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
第四十六章 “低调”阴谋

    日寇在1937年11月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统辖察南、晋北、绥远等地区。12
月4日,又成立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统辖平津和华北等地区。
该伪政权抄袭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模式,设立行政、议政、司法3个
委员会,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总长,汤尔和为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
育部总长,董康为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朱深任司法部总长,齐燮元任治安部总长,王揖
唐任赈济部总长。
    王克敏,字叔鲁,浙江余杭县人,清末举人。他一生狂嫖滥赌,由于斫丧过度,使
他两眼畏光,不得不常年戴一副墨茶眼镜,人称“王瞎子”。清政府被推翻后,他投靠
北洋直系军阀,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成为直系的“夹袋人物”。1924年第
二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阀失败后,王克敏曾被北洋政府明令通缉,他像一条丧家之犬,栖
栖皇皇,逃往日本避难。“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沉渣泛起,王克敏回国。是
时,张学良筹建北洋财政整理委员会,张自任委员长,任王克敏为副委员长。后王又出
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兼财务主任。国民党行政院驻北平委员会委
员长黄郛是王克敏的好友,黄以回南京述职为由,长期住在上海不回北平,委托王克敏
代理委员长之职。日寇侵占平津之后,便策划在华北建立伪政权。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
是一个毫无威望的政客,是个帮助北洋军阀政府聚敛民财的“钱鬼子”。并未能看中他。
日本人选中曹锟、靳云鹏、吴佩孚那帮北洋派做傀儡,但未能如愿,便转而打王克敏的
主意。是时,王克敏避居大连,日寇委派一名少将军官找王谈话,要他出来担任华北伪
政权主席。王听后,一口答应,并飞往日本福冈同日军部负责人密商有关事项,由于王
克敏卖国条件颇彻底,博得日寇华北派遣军的支持,跃登群奸之首,当上了政务委员会
委员长。王克敏把这个宝座视为命根,因而甘心当个卖国奴。
    蒋介石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大怒,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召来,气愤地
说:“娘希匹,国难当头,王克敏卖国卖民,组建傀儡政权,为虎作伥,应严惩不贷。”
    戴笠即给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电,要他克日赴平,积极部署,刺杀汉奸王克敏。
    陈恭澍不敢怠慢,即化装成做钱币、邮票生意的天津盛大钱庄的老板,来到北平。
他通过北平的军统特务机关,很快摸清了王克敏的活动规律。但王克敏的警卫森严,一
时无法下手,而戴笠的电报一封封地来催,使陈恭澍坐立不安,思考良久,没有别的办
法,只好硬拼。
    王克敏与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见面的地方是煤渣胡同20号。那里原是“平汉铁路
俱乐部”,日寇侵占北平后,成了伪政权高级头目的消闲玩乐的场所。每周二下午2时,
喜多诚一的专车准时来到这里,而王克敏的专车要比喜多诚一提前一刻先到。陈恭澍便
令王文带6个特务去现场行刺。
    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45分,王克敏的专车驶入煤渣胡同,汽车在胡同口刚露头,
几支手枪同时响了。但是,只打死了与王克敏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克敏只是受
了一点轻伤。
    王克敏虽然没有被刺死,中国人也稍稍出了一口恶气。
    就在王文等人刺杀王克敏的同一天,日寇又在南京扶植了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
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
长,陈箓任外交部长,陈锦涛任财政部长,王子惠任实业部长,陈则民任教育部长,任
援道任绥靖部长。
    梁鸿志是福建长乐人,早年结识北洋皖系大红人、安福系王揖唐,入段祺瑞的麾下,
充当北洋政府陆军部长、京畿卫戍司令秘书长。直皖战争后,安福系失势,梁鸿志被列
为八大“祸首”之一,逃往日本兵营避难。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执政,梁鸿志时来
运转,出任执政府秘书长。他得意非凡,自比诸葛亮。但好景不长,段祺瑞通电告退,
梁鸿志也唯有随之下台。日寇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我同胞,而官瘾十足的梁鸿志在日寇
的拉拢、引诱下,居然出任伪职,在同胞尸骨未寒的石头城坐上了伪政府第一把交椅,
并野心勃发地写下了“齐人初返汶阳田,世难千钧我一肩;雄谈破夜吾犹健,野哭终年
众己暗;只手待援天下溺,吏休宾退一沉吟”等诗句,居然以救世主自居。
    梁鸿志上台后,声称“绝对否认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对日密切提携”的三大原
则。
    在日本人的眼里,“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的主要人物王克敏、梁鸿志之
流虽然是忠顺的奴仆,但他们不是旧社会的遗老就是国共两党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他
们的号召力和影响太小,于是,便决定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
    在国民党内存在抗战派和妥协派,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鱼雁往来,断断
续续地进行活动。蒋介石由于害怕国民党政府会被抗日舆论的浪潮冲倒,也怕日方过多
地损害他的统治权,因而采取暗谋妥协,明里抗战的两面政策。汪精卫同蒋介石不同,
他既嫉妒蒋介石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依仗,又不满蒋在国民党内独揽一切,因而想通过促
成中日“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
    早在1937年底,汪精卫唯恐“错失良机”,在接到日方“和谈”条件后,即同行政
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量,主张接受。但汪精
卫没有决定权,于是要孔祥熙签字,想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蒋介石承认。孔因为没有
蒋介石面诺,不敢贸然行事,汪对此很不满,责备孔祥熙说:
    “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最高会议大家都会同意,你何必一定要问蒋?
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
    孔祥熙回道:“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
    汪精卫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怏怏而去。
    在汪精卫周围,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
人。周佛海、陶希圣便向汪精卫、蒋介石献策:在思想文化战线建立一个和中共相对抗
的“灰色文化团体”。汪精卫求之不得,自然一口答允,而蒋介石此时虽已承认国共合
作,但他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也表示采纳。
    1938年初,一个披上灰色的伪装、执行反共媚日任务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
在武汉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艺文研
究会”根据蒋介石的面命,受汪精卫的指导,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
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它的活动经费则
由蒋介石手谕军需署,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每月拨500万元。“艺文研究会”先
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就这样,“低调俱乐部”戴
上了“艺文研究会”的华丽桂冠。
    “艺文研究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用优厚的经费,通过付稿酬,送津贴,拉拢文
化界人士。谁反共卖力,谁拿到的钱就更多,就连脱离革命队伍的叛徒张国焘都是他们
收买的对象。
    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以参加祭黄帝陵为名,私自离
开延安,经西安前往武汉,投靠国民党。
    周佛海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成为狡默善变的资产阶级政客。周佛
海于1924年春接受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之约,离开日本至广州,任宣传部秘
书,同时兼广东大学教授。不久,他便向中共广东区执委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组织。
他脱党后,便于国民党右派流瀣一气,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摇旗呐喊。
    周佛海由于戴季陶的关系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先后担任国民党中
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长、中
央政治训练部主任,是蒋介石身边为蒋弄文舞墨的“文胆”之一,成为蒋介石集团的智
囊人物和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被选为国民党“四大”中央执行委员,抗战初期
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周佛海与汪精卫原本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周佛
海投靠戴季陶、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打起了“反共产”的黑旗。而汪精卫其时则是
坚持同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周佛海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引起汪
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
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
这种人一起做事。”
    周佛海也曾写文章反唇相讥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
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
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汪精卫同蒋介石长期争斗,周佛海都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一直到
蒋汪之间消除对立,实现蒋汪合作,形成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局面时,蒋赋
予周佛海一项任务,代表他主动与汪精卫接近,以弥缝长期对立的裂痕。
    由于有了蒋的指示,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便有了较多的来住,而且无所顾忌,对
汪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谨,遵命执行,因而深得汪的好感。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将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改设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民
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另设国防参议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汪精卫由国民党中
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改任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主席。但是,汪精卫与周佛海一样,
极力阻止对日抗战。当上海抗战激烈进行之际,周佛海与汪精卫都认为必须开始与日本
进行外交谈判。
    周佛海在南京有一座花园式洋房,座落在南京西流湾8号。洋房周围是一片翠竹垂杨,
映着青水绿波,真像一座世外桃园。在花坛下还有一个地下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许
多人听说周宅有一个地下室,便纷纷前来躲警报,有的干脆搬到这里来住。来客中间文
的有陶希圣、胡适、陈布雷、梅思平、罗君强、高宗武,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等。这
些人麇集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唱一个曲调,即“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于是,他们一面设法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一面传播他们的主张。胡适觉得这个地方
的气氛同外面完全两样,就给它起了一个名称——“低调俱乐部”。
    当然,这些人中,如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虽然对抗战曾缺乏信心,但后来
没有发展到叛国投敌,胡适不久出使美国,更与周佛海之流脱离关系。而陶希圣、高宗
武、梅思平、罗君强等,则成了“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
系;梅思平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罗君强是中共叛徒。他们都是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武汉分校同周佛海相识的。陶、梅2人当时任政治教官,罗任政治部科员,周佛海是他们
的上级。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系,1932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
治。由于他擅长词令,又对日本政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关于中日外交的论文,曾被几家
报刊登出。汪精卫对他很欣赏。1933年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调高到外交部工作,由
专员、科长一直提升为亚洲司司长。高主持的亚洲司,其主要职责就是与日本间的外交
折冲。
    “艺文研究会”成立后,汪精卫和周佛海密议,在汉口设立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
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便策进“和平运动”。
    周佛海早就看出蒋介石有向日本求和的心思,于是便求见蒋介石,同蒋在密室里谈
了一个下午。周向蒋建议说:“为要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起见,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
有用处的,不过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收集关于日本的情
报才好的呢。”
    蒋介石觉得周佛海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便点头同意,并于次日召见了高宗武。
    高宗武被蒋介石召见,诚惶诚恐,不知是福是祸,他笔直地站在蒋介石面前,连大
气也不敢出。蒋介石望着他足足看了一分钟,尔后双手往下压了压,示意他坐下,高宗
武坐下后,蒋介石说道:“亚洲战事频繁,你辛苦了!”
    “委员长辛苦了!”高宗武慌忙站起来,挺起胸脯道。
    蒋介石又双手向下压了压。高宗武重新坐下。
    蒋介石又说:“看你的脸色,有疲累之感,你为国事奔波,中正于心不忍。你可以
请个长期病假,去香港休养些日子。烦闷的时候,可以到处走走,为了走动方便,我发
给你一个军用特别通行证。一些别的事情,你可以找周佛海谈谈。”
    随后,陈布雷即命侍从室第2处秘书、军委办公厅秘书处长罗君强,为高宗武准备盖
有军委会大印及蒋介石签章的军用出差证明书,填上“特派员”的头衔,以避免出国及
入境时的检查。
    高宗武并不知蒋介石的葫芦里卖什么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周佛海,才明白
蒋介石让他请长期病假去香港“休养”,主要是设法试探日本东京方面的谈和条件,并
伺机尽快东渡日本,为重新和谈作准备。同时他还得知,蒋介石破例每月在军事委员会
的开支中,拨给他8000元活动经费,由罗君强持蒋介石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
    于是,高宗武便立即开始着手赴香港的各项准备。他买好了1938年2月22日由汉口飞
往香港的飞机票。21日,高宗武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说:“好吧,你去吧。”
    高宗武又去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辞行。但王宠惠说:“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汉口办理
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这里蒋委员长刚才打电话来嘱咐的。”
    高宗武将这一新情况告诉周佛海。周听完后立即推想,可能是蒋介石已产生了某种
顾虑,便道:“蒋介石是脑筋非常好的人,关于此事似在事后立刻就想到,把你送到香
港太危险,将要被和平派所乘,还是把你留在汉口安妥。”
    由于蒋介石阻止,高宗武犹豫不决,但周佛海却再三怂恿高宗武抗命前往香港。他
对高说:“责任我愿负担,你还是放心去吧!”
    于是,高宗武便秘密地奔波于香港、上海、汉口之间。
    高宗武走后,周佛海才向蒋介石报告说:“高宗武在汉口得不到情报,所以他上上
海去了。”
    蒋介石听后,道:“是吗?”蒋的心理很矛盾,既赞成此举,但又担心为和平派所
乘。而周佛海恰恰利用蒋的矛盾心理,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迫蒋承认。
    高宗武从香港到了上海,找到了松本重治,向他打听近卫内阁声明中“不以国民政
府为对手”的真假情况。不久,他从受他委派刚从日本回来的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
董道宁那里得知,日本虽然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日军内心真正的
意向,是想迅速招致对华的和平。高宗武带着这一重要情报回到武汉,并将它送到蒋介
石的手里,蒋介石很高兴,指示高宗武继续同日本人接触。
    不久,高宗武又去香港,在香港大鹏湾旅馆里,同日本人松本重治、西义显进一步
密谈。两个日本人谈了日本方面的情况,说近卫内阁在日本攻下南京后,因为处于当时
风靡一时的“攻击中国的声浪”之中,才不得不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直到发表“不以
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然而,陆军中的多田骏参谋次长、影佐祯昭大佐、今井武夫
中佐等人一直对那个声明进行猛烈的反对,甚至行使了“帷幄上奏权”。何应钦、张群
在日本读书时,同影佐祯昭是同学,影佐祯昭直接写信给何应钦和张群,说明他有着
“布下背水之阵的决心”。
    高宗武向日本人透露了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情况,说他们
已经形成了国民党内的“和平派”,并且将逐渐占有势力。日本人听了,似乎看到了
“和平”的曙光,兴奋异常。
    随后,西义显即去东京,大约10天以后,又到达香港,等待高宗武的答复。
    高宗武带着影佐祯昭的信,一回到汉口,便把信交给汪精卫和周佛海。汪精卫看了
信后,认为这信虽然是给私人的,却明显地代表着日本政府的意图。于是,汪精卫委托
陈布雷,把影佐祯昭给何应钦和张群的私信,交给了蒋介石。信到了蒋介石的手里后。
蒋介石把高宗武召来,说:
    “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对日本传达我们的意旨:我们并不反对和平。不过,先
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的。把此要点传给日本知道!”
    高宗武从汉口再去香港,同西义显见面,道:“蒋委员长读了影佐大佐的信非常感
动,拟向日本当局以口头传递委员长之意向。蒋介石亲口说:我方以武士之心情与礼仪,
除对此事深表铭感外,当绝对不发表,请予安心。中国与日本作战之根本意旨,是不战
则亲日不可能,而胜败则非所问。若我的真意能承你们了解,我有考虑下列条件之意:
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是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及
依存之确保。东北四省、内蒙可留他日协议,河北、察哈尔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
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
    西义显由香港回到东京。他在参谋次长室向多田骏次长、影佐祯昭大佐、本间雅晴
第二部长、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报告了高宗武转达的蒋介石所提条件。多田骏和
影佐等却一言不发。是时,形势发生变化,日军正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徐州,气焰嚣张,
日军参谋本部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起来。尽管西义显拼尽全力讲演,在座的人都沉默不
语。
    西义显只好空手而返,将东京的“实情”告诉高宗武。同时,西义显还带来一个消
息,日本内阁即将改组。新内阁会重新策划其对内对外政策。西义显要求高宗武亲自赴
东京游说。
    高宗武返回武汉,同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商讨对策。是时,日本内阁果然改组,
宇垣一诚出任外务大臣。宇垣宣称: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
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施放钓饵。对此,
蒋介石集团表示欢迎,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电贺宇垣出任
日本外相,实现中日“友好亲善”的夙愿,并表示日本如果有意重开“和平谈判之门,
可由汪精卫或他本人出面接洽”。
    此时,汪精卫集团更显得倍受振奋。周佛海几乎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势,商讨
对日外交,决定办法,并频频劝高到东京去一趟。高宗武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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