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纷纷流亡日本。戴季陶随孙中山之后，化装成日本新闻记者，改名岛田政
一，从大连乘轮船“台南丸”来到日本。
    戴季陶又名戴天仇，他的祖籍是安徽休宁县，以后迁浙江湖州府吴兴县。清朝乾隆
末年，戴季陶的高祖戴闻天只身流浪到四川。起初做帮工度日，以后几经辗转，在成都
不远的汉州，靠一个浙江同乡的接济和帮助，做起瓷器生意来。他以质取胜，收项颇丰。
他的“昌泰瓷号”名声大噪。戴闻天在广汉定居下来，娶妻得子，建家立业。家业传到
戴季陶的祖父戴廉手中。戴廉为人慷慨尚义，尊师重道，远近皆赞美其具有侠义之风。
他精绘画，却不善于理财，晚年由于商业不景气，干脆关闭了两家瓷号，闲居在家，沉
溺于丹青之中，过着宁静淡泊的生活。他能画一手绝佳的海棠图，远近闻名，为时人所
唱。
    戴季陶的父亲戴小轩也精于绘画，但他受人秘传更擅长外科医术。戴小轩娶妻黄氏，
受其指点，也精通治疗。他们夫妇医术精湛，远近闻名。黄夫人笃信佛教，虔诚之心莫
有能比。幼年的戴季陶也常常随母亲烧香敬佛，但他多出好奇之心，并不能深领其意。
    戴小轩有四男三女，戴季陶是七兄妹中最小的一个，戴季陶排行最小，自然最受宠
爱，吃喝玩乐都让戴季陶占尽。
    戴季陶的祖父素具侠义之气，喜欢替人排忧解难，每遇有人发生纠纷，总是乐意居
间作保。好人做多了，少不得会有得罪人的时候，赔钱受累且不说，生活日见困难。在
广汉颇有声望的戴氏家业从此衰落。
    戴季陶天资很高，他从小聪明异常，年仅6岁就能即景赋诗。一天，戴季陶随父亲及
父亲的三位挚友到郊外散步，时值新麦方吐嫩穗，春光明媚。年幼的戴季陶在盎然春意
中跑前跑后，欢跃如雀。戴小轩见儿子那聪颖的模样，也得意万分，便命他即景赋诗，
以为助兴。戴季陶果不负父望，迅速转动他那机灵的小脑瓜，面对大好风光，用稚嫩的
童声一板一眼地吟诵出一首五言绝句来：“新麦出堤上，迎风如舞浪；
    极目不知远，江山皆在望。”
    戴季陶10岁跟随长兄读书。长兄戴传薪在汉州纯阳阁开设私塾，他对小弟要求非常
严格，专门为他制订了学习计划。戴季陶读了许多书，眼界大开，学习进步很快，1901
年冬，年仅11岁的戴季陶随两个兄长一道去参加童子试，大哥戴传薪顺利地考取了生员，
戴季陶在州试和府试中均名列前茅，偏偏院试时，《易经》试题是“为大赤”，以戴季
陶的年龄及他所读过的书籍，实在是搞不懂“为大赤”的题意，不明题旨之所在，根本
无从落笔，最后交了白卷，整个考试功亏一篑，戴季陶心中好不懊恼。
    1902年，戴季陶随长兄戴传薪到成都。戴传薪在东文学堂谋到了一份差事。他把戴
季陶送进东游预备学校读书。戴季陶在那里学习日语，很快掌握了日常用语。
    一年以后，戴季陶考上了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同学之中多是举人和秀才，唯独戴
季陶一人年仅13岁，远离弱冠之年。在这里，戴季陶受名师指教，学问大长。每每考试，
年龄最小的戴季陶总是名列前茅，令人刮目相看，受到客籍学堂师生的交口称赞。
    少年戴季陶并不顺利，倒霉的事接踵而至。一次体操运动时，他不慎栽倒在地，左
脚关节骨折，经过治疗没有完全康复，以致终生走路都有些跛。而且步行过久或天气变
化，都会隐隐作痛。在这之后不久，学堂里调来了一位为人很不公正的监督（校长），
他在评定学生成绩时常常随其所欲，偏袒喜欢的学生。戴季陶一向名列前茅，校长很不
公正对他，他在愤恨不平之际，奋起发难抨击。校长恼羞成怒，仗其权势，不顾师生反
对，竟然将戴季陶开除，并以师道尊严之词呈请四川督署通令全川学校，不得收录戴季
陶入学。
    戴季陶改名进入一所教会学堂——华英学堂。入学不久便显出他的聪颖和功力，在
学堂里大出风头。可是树大招风，仅三个月便被官府查出这个改名换姓的人物，立即勒
令退学。这时，戴季陶的华英学堂老师小西三七被川北中学聘为理科教师，他们几乎同
时离开华英学堂。小西见戴季陶喜欢读书，能用一口流利日语和他交谈，更加偏爱他。
于是便主动介绍戴季陶到川北中学去做他的日语翻译。这样，15岁的戴季陶正式被聘用，
月薪15元。
    小西三七是位很有远见的日本人，他认定倘若戴季陶今后还陷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
将来必定难成大材，故极力鼓励戴季陶去日本留学。戴季陶雄心勃勃，经过学堂风波，
对腐败的清政府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又接受了小西向他灌输的国外先进文化，特别是日
本的文化和社会情况，决心听从导师的指点，东渡日本，寻求新知识。
    1905年，年仅16岁的戴季陶，叩别亲人，挥泪踏上东渡日本的征途。戴季陶乘船顺
江而下，来到汉口，他准备上岸找个客栈暂住几天，再行东下。
    他随身携带七百块大洋分做两处存放，身上背五百，提篮里放二百。他本来左脚遗
留旧伤，不便步行过久，加之码头上的大斜坡更是难上，他提着沉重的行李，吃力地在
人群中穿行。突然一条大汉从他身后闪过，一把抢过戴季陶的提篮就冲进人群里。戴季
陶知道自己遇上了强盗，惊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与戴季陶同行的是他的一位族兄，他在族兄的安慰和照料下，继续东行而去。
    戴季陶在日本东京，先后进师范学校、日本大学读书。他文采风流，辩才雄盛，为
人又热情慷慨，在日本大学时间不长，就成为风头人物。他在二年级时，便同几位朋友，
胡森、王用宾、谢健、杨子鸿、张伯烈等组织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被选为同学
会会长。
    戴季陶是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他有着超人的才华、汹涌的激情、俊逸的丰采和豪
放不羁的品性，赢得周围同学的尊敬和喜爱，也令不少异邦女子暗怀春心。一位李姓皇
族公主的朝鲜女留学生同他一见钟情，哪知日本政府对朝鲜留学生严加防范，限制其自
由活动。戴季陶不畏强暴，决定公开自己的爱情，他和李小姐把各自的亲朋好友邀集在
一起，举行宴会，宣布他们正式缔结婚约。郎才女貌，到场的友人无不衷心地为他们祝
贺，俩人幸福至极。但婚宴后没几天，李小姐突然失踪，戴季陶的伊甸园被莫名其妙地
拆毁，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1909年，戴季陶从日本回国，他踌躇满志，准备好好干一番事业，但是当他回到上
海之时，身上仅剩下四角钱，不足吃一餐饭，他毫无办法，只好在茫茫人海中无目的穿
行，以期发现生的彼岸。就在他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结识了上海教育界知名人士张俊生。
张不仅慷慨解囊，并给他鼓励勖勉。
    不久，戴季陶离开上海去江苏省城苏州，以毛遂自荐的勇气，叩开了江苏巡抚的衙
门，以日本大学法科毕业生的资格和过人才识，担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
    1910年春，戴季陶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当新闻记者。他先在上海日报社，后转入
天铎报社。戴季陶在报社兢兢业业工作，夙夜不懈，因而得到了天铎报社社长陈屺怀的
赞赏。两个月后，便被破格提拔为《天铎报》总编缉。他成了新闻界的风云人物，他的
笔名天仇也为人人皆知，“穷达利眼识天仇”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名言。
    1911年，戴季陶刚刚完成新婚嘉礼，还未来得及度蜜月，清政府指名逮捕他。他闻
风逃离上海，前往日本长崎。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秘密潜回上海。哪知上海政治环境
更加险恶，他无法在上海立足，独自一人到了浙江省吴兴县，匿居于云巢山道观，过了
一段闲云野鹤的出家人生活。
    不久，他登上南下的海轮，前往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在槟榔屿担任《光明日报》编
缉。他在那里引起了革命党注意，由著名的老同盟会员黄金庆主盟，雷昭信、陈新政介
绍，他加入了同盟会。
    武昌起义后，戴季陶于1911年10月20日回到武汉，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在攻占汉
口招商局的战斗中，他一马当先，勇敢冲杀。武汉的形势逆转，戴季陶便从武汉来到上
海。
    他到上海后，立即协助陈其美筹划武装起义。并同陈其美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的起
义。
    上海光复后，戴季陶毅然离开繁华的上海滩，附轮北上，来到大连。他在大连同东
北的革命党人领袖一起，筹划东北的武装起义。他试图一举铲锄满清王朝的发源之地，
使南军北伐时，清统治者援助无人，逋逃无处，只有束手归罪。他同商震、蒋春山、张
光如等紧张地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戴季陶等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迅速任命蓝天蔚为东北主要负责人。孙中山接电后，
即任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蓝就任后委任戴季陶为关外都督府交通部长。
    蓝天蔚率军北伐。因革命军缺乏枪械军火，戴季陶火速电告上海方面。上海的陈其
美接电后，命令沪军将领刘基炎押运大批枪支弹药前往烟台。
    刘基炎中途突起歹念，悄悄将这批军火改运登州，以图据为己有。戴季陶及时得知
这个消息，他假托有事，邀请刘基炎到海容舰议事。
    刘基炎对于文人戴季陶没有一点戒备，十分坦然地到海容舰上赴会。戴早有准备，
待刘基炎得意洋洋地登上海容舰时，亮出手枪，对准他的胸口。刘大惊失色，退路全无，
只好束手就擒。戴勒令他将吞没的军火交出来。一个武夫，却被文士制住，茫茫大海，
逃走不能，反抗无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应允将吞下去的械弹吐出半数。
    革命军跨海北伐，很快在辽东半岛尖山口登陆，反动清军望风披靡，革命军占领瓦
房店，攻克庄河厅城。
    南北议和，孙中山功成身退。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下令取消关外都督，戴季陶
只好打点行装，回到上海，再度从事新闻工作。
    他同李怀霜、周浩等人一起创办《民权报》，并担任总编辑。他写了不少文章，揭
露抨击袁世凯。对于袁世凯羽翼下的官僚政客、议员军阀，戴季陶也无情地实行口诛笔
伐，不稍假以词色，一概抨击无余。由于戴季陶的文章对袁世凯复辟阴谋尽情揭露，再
加词锋犀利、文字劲烈，一时为人们广为传诵，《民权报》也声誉日增，读者越来越多，
大有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之概。
    戴季陶的言行引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并终于不能容忍。袁世凯大权在握，
急于清除异己，扫除复辟帝制道路上的障碍，于是，首先拿戴季陶开刀。
    1912年5月22日，一伙租界巡捕气势汹汹地闯进《民权报》社戴季陶的办公室，出示
拘票，上书“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
    戴季陶当即指着拘票，振振有辞地申辩：“拘票上写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唐、
熊、章，这算是什么罪状？何况，袁、唐、熊、章都不住在上海租界，你们凭什么抓我？”
    巡捕根本不管戴季陶怎么申辩，不仅逮捕了他，而且还想抓报馆里其他人，他们问
报馆发行人是谁？戴季陶冷笑道：“你们是执法的，应该懂得法律，你们带来的这张拘
票上，并没有列本报的发行人，怎么可以胡乱牵扯毫无关系的第三者呢？”
    在租界捕房，戴季陶厉声质问领班：“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有
什么关系？租界捕房是否有这个权力，代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捕房领班
瞠目结舌，再也不敢和戴季陶多说什么。
    由于戴季陶精通法律，雄辩滔滔，也无把柄被捕房抓住，一向自诩为“文明自由”
的租界当局无法将他定罪，再加上朋友尽心营救，规定的羁押期限一到，捕房只好将他
无罪开释。
    戴季陶出狱后，除了在报纸上继续写文章对袁世凯进行抨击外，还发挥文学特长，
编写剧本宣传革命。他坚持反袁斗争，虽然为此下狱，也在所不惧。他那意气纵横、声
光逼人的文章，对于揭露袁世凯复辟阴谋、警醒人们继续战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戴季陶与孙中山相识前，即1911年春，曾在槟榔屿为孙中山家当私人教师，为孙中
山的两个女儿——15岁的金琰和14岁的金琬讲授国文，这时孙中山在欧美筹款。1911年
12底，戴季陶以同盟会党员兼新闻记者的身份首次见到孙中山，在交谈中，孙中山询问
了戴季陶的姓名和个人的一般情况，孙中山这时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风云一时的戴天
仇，又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国文教师。从此，戴季陶与孙中山逐渐熟悉起来，两人开始
成为忘年交。
    1912年9月，孙中山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从此，他
便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久，戴季陶又担任了孙中山的专职记室，随孙中山奔
走各处，把孙中山讲话记录下来，既快又准确，很受孙中山的赞许。几个月后，他把孙
中山在各地的讲演记录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要义》两本
书。
    二次革命期间，戴季陶到南京协助黄兴领导起义工作。他和黄兴召集1、8师各级军
官、各单位主管军官会议，戴在会上宣布了袁世凯杀害元勋、毁弃约法、破坏宪政的罪
行，号召大家起兵讨袁，广大军官都表示响应，少数袁党死硬分子，如要塞司令吴绍璘、
讲武堂副堂长藩鑑等表示反对，戴季陶和黄兴立即采取革命手段，当场将这几个反对军
官逮捕，并毫不留情地杀掉。
    为了保证黄兴的安全，戴季陶说服黄兴离开南京。黄兴和南军一些将领逃离南京后，
戴拳陶仍然留在南京活动，受到士兵群众的欢迎，一般同志闻戴天仇来，亦莫不欣然有
喜色，交相告曰：“天仇先生，中山之代表也。”
    戴季陶在南京陷入极度混乱的危急情况下，采取了迅速筹款、整顿军队等措施。他
和何海鸣等人一起领导了南京第二次起义。
    南京陷落后，戴季陶没有外逃，坚持留在城里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为了挽回败局，
他联络了1、8师中的一批中下级军官，图谋再举，但不幸消息泄露，没能成功，反革命
军队到处捉拿戴季陶，城里一片白色恐怖。
    一天，戴季陶办完事从外面回来，见北洋军已将他的住处，即由日本人经营的宾来
馆围得水泄不通，一些士兵已入宾来馆搜捕，戴季陶想要退回，已经来不及了，便只好
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坦然前行。因为北洋军并不认识他，再加上他一口流利的日本话，
那些士兵都被他哄住了，以为他是日本人，便放他进去。戴季陶昂然进入宾来馆，然后
携一名日本妓女，双双翩然而出，居然奇迹般地闯过了险关。
    戴季陶离开南京到了上海。
    袁世凯命令他的御用北京总检察厅，下令通缉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分
“首魁”及“执重要事务”共34名，戴是通缉犯之一。
    戴季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他革命斗志并没有低落，他在上海制订了一个庞大
的计划，决定到东北去重新聚集旧部，组成一支精悍的军队，从东北打进关内，直捣北
京，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政权。他从上海再度北上，第二次到了大连。
    大连的革命党人宁武、刘纯一、石磊、王明山、傅笠鱼等人欢迎戴季陶的到来，他
们一起筹措经费，购买军火，发展党员，等时机一到，便拉起军队，公开反袁。但那时
全国反袁斗争形势已经低落，戴季陶虽有宏图万里，也鼓翼难飞。
    这时，他听说孙中山偕胡汉民已离开中国到达日本，在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于
是，他决定去日本与孙中山合作，于1913年9月下旬来到日本东京。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在国内实行黑暗的独裁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遭到严重迫害，
军队溃散、党人星散，中国上空，封建帝制的阴云迅速凝聚。在这严重关头，国民党内
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加上生活困难，互相诟谇，20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
乎一蹶不振。亡命日本的多数国民党人对革命和讨哀失去信心，悲观失望情绪甚浓。其
中少数党员或因绝望而离开国民党，或为谋取官禄而投靠袁世凯。孙中山并没灰心丧气，
也没有被袁世凯的嚣张气势所吓倒，自东渡以来，夙夜以国事为念。他急需重整旗鼓，
更急需一批坚定的骨干分子，因此，戴季陶的到来，使孙中山喜出望外，他要戴季陶继
续当他的机要秘书。
    孙中山为了安置同志培养干部，以继续进行革命，与黄兴、李烈钧等在日本办了两
所学校，其一为军事研习所，对外称“浩然庐”，其二为政法学校。前者研究军事，后
者则学习政治、法律。
    二次革命的失败，给孙中山以很大的触动，他花很大的精力，认真总结革命失败的
经验教训。他认为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意见之分歧，步
骤凌乱，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等于散沙，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
德。特别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他特别责备
黄兴，自辛亥革命后，许多作法违背他的意愿。正因为这些原因，革命才遭致失败，为
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决定另组一个党，以重新焕发革命精神，这个党要忠于革
命领袖。孙中山决定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规定：志愿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必须有志于革命救国，为国民谋自由平等，
必须各具誓约，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并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为
挽救祖国，牺牲一切。无疑，这里存在着矫枉过正之弊，这套绝对服从领袖和打指模表
忠心的办法，近乎专制和迷信，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但孙中山旨在团结同志，加强党
内统一，以便再接再励，坚持讨袁斗争。
    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熊克武等人都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们
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得逞，其势力正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他们
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抱反对态度，
被称为“缓进派”。
    孙中山则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
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
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
有最后成功之一日。既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此次
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
命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
    黄兴等人认为，逃亡日本的党人，都是被袁世凯所通缉的，不应在这个非案时期对
他们严格要求，而应该在现在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反袁力量。黄兴等对党员入党必须
服从党魁一人命令表示异议，认为党员入党并非为某一领袖服务，而是效力于革命事业。
入党要在誓约上按捺指模，是对党人人格之侮辱。
    孙中山对党员必须服从党魁一人解释说：“此次组织，其所以必誓服从弟一人者，
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识者论吾党
之失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
不由弟主张。关于袁世凯受命为总统一事，袁氏自称受命于隆裕，意谓非受命于民国。
弟当时愤而力争之，以为名分大义所关，宁复开战，不得放任，以开专恣横行之渐。乃
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其余建都南京，乃饬袁氏南下受职两事。弟当时主
张极力，又为同志反对。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发生，弟当时即力主开战，克强不
允，卒迁延时日，以致于开战即败。可知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
    为了筹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17次召集会议，讨论建党方案和原则。黄兴等人坚持
自己的观点，并请人婉劝孙中山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是，孙中山意志异常坚决。
    黄兴觉得这样相持下去，恐与孙中山的矛盾加深，而削弱革命的力量，给袁世凯以
可乘之隙，于是，他决定以疗养胃病为名，离日游美，使孙中山行其所是。
    1914年3月，黄兴在孙中山直接安排下，携夫人徐宗汉、幼子一美、翻译徐申伯、唐
月池、秘书石陶钧、李书城等人，乘日轮赴美。
    李烈钧、谭人凤、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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