甫下时,北京派驻库伦的都护使陈毅,正和蒙古王公交涉撤消自
治的问题。陈毅字士可,湖北人,是晚清中兴名将陈湜的孙子。张勋复辟时被任为“邮
传部侍郎”,复辟失败,逃出北京,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剪去他的辫子,叫他具
结,永不参加复辟才放他走。民国6年8月他被任命为都护使。
    外蒙古的政制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界限分明;迨自治后,活佛哲布尊丹巴为政
教领袖,于是喇嘛专权,王公受排斥,只因喇嘛有俄人为靠山,可以为所欲为,迨俄国
内乱,无力兼顾,王公乃发动撤销自治,其目的不是在归附中央,而是在恢复前清的旧
制,借以重掌政权。代表蒙古公王集团来和陈毅接洽的,是外蒙古自治政府中的外务总
长车林多尔济。
    陈毅和车林从8年1月中旬商谈撤销自治问题,一直没有具体的发展。到了8月4日,
库伦大会开会,王公喇嘛之争益烈,王公们为了重掌政权,决心牺牲自治,故授权车林
与陈毅具体磋商,双方决定了两项原则:(一)恢复前清旧制,五部直属驻库大员(以
代替活佛)。(二)设置地方自治议会,由王公组织之(以排斥喇嘛)。以上的协商和
条款,均系秘密进行,俄人及喇嘛毫不知情。
    陈毅把交涉情形电告北京政府,国务院于8月21日提出阁议讨论,当时对于条件内容
并无任何意见,不过认为在程序上必需由外蒙王公先用全体名义呈请政府恢复原制,然
后政府根据外蒙的请求再与磋商条件。国务院根据这个意见训令给陈毅,陈却没有办到,
只是继续和王公们磋商条件,同时敷衍政府说外蒙古希望先以非正式商妥协商各项条件,
才能安心撤消自治。
    陈和车林商妥的条件,于10月1日派秘书黄成垿把条件草案送到北京,这就是外蒙善
后条件六十三条,其中重要的事项如下:
    一、中央政府无论何时何事,不能更改外蒙原有之分盟分旗制度。各盟旗沙毕,盟
长、将军、扎萨克,高卓特巴等原有之管辖治理权,永远照旧。中央政府并不得施行殖
民事项,将蒙旗土地改归他人所有。
    二、设驻札库伦办事大员一员,乌、科、唐、恰,可设参赞人员,帮办参赞一员。
正副人员,必须一蒙一汉,并且轮流更换(如第一任汉正蒙副,则第二任蒙正汉副),
而汉员必须以文职为限。即在北京之蒙藏院,其正副总裁之一,亦必须以外蒙王公任之。
    三、中央在外蒙驻军,其计划布置及额数,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同商定。遇有
紧急事项,增派军队,事定仍须撤回。
    四、内地人民建筑房屋,经营商工等业,以及开垦,种菜,伐木,割草,必须先取
得该管扎萨克之许可。
    五、开发矿产,兴办铁道,电报,邮政,必须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商办理。如
必须借用外款,并必须先得外蒙地方议会通过,始得办理。
    陈毅和外蒙古王公们的交涉有个最大的阻碍,就是陈毅所选的对象根本没有力量,
外蒙古自治政府的一切,完全操纵在喇嘛手中,而外蒙古人民的偶像是哲布尊丹巴活佛,
也就是自治政府的领袖,活佛只信赖喇嘛。现在陈毅和王公商量外蒙古撤消自治就是对
抗喇嘛,王公们想借北京政府的力量来推翻喇嘛,喇嘛既然有势力,当然不会轻易就范,
所以成功的希望不会太大。
    陈毅想透过王公去说服喇嘛,又透过喇嘛去说服活佛,可以说只是一厢情愿;而王
公们又不断供给陈毅错误情报。8月19日陈毅给北京外交部电报说:“至喇嘛方面,王公
既愿,彼必无词。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9月26日陈毅又有电报说:“喇嘛方
面,经王公竭力疏通,亦全体通过,册封一事……复经回禀活佛,亦奉允许。”可是这
封电报发出后的第五天,10月1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却写了一封致徐世昌总统的信,叫墨
尔根堪布等五个喇嘛于10月9日带到北京,信内略云:“今突由中国驻库办事大员陈毅,
提出取消自治……并提出所拟60余条前来……于是本外蒙大众,咸以单独破坏协约……
徘徊犹豫,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亦多忧虑,实深不安。”这封信很明显地看出活
佛是不同意六十三条的。
    哲布尊丹巴接着又于10月24日给徐世昌第二封信:
    “大总统钧鉴:顷据库伦陈都护使声称,给予请求取消我外蒙自治公文,并编造蒙
古以后遵行条件六十余条,与各赛持私室传观会议等情。本处当以如果大总统知悉此事,
宜暂候如何平定谢米诺夫所招之乱党,并招集本蒙古各王公扎萨克会议,解决内患等情,
函至大总统去后,今蒙古各扎萨克大致尚未到齐,间有来者,不但不愿取消自治,希望
仍旧存在,即库伦所有众蒙古喇嘛民人所属人等一闻知此举,亦议论沸腾。据此以观,
非惟本外蒙各官民等,咸称仍旧保存旧制,难于迫其遵从。即取消自治之举,亦非出自
我蒙赛特等之本意,只系陈都护使授意,借边患未平宜取消自治等词,迫令出此。
    本呼图克图汗至再思维,我外蒙不惑谢党谄言,一意恪守三方协约,保持自治。今
复违反协约,请求取消自治,实多不合之处。而库伦陈都护使对于此案,异心不息,反
根据与各赛特私议事件,不体众议,再三勒迫,近日益甚,由应在买卖城驻扎之防兵内,
拨出支队,分驻逼迩库伦学经及喇嘛等地点,擅占外国商人房院。似此种种滋事情形,
委实有拂众议,鄙心殊抱不安。深信前此我大总统密谕亲王朝克图尔巴达尔胡之仁谕,
为此列举情形,密请鉴核。特派萨密迪巴克什诺门罕北勒岗禅呼图克图达木唐巴札尔,
前去与我大总统献帛请安。恳将在我边地内人地不宜之陈都护使立予调任,自治官府仍
旧存留有效。若是,则黄教益形尊重,逐渐扩张,永昭仁慈。中华大国与外蒙古之睦谊,
益觉敦重无极矣。谨呈。
    哲布尊丹巴特派地位仅次于他的嘉亨尊活佛,亲持这封信,送往北京,嘉亨尊于26
日启程,11月1日到京。
    哲布尊丹巴既然表明了反对撤治的态度,于是陈毅和王公们只好片面进行了。王公
们决定单独具名递送一件呈文,由陈毅于10月29日、30日电达北京。这时的王公们已势
成骑虎,在外蒙的自治政府看来,王公们这项向北京政府请求撤销自治,无异是外蒙自
治政府内部发生了政变。
    北京方面,这时的国务总理已是靳云鹏,他在收到陈毅专人带来的六十三条后,立
即召集各部开会商讨,并于10月20日电告陈毅说:“徐筹边使日内赴库,抚视所有军队,
对蒙方面并无直接任务,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以明权限。”
    在段系中,靳云鹏和徐树铮是不合的,因此靳内阁当然不愿意见到徐树铮在蒙事上
立功。陈毅以为外蒙撤治交涉,始终是自己一手经营,当然不愿徐树铮干涉,所以陈当
于收到靳阁20日来电后,立即复电询问国务院:“前送条件,徐使曾否得阅?”
    徐树铮当然知道这个秘约,所以他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对于六十三条件表示有“七
不可”。同时要求待他召集一个会议研究后再作决定。靳云鹏对徐电大为反感,提交国
务院会议时,靳认为此案已经阁议通过,就唯有决定去做,不可出尔反尔,自损威信。
并且对徐要召集筹边副使等开一个会议,认为筹边会议只可在边防范围内讨论问题,而
外蒙撤消自治案,已经政府交给陈都护专办,就不必他人越俎代庖;至于后果如何,等
办理后再说,纵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没有损失。靳且指示照他的这番意见电告陈毅。
    原来,陈毅的秘书黄成垿携带六十三条密件到京时,徐树铮尚在北京,黄到后六七
天,陈毅有电给徐树铮说:“黄成垿有秘密要务赴京,到时祈面晤”。可是黄成垿由库
伦动身时,陈毅又曾嘱咐黄避免见徐,不要让徐知道此事,所以黄在北京尽量避免见徐。
有一天黄在国务院碰到徐,黄不知陈毅有电给徐,所以见到徐时支吾其辞,只是说这趟
是因私事请假赴奉天,陈都护嘱就近到北京来催队伍。
    徐树铮于10月23日由北京启程赴库伦,动身前一天,往谒徐世昌,大徐问及小徐有
关外蒙古撤治事,小徐答称没有见到原案,大徐即令他向国务院秘书厅去调卷,卷调来
后,原来是陈毅送来的秘件,上面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徐因系奉总统命令,所以携带
该件北行,10月29日抵达库伦。陈毅并不知道他送去北京的全案已在徐树铮手中,所以
对徐尚支吾其词。而徐则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反对这份条件,认为有七不可。
    这件案中,陈毅不希望徐树铮介入,是认为已成的功劳不愿徐分享。国务总理靳云
鹏则因与小徐有夙怨,自不愿见小徐立功,所以搞得非常复杂。
    陈毅可能不懂利用王公和喇嘛之间的矛盾,达成政治上收回外蒙主权的目的,他只
是很呆板地和车林商讨办法,所以《外蒙善后条例》简直就是陈毅帮忙蒙古王公向中国
“争取”自治,而不是“撤消”蒙古自治。当时外交部对这个六十三条的批评是:“如
就条件全文加以研究,则名义上政府虽收回统治之权,仍属有限制。外蒙虽有取消自治
之呈请,而按之条件,自治之精神与基础仍属照旧存在。……至于对俄国各条……则俄
国在外蒙一切利益,并未因之受有损失。”
    徐树铮也向政府就此条例作如下的建议:
    “陈使所拟外蒙撤消自治善后条例,中有不妥之处,拟俟恩副使不日到库会同熟商,
昨经陈明在案。兹先将管见所及,及连日采访蒙人言论,陈请鉴核。
    查原件共六十三条,其紪纇之大而显著者,约有数端……蒙在元金之际,雄武甲欧
亚,而一蹶不振,极于今日,病在宗教限严,人口不昌,又土地属人私有,不能以政规
法令,使民服习,逐渐昌盛其事业。利弃于地,日即穷困,所谓窖金而食脱粟,政府亦
无如之何也,治蒙之要,既欲导之富庶,被以文化,即不得不渐有兴革;纵不宜强拂旧
习,要必预留相机因应地步。此项条例乃举其历来锢疾,更从而护以重障,是不撤自治,
尚可于中国领土名义之下,因势利导,权宜措施。既撤之后,反无术可进以文明,是曰
坚固蔽之障,不可一也。所贵乎撤消自治者,非贵乎其名也,贵乎政府获设治之实耳。
今则政权统于中央,不过首条中笼统语,而余数十条皆增重蒙古王公把持之力。或虑深
言之蒙人不应,故姑从其情以诱之,然后施以强力,以期得志。抑知国家行大政,胡可
诈骗从事?伊古以来,又岂有诈骗而能久者?是曰乖轻重之宜,不可二也。撤消自治之
后,关税如何改定?财政如何整理?农商矿业如何振兴?一未计及,但言王公扎萨克喇
嘛岁俸念经等费,率由政府支给。树铮诚愚,不知从何处支给?若曰取之于蒙,则蒙民
既须供应中央,而喇嘛王公之权存在,自必照旧供应,以蒙民之困苦,宁忍更令增此输
纳乎?若曰取之帑储,则今日帑储之穷,自顾且不暇,何暇顾蒙?恐今日制定条例,明
日即失去政府威信,蒙情乃他向矣。且帑储即有余力,亦无辇金而瞒漏巵之理。是曰戾
财政之情,不可三也。……夫诱掖蒙人撤消自治,美名也;展开地方,浚发民智,美事
也;得名而有益于事,美之美者也。若徒鹜虚名,而不审其于事有碍,非谋国之至者也。
树铮料理军事而来,本不愿妄有渎议,惟边防所寄,亦不应懈职责,专志一意,惟以国
家疆域蒙民利乐为念。谨用略陈所怀,上烦聪听,如有百分之一稍可采纳,拟请饬下陈
都护使及各副使另拟简括条文。
    其条文大意,在树铮愚见,以为政财大权,由政府斟酌情形选员督理,遇事与王公
扎萨克商酌妥洽,然后施行。宗教荣典,政府一意优崇,有加无已。王公喇嘛岁俸以及
地方经费,由政府从优核给,所有封册荣典,一概照旧。地方安危,一律由政府保护,
外交一律由政府交涉,寥寥数条足矣。盖文字愈繁,罣漏愈多,名种意见,愈见丛杂,
将来阻梗愈无限量。不如统括言之,蒙心尚可获安,而无阻于启化之计也。”
    徐树铮早在接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之初,对蒙古一切外在关系,即已注意及
之,故于日、俄对蒙的一切阴谋企图,无不了如指掌。他认定蒙古对中国之徘徊观望,
与都护使陈毅之久无成就,皆由日、俄之盅惑所致。故当他入蒙之前。先购置了80辆大
型卡车,作为日后运兵之用。80辆卡车,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了什么,而在民国10年
以前,却是个惊人数字。
    徐树铮在决定入蒙时,即命准备入蒙的西北军第三旅褚其祥部,先由宣化(在北京
与张家口之间)徒步开至多伦(在张家口北480公里处),然后乘上备好的这80辆大型汽
车,向库伦去的大道进发。自多伦至库伦约为两千华里,途中多为沙碛,以汽车输送,
需时五至六天始可抵达。徐为了保持军容的整肃,特规定七日期限到达。他自己的座车
并与先头部队按日徐行。至10月29日,徐于抵达叨林(距库伦140里)时,忽然停车不进,
拿起电话叫接驻库伦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的办事处。他的日语原极流利,用不着舌人代
译,当松井接电话时,徐先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使命,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根据我派驻
库伦的办事人员报称,贵国派驻库伦的武装部队多达两千余人,请问是否真有此事?”
徐在此以前,曾侦得库伦有日本兵约100余人,现在故意作此夸大之语,只不过要松井承
认日本有驻军在库伦耳。果然,松井听到徐的诈语后,急忙辩道:“你这一情报是不确
实的,我这里实在仅驻了120名武装部队呀。”徐听罢松井这一坦白的承认,即时大笑说:
“我并非准备与你们对垒作战,你们的驻军数目多少都与我无关!我所要问的是:你依
据中日两国何项条约,公然在中国领土内的库伦驻军?”这时松井才明白徐的谈话用意
所在,但一时却找不出适当的答复,嗫嚅了半天,才强辩说:“这是我国政府因为库伦
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来少数军队,以策万全,并无其他用意。”
徐以松井的答词已越出范围,乃不再客气,决然答道:“两国之间,凡在任何一方面有
所措施,而又牵涉到对方国家的利益时,必需根据事实,征得对方国的同意行之。你们
现在驻军库伦,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显然是违法行为。就请你在三
小时之内,将你这120人的武器,送缴我驻库伦的办事处去,倘若超过了时限,则我所率
的部队进入库伦时,如双方发生冲突,其一切责任须由阁下负之。”松井慑于徐的理直
气壮,又怕徐果真带来了大量军队,其后果更难想象,乃借词拖延说:“阁下的要求未
免太苛,而且也非我的权责所能答复,必须假以五天时限,等向政府请示后再作答复。”
此时徐已听出松井语气中,含有畏葸之意,只是想借此拖延时间而已,当以斩钉截铁的
口吻答道:“此事的根本错误,系出于日方,阁下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当然有责
任替政府认错,并且也有责任改正这种错误。现在就请你拿出‘负责’的勇气,作一肯
定的答复吧!”松井听徐的口气,料已没有回旋的余地,只是嘴对话筒,干咳无语。于
是,徐乃故意为他留一缓冲余地,说:“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此告一段落,我现在就命
令我的部队,将行程向后展延一个小时,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的办事处长解决此
一问题。我只凭我的办事处长一个电话决定行止了。”说罢之后,他犹恐对方再事罗嗦,
乃不等对方回话,即将话筒一挂,扬长而去。果然不过半小时,库伦办事处的电话来了,
向他报告说:“日本武官松井,已将驻库伦军队120人的武器,全部缴来。”于是徐立即
下令,命80辆卡车,载着武装整齐的雄师,浩浩荡荡,开进了库伦。
    徐树铮与驻库伦办事处长通过电话之后,即意兴豪迈地站在大道旁边,目送一辆一
辆的兵车,向库伦方向驰去。他料知日本驻军解除武装之后,蒙人因失去奥援,对于将
来取消自治的交涉,一定顺利无阻;但又想到国内的政争和内战,正在方兴未通,就在
得意与感慨交织的情形之下,以“早发叨林”为题,作了七言律诗一首。诗曰:
    冲寒自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
    似月似霜唯马啸,疑云疑雨问鸡鸣。
    中原搅辔信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
    且促毡车趁遥曙,沉沉阊阖渐清明。
    当他挥军进入库伦时,为了向蒙人炫耀武力,预先命令各部队长,每一辆卡车,限
载20名官兵,并将每一士兵所携武器,尽量显露于外,使自车外观之,真合了俗语所谓
“铠甲鲜明,枪刀如林”了。待兵车进入库伦市区,又特意绕着几条店铺连绵、人烟稠
密的街巷,徐徐前行,然后才开向库伦西郊的红城(袁世凯当国时命令修建的驻军区域)。
但当车辆进入营区之后,并不准士兵下车,而由军官监视着,要士兵们都俯伏于车厢之
内,然后自外以巨幅帆布覆盖,使车外看不到车内有人。安排妥当之后,将车重又开离
营房,于离库伦不远之处,又重行杂入新来的兵车行列以内,一同进入库伦市区。就这
样往往返返,把那些未见过世面的蒙古人,看得眼花撩乱,简直就不知西北军开来多少
人马?接着,当日上午日本驻军的缴械事件,同时传遍库伦全城,使一般蒙古人对这位
少年英俊的徐将军(徐是时的实际年龄40岁,不过看起来好像三十许人)敬若神明一般。
    库伦西郊的红城营房,原是袁世凯派人督建的,其规模之大,足够五个师居住。徐
树铮此番仅带来一旅人,其编制名额虽较一般部队为多,但8000多名官兵总无法住满这
样大的一所营房。但徐对此亦早有安排,他在军队到达之前,即规定每一个连应住入容
纳一团人的营房,且须在各营门外边布满卫兵,并严禁当地人民接近营区,以免泄露真
相。因此蒙人以为各营房内皆住满军队。其数目至少应在5万人以上,却不知尚不足1万
人。由于徐这一布置,对蒙古人的心理作战,已收了显著的胜着。
    徐树铮于民国8年10月29日抵库伦后,即感觉蒙人秉
    性多疑,如在谈判交涉时用翻译,不但将会失去原意,尤容易导致误会,故于抵库
的第三日,即请来一名翻译人员,向之习学蒙语,并告左右人:“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
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当他在北京时,对蒙古语言亦曾留意及之,故仅费去
两周的“恶补”时间,对蒙古普通语言即能畅谈无阻。及至11月14、15两天和蒙古“总
理”巴特玛及各喇嘛会谈,就是他亲自用蒙语发言,而不用翻译的。由于他洋溢的天才
与灵敏的手腕,仅在库伦住了22天(8年10月29日到达库伦,11月21日动车回京),即成
功地使蒙古自动撤销自治。
    小徐在库伦,于11月6日见到了哲布尊丹巴活佛。11月10日和陈毅谈到六十三条件问
题,陈还是吞吞吐吐。小徐曾有电给徐世昌,报告当时情形,电云:
    “顷陈使面约树铮明晚到署商酌蒙事条文,届时当约集李恩两副使,并率褚旅长其
祥,杨参议志澄会同往商,庶免一二人偏见难洽。如虑人多泄密,树铮可以军法处之。
    查陈使原拟条例定稿之初,树铮即有所闻,渠遣秘书黄某甫到京,亦即知之,因未
来见告,故亦不过问。黄到六七日后,陈使忽电树铮,谓黄有秘要赴京,到时祈面晤。
讵黄晤时,踌躇其状,闪烁其神,吞吐其词。询其有何秘要,则云无他事,因请假赴奉,
故都护嘱便道一催队伍耳。树铮更笑而遣之。树铮启行前一日,谒大总统叩辞,奉询及
撤治条例事,饬取阅研考。归向院秘书厅借得外交部签注原件,即携之北行。途次,日
夕审核,颇悉利弊所在。意到库陈使必以见商,故早作准备。又来时,本望以筹边事业,
问诸陈都护及各副使,公共计筹,明年开春,即可兴办。一备国家另设官额,一使外约
之官,潜移默化,渐致为民治之区。于行时亦经陈明大总统鉴核,奉谕‘甚好,问陈为
助,自是善策’。故停车之即夕,即取治蒙条例秘案,倾诚相示,而渠始终意殊不属,
略与谈及撤治事,其闪烁吞吐,亦与黄同。树铮不便再言,是以电陈意见,拟俟李恩两
副使到后,公共商酌。嗣知陈使接政府中人秘授意旨,嘱其不须以条文相示,意在勾结
一二蒙员,自行分报办理。
    查树铮自到库之日起,一言一动,每日必电陈政府鉴核,事因所见所闻,或所意揣,
无不分析明白,自问无负于政府,无负于道义。树铮在外之将,权宜甚大,岂好为驯谨
哉?只以历年来国家威信,不出都门,天下蔑视者多,故欲率为矩式,纳人以轨物耳。
今再敬陈管见,祈赐察照。
    东电请核示之原议七不可,及条文大义,既奉钧院公电,大总统谕许为卓识远谋,
明晨公议时,自当抱定此旨,和衷商洽。又条文中有与筹边使官制职权搀越者,概予削
去,然后责成陈使妥办;如不能办,即请责成树铮妥办,办妥后仍移交陈使坐承其功。
树铮亦本边使职权,力自图之。树铮只重国事,决不以荣枯毁誉介意。总之,西北筹边
使为外蒙已定之官,官制及其职权,为国家已定之法律,命令不得有所变更,速发亦属
无效。树铮承命守职,一日不离职,一日即暂死守更职之义,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
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明日卸职,即可幅巾骑驴,逍遥湖上;今日未去职,即丝毫不
容人侵犯,故作侵犯,即是破坏法律。民国以法律为保障,破坏法律即是破坏民国,即
天下之公敌,虽有周亲,亦必仇之!树铮忝为国将,与国同休戚,保法律即保国家,皆
天职中所有之事,又不仅边使官制而已也。谨电陈鉴核。制树铮。灰(十日)”
    徐树铮抵库伦后立即发现陈毅处理外蒙撤治案抓不到重点。徐的特点最显明的是才
气高,能把握问题重点,恃才傲物,不易与人相处。这两个特点在库伦都充分发挥出来。
他认为陈毅言过其实,所以他于11月11日给北京政府的电报就直率地指出:
    “陈使言过其实,急切功名,而心思不能沉细;自觉明于万里,其实蔽于目前。其
人真实何如,树铮不敢断言,惟心目中见为如此,故实不敢尽情信任……”
    同时他不理国务院的指示(不许他过问蒙事),而专断地自行把这事抓过来处理。
13日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便明白说出他的决定:
    “……然敢断言,经年累月,亦非渠(陈)所能了。盖渠判事不切,物欲蔽之,初
步已蹈荆棘,纠缠不清,此时若树铮撒手不管,则立即中止耳。如此中止,听取国家损
威失重,非树铮所忍出也。……钧电志在撤治,请坐待撤治可也。前电言定否只在三五
日内,现布置已定,不烦一兵一矢,一发而中,幸之幸也。发而不中,树铮箝口结舌,
息影南归,静俟陈使办结之日,敬领溺职之罪耳。”
    在这期间,他不只是强夺了陈毅的交涉权,同时他也对外蒙统治者哲布尊丹巴发动
攻势。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叙述各情甚详:
    “昨晚活佛派人请燕,伊柬不如礼,当经拒出。另派蒙总理兼内务长巴特玛王来请,
亦经严词面数活佛之非,婉词深慰巴王之老而多劳,并告以活佛多病,死期不远,嘱其
为黄教自爱,渠深领感而去。然其人颇具邱壑,亦颇谙外邦情势,撤治事,多向此人身
上加工,定可得手。语之陈使,极以为然。陈使即嘱向喇嘛一派示威,树铮言边事与兵
事通,不外恩威并用四字,而用恩用威,先后彼此,颇费斟酌。以抚蒙而论,蒙性多猜,
威则不易近,故必先恩以结之:恐其久而易视也,然后威以折之。蒙无实力,必悚而就
范;再待以恩,以结其心,则不思勾结外援,乃永无反侧矣。武侯擒纵遗法,可师其意,
而稍变通之,以策久远,非仅今日计也,陈使亦以为然。此非空言所能了,必时时留意,
事事经心,乃得缓缓入手耳。树铮能否自行其言,仍盼庙算枢谋,随时督诲,俾获成效。
谨用陈明,伏祈核察。制树铮。元(十三)”
    徐树铮施出他的混身解数,向巴特玛大施压力,其间经过曾于11月14日他给北京政
府的电报中详载:
    “活佛前最重要者四人,一总理兼内务长巴特玛多尔济,一大沙毕商卓特巴,一绷
楚克,一棍布,均最高之喇嘛,活佛惟其所左右,王公皆侧目而视。王公之赞允撤治,
名为情殷内向,实与喇嘛争权,事成权归王公,政府无大便利。陈使前拟六十三条,虽
不适用,确曾煞费经营,而喇嘛从中牵掣,活佛虽大开会议,皆喇嘛令王公分谤之策。
盖会议时,活佛并不质询可否,但问汝辈不以为然耶!则王公什人而九高声应诺而散会
矣。陈使虽欲速定,而明知喇嘛为祟,无术制之。又过听王公之请,益忤喇嘛不敢相近,
牵掣愈力。此树铮所谓‘听信陈使自办,即经年累月亦不得定’也。
    树铮察知此情,擒贼应先擒王,王公可暂从冷淡,一意向喇嘛市好,俾知依附,然
后济以恩威,期遂吾计。本意与陈使协同妥办,奈每与晤谈,稍及喇嘛,渠即苦口向树
铮代王公求情,一若树铮与王公有深仇大恨不能相容也者,故前电有‘不敢尽情信任’
之说也。自严谕岱青王绷楚克后,迭向喇嘛中人日加灌溉。又深知巴特玛因前充商卓特
巴为活佛所夺,又年轻者皆封亲王,而伊只有王衔,心中亦多不平。且现任总理,手执
政柄,其人又颇谙外事,可谕以利害,故专意结之以信,感之以情。每于大议场中,当
众极与谦下,尊以老辈,誉以清操,讽以活佛多病,可接其任。看操之日,示以军规之
严,军容之肃,兵士放假观剧,苦乐与共,俱知军心之固,期可入我彀中。连携与谈,
皆谓现公与喇嘛相持不下,非黄教之福,宜劝活佛立功自固,勿久执迷。其实活佛应否,
全惟此四人是视。而四人之中,巴年最长,位最高,活佛信任较薄,故属其尽力以自托
于中央,树铮亦许以全力相辅,巴甚感戴。数往谒佛,往来三数日,佛仍推宕不应,托
词非待会议,既声言外交有关。昨晚遂与勒限,谓外交有中央政府在,会议无可待,活
佛向来办事不待会议,今不能独待,我只责求活佛与执事两人意见,他有异言,我自当
之。执事如此高年,不惮奔走,以谋黄教之安,而活佛罪恶已极,尚不肯发一言,徒令
喇嘛假威福以祸王公,王公不平即久,必思报复,争乱相寻,则黄教已矣!黄教去,蒙
古必如散沙,则外蒙已矣!是执事有爱外蒙爱黄教之心,而活佛持之以酿乱也。外蒙为
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应则已,
不应当即拿解入京,听政府发落。巴又稍以俄人及蒙兵为言,意在谓如是必致惊恐地方。
树铮谓即有惊恐,是昏佛使然,非我之咎。然执事至此,尚为此言,意令倾佩,真黄教
之主也。渠许再往面佛力劝,更略谈其不平之事。树铮许以事定后,王衔立可册真,并
其弟皆与双俸。渠更约明晚再见。今晨独坐默念,万一佛再不应,安能经行拿解?当即
坐罪彼四人,责以不能善辅活佛,姑作拘禁之状以恐之,再图别策,庶刚柔相济,而不
损国家之威。
    正自筹酌,巴忽匆匆而来,握手告语云:昨晚别后,连夜面佛,痛陈利害,继之以
泣,佛感悟,遂允撤治。惟言陈使偏袒王公,所拟条件,决不愿用。又前三音诺颜之死,
佛之野子袭封,出自陈使指使,而彼今辄举之以为佛罪。加汗增入京,佛曾专函令谒大
总统,请撤换陈使,故今日之事,佛不愿其与闻,亦不愿他喇嘛王公预其事,但由树铮
与彼换交商定条件,具呈政府可矣等语,并缕举活佛恳代维持往事数件。树铮以机不可
失,遂许以今夜偕其谒佛面商,决不令佛有失体面,或喇嘛王公有何不均。巴称谢而去。
临行又坚请守密,深盼定后再告他人云云。俟议定后,详电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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