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诗词例话》

开头的话

一
　　《诗词例话》是从诗话词话和诗词评中选出来的。由于诗词的创作积累得多了，就有专论或漫谈诗词的书，诗话词话和诗词评是其中的两类。最早的诗的专论是南北朝时梁钟嵘的《诗品》，诗的漫谈是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最早的词话当推宋王灼的《碧鸡漫志》。有关诗话的书，有宋朝阮阅编的《诗话总龟》，胡仔编的《苕溪渔隐丛话》，清朝何文焕编的《历代诗话》二十八种，一九一六年丁福保编的《历代诗话续编》二十八种，一九二七年他又编的《清诗话》四十三种，一九三四年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六十种。没有编进上述丛编的著名诗话词话还有很多。诗词评像元朝方回编的《瀛奎律髓》，附有纪昀的批语，明朝钟惺、谭元春评的《唐诗归》，清朝朱彝尊、纪昀、何焯批的《李义山诗集辑评》，一九三一年唐圭璋先生辑评的《宋词三百首笺》等。本书主要是从上述各书中选取极少的一部分编成的。诗话词话里包括的方面比较广，像诗人轶事，考证故实，评价作者，讲究诗词的渊源流变，研究声律等等，这些部分这里都不选。这里只选结合具体例子来谈诗和词的话，所以称为《诗词例话》。
　　我国有许多古今传诵的诗词，这些名篇都经过千锤百炼，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是我们对这些诗词，有的不了解它们的时代背景，有的又有语言的隔阂，有的不了解它们的表现手法，不能作深入的体会，怎样提高我们的欣赏力，怎样从这些名篇里取得借鉴，就成为我们在阅读古今传诵的名篇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诗话词话和诗词评的作者，有的是诗人，有的是诗词的研究者，听听他们谈古今名篇的话，或许对我们可以有所启发。
　　举例来说，诗话词话里也讲修辞手法，讲得比较深细。像洪迈《容斋三笔》里讲博喻，沈德潜在《说诗晬语》里讲互文，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谈反衬，这些，在一般讲修辞的书里是不谈的。所以听听这种讲表现手法的话，对理解古典诗词是有帮助的。
　　再就诗话词话里谈到欣赏和阅读说，谭献在《谭评词辨》里指出对诗词的理解，有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里指出“断章取义则是，刻舟求剑则大非矣。”就是读者从诗词的形象里引起种种联想，这种联想是一件事，怎样解释诗意是另一件事，这两者不可混淆。因为读者的联想可能并不符合诗的原意，所谓“作者未必然”。有些牵强附会的解释，就是从这里来的。假如我们知道了这点，那末有些误解就不会产生了。

二
　　诗话词话里讲的，不光对欣赏和写作诗词有帮助，还可通于其他样式的作品。比方上面提到的博喻，《容斋三笔》里指出韩愈《送石处士序》里就运用这种手法。我们在鲁迅的作品里，也可看到这种手法。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里称赞革命青年作家殷夫的诗，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笫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连迭用六个比喻。高度的思想，生动的形象，博喻的手法，构成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再像诗话词话里讲的仿效和点化，颇有推陈出新的意味，所谈的内容就不限于诗词。其中谈到有些意境和写法的继承发展，有从赋到诗的，有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到诗的，有从诗到戏曲的，已经关涉到各种体裁。比方讲到各种各样的仿效和点化：一种是就前人的意境加以点化，使它更具体、更丰富、更生动，这也就创造出更动人的新意境来；一种是把前人讲的意思，加以集中概括，提炼得吏深刻，更尖锐，更凝练，因而更激动人心；一种是自己有意境，借用别人所描绘的景物来丰富自己的意境；一种是借用前人作品的结构或个别词语，内容和意境却是全新的；一种是从不同风格不同体裁中借用个别内容，改造它的风格，纳入新的体裁中(详见《仿效和点化》)。
　　诗话词话中谈到用词的精练，也谈到各种修改的例，这对我们提炼语言也会有所启发。创造形象的语言需要加以上提炼。怎样把语言写得有形象、有情感，怎样通过语言去概括生动的哲理和诗意，怎样写得简洁，含蓄，句子短而有力，在诗话词话里就接触到这些问题，其中所谈到的例子，尤其包括在《精警》《修改》《含蓄》中的，更可供我们借鉴。
　　诗话词话里接触到的问题，有些也不限于诗词，比方作品应该怎样反映生活，《完整和精粹》里就接触到这一问题，怎样写才能真切动人，在《逼真和如画》《隔与不隔》里也接触到这些问题，类似这些都可供我们探索。诗和文可以相通的地方更多。由干诗话词话写得比较简练，有时不够具体，因此在解释里间或也引了谈文的例子来互相参照，便于理解。像在《复迭错综》里引了顾炎武谈文章繁简的例，《风趣》里引了林纾谈《汉书》中的例等便是。再像在《境界全出》里接触到“通感”的修辞手法，这是以前讲修辞学的书里没有谈到过的。以上这些，可以给我们不少启发。

三
　　从诗话词话里借鉴前人论诗词的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粗浅地说来，似有三点。
　　一是摘句。鲁迅先生说：“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倘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鲁迅全集》6卷330页《“题未定”草》六)鲁迅先生指出摘句的两种毛病：第一种，摘出几句诗，用它来说明作者全部作品或作者这个人的风格特点。比方摘出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来，说明陶渊明全部的诗和陶渊明这个人都是飘飘然的，这样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讲法，自然是不正确的。因为陶渊明在《述酒》和《读山海经》这些诗里，还有金刚怒目式的句子。第二种，摘出几句诗，用它来说明全篇作品的风格特点，有时也有片面性的毛病。诗话里谈诗，往往采用摘句，尤其是谈到长篇，从修辞角度来谈，更其喜欢摘句。因为作者要谈的不是全篇，而是其中某几句的修辞手法。谈诗中某几句的修辞手法，同鲁迅先生上面指出谈作家的全部作品或全人或全篇作品的风格不同，自然可以摘句，像《比拟》里引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说明他用蝉来比自己，这样的摘句还是可以的。即使这样，在引用这些诗话时，还是要注意全篇，防止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两种毛病。比方在《精警》里引了《东坡志林》，谈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谈到杜甫的“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说其中的“见”字和“没”字用得怎样好。这里虽然摘句，井从句中摘字来谈，但我们在说明里面，还是联系陶渊明《饮酒》之五(即“采菊”那一首)和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来考虑，结合摘句的上下文来说明“见”和“没”这两个字确实精练。总之，在引用诗话来说明各种手法时，尽量注意避免以偏盖全的说法。
　　二是彼此矛盾。诗话里往往发挥作者对于文学批评的见解，这些见解有的是互相矛盾的，有的是后者要纠正前者论点的偏颇的，但后者的论点也不免偏到另一方面去。这些像清朝的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有可取处也各有不足处，结合诗话来谈这些问题时，就能够看到的，对它们的可取处和不足处都作些说明。再像诗话词话里谈到具体作品时，有时对同一作品作出不同评价，有时把几篇作品比较优劣，这些评价有时也各不相同。像对瀑布诗和梅花诗的讨论，本书试指出哪种说法比较正确，提供读者参考。
　　三是错误。古人写诗话往往凭记忆，因此，有的引用有错误，有的事实有出入。比方把杜甫《秋兴》的“香稻啄余鹦鹉粒”说成“红豆啄残鹦鹉粒”(见《侧重》)。王维是盛唐时人，李嘉祐是中唐时人，却说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是抄袭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见《描状》)。类似这些，看得到的，在说明里把它指出。至于议论不正确的，也就看到的作些说明。
　　最后，谈一下这次的修改。本书初版于1962年，这次重印时主要是作了一些补充，有《形象思维》《赋陈》《兴起》，在比喻方面补充了《喻之二柄》《喻之多边》，也就是对“赋、比、兴”都作了补充。还有清朝的四派诗论，《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在《例话》初版里原来已经接触到神韵说，这次就把这四说都列入。不过这里谈到这四说，只是结合具体例子就欣赏和写作方面作一些粗浅的说明，不是对这四说作全面的探讨，所以还是列在例话中。对《形象思维》和这四节，都请钱钟书先生指教，作了不少修改。钱先生还把他没有发表过的李商隐《锦瑟》诗新解联系形象思维的手稿供我采用，在这次补充里还采用了钱先生《管锥编》中论修辞的手稿，谨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的编选，一定有选择不当，说明错误的，也许还有原文中的错误没有加以指明的，统希读者不吝指教，以便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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