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福智《唐诗底蕴讲稿》
第二讲
王绩诗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野望》
王绩晚年归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的东皋，但心情不见得能像真正不问世事者那般平静。这首诗就丝毫没有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调。就以第一句那个"望"字来说，和陶氏的"见"字比即大异其趣："望"是有所期待的，显得心绪不平静。第二句更直接表示他浑身不自在，对一切现状不满意，却又连消除烦闷的办法也想不出。第三和第四句顺着第二句的意思加以渲染，"秋色"和"落晖"是熟悉中华古文化者一下子就能产生共同联想倾向的意象。钱钟书在《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二十九则指出，这是"诗人体会，同心一理"："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昏黄时分，触绪纷来"，而秋天又是万物摇落的衰飒季节，对于与大自然讲亲和的中华人士来说，自有一种悲凉的感受。因此，中华古典作家便往往以写秋日黄昏景色来传达自己心中的巨大哀愁。王绩用到"树树""山山"这样的叠字，阔大的境界中不免含着烦躁，突出了他那种想逃避也逃避不了的生命体验。第五和第六句还是从首句"望"字中生出。这时他眼光一转，落在"牧人""猎马"身上，而这些人、马又无不带着"薄暮"的特色："驱犊"而"返"，"带禽"而"归"。人们都有所事事，生活充实，不像他因无事可做而感到空虚。不过，从作为士族成员的王绩看，其内心世界恐怕还有另一层意思：一般人只忙于日常生活，谁能理解他忧国忧民的思想，谁会来帮助他消愁散闷呢！这样，王绩就更加省悟到自己的孤单："相顾无相识"，只好独立苍茫，唱出怀念采薇者的诗句。
以采薇的典故来昭示归隐的决心，就王绩而言，是有深意的。《史记·伯夷列传》记载说，德行高尚的伯夷叔齐曾劝阻周武王以武力改朝换代。及至武王平定了天下，伯夷叔齐便以"不食周粟"作为抗议，到首阳山采薇而食。饿得快要死了，他们还作歌唱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王绩当时的心境和这歌的情调是相当合拍的。王绩出身于士族，对"一脚马屎"的李家朝廷并不怎么信得过，"以暴易暴"正好是王绩心中对新王朝的估计。
综上所述，可见《野望》含有王绩对李唐王朝的鄙视和敌意，并不止于传达想过隐逸生活的意思那么简单。
请参看他的另一首诗--《赠梁公》：
我欲图世乐，斯乐难可常。位大招讥嫌，禄极生祸殃。
圣莫若周公，忠岂逾霍光。成王已兴诮，宣帝如负芒。
范蠡何智哉，单舟戒轻装。疏广岂不怀，策杖还故乡。
朱门虽足悦，赤族亦可伤。履霜成坚冰，知足胜不祥。
我今穷家子，自言此见长。功成皆能退，在昔谁灭亡。
这诗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警告房玄龄别太相信李世民。
为什么王绩会对李唐王朝有这么深的成见呢？上讲说过，李氏只是关陇贵族，中华文化根底不深厚。而中华的治国素为人治，在可以选择治人者的历史关头，人们主要看的是文化根底。中国没有严格的法规去规范政府，全凭政府负责人按自己对中华文化精神的领悟去治国。所谓仁治、礼治，通通都是以文化精神去治。治得好与不好，决定因素在于其人对中华文化精神的领悟程度。领悟从何而来？靠经久不断的文化熏陶。对历史钻研得越深越透，碰到现实问题，脑子中就会提供许多许多参照系帮助思考。王绩对李唐王朝看不惯，主要就是因为对他们的文化根底估计得太低。他并不怎么了解李世民为领悟中华文化精神作出的坚苦卓绝的努力，因此，如此有头脑的房玄龄也死心蹋地追随李世民，他王绩就真是大惑不解了。这种大惑不解之状，我们还可以从《过酒家五首》中的一首看得十分清楚：
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
李唐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在王绩眼里，竟是因为"人尽醉"，大家稀里糊涂。
显然，王绩是把唐之代隋视为"以暴易暴"的。形成这样的看法，应该也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观念在起作用。李世民的武功，真可与周武王相提并论。看着这武功，王绩直摇头，好像很能捍卫"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殊不知文化传统在更高层次上是以互补观念来对待一切命题的。当社会动作基本正常的时候，动乱不符合民族生生的利益，因此必须"以和为贵"；但是，如果社会动作遇到极大干扰时，为民族生生起见，当务之急便是铲除干扰。我们且看《周易》革卦，其大意是说，在矛盾不可按"以和为贵"的方式解决的时候，应该考虑使用"汤武革命"的方式。不过，准备要充分，要有耐心，特别是看清形势，在不利形势下不要急于行动。在动又未有十分把握、不动又怕错过时机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承受力，即要根据人们对你的理解和信任程度去作决定。等到条件基本具备的时候，动作起来就要一鼓作气。事情再有进展，更需轰轰烈烈，造成声势。而在达到目的之后，便需要稳定下来，做细致的巩固成果的工作。从历史记载看来，李世民的作为完全符合革卦的指示，倒是自恃文化根底深的王绩，反而忘记了在"以和为贵"的背后还有个互补命题："革命"！
还有另一点中华文化精神又是王绩领悟得不深透的。王绩把士族对非士族的文化优势看得太绝对了。这又是不符合易学基本观念的。且看《周易》谦卦，其大意是说，地位卑微的或者是自己认识到先天条件并不太好的人，要成就事业，必须贯彻"谦"字原则。在奋斗阶段，能谦才能尽大努力、立大功劳。有大功劳便得大众拥护，从而得到成功。但以后还要保持谦逊，让大众觉得可靠，永远予以支持，这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李世民自知先天条件不足，孜孜不倦深入领悟中华文化精神，是谦卦的成功实践。王绩想不到这一层，便只好虚构了社会即将崩溃的情景，对着它唉声叹气。
在这里还应再赞一赞李世民。他把政治和文艺严格区分开来，表面上好像放任六朝文风甚至给人误解为喜爱六朝文风，但实际上他采取政治不干预文艺的政策，不滥用权力指挥文艺要这样不要那样，其效果是给文坛造成了一个自由发展的环境。李世民在政治上已扶植起一代新人，这批新人的精神风貌是迟早会反映到文艺上去的。而且，新的精神风貌如何展现得好，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自由竞争，二是多方汲取营养，这两个条件都在唐太宗的政策上得到保证了。什么叫"无为而无不为"？唐太宗些举就是个好例子。
友
好 诤 言
从南昌回萍乡后，接兄3月26日邮寄函件，奉读后，就信中和"王绩诗"讲座中涉及问题略陈管见如下：
一是文化筹码问题，过去我们一贯认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只是它的回光返射而已。国门大开后，才感到许多问题单从政治、经济着眼解释不了，便搬出"体制"来。但为什么说这种体制便是"中国特色"，究竟决定"中国特色"的又是什么？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便自然地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尤其是稍为接触一下百年中国的发展进程，令人惊异的是中国接纳世界和走向世界为什么步履那么艰难？四百年前明中叶后期万历初葡人已在澳门建埠，总算紧闭着的中国大门开了一条小缝，但那高贵，和合而又封闭，保守的中国文化始终不肯接纳舶来的"夷狄之邦"，中国失去了一次又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直到澳门建埠260多年后，由西方列强凭它的船坚炮利硬性撞开了那斑驳陆离实已衰朽不堪的大门。一些思想先驱者们在多了一个西方文化的参照系后，才逐步觉察出并体味到那无处不在、冥冥无形、又潜移默化、制约、导引着政治、经济走向的文化的力量。古人重视教化正抓在点子上，也就是兄于"王绩诗"讲座中所说的"所谓仁治、礼治，通通是以文化精神去治"，而其决定因素又在于执政者"对中华文化精神的领悟程度"。我理解的兄要诠释的"唐诗底蕴"，也就是唐诗中所表现的中华文化精神的底蕴，经兄一诠释，无形的已被载体（诗歌）化；潜在的更自觉化（实行或抗拒某种文化精神，文化政策），这是一种新的解读，有益的尝试，肯定不少新的见解联翩出现，我将和讲座的听众一样，从中获益不少。但应防止绝对化，避免牵强，兄对王绩诗分析，有可商榷处，谨向兄求教。
王绩在隋唐两代都曾出仕，官职也都不高，后罢官归隐，主要在田园里，在醉乡间度过。他存诗不多，《全唐诗》中有一卷只５６首（有三四首是王勃作混入），从这五十几首诗来看，多写于隋末唐初政权交替的乱离之间，具体年代难详。王绩的基本思想属道家，大部分诗作充满祸福无常，保生全身的老庄意识（包括兄引的三首），与他哥哥硕儒王通，恰好是儒道互补，体现了浑厚渊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兄选出讲析的三首，显然将他看作是隋代遗民，以归隐的不合作来抵拒李唐王朝所代表的儒家主流文化，因而讲析中，将三首诗的背景都放在唐王朝建立之后。我则认为王绩既做过唐门下省待诏，大乐署丞，按传统法规，就不能说是"遗民"。《野望》诗常入古今各种选本，对它的具体年代，注家颇有争论。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中，举明、清三位注家的不同说法，将它定在作于隋末，认为"'长歌怀采薇'，是为了'徙倚欲何依'，是为了个人没有出路。"我倾向于施老之说。"采薇"在科院文学所编选的《唐诗选》，认为是《诗经·小雅·采薇》首章，恐非是，还是怀念伯夷、叔齐两位逃位归隐的隐士更好，不一定非要突出"以暴易暴"的心境不可，古人用典，灵活性很大。《赠梁公》一首，从赠的对象来说，基本上可以肯定作于唐初，但所抒发的感慨，正是富贵无常，远祸全身的道家思想，与阮籍忧生之嗟是一致的。他在《古意六首》、《石竹咏》、《过汉故城》等诗中，都是这种思想的流露，未必是以贵族出身自傲，看不起"一脚马屎"的李家朝廷。顺便提一下，初唐诗人中普遍有种"富贵荣华能几时"的生命无常之悲，歌行中更常见，生命哲学一度成为初唐诗歌的主题之一。为什么在一个蓬勃向上的时期，诗人却产生这种人生无常的幻灭感，我至今尚难理解，兄如能破译其文化底蕴，是一个创获。
二是"民心所向"问题，……
兄是从学理上来分析，以理性认识为根基，我是从感知上来认识，偏重于主观情绪驱使，难免偏激，只是作为一种说法，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可也。兄信上说的儒法互补相生的一面，是正确的，但儒家文化过于理想化，本质上属于道德文化；法家文化专制峻刻，本质上属于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这两家文化具有社会的、政治的性质，但它们两者有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相克处大，难于在一个人身上调和。道家、佛家思想却不同，道家文化出仕，佛家文化出世，它常在知识分子身上与儒家文化水乳相融，因时而异，最典型的是苏轼。最近我读龚自珍作品，深感他受天台宗影响，我对佛学是门外汉，研究不下去了。兄说的"从学术以至文化精神方面说，儒道互补才是更根本的事"，自是至论。墨家在春秋时是门显学，以后似乎逐渐消失了，也许它平民化，下层化向下渗透，远离上层社会站不住脚。法家与道家、佛家几乎是无法相近，抗拒处太多，恐怕终我们馀生之力，也梳理不出什么结果来。
文斌
2000.4.17.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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