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福智《唐诗底蕴讲稿》
第二十五讲 李白诗(三)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古风(其三)
写秦王统一天下的功业,要找准秦王的感觉。秦王不是打工仔出身的地产商,他的艰辛不同于别的奋斗者的苦苦挣扎。他只需要运用智谋审时度势,作出决策,用好人材,破灭六国不异于以石击卵。
李白把秦王那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写活了。
秦王的历史功绩,诗中用"收兵"四句也概括得很到位而且传情:秦王觉得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根基牢固得很,可以放心去玩了。
以上五十个字写尽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节奏极快,颇能衬出秦王的英雄气势--倘文字一拖沓,气势就没了。
但秦王只能主宰天下却不能主宰宇宙,这是他内心最大的悲哀。李白的笔尖及时指向其成功后的苦恼:希望长生,又心知难以长生。而行动上的表现,便是一方面不惜工本给自己造坟,一方面不放弃求仙。
李白对秦王之求仙是采批评态度的。但假如只作理性的批评,这诗就虎头蛇尾了。李白到这里不再一味追求简括,而把史籍可稽的射鲸故事作了适当的铺张,从而使人感受到秦王骄横的执著。最后,李白用冷隽的语气点出结局,仿佛提醒人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秦王也无可奈何的事,你独有办法么?
一般论者都指出,这诗是影射唐玄宗的,有批评"当今主上"之意。
"当今主上"可以批评么?按照中华文化传统而论,是可以的。
文化传统对任何主上都有个规范。这规范不可能一、二、三条地列出来,但又散见在文化典籍里。文化典籍总在推崇黄帝、尧、舜、禹等,这实在即以传统的理想来规范政治上的最高领导。黄帝等代表的是一种精神向度,不是技术操作方式。饱读西书的人常嘲讽中国人"向后看",却不知道这向后看的目的是继承民族文化精神。
在正常的政治氛围里,华夏人,尤其是华夏文化人,是理直气壮地拥有批评君主的权利的。而且,只要其批评映射出华夏文化精神,他就得到大众的共鸣,他就成了公众的代言人。
同样,在正常的政治氛围里,君主,尤其是有理性的君主,也是不断以文化传统校正自己的思想言行的。二千多年的皇权社会能维持下来,和君主能在一定程度上以文化传统规范自己有关。他们心里明白,太出轨了,龙椅就很容易被"真命天子"坐了。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少,因此,"当今主上"便知道要听批评,至少要容许人家批评。英明一点的还知道要和能批评自己的人一起处理国家大事。
这样,历史上便涌现了伊尹、姜尚、管仲、魏徵等大大小小的谋臣。这些谋臣没受"争当第一"的教育,因此没有"竞选总统"的"民主思想"。他们只会"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去"忠君":竭尽全力辅助其君主"大济苍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李白的理想也只如此。请读他的《赠钱徵君少阳》:
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
春风馀几日,两鬓各成丝。
对酒唯须饮,投竿也未迟。
如逢渭州猎,犹可帝王师。
"帝王师"的梦想其实很普遍。有人大言自己能当帝王师,而那帝王也容许他那么说:这是我们曾有的正常的历史现象。现在,你敢对自己的上司发表这种"反动言论"么?
李白有一首《君道曲》:
大君若天覆/广运无不至/轩后爪牙尝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鸿翼于夷吾/刘葛鱼水本无二/土校可成墙/积德为厚地
诗写得并不好,但观点说得很明白,就是按华夏文化精神要求君主具有广阔的胸怀,容得臣下充分施展。我们不妨就其中提到的小白与夷吾,即齐桓公与管仲,作为个案剖析一下。
管仲本为公子纠手下,曾箭射小白,差点要了命。小白登基做了齐桓公,不计前仇而重用管仲。齐桓不是完人,他自己就坦白对管仲说出两大缺点:好田猎,好色。管仲回答说,这不大要紧,要紧的是对大事能作出英明的决断,又能知人善任。齐桓这两点是做得到的,因此管仲一直视之为好君主。至于管仲之能,《史记》说是"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齐桓有些事,开始时做得未必对头,管仲则因势利导,总能使后来的事态发展有利于血族生生,以至于孔子后来也赞叹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回看当时,周边少数民族十分凶悍,而华夏族内诸国有点分崩离析,正是齐桓、管仲的努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重新巩固了华夏血族根基,维系华夏文化之不坠。
齐桓和管仲的合作是千古君臣的典范,李白对之是津津乐道的。李白并不想找到个堪称完人的君主,只想找到可以合作的王帝。
君主有贤愚不肖,所以往往找不到可以容得臣下充分施展的君王。这当然和王位家传的制度有关: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嫡长子一定高素质。这的确是制度的遗憾。
但世界上其实没有无遗憾的制度,也没有适合所有社会的制度。西方的现代制度,讲平等自由,是适应着讲求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的社会的。中国古代一直是农业社会,要求农业社会的思想家拥护甚至早于西方提出平等自由,显然荒谬。要求古人砸碎王位传子制度,更属荒唐。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有更适合古代的制度。
传子制度是由周公确立的,其初衷是避免纷争。他也考虑到所传之人不一定雄才大略,因此他也强调辅弼,要招揽贤才作王的助手。其后即使具体的官位设置有变,吸收人材的机制有变,其辅弼的精神不变。例如设科举,就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试翻历史,君主平庸而大臣得力从而使天下安定的个案比比皆是。
李白诗多有"我欲攀龙见明主"的腔调,我们的批评家总喜欢离开历史背景加以抨击,抱这种心态是无法与李白进行生命的对话的。
友
好 诤 言
《李白诗》(三),慧眼看出了李白能"找准秦王的感觉","把秦王那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写活了"。兄读诗悟性高,又能意到笔随、简单明了把李白笔下所表现的秦王既志得意满,又"茫然心哀"的矛盾心理,求仙的骄横执着和盘托出。对该诗结尾"用冷隽语气点出结局",写出了属于兄自己的感受。兄析诗极富个性,从不拾人牙慧,不使用烂熟材料,如无创见,宁可带过不说。
这一讲,实际上只分析了这一首诗,其馀便是借李白其人其诗来阐释华夏文化精神。我的理解这是"底蕴"的内涵,不应算题外话。这一讲中阐述的中华文化传统对君主的规范、制约作用;由此而产生的如伊、吕等典型的辅弼之臣和圣君贤相的君臣遇合;科举制弥补了王位世袭制的不足等等,是中华文化传统在最关键、最核心处,即政治制度层面上的表现。作为一说,能够成立;但这一说必须建立在大量的事实根据上。我记得赵元任先生似乎说过,凡研究工作,"说'有'易,说'无'难"。从秦建帝制起,经过汉、唐、宋、元、明、清几个"大一统"王朝,共经历108帝,找圣君贤相不太难。但"二千多年的皇权社会能维持下来",是否还有更深层因素,恐怕得从长计较。
文斌
于"绿杨三月时"的清明节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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