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福智《唐诗底蕴讲稿》
第三十五讲 杜甫诗（二）
纨裤不饿死
儒冠多误身 丈人试静听 贱子请具陈
甫昔少年日 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 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 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 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 行歌非隐沦 骑驴三十载 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 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 到处潜悲辛
主上顷见徵 忽然欲求伸 青冥却垂翅 蹭蹬无纵鳞
甚愧丈人厚 甚知丈人真 每于百僚上 猥诵佳句新
窃效贡公喜 难甘原宪贫 焉能心怏怏 只是走踆踆
今欲东入海 即将西去秦 尚怜终南山 回首清渭滨
常拟报一饭 况怀辞大臣 白鸥没浩荡 万里谁能驯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韦济，时任尚书左丞，颇赏识杜甫。杜甫很希望韦能引荐。知道这背景而读这诗，有大开眼界之感。
杜一下笔便发牢骚，而且是大牢骚，没有"形势大好"的门面话。假如韦是个怕事的官僚，杜甫肯定不会做这种势必碰钉子的事。
自我宣传简直是用了广告伎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谁能把自己的学识与才华形容得更好？赋比扬雄，诗比曹植，都是顶尖级文豪；当代名士主动接近，好比请名星说一句"我喜欢他"。--但请注意，这里也没有半句讨好韦老先生的话。
不但没礼物送，连奉承话也没有，这样去求人做举荐之事，倘事能成，大概要三个条件。一是被举荐者真的有大本事，二是举荐者完全为国家着想，三是其他因素的配合。--没用浅薄的话奉承韦济，正是认准他"公字当头"。从韦济那面看来，应该更愉快一点的。
杜甫还大言不惭：除非不干，干就得干大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帝王师"的事业啊！"韦左丞"，老韦只是左丞而已，荐人去做"帝王师"，自己往哪里摆？杜甫能把大志向韦透露，完全信任韦有"己欲立而立人"的品格，看见有比自己更合适的人，一定可以让贤的。后来宋代的欧阳修，看到苏轼的考卷，便说自己将来要"避此人一头地"，古代有修养的人就是这样胸怀坦荡，与人肝胆相照的。
渲染贫苦，有求助意。但杜甫竟写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一点不顾面子，真是匪夷所思！细想一下，陶渊明不是也把乞食的经历写成诗么？看来，古人的耻辱观中只以人格受侮辱为耻，并不以贫穷乞求救济为耻。只要不是"嗟来之食"，乞也无妨，形迹是不必太拘泥的。
提到应徵不成功，顺理成章该把唯一希望寄托于韦济了。韦济欣赏杜诗，就是希望之所在。举荐人，要从德才两方面看。而切入点在诗，拿西方分光镜看，只看到一派荒唐。但站在中华文化传统立场看，则大条道理。德是什么？身体力行以中华文化精神待人处事就是有德。才是什么？灵活运用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就是才。一首诗，可以窥见作者的精神世界，也可以从如何扣题、布局、用典等等方面看出其人思维的灵活性到达怎样的程度。韦济赏识杜诗，实即欣赏杜甫其人，有举荐的意思。
但杜甫在长安候官已近十年，天天心事重重，进进退退该作个决断了，因此便想催促一下：要是荐得上就请快点，不然我要归隐了。一走，哼，想我回头就难喽！
看来，三十来岁的杜甫还是豪气干云，自视甚高，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但这又正是盛唐时代精神的表现。那时，不但年青人有锐气，老态龙钟的老人也欣赏这种锐气。即使朝廷大臣，都有宽广的胸怀，容得下年青人的大歌大哭、大叫大骂。大臣顾好了大局，信心也就十足，不怕人家哭崩长城，不怕人家骂翻金銮殿。--好一个心理健康的时代！
杜甫那句"致君尧舜上"值得特别讨论一下。这和李白的"犹可帝王师"一样，明白表示帝王还有待他去教导、扶持。这本来是中华文化精神的一个表现，清醒的帝王是可以欣然面对的。第二十五讲已讲过了。这里再从另一个侧面讲一讲。
古代有"内圣外王"之说。内圣外王，最早是形容孔子的，说他自身修养已经达到了圣人水平，假如由他来主持社会管治，他就一定能成为一个以德治国，从而导致天下太平、民殷国富的王者。但是，谁能成为帝王，则由许多因素综合促成，因此，帝王不一定是圣人，圣人不一定能做帝王。
自然，最理想的情况是由圣人作帝王。但由于制度的遗憾，帝王不由圣人做，这倒成了正常现象。
按中华文化传统要求，帝王也要努力增强修养，力求也做圣人。
按中华文化传统要求，每个文化人同样也要以圣人榜样要求自己。
按中华文化传统观念，圣人不是天生的，人人都可以加强修养、不断践履，从而达到圣人的水平。帝王追求达到这水平，是要凭此做个好皇帝。普通文化人追求达到这水平，不是要争王位，而是要明白治世的道理。不做帝王犯得着弄清治世道理么？这就关涉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了。我一再强调，中华文化传统是以民族生生作为评判是非的最后根据的。帝王也好平民也好，都要对民族生生负责，都要以有利于民族生生作为自己一切言行的终极依据。因此，帝王与平民都有为民族生生相互提供意见的义务。至少，在学理上如此，执行得如何可当别论。唐代前期的帝王较为清醒，一般不会把"致君尧舜上"这些话当作反动言论的。
从原则上说，有能者可以去做帝王师，但事实上却要讲机遇，没机遇就做不成。谁也不能在努力之前便确实知道将来有机遇。谁都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以备一旦碰上机遇不致无所措手足。文化人毕生努力，只如足球前锋之踢球，全力以赴争取万分之一的机会去进球。
以圣人为榜样，人格问题相当突出。重读一遍《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可见杜甫虽在求人，却并无半点卑躬屈膝。杜甫是讲究风骨的。假如把这诗和李白《与韩荆州书》放在一起看，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就看得更加清楚了。李杜对那些有权者说话的口气，透露着这么一个要求：我把您看成国士，您也应以国士待我！
友 好 诤 言
《杜甫诗》一、二均已细读，平章站在唐诗全盛巅峰上的两大巨人（正因为有这两大巨人，才能显示唐诗巅峰高度）的代表作，难有新见。一因仰之弥高、探之弥深；再是好评已被人说尽。但兄另辟蹊径，探索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精神，选材又恰当，可资发挥。第一讲，兄开头便抓住李、杜诗艺独特处（"波涛倾泻"式与"深井钻探"式），分析工部青年时三首名作，在"炼字炼句，精细打磨"处所达到的"感荡心灵"效果。这正是兄的胜场，因为兄诗词创作的丰富体验，极大地提高了对中国文字的灵性和精微感，也是时下评论文字达不到处。如将"托"字和"入"字相较，阐述"风入四蹄轻"的"入"字所提升的骏马精神。《画鹰》颈联，评家多着眼于"摘"写情态、"呼"写神态动词之传神，而兄却着眼于极难下之虚词，"堪""可""似真而幻、似幻而真"这"经典式之炼字"。高明的读者可以悟到这个锤炼过的字在全诗整体中所焕发的生命力。其实，正是诗人的生命力辐射给文字载体后所显示出的写诗者的精神状态。具体到咏"胡马"、咏"画鹰"诗中，便是人的"精神境界"与"物的生命特色、生命意兴"融为一体。析诗到这一高度，可以说是已摸触到了诗艺底蕴。但三诗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前两首也许限于篇幅被忽视了，其实其中大有文章可做。现将两讲合并，试为兄提示、补充。
一、杜集咏物共６７首，据前人诗话记载，以咏马、咏鹰较多。如宋人贯休《蛩溪诗话》说："杜集及马与鹰甚多，亦屡用属对（举鹰马并举诗句，略）……盖其致远壮心未甘伏枥；疾恶刚肠，尤思排击。《语》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左氏》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隼之逐鸟雀也。'少陵有焉。"这是从中华文化传统上着眼。我则认为除这文化底蕴外，应有盛唐时代气象，如杜咏"胡马"，李白歌"天马"，都不忌胡种，这种文化包容精神到后世不绝如缕，至明清则相形见拙了。还有诗人个性、理想、遭遇都影响到物象选择和价值品评，青年时咏马的"骁腾"、鹰的搏击，充满青春锐气，浦起龙说二诗"自是年少气盛时，都为自己写照。"壮岁后，多转变为咏老骥、病马（《瘦马行》）、饥鹰，这是自身生命体验，情感阅历转移给畜禽，这种生命辐射现象，中国诗学中不少，李、杜尤多，值得注意。
二、《望岳》的文化意蕴更深。浦起龙《读杜心解》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作镇。"这实际上是说老杜胸怀品格之高大，置于全集之首，正是从诗人高大人格着眼。兄更从岱岳"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腾踔活力、壮阔胸怀上"着眼，认为诗人"景仰泰山，有认同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并向它吸取精神力量的意味"，看法又比前人进了一层。倘若更具体从诗人用以属对的"造化""阴阳"等中国哲学特有的概念来考虑，文化蕴含就更深了。年轻诗人写望中泰山之"神秀"、"昏晓"，不仅用形象思维，更运用了中国特有的哲学思维（"阴阳"首见于《易》，"造化"首见于《庄子·大宗师》）将整个自然创造化育之妙，阴阳运转之工，都由岱岳来体现，天地钟灵毓秀，似非偶然。诗的结句又化用了《孟子》中"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意境，其丰富的文化蕴含，正与盛唐如日中天气象（诗写于开元二十五六年间），诗人青春朝气（廿六七岁）相适应、相表里，从中或可以窥出中华文化精神之堂奥，它又是怎样潜育着、陶冶着文化巨人的。
三、第二讲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专谈它深含的中华文化底蕴，选材恰当，自不待言，对少陵峥嵘人格的理解与推崇，我与兄看法一致。但该诗究竟是求汲引，还是陈情告别诗，我与兄理解有分歧。
先谈该诗写作背景。据《旧唐书·韦思谦传》（韦济祖父）韦氏家族"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以来，莫与为比。"杜甫与韦，又是世交，有通家之好（韦济父辈与杜祖父杜审言是同辈人，同朝为官）。韦济由河南尹迁尚书左丞，入京前后，杜甫曾赠给他两首五排，第一首《奉寄河南尹韦丈人》，感谢韦频访问他河南偃师故庐，诉说留京不遇"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的牢骚。第二首《赠韦左丞济》是韦已迁尚书左丞来京后写的，前半称颂，后半则渴望荐拔："有客虽安命，衰容岂壮夫？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涂。不谓矜馀力，还来谒大巫。岁寒仍顾遇，日暮且踟蹰。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浦起龙将该诗定为天宝七年（748）作，今人因之，求荐举之心，情见乎辞。浦氏甚至说："'几杖'、'泥涂'，甚言蹉跌之状，然非盛年本色"（时杜年37）。该诗明显是求汲引。古体诗《二十二韵》，为诗人"蹉跌"时期中第三首赠韦诗，龙氏诠评云："此应诏退下后将归东都时作也。先是有《赠韦左丞丈》诗云：'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盖尝以推奖望之。是后，韦必常以公之才诵言于当轴而莫有应者，公遂决计远引，赠此致感，且以告别也。不作悻悻急去语，亦不作脂韦无骨语。本心之厚，立品之高，俱见。"前贤和今人均将此诗系年于天宝七年。今据新发现的韦济墓志，韦于天宝九载（750）由河南尹迁尚书左丞，则该诗和前诗，均应作于此年，即杜于天宝六年（747）应制举不第三年后。该诗具体系年姑置勿论，和前诗比，明显有别。浦氏说它是赠韦"致感且以告别"，评诠正确。
再从诗本身看，劈头提出"儒冠多误身"这一悖谬的人生阅历作为全诗主旨。中段"此意竟萧条"以下12句，缕述"儒冠误身"种种，"奉儒守官"是杜甫家教，也是他家族文化基因，诗人终身信守弗沦，"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但由于盛唐辉煌和阴影并存，衰变已经开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崇高理想和现实种种反差太大，使杜甫心灵偏于自我审视、自我反思，在对尊长陈述中，既表现出目空现世的自我中心情结，更并不讳言屈辱泥涂之感，自诩与自悲的剧烈冲突和心灵隐秘，都一一坦陈于诗中，呈现出一个活脱脱的杜陵野老自我画像。有目空一切的自估身价，也有自我调侃式的曳尾泥涂，这便是无可代替的"这一个"。唐人敢说大话，李杜尤其如此，这是盛唐气象的辐射。这自传性的生命体验，使该诗与前首求汲引诗内涵与情感迥异，读者不妨将它作为诗人用诗史思维之笔，来抒发自己的行为心理、人格情操和坎坷遭遇的诗传记来读。
也许该诗最后一段"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两句，有求援意，我则认为它和以上四句是一个整体，正因为感韦的厚爱和真情，于百僚上诵其佳句，正是为杜延誉，作荐举之阶，这是诗人对韦迁升弹冠相庆的根本前提。诗中的高度自诩与历数悲辛，都只是对知遇才能吐露的真情，这是了解本诗的关键，反用兄这一讲末的那句话，即"丈人以国士待我，故以国士报之。"报的是真情。
此外，这一讲还有值得商榷的细处。如说古人耻辱观"不以贫穷乞求救济为耻"。
我则认为并非如此，只是在知遇前不讳其耻。诗人明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正是极深刻的屈辱感只是不文饰而已。陶潜明秉性率真，所以能写乞食诗。不讳言与不以为耻是两码事，"文革"中我从肉体到精神受尽世上所有的屈辱，至今读司马迁《报任安书》便流涕，这里不多说。
又如说盛唐精神有些过头，赞它"即使朝廷大臣，都有宽广的胸怀。""好一个心理健康的时代"。而当朝的李林甫偏偏胸怀叵测，杜甫的青冥垂翅，就是栽倒在他那场"野无遗贤"的阴谋和骗局中。杜甫写于天宝十一载的"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遭忌刻，万事益酸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正是指这件事。那时的盛唐开始衰变，辉煌与阴影并存，安史乱后，便是落日的辉煌了。
至于古人的"内圣外王"之说，则是中华文化传统中近于神话的理想。圣人做帝王的只是存在三代传说中，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史上从没有实现过。帝王不由圣人做，不仅是正常现象，更是必然现象。
文斌
01.9.23.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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