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诗词例话》

忌执着

一
　　杜牧之作《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①。”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②存亡，生灵涂炭③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④不识好恶。(许顗《彦周诗话》)

　　彦周⑤诮杜牧之《赤壁》诗，社稷存亡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是措大不识好恶。夫诗人之词微以婉，不同论言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彦周未免错会。(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

①铜雀：台名，曹操所筑，在邺城(今河南临漳县)。二乔：江南乔公二女，都极美。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　②社稷：土地神及谷神，指国家。　③生灵：百姓。涂炭：泥涂炭火中，喻苦难。　④措大：指士人。　⑤彦周：宋时诗话作者许顗字。

　　杜牧的诗说，要是东风不给周郎帮忙，他不好用火攻，那就会给曹操打败，弄到国破家亡，连二乔也保不住，就是说周瑜的打胜仗是侥幸成功。但许顗认为这次战争有关吴国存亡，百姓遭难，杜牧什么都不说，却只怕捉了二乔，显得不知轻重，不识好歹。

　　这里接触到怎样读诗的问题，如对于怀古的诗，要不要用读史的眼光来评价呢？就读史说，国家的存亡，人民的命运，自然远远比两个女子重要。用读史的眼光来评诗。那末，诗人只关心两个女子，而不关心国家和人民，自然也大成问题。

　　但诗和史论不同，诗是文学，文学的特点是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所谓“言近指远”，不像史论那样可以作全面论述。言近，讲的是切近的事；指远，反映出一般的较深远的意义。这诗咏赤壁，赤壁之战的主将是周瑜，联系周瑜来说，倘二乔被掳正说明周瑜的国破家亡。诗人就是这样用个别的事来说明这一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命运，这也就是诗的表达法不同于史论的地方。许顗执着史论的见解来评诗，没有注意到诗同史论的不同，所以“未免错会”了。

二
　　唐诗绝句，今本多误字①，试举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升庵诗话》八)

　　“千里莺啼绿映虹，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②，多少楼台烟雨中。”此杜牧《江南春》诗也。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

①杨慎要改杜牧诗，不说他自己要改，说是俗本错了。明朝人往往喜欢这样说。　②南朝帝王贵族多好佛，兴建的寺庙很多，所以有四百八十寺的说法。

　　杨慎执着“千里”两字提出批评，认为千里之远，既看不见，又听不到，不合适，主张改作“十里”。实际上诗人写的不是他站在一处看到的景象，是指整个江南春色说的，“千里”正指江南范围的广阔。

三
　　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豃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凯风》《小弁》之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诗真可已于世乎？”(吴乔《答万季野诗问》)

　　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三)

　　《卫风·河广》言河之不广，《周南·汉广》言汉之广而“不可泳思”。虽曰河汉广狭之异乎，无乃示愿欲强弱之殊耶？盖情思深切，则视河水清浅，企以望宋，觉洋洋者若不能容刀、可以苇杭。此如《郑风·褰裳》中“子惠思我”，则溱、洧可“蹇裳”而“涉”。苟有人焉，据诗语以为汉广于河之证，则痴人耳，不可向之说梦者也。不可与说梦者，亦不足与言诗，惜乎不能劝其毋读诗也！唐诗中示豪而撒漫挥金则曰“斗酒十千”，示贫而悉索倾囊则曰“斗酒三百”，说者聚辩，一若从而能考价之涨落、酒之美恶。吟风弄月之语，尽供捕风捞月之用。杨慎以还，学者习闻数有虚实之辨(杨有仁编《太史升庵全集》卷四三论《公羊传》记葵丘之会)，而未触类园览。夫此特修词之一端尔；述事抒情，是处皆有“实可稽”与“虚不可执”者，岂止数乎？窃谓始发厥旨，当推孟子。《万章》说《诗》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盖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是以文而无害，奇而非诬。《礼记·表记》：“子曰：‘情欲信，词欲巧’”，亦见“巧”不妨“信”。诚伪系乎旨，徵夫言者之心意，孟子所谓“志”也，验夫所言之事，墨经所谓“合”也。所指失真，故不“信”，其旨非欺，故无“害”。言者初无诬罔之“志”，而造作不可“信”之“辞’；吾闻而“尽信”焉，入言者于诬罔之罪，抑吾闻而有疑焉，斤斤辩焉，责言者蓄诬罔之心，皆“以辞害志”也。高文何绮，好句如珠，现梦里之悲欢，幻空中之楼阁，镜内映花，灯边生影，言之虚者也，非言之伪者也，叩之物而不实者也，非本之心而不诚者也。《红楼梦》第一回大书特书曰“假语村言”，岂可同之于“诳语村言”哉？以辞害意，或出于不学，而多出于不思。《颜氏家训·勉学》记《三辅决录》载殿柱题词用成语，有人误以为真有一张姓京兆，又《汉书·王莽传赞》用成语，有人误以为莽面紫而发声如蛙。视运典为纪事，认虚成实，盖不学之失也。若夫辨河汉广狭，考李杜酒价，诸如此类，无关腹笥，以不可执为可稽，又不思之过焉。(钱钟书《管锥编·毛诗正义·河广》)

　　这里提到诗和文的不同，也是诗和史的不同，就是不能用读历史的眼光读诗，也就是破除执着，避免一些对诗的不正确看法，更好地理会诗的特点。历史要注意时、地、人所构成的事件，要如实记载，所以这里比做炊而为饭，但不变米形。写诗也接触到时、地、人或事，但同历史不同，好比酿而为酒，酒的形质尽变。现以《诗经》里的《凯风》和《小弁》这二首的序及诗为例，来看文和诗的不同。《凯风》的《序》：“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诗》：“母氏圣善，我无令(善)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序》好比饭，可以看到事实，是说有七个儿子的母亲要再嫁。《诗》好比酒，看不出事实，只看到赞美母亲的善良劳苦，七子自责不能安慰母心。因为写诗的目的只想感动母亲，让她得到安慰，但究竟为的什么，诗里根本不讲。再看《小弁》的《序》：“刺幽王也。”《疏》：“幽王信褒姒之谗，放逐(太子)宜咎，其傅亲训太子，知其无罪，悯其见逐，故作诗以刺王。”《诗》：“靡(无)瞻非父，靡依非母；不属于毛，不离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序》和《疏》讲明周幽王宠信褒姒，废太子宜咎。《诗》里不讲事实，只是说仰望的莫非父亲，依靠的莫非母亲，难道我不是父母的骨肉吗？为什么要抛弃我呢？这就说明文(或史)与诗不同，好比饭与酒的不同。这是诗里不讲事实而与史不同。

　　也有诗里讲事实，讲到时、地、人，但讲得跟史不同。如王维《同崔傅答贤弟》：“洛阳才子姑苏客，桂苑殊非故乡陌。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扬州时有下江兵，兰陵钲前吹笛声。夜火人归富春郭，秋风鹤唳石头城。周郎陆弟为俦侣，对舞《前溪》歌《白苧》。曲几书留小史家，草堂棋赌山阴墅。衣冠若话外台臣，先数夫君席上珍。更阐台阁求三语，遥想风流第一人。”这诗是写给崔傅和贤弟两个人的。说他们是洛阳才子，到苏州来作客，而桂苑在苏州，并不是他们的家当。苏州和九江在汉朝属扬州，因而从苏州又联想到九江和扬州。枫树几回青，是说他们在苏州住了几年。这时期扬州有军事，兰陵在常州，富春在浙江，石头城在南京(这些地方，汉代也都属扬州)，是指这次军事所涉及到的范围。在这时期，他们两人照样对舞，写字(王羲之曾在曲几上写字)，下棋(谢安与谢玄下围棋，用别墅作赌注)，非常从容。倘讲在地方上做官，先推崔傅；到朝廷上去当属员(晋代谢瞻因三语说得好，被聘去做掾属)，要推荐贤弟。

　　这首诗里讲到时间，不说两人在苏州住了几年，却说“九江枫树几回青”，几回青就是几年，因为要说得形象，所以说“枫树几回青”。为什么不说“苏州枫树”却说“九江枫树”呢？他们两人是住在苏州。因为《楚辞·招魂》里有“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九江在古扬州，又联系到江水，所以用“九江枫树”。这样又同“目极千里”联系，所以说“一片扬州五湖白’，从苏州联系到太湖、九江，加上下江(长江下游)的战事，风声鹤唳，就同招魂联系起来。这样，“九江枫树几回青”有几层意思，一是住了几年，二是“目极千里伤春心”，三是在下江兵事中惊魂初定。历史上写时间就没有这些花样。这诗里也写人，不说姓甚名谁，却说周郎陆弟，说周郎指前一个有周瑜的本事，说陆弟，指后一个有陆机弟弟陆云的文才，这同历史也写得不同。再看写下江兵事，诗里不讲战事怎样起来，怎样影响到常州、南京和富春，只说兰陵吹笛，常州在吹军号；鹤唳石头，南京吓得风声鹤唳，人归富春，不知是不是有人逃到浙江去。历史上讲战事也不能这样讲的。当然，这首诗主要不在写下江兵，主要是借下江兵来做陪村，写出两个人在这次战事中的态度镇静，依旧歌舞、下棋、写字，一点不惊扰，显出两人的能耐。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诗里写时间、人物和事件，写得同历史有多么不同。真像饭同酒的区别。

　　弄清楚诗的特点，有利于破除一些执着之见。《诗·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同航)之！谁谓宋远，跂余望之。”卫女嫁在宋国，被离婚后回卫，想念她的儿子，却不能渡过黄河去看他，所以说，谁说黄河宽，一叶苇草也可渡过去！谁说宋远，颠起脚来也可望到它，是反映她迫切想渡河去的心情。《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水上有游女，不可追求，来比汉水的广阔，不可游过去。这两首诗都说到水面宽广，但不能据此认为汉水比黄河难渡。《诗·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你想念我，我可拎起下裳渡过溱水来找你。这表示对对方的热诚，并不是说溱水可以随便渡过去。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诗里的酒价，有时夸富，有时示贫，不能作为考证的依据，这正是诗和史的不同。历史里记的要求切实可靠，应该是可以根据的；诗里往往有夸张，不能作为根据。说西周灭亡后，没有老百姓剩下来，是一种夸张的说法。“靡有”这个“靡”(无)字，并非真无，倘认为真无，那就会因这个字而影响对这句话的理解，并因这句话的关系，影响对作者用意的理解，所以说“不以文(字)害辞(句)，不以辞害志(用意)。”夸张的说法是虚的，不确实的，但不是说假话，而是表达了作者的真感情，所以读诗不能以词害意。

　　以词害意，有的是由于知识不够。像《三辅决录》里讲：汉灵帝在殿柱上写：“堂堂乎张，京兆田郎。”“堂堂乎张”是《论语·子张》里称子张的话，这里是说京兆人田凤像子张那样堂堂。有一才士却说：这是指张京兆和田郎两人。《汉书·王莽传赞》：“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是说王莽的政权像紫色蛙声和闰位，即是伪政权，因为古以赤是正色，紫不是正色，蛙声比做靡靡之音，不是正音；阴历每年多余的日子积成闰月，不是正式的月。有一才士却说：王莽的皮肤是紫的，声音像蛙鸣。那也是“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了。

四
　　山阴阎百诗，学者也。《唐贤三昧集》初出，百诗谓余曰：“是多舛错，或校者之失，然亦足为选者累。如王右丞诗：‘东南御亭上①，莫使有风尘。’‘御’误‘卸’，江淮无卸亭也。孟襄阳诗：‘行侣时相问，涔阳何处边②。’‘涔’误‘浔’，涔阳近湘水，浔阳则辽绝矣③。祖咏诗：‘西还不遑宿，中夜渡京水④。’‘京’误‘泾’，京水正当圃田之西⑤，泾永则已入关矣⑥。”余深韪其言，寓书阮翁。阮翁后著《池北偶谈》，内一条云：诗家惟论兴会，道里远近，不必尽合。如孟诗：“暝帆何处泊，遥指落星湾。”落星湾在南康云云⑦。盖潜解前语也。噫，受言实难！夫遥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岂可为浔阳解乎？(赵执信《谈龙录》)

　　李太白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按《史记》言：“匈奴左方王将直上谷以东⑧，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⑨，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⑩。《汉书》言：“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光禄塞下⑾。”又言：“天子遣使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⑿。后单于竟北归庭。”乃知汉与匈奴往来之道，大抵从云中、五原、朔方⒀，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赋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门⒁。”而玉关与西域相通⒂，自是公主嫁乌孙所经。太白误矣。《颜氏家训》谓：文章地理，必须惬当，其论粱简文《雁门太守行》，而言“日遥康居⒃，大宛月氏⒄”，萧子显《陇头水》而云“北注黄龙⒅，东流白马⒆”。沈存中论白乐天《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谓峨嵋在嘉州⒇，非幸蜀路。文人之病，盖有同者。(顾炎武《日知录·李太白诗误》)

①御亭：在苏州西。　②涔阳：涔水的北岸，在湖南。　③浔江：江西九江县。　④京水：即河南贾鲁河，自郑县以上称京水。　⑤圃田：在河南中牟县东。　⑥泾水：从甘肃流到陕西入渭水。　⑦南康：在江西。　⑧上谷：汉郡名，治所在河北怀来县。　⑨上郡，汉郡名，治所在陕西绥德县东南。　⑩代、云中：汉郡名。代郡治所在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治所在内蒙托克托县。　⑾光禄塞：在阴山北。　⑿鸡鹿塞：在内蒙黄河西北岸。　⒀五原、期方：汉郡名，五原郡治所在内蒙五原县，朔方郡治所在内蒙鄂尔多斯。　⒁雁门：汉郡名，治所在山西右玉县南。　⒂玉关：玉门关，在甘肃敦煌县西。　⒃日逐：匈奴日逐王，统领西域诸国。康居：汉时西域国名。　⒄大宛、月氏：汉时西域国名。　⒅黄龙：在河北承德县一带。　⒆白马：白马河，在阿北饶阳县南。　⒇嘉州：今四川乐山县。

　　这里讨论诗中的地名问题。上一节里谈到诗与史不同，诗中的地名跟历史上记的地名有时不一样，如“一片扬州五湖白”，五湖即太湖，唐时的扬州在江都县，那里和太湖不相接，所以诗里的扬州指汉朝的扬州，用古地名，所以不能据这句诗说唐朝的扬州接近太湖。这句话里用古扬州，它的用意，是因为诗里谈到当时发生战争，战事牵涉到常州、南京和浙江的富阳，都属于古扬州范围，所以用古扬州这个地名。可见诗里用的地名，虽说和当时的地名不一样，也有它的道理，不是可以乱来的。上一节里引王士禛的话，说诗里用地名，只取“兴会神到”，也有他的道理。像上引的诗句“九江枫树几回青”，忽然用个九江，九江原属楚地，《楚辞·招魂》里“湛湛江水兮上有枫”，因为想到枫树，就从《楚辞》联系到九江，而九江又正在古扬州，所以一起联上，这就是诗人的“兴会”。但王士禛说这话，还有他的用意，像赵执信指出的，那就不对了。

　　王士禛选了《唐贤三昧集》，当时的汉学家即精于考证的阎若璩看到诗里的地名有错字，就告诉赵执信，赵告诉王，王不以为然，后在《池北偶谈》里讲了，说诗里的地名“道里远近，不必尽合”。再看看阎提出的三个地名。王维《送元中丞转运江淮》：“东南御亭上，莫使有风尘。”题目是“转运江淮”，御亭在苏州西，正是江淮都运官管理税务所管辖的范围，写成卸亭，没有这个地方，是错的。孟浩然《夜渡湘水》：“行侣时相问，涔阳何处边。”孟浩然在渡湘江时，想到屈原的《九歌·湘君》“望涔阳兮极浦”，就问道不知涔阳在哪里，这是很自然。倘作浔阳，在九江，那跟渡湘水就毫无关涉，不能拿诗里的地名可以不管远近来自解了。祖咏《夕次圃田店》：“西还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他停在河南的圃田，半夜里渡过京水西去，倘作泾水，一下到陕西，显然不对。

　　顾炎武批评李白《王昭君》“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认为昭君嫁给北方的匈奴，不走玉门关的路，弄错了。光看这两句，还不能断定李白是否真的错了。因为唐朝人喜欢借汉指唐，如白居易《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借汉皇来指唐明皇。要是这两句是借王昭君来比唐朝公主出嫁，那末说“一上玉关道”还是对的。但诗里有“死留青冢使人嗟”，青冢只能指昭君，不能比别人；可见顾的批评是对的。江淹《恨赋》写得比李白正确。《颜氏家训·文章》里说：“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颣，美玉之瑕，宜慎之。”这话是对的，因为雁门太守在山西，管不到西城各地，即管不到日逐王，更管不到康居、大宛、月氏；陇水在甘肃，流不到河北的黄龙、白马。但批评“峨嵋山下少人行”，却不恰当。因为峨嵋山是代四川，只是说在四川的山路上本是少行人罢了。“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这个峨嵋山，就是四川的代称，所以完全可以的，倘说“太行山下少人行”就不行，因为太行山不代表四川。这说明诗里用地名与历史不同，但不论用古地名或借用，都有一定的范围，不能乱来的。

五
　　苕溪渔隐①曰，“拣尽寒枝不肯栖”，或云鸿雁未尝栖宿树枝，唯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也。此词本咏夜景，至换头②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咏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盖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

　　东坡雁词云，“拣尽寒技不肯栖”，以其不肯栖，故云尔。盖激诡之致，词人正贵其如此。而或者以为语病，是尚可以言哉！近日张吉甫复以“鸿渐于木”③为辩，而怪昔人之寡闻，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当援引为证也，其实雁何尝栖木哉？(王若虚《滹南诗话》)

①苕溪渔隐：宋朝胡仔住在湖州，因号苕溪渔隐。　　②换头：词分上半阕和下半阕，下半阕的开头称换头。　③《易·渐卦》：“鸿渐于木。”说鸿从水边上升，升到岸上，升到树上，比喻官位逐步上升。这是比喻，并不说明鸿是停在树上的。

　　胡仔提到有人执着鸿雁的生活习性是不停息在树上的，便认为苏轼《卜算子》讲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话有语病：鸿既然不会栖息在树上，那就没有肯不肯栖的问题。这里接触到另一理解诗的问题，就是诗的说法不同于科学的记载。诗人抒情，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倘作为科学记载，那就不行。同理，诗人借孤鸿来自比，借鸿雁的不栖息在树上来比喻自己的不肯去投靠人，用的是比喻和拟人手法，所以说“拣尽寒枝不肯栖”，我们正当从中体会诗人自喻的用意，不该把诗同科学记载混同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诗人体物不该违反生活的真实。像“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由于诗人向黄河上游望去，看到水天相接，写出他的真实感受，并不在说明黄河的源流，不会引起误解。像“拣尽寒枝不肯栖”，同雁不栖在树上的说法是符合的，也就是诗的语言并不是可以违反生括真实而随便说的。这是又一方面。因此《易经》里说“鸿渐于木”，即大雁从水边上升，渐渐升到树上，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是不恰当的。但“黄河之水天上来”，符合我们的感觉，是可以容许的。这就是诗要求生活真实而不同于科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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