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剿共”已经得手，正在得意之时，忽有急电：“福建的19路军叛变了！”
蒋介石大惊，击掌顿足，举止失措，夜不成寐，哀伤地说：“中正诚不足以感人，才不
足以弭乱，遭兹奇变，至可痛心。”
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军事部署，除命令西路军、南路军仍按原定计划“剿共”外，从
主力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从宁沪杭地区抽调2个师，共11师组成第二、四、五路军，由
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统率，分由江西、浙江进入福建。命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
飞机于建瓯，轰炸福州，并将驻南京的两个炮团运到建瓯。海军军舰也调到福建海面，
蒋介石亲飞闽北建殴坐镇，直接指挥这场战争。
19路军在福建，背靠大海无处可走，面向革命根据地，进退两难。原来蒋介石将19
路军调往福建前线“剿共”，目的是以19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19路军，以使
两败俱伤，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蒋光鼐、蔡廷锴等也知“剿共”难以取胜，但他
们从保存实力出发，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一个“模范省”，联
络两广，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因而率19路军在漳州、厦门登陆立足后，纠集土著
军阀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闽西革命根据地和闽
西游击区，先后侵占龙岩、连城、新泉等大片革命根据地。红军东方军入闽后，连续消
灭区寿年、毛维寿、谭启秀部5个团。蒋光鼐、蔡廷锴深深感到，如不进攻红军，则必被
蒋介石消灭，如果进攻红军，亦必被红军消灭。
此时，原19路军老官长陈铭枢旅欧归国，经香港回福建，尔后去广州与两广领袖聚
首，磋商进一步反蒋抗日计划。初步拟定成立西南国防政府，与南京蒋、汪中央对垒，
并设想以1933年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作为新政权成立的日子。计划拟出后，广西李
宗仁、白崇禧十分积极，唯广东陈济棠因对闽方抱有戒心、坚持不为所动，致使这个计
划流产。
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在困境下，受共产党共同抗日宣言的影响，决定把其原来
的“反并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并派代表陈公培（共产
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后脱党）去见彭德怀。彭德怀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同陈公培会谈，赞
扬了19路军抗日反蒋的行动，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同时对蒋、蔡等响应
共产党的抗日宣言表示欢迎，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从此，红军同19路军进入休
战状态。
陈铭枢、蔡廷锴等再派陈公培和徐名鸿带着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到瑞金谈判。中央
决定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这次谈判，并决定潘汉年与徐名鸿商谈。毛泽东、朱德多次接
见陈公培、徐名鸿。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
并决定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黄火青为秘书。
19路军领导人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后，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开始筹组福
建人民革命政府。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反蒋反日力量，决定
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
李宗仁不满于闽方联共，致电福建：“切勿采取任何过激措施，徒给叛党卖国贼以
口实，而陷自身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李宗仁虽然也同意“抗日重于剿共”，广西与红
军也有“防而不击，互不侵扰”的“君子协定”，但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李知闽变势在
必行，为补救计，李急电广东胡汉民、陈济棠：“不如合粤、桂、闽，在粤成立革命政
府，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致铤而走险，如何？”广东方面对此未有回答。
蒋介石已获闽方情报，即邀请蔡廷锴至庐山会晤，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入闽诱劝陈
铭枢，均告失败。蒋又派专机持亲笔函来福州接蔡廷锴往南昌，被蔡将飞机和飞行员扣
留。
11月20日，闽变爆发，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出李济深、陈铭枢、
陈友仁、黄琪翔、方振武、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余心清等政府委
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改用公历，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
年，废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了上红下篮，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政府下设
三会两部一院一局。李济深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将福建绥靖公署撤销，改组为人民革
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部，保存19路军番号，将该路军扩为1、2、3、4、5军，总司令由
蔡廷锴兼任。又成立了“生产人民党”，以示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由陈铭枢任总书记，
发表了打倒蒋之国民政府的宣言。
闽变发动后，闽、粤、桂3省联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陈济棠接受了蒋介石150万元
重款后，以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对闽变“绝不苟同”的通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公
开声明：“奉行‘抗日剿共，亲仁善邻’八字，决不随便附和人家。”
但李宗仁又私下向闽方表白“心有余而力不足”。
尽管如此，当蒋介石出动大军、飞机、海军对闽大举讨伐，狂轰滥炸时，李宗仁联
合胡汉民、陈济棠通电责蒋，给闽方道义上的支持。李、白还致电蔡廷锴，建议他集结
军力，固守闽西南若干据点，依靠两广为后方，待机发展。
蒋介石调走了9个师，使他煞费经营之封锁政策，竟一旦而失全效。这是红军反“围
剿”的极好时机。毛泽东立即提出：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
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
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不仅能粉
碎蒋军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且能援助闽方新政权。毛泽东风趣地比方说：“这是和敌
人换防。敌人要到中央根据地来，我们让他，我们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一
块革命根据地。这样一来，不但敌人的碉堡战术、敌人所建立的堡垒封锁线，统统失去
作用；而且将迫使敌人不得不同红军打运动战，红军就可以发挥所长，在运动中大量消
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的这个作战计划是英明的，蒋介石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力出动进行第五次“围
剿”，后方空虚，并已无兵可调，连守卫兵力也不敷调配，南京一带重要城市的防务，
只是依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维持。红军一旦突破封锁圈，突进到敌人后方，完
全可以开展胜利的游击活动。
彭德怀也提出类似建议。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转博古，建议留5军团守卫中央根
据地，集中1、3军团和7、9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
京、上海、杭州，支持19路军，推动抗日战争，打破第五次“围剿”。
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正击中蒋介石的要害，蒋最大的担心，就是怕红军由闽北
进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那么必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引起全国政局
的变化。
但是，博古、项英等中央领导人和李德拒绝采取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并斥之为：
“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还认为，红军转向蒋介石部后方，是等于帮
助了19路军，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博古曾请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该不该与蔡廷锴
联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
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全无音讯，十分着急，便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陈述自己
的意见，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蒋光鼐、蔡廷锴都是坏蛋，打过我们，我们不能同他们
联合。”
毛泽东因反映了自己的意见，而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
周恩来、朱德几次向中央局和军委建议，红军应乘机伏击，痛歼入闽之蒋军。蒋介
石怕红军和19路军配合作战，命令陈诚、李默庵等以7个师的兵力向东山、得胜关集中，
以与入闽蒋军相呼应，并截断红军入闽通路。周、朱联名向中央建议：“立刻调1军团及
14师，准备会同3、5、9军团主力，甚至3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敌决战。”
这一建议也被博古和李德所拒绝。李德将主力红军西调，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线。
周恩来、朱德对李德、博古、项英误失良机，愤慨致电博古、项英，要求：“给我
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
这个电报触怒了博古、李德、项英等人，于是，由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向
中央局提出撤销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军委。
中央局作出了相应的决定。1934年1月4日，周恩来、朱德被从前线召回瑞金，失去了对
前线部队的指挥权。
蒋介石除以大军围攻19路军外，又用高官厚禄收买19路军军官，他竭力收买蔡廷锴
未果后，又向其下属军官下手。
结果19路军5个军长，除第5军军长谭启秀力战外，其余各军军长沈光汉、毛维寿、
区寿年、张炎等都做了倒戈将军，举兵投降了蒋介石。福建政府孤立无援，又有内变。
1934年1月15日，福建政府首府福州陷落。不久、龙岩亦失守。1月底，蒋光鼐、李济深、
陈铭枢、黄琪翔分别逃至香港，蔡廷锴不久亦逃港，福建事变乃宣告彻底失败。
蔡廷锴等为保存19路军的部分实力，同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后，在广西成立一个团，
安插在闽变失败后离散的19路军官兵。该团表面上属桂军，但军饷由蔡廷锴以原19路军
存下的公积金支付。这支武装力量，是为嗣后两广“六·一”事变时，蔡廷锴等人入桂
重新组织19路军的基础。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即将进攻福建的部队组成东路军，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
总指挥。回过头来协同其他部队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进攻，他采取的新战术，不是长驱
直入，而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
一步一步地朝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
中共临时中央于1934年1月15日，即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
讨论和研究了形势与任务、苏维埃运动与任务等问题，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
选了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秦邦宪）、王明（陈绍禹）、张闻天（洛甫）、
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康生、毛泽东等12人。政治局
候补委员为：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
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
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张闻天对博古的一些错误做法不满，同他发生
过争吵。博古把张闻天安排在人民委员会主席位置上，目的是既削弱毛泽东在政府的权
力（毛泽东原来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又把策略问题上与自己
存在一定分歧的张闻天从党的领导圈赶出去。
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鼎盛状态。它不但对革命形势作了完全错
误的“左”的估计，夸大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成分，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
打击的政策，在组织上进一步对领导机构的宗派主义改造，而且在军事上仍然强调进攻
路线，接受了李德反对堡垒主义的“短促突击”战术，提出“为夺取新的苏区与中心城
市而斗争”的口号，使红军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
会后，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
突击”，实行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自1月下旬至3
月底，红军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失败。
4月中旬，蒋军集中了11个师分两路，分别沿抚河西岸和河东岸，进攻广昌采用梯次
配备，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的战法，交替筑垒推进，企图从北面
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由博古、
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提出“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为保卫广昌而战”、
“胜利或者死亡”等口号。他们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
博古任政委，顾作霖代总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1、3、9军团9个师坚守广昌，实行以集
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保垒的阵地战，结合所谓的“短促突击”，同优势
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蒋军用飞机轮番轰炸，用大炮猛烈轰击。
蒋介石集历次对付红军的经验，担心红军又转移他去，未料正好相反，红军主力死
守广昌，蒋介石大喜过望，自问：“匪共怎么变得如此愚蠢？”令大军攻击勿怠，激战
18昼夜，双方死伤甚众。蒋介石大喜：“我拼得起，匪共拼不起！”
留守在瑞金的周恩来于4月27日致电博古、李德，建议红军撤离。此时，抚河东西岸
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反击未能奏效，不得不于当晚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
南转移。28日，蒋军进占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果被蒋军打开。
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伤亡达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A5。蒋军也有重大伤亡。蒋
军自广昌战役得手后，气焰更加嚣张，相继又占领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
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
7月上旬，蒋介石集中了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
新的进攻，并且相互联络通报，谨防红军主力转移。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
处设防，形成“6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这正中蒋介石下怀，红军兵少，分而为
六，则益少，犯了兵家大忌，蒋介石得悉红军如此布阵，兴奋不已，知自己已稳操胜券
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匪共处处犯兵家之忌，得不败乎？”
红军在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虽然杀伤蒋军三四千人，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被
迫后退。8月31日，广昌的驿前失陷。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都被蒋军突破，西线
和南线也更加困难。中央苏区的70个县，只剩下6个了。
9月，蒋军进逼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毛泽东此时献上一计：打破“围剿”
还有最后一线希望，即蒋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江西的蒋军到湖南中部而歼灭之。
博古说：“毛同志又来他的游击主义了。”遂不用，依旧分兵把守各地。
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成瓮中之鳖，忍不住长嘘一口气，几年“剿共”之战，到此已接
近全胜了。于是又在庐山开办了训练团。从7月至9月，先后办了3期，每期仍为3周。这
次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但着重进行精神教育，即所谓的“军人魂”教育。因为共军
即将被消灭，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是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蒋介石说：
“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
道理与做革命军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
蒋介石在这次训练中，先后作了29个讲话。其主要内容是：（1）鼓吹军人要有一个
灵魂。这个灵魂便是蒋记的三民主义，其基本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
平“八德”；（2）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3）鼓吹“不成功，即
成仁”的决心；（4）将过去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
权夺利之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一扫而空。蒋介石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
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
这次训练果有效果，如第18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
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
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共苦，使士兵激动不已，打起仗来能效命沙场，同时
减少军官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红军的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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