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于1915年6月中旬从日本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楼一楼一底
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团聚在一起。20日，老朋友亚东
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
    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出版。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苦苦的沉
思、求索，所获结论是：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这是他办杂志的原因。
    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将杂志名称改为《新青年》。陈独秀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
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便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他“涕泣陈辞”，寄希望
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
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他提出6项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
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6项标准的主线是科学与民主。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
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所谓民主，它的对立面便是封建专制，科
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
唯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
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1916年秋冬，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发动了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主将
是陈独秀，急先锋便是留美学生胡适。
    胡适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接触新学，信奉进
化论。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仑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
杜威，获博士学位。
    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
来往，便成了好朋友。
    陈独秀同胡适建立联系，是通过老朋友汪孟邹的帮助。汪与胡是同乡，1915年10月
6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
向他约稿。12月13日，汪再次写信给胡适，重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1916年2月3日，胡
适写信给比他大12岁的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
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胡适认为，国语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则是一种活语言，白话不但不
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文学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国人为大能
事。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请他在课余之暇，为《新青年》多译
那些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
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胡适在这封信中提出了文学
改革的8条意见。陈独秀虽然表示赞同，但觉得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不够坚决。因此
他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
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新青年》。
    胡适接信后，对8条意见略加修改和阐述，命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陈
独秀立即把它发表在《新青年》上。胡适从此便成为全国文学改革的著名人物了。
    1917年1月，陈独秀进京，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个偶尔的机
会，去年11月26日，陈独秀为了募集资金，使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合并为公司，共同
发展文化出版事业，同汪孟邹同车赴京，下榻在西河沿中西旅馆。他在琉璃厂偶然遇到
了北京大学主唐诗的教授沈尹默，由于昔日陈独秀曾讥议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
使沈尹默立志书法，终于成为一代书法泰斗，由此两人得以相识。沈教授便向蔡元培推
荐陈独秀入北大任职。
    蔡元培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
才实学的人协助一同治理北大。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在1905年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
从事反清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他有一种
不忘的印象。现在又看到陈独秀主编的10余本《新青年》，决意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月薪为300元，允许他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
    陈独秀白天四处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来看他，
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蔡是二甲
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而陈只是个秀才，蔡礼贤下士风
度诚然令人敬佩。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当他看到蔡是那样
的诚恳待他，又答应把《新青年》搬到北大办，便答应回沪稍稍整理即来北京。
    陈独秀在携眷去北京之前，对原岳王会友人岳相如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
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3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
任即返沪。”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宣布“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
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
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
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元培对于这些攻击，态
度鲜明，驳斥有力。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章太炎先生也
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独秀的人也站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
有著作。高一涵教授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章太炎先生之下。
    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陈独秀开展
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陈独秀就职后，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是
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
中间会客。
    同年7月，胡适毕业回国，陈独秀立即推荐他到北大任教，经蔡元培同意，9月10日
即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
    不久，陈独秀的好友李大钊也来到北京大学。
    李大钊在1916年5月从日本回国后，暂留居上海。他经常到陈独秀那里，策划新文化
运动。8月，李大钊应汤化龙的邀请，前往北京主编《晨钟报》。汤化龙原是李大钊的校
长，又资助他东渡留学，但汤与袁世凯勾结，支持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
为世人所不耻，后来才转变了态度，跻身讨袁护国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钊接到汤
化龙邀请他去京创办报纸之时，不愿从命，经同学白坚武一再劝说，才决定利用报纸，
为再造青春中华大造舆论，出任主编之职。
    《晨钟报》是宪法研究会的喉舌，社址位于丞相胡同，紧挨着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
雄文天祥祠庙的一个大院里。李大钊经过紧张筹备，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李大钊在创刊
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公开申明《晨钟报》的宗旨是：唤醒民众觉醒，激励青年
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他号召青年“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
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晨钟报》刚刚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当权者，汤化龙对此不满，说李大钊
把《晨钟报》办成了一份过激党人的报纸，要求李大钊改弦更张。
    李大钊不肯违背信仰，决定辞职，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辞职声明，便扬长而去。
从此之后，他被《宪法公言》聘为撰稿人，继续著文，抨击黑暗的时弊。
    1917年元月，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钊寓所，请他出任编辑。
李大钊且喜且忧，喜的是他又有了一个阵地，很想立即去供职；忧的是老友章士钊做了
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使他犹豫不决。于是他便问章士钊：
    “行严先生，《甲寅日刊》是否可以抨击腐败的时政？向甚嚣尘上的孔家店投枪？”
    章士钊答道：“批判孔丘，防止复辟，我赞成；对于政府的黑暗之处，阁僚们的私
下争斗，我也是深恶痛绝。”
    经过一番交谈，李大钊终于表示：“好！我即日就走马上任！”
    李大钊以孔子与宪法的关系为题，针对复古思潮展开了批判。章士钊怕李大钊激进
的文章惹麻烦，建议他改写国际问题的论文。李大钊便写国际述评，向读者介绍俄国革
命，并指出：“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我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
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李大钊的文章，暗示中国先进
分子向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学习。
    北洋政府要缉拿宣传革命的李大钊，章士钊立即掩护李大钊逃离北京。
    李大钊仓皇出京，南来上海，寄住友人家中。旧地重游，万端思绪一齐涌上心头，
便作诗一首：
    英雄淘尽大江流，
    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
    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
    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别江山无语句，
    只应共泛五湖舟。
    李大钊在上海继续研究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1917年底，李大钊接到章士钊的来信。章士钊已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逻辑
学教授。他约李大钊北上，代替他继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并声称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认
可。李大钊喜出望外，即日北上。
    李大钊在北大即任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
    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坚决反对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的主张。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
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
余地。他请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请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的夏元瑮作理
科学长。胡适、李大钊、李四光、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鲁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后来
到北大任教。
    蔡元培萃集各路人才，陈独秀是佼佼者。蔡的治校方针是“教授治校”，有关校务
大事，由校评议会讨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学长、主任教
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1年。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此外他还担任北大入学试验委员会
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编辑等职。
    陈独秀上任后，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
科延聘名教授，于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文学革命、
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
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
单独的脑部教育。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
    陈独秀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4件大事：
    （1）扩充文科，增设德、法、俄语新系，并在哲学、中文、英文系设立研究所。
    （2）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学校四门大开，谁愿
意来听课都可以。
    （3）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
洪的侄子误认为是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
行劝慰。
    （4）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
    陈独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他为了约束自己，加入了北大的
进德会，作甲种会员。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3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
不娶妾；乙种会员除前3戒外、加不做官吏，不作议员2戒；丙种会员除以上5戒外，加不
吸烟、不饮酒、不食肉3戒。陈独秀性格豪放，私生活也比较随便，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
这在当时虽不足为奇，但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加入进德会后，被选为进德
会评议员。
    北大的改革、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思想文化的禁
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它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
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对学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
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
    科学与民主的思潮在北大盛行。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冲开了长期被封建
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青年学生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
大事。李大钊又于1918年冬组织起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北
大传播。
    原由陈独秀1人主编的《新青年》，于1918年1月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编
委会7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编委轮流
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
件。编委聚会地点常常在陈独秀的寓所，陈独秀的家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编委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自
由主义者，其中钱玄同又是老同盟会员；鲁迅（周树人）曾参加光复会，并担任南京临
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他在教育部任职，公余时研究古碑，自然遇
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时遇钱玄同组稿，便于《新青年》发生了关系。受《新青年》的
启示和鼓舞，便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随感录、政论、新诗和译文等。
    陈独秀对鲁迅很敬重，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很盼望他为
《新青年》创作小说，并一回一回的催。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
《新青年》上发表，他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这是篇讨伐
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
    《新青年》的影响迅速扩大，创刊时发行不过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1．6万份，
而且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
    但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
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
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议创《每周评论》。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胡适等在北大文科
学长室开会，讨论创办《每周评论》问题，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编辑所
设在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
    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
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
和选论等12个专栏。《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与《新青年》相互
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公开亮出文学革命的大旗，
又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即：推倒雕
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
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封
建国粹派由恐惧慌乱，变为疯狂的咒骂和反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以刘师培
为代表的“文选派”最为猖獗。于是，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反对
文学革命、为封建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刘半农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
《复王敬轩书》。通过这出“双簧戏”对复古思想、以及对文学革命的各种非议，进行
了淋漓尽致的抨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3年来所作的
宣传，做了总结，从根本上反击了顽固派的进攻。林纾终于按捺不住，跳了出来，进行
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的战斗，便在《每周评论》上进行。
    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安福国会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
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否则国会将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元培，而尤集
矢于陈独秀。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特辑了全国14家报纸上的
27篇支持新派的文章，以《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为标题，刊登在《每周评
论》上。这14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
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检阅。
    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发
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看透了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
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
力。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上发表《编辑部启事》，
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这个杂志完
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
    顽固派早就想把陈独秀等驱逐出北大。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陈独秀立
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
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
    上海《申报》登出北大教员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4人被驱逐北大的消息。这些谣
言一经刊出，读者信以为真，于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
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
    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长，设一教
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4月8日实施了，推举马寅初任教育长。为封建恶
势力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排挤了。
    ------------------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
    转载请保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