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屈原文集
《文怀沙序跋集》选
一
《屈原<九章>今绎》自序
王逸说：“《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王逸这短短的叙述，主要揭明下列三点：
一、肯定《九章》全部的著作权，归屈原所有。
二、《九章》写作的背景及时间，是在被放于江南之野以后；心境极痛苦距自沉不久的时候。
三、“章”字是彰明的意思。屈原所以命题写《九章》，乃是说明自己在这些篇什中所陈述的忠信之道甚明确易晓。
关于第一点问题较少，虽也曾有好事的人疑东疑西，认为某一句或某二句不似屈原之辞，因而断某篇或是后人的伪托。其气势虽汹汹，论据却飘飘然落空，这类人所依恃的只是“想当然”的“或者”、“大概”；上焉者，也只是沾沾于自以为是的孤证。故《九章》著作权所属的问题，截至今日为止，是没有必要再事饶舌的。这并不是讳言像这样流传了历二千年之久的诗篇中并无讹字窜简，关于这一层历来便有许多辛勤的学者们在继承着前人的研究工作，细心地反覆爬剔和校勘，并且有一定的成绩。
第二点说到《九章》的写作背景是在被放于江南之野等等，从《九章》诸篇什所共同表达的内容看——《橘颂》可能是个例外，因为它的调子平和，与其他的八篇风格迥异，大体也可置信。据洪兴祖的补注说：“《史记》云，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王怒而迁之，乃作怀沙之赋，则《九章》之作，在顷襄时也。”明说《九章》作于顷襄王时，即屈原的晚年；亦即在屈原二次放逐时。我认为“时”应该是指那个时期，包括屈原第二次放逐的前后十来年，不一定是指一个短时间，故不能把《九章》看成是一个短时间写成的有首有尾的整体。但，洪兴祖的话还是有语病的。他举《怀沙》一篇为证，便概其余，这是不妥当的，问题是“九章”二字是否屈原为写自己九篇作品所设立的母题?朱熹说：
“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这见解相当正确。是故纵或决定了《怀沙》篇的写作时期，也不能同时决定《九章》其他篇什的写作时期。
至于第三点，王逸解释《九章》的“章”字，不免有些汉儒的迂气。《九章》在屈原的作品中诚然是比较明确易晓的，朱熹说：
“大抵多直致，无润色。”朱熹说的只是大抵直致，并不是全部，其间隐敛迂回处也有的是。我们既认定《九章》是后人题名，那末章字就是篇章的章，毫无为之曲解的必要。
说到有关《九章》篇次的问题，乃是为自来治《楚辞》的人所聚讼的。王逸章句的次序是：一、惜诵，二、涉江，三、哀郢，四、抽思，五、怀沙，六、思美人，七、惜往日，八、橘颂，九、悲回风。这次序自然不能不引起许多人的怀疑，于是后来的人，如林西仲、蒋骥等各有各的看法，这里不打算详加胪引或评述。迄近人游国恩认为它的次序是，一、惜诵，二、抽思，三、悲回风，四、思美人，五、哀郢，六、涉江，七、橘颂，八、怀沙，九、惜往日。他又认定前三篇是作于怀王时代；《惜诵》是在怀王十六年，谏绝齐不听，被谗去职时所作，《抽思》与《悲回风》则作于怀王二十四年第一次被放时。《思美人》以次则作于顷襄王朝。我认为游氏的看法，自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理解，但欲就此“坐实”，却难令人无条件的心服首
肯。例如他指《惜诵》篇不是放逐时所作，所引用的是该篇的文句作为有力的内证，他认定：“欲值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离尤。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女何之?”以及“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的句子便是屈原“此时正是进退两难的情形，他想迟疑不去，又怕为小人所害，想高飞远举，又怕君责他恝然寡情，但最后还是想远身避害。这便是《惜诵》非放逐时作的铁证”。游氏又说：“‘忠何辜以遇罚兮，亦非余之所志也!’从此两句看来，可知他这次是因谏诤而‘致愍’的，‘致愍’便是‘遇罚’，单说‘遇罚’，便知此时没有放逐了。”(可参阅游国恩：《楚辞概论》)我想这种论据还是不足以当铁证的。所谓“欲值佃以干傺兮”，未尝不是在放逐途中的一种想法，“恐重患而离尤”，很明显的是说他担心有更大的灾难要来临——在放逐中的人也很可能被人暗害。更何况屈原政治上纵使失意，但仍有其作用。而所谓“患”很可能是指放逐之苦，“重患”当胜于一般人的放逐之苦；这是一时想到的，非必如是索解。“欲高飞而远集兮”，如果将这句理解为离开郢都的想法，不如解作屈原有打算离开祖国的想法。要知“道不行去国”的事在当时毫不稀奇，甚至蔚成风气。被屈原在诗篇中用相当
同情与悼惜的口吻提到的伍子胥便是就中一人。(《涉江》篇：“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但是作为热爱祖国的诗人，他竟抛不开他那股缱绻的情怀，于是乃有“君罔谓女何之?”一往情深的揣测和顾虑。而“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也并不能证明不是屈原在放逐途中的设想。至于“单说‘遇罚’，便知此时没有放逐”，云云，我觉得更难成立。
我的印象是自来考订《九章》次第的，都是主要的根据每篇本身的文句。按说这应该是比较最为妥切的办法。可惜，每篇的文句中大多数不能找到某篇是作于某一年的确切不移的铁证。而从风格上看，除去《橘颂》篇以外，气息都很近似。说到《橘颂》篇，有人认为是屈原早年未成熟的作品，所以“诗思窘狭，抽象话太多”。(参看陆侃如：《屈原》)但我们未始不
可以另一端的理解为屈原的晚年作品，所谓归绚烂于平淡是也。我认为将《橘颂》认作早年作品，未尝不可，但如据陆侃如氏的理由，所谓“诗思窘狭”则不为允当。假使承认《橘颂》是咏物诗，则自有其一定范围，无所谓“狭”，风格那样雍容而朴实，更无所谓“窘”。总之，我认为勉强替《九章》排定次序，很容易造成“我们大家都错，·只是错法不同而已”的结果。
我个人对《九章》的看法是，《橘颂》不会是居间的作品，非在极早，(早在怀王时第一次被放时，甚或在这以前)，即在极后，后于其他任何作品，至少在《哀郢》以后。《橘颂》的存在，更足证《九章》必后人所辑。除《橘颂》以外，关于其他八篇作品的写作期，我不完全相同却近似王逸和洪兴祖的理解。我认为虽不会是屈原在一个短期内意识地有计划地为同一母题所写下的东西，但风格——主要是每篇所流露的感情是非常接近的，内容都是抒写在二次放逐后的痛苦和愤懑。就中《哀郢》的写作时间，无容置疑是在秦国白起陷郢都以后，亦即顷襄窜陈以后所作。而《涉江》，《怀沙》，《悲回风》，《惜往日》，细绎文义，写作时间可能与《哀郢》最为贴近，如置之于《哀郢》之后，或无不宜。《惜诵》，《抽思》，《思美人》，则比较可能在郢都沦陷以前，即在二次被放的那一段期间，亦即《哀郢》篇所谓：“至今九年而不复”的那个“九年”之中。以上的说法，只能说是个人对《九章》篇次概念性的理解，姑且写出来聊备一格，作为读者们的参考。自然非常可能也是“错法”中的一种。个人既无意亦无力替《九章》的篇次，根据不易的论据，重加排定。因而在整理《九章》时，其次第也只好仍王逸之旧了。
又本书绎文谬误之处必多，希望得到读者朋友和专家们的指教。
1952年4月5日，于上海行次。
二 《屈原<九章>今绎》后记
《屈原九歌今绎》从在杂志上发表到印成单行本，我前后收到有关批评的文章和信件(有长达万言的信)约四十多篇。集中起来，总不下十万言吧。其中有许多宝贵的意见。这至少证明迻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工作是非常迫切需要的。为了答谢读者朋友们的鼓励，我只有坚持这项力不从心的工作。这里我再将《屈原九章今绎》呈献给读者朋友们。
《九章今绎》的体例，一仍《九歌今绎》之旧。柳亚老的题辞，是他以前送给我的诗句，放在《九章》之前是相当合适的。我曾找亚老另写，但他病血压过高，挥毫绝不可能，后虽勉力用铅笔写，但如制版是不很理想的，故仍采旧题。但对亚老的热爱，我还是非常感谢的。插图九幅，则采用涉园依文津阁本重印的萧云从《楚辞图绘》制版。原书承王汝弼先生见贻，并谢。
感谢郭沫若师替本书若干篇什的校阅和修正，又书名题签也出郭师手笔。友人王汝弼和林庚两先生都是当代有数的《楚辞》专家，感谢他们在百忙中替本书写跋文，只是，若干过当的谬许，不仅使我汗颜，抑且使我惶恐。尤其是从来持重的汝弼先生由于爱护我，更是由于爱护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好些字眼都下得过火了。从客观上看，他恍惚是在向未来的从事适绎中国古典文学的朋友们，提出完美的希望和要求。纵使我个人“受之有愧”，但我深信即将有人会“却之不恭”的。因此，我愿意以最诚挚的心怀将汝弼先生的宏文保留下转赠给即将以严肃的态度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朋友们，以谢我今日亵渎屈原的罪过。虽然，我也曾竭尽过我所有的努力。
1952年8月 北京
三
祖国的诗人之父—屈原
屈原是出现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博得中国人民爱戴的诗人。今年农历端午节恰好是他的二二三O年忌。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天才的爱国诗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定于今年9月间为他举行隆重的纪念。
自纪元前376年，位于黄河流域的晋国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国家，历史上即进入了所谓战国时代。这时，在北方除雄峙关西的秦国以外，还有燕、齐两国，在南方的便只有幅员最大的楚国。这七个国家连年征战，彼此攻伐，前后竟绵亘了150多年，人民的苦难，是不可言喻的。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生于纪元前340年，死于纪元前278年。他所生活的62年，离开上述的战国时代的开始仅34年，下距秦帝国的统一中国亦不过
57年。他出身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楚怀王在位时，曾任职左徒(相当重要的官职，大概相当于副宰相的位置)，，他不仅有渊博的学识，而月-关心政治，热爱祖国。起初很得怀王的信任，无论是办理国家重要的内政和外交工作，都请他参加。他的同僚上官大夫很嫉妒他。
有一次，怀王命屈原拟草法令，这篇文稿还没有完成，—亡官大夫恬不知耻地打算冒名顶替，据为已有，正直的屈原自然不能同意。上官大夫为此事，心怀不满，便到怀王面前去说屈原的小话，怀王听信上官的话，开始对屈原疏远。后来秦国想进攻齐国，但齐、楚两国既结为同盟，又有亲戚关系。事实上秦国如要想并吞六国，非先要把六国中较为强大的齐、楚之间的亲密关系打破不可。于是，秦国派遣谋士张仪到楚国去，游说怀王和齐绝交，并且声称愿意把商於那块六百里大小的地方送给怀王，作为附带条件。怀王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远见的人，被张仪的游说所动，立刻宣布和齐国绝交。事后派使者向秦索地，张仪故意托病不出。怀王以为他的做法还不能使张仪满意，又特地派人去辱骂齐王，以表示他态度的决绝。这时，张仪所预设的政治阴谋完全达到了，他的假病也没有再装下去的必要了。他摆出—一副撒赖的面孔说：我当时只说送给你们六里地，并没有说过送给你们六百里地的话。怀王心知受骗，痛恨张仪，乃出兵击秦，连打了好几次大败仗；丧师失地，狼狈不堪。
从此楚国的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忽而联齐，忽1而联秦。秦昭王初立，愿意和楚国恢复邦交，送给怀1王许多礼物，并约为婚姻，怀王接受了，还特地派人1去迎接新妇。这时，在政治上比较失意的屈原，不能再缄默下去了，他极力地表示反对。刚愎自用的怀王不仅不接受屈原的忠告，反而制止了屈原在政治上发言的权利。
三四年后，秦又兴兵攻打楚国，楚国在军事上连遭失败。怀王又起用屈原，派他到齐国去重结友好。不久，秦昭王邀请怀王到秦国去会淡。秦国当时对楚国的吞并意图是再也清楚不过的。忠贞的屈原非常明确地劝阻怀王，他说：秦国像虎狼一样狠毒奸诈，千万不可信任。更不能去赴会。怀王的幼子子菌是一个毫无骨气的人，他却劝他的父亲不可放弃这个谄媚秦王的机会。当怀王进入了武关，秦国事先早就埋伏了军队，竟把怀王扣留住，要求割地。失去自由的怀工，这时多少有些觉悟，他拒绝对方的要挟，由于种种刺激，被逼病死在秦国，这是公元前296年的事。
怀王的大儿子顷襄王继立，这个人比他的父亲尤为软弱。顷襄王的弟弟子蘭做了令尹(楚国的宰相)，屈原对子葡劝怀王人秦是深为不平的，不免在语言和诗作中吐露出他的怨恨。子荫知道了非常愤怒，于是使上官大夫到顷襄王面前去制造谣言，屈原由于毁谤被流放到长江以南的地方，这次的流放，前后竟长达十多年之久。
屈原在这次长期的流浪途中，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到民间的困苦，要求祖国振兴的心愿，更为迫切。但是，他在政治上的作用，几乎完全被当时昏庸的统治集团剥夺完了。他已经很明白地知道自己没有被召回的希望，虽然他无时无刻不在痛苦地关心着祖国的安危。
公元前278年的春天，秦国的军队攻陷了楚国的京城郢都，楚王的祖坟也遭秦兵挖掘烧毁。这时，屈原已是62岁的老人，他亲身经历了这次痛心的丧乱，他眼看到祖国即将走向覆亡的命运，他痛心于广大人民的流离失所，终于，在这一年的端午，投身于长沙附近的汨罗江里。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
从历史传统上看，楚国是一个巫风很盛的国家，屈原早期的作品——《九歌》是一套娱神的乐歌。“九”并不是数目字，郭沫若先生说，或许是纠字的意思，取其情意缠绵婉转。《九歌》传说是根据原来流传在沅湘之间的祭歌改作的。这些诗篇的保留，我们不难体会到在改作—其实是加工过程以前，屈原是经过深湛地向民间文学学习和钻研的阶段的。《九歌》最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地方，第一是精醇而且新鲜的形式，第二便是屈原通过对神的描写和歌颂，表现了他对人间最深挚的感情。《九歌》计11篇，其间最大部分是抒情的凄婉的恋歌，其次是战斗的悲壮的挽歌和庄严的肃穆的祭歌。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他晚年遭受放逐时血和泪的结晶。这首最负盛名的抒情长诗，主要描写一个苦闷的灵魂的追求，彷徨和幻灭的感觉，上天下地，骑龙使鸟，用丰富的想象和巧妙的比喻，抒写自己一腔怀乡爱国的情绪，满怀生离死别的痛苦；再以神话佚闻，夹杂叙述，组成了这样一首扣人心弦的乐章。这乐章有时显得那么幽咽，有时又那么峻峭。贯穿全篇的主要的音流，便是他那股深挚得令人下泪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感情。诗人唱着：
“哀民生之多艰兮，长太息以掩涕。”(可哀怜的是人民生计的困苦，长长地太息，止不住我眼泪的倾流。)他的疾恶如仇的正义感，使他不暇顾忌个人的利害得失，他说：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我不怕个人遭受到任何祸灾，我担心的是祖国的车乘要被支解。)甚至于他歌出了这样的声音：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真理是没有私心的，他要辅助世上的好人。只有伟大的热爱人民的人才配享用我们广袤的国土。)类似这样的诗句很多，都透露出屈原对君权的看法，他一再证明所谓君权一旦脱离了人民的要求，必然会走向灭亡的道路。上述种切，已足以说明我们的古诗人，他所拥护的是什么，他所反对的又是什么了。
《九章》乃是后人收辑屈原的作品9篇，合在一起，故名《九章》。就中《哀郢》篇乃是写于白起攻陷郢都的那个时期。其他的篇什除《橘颂》以外，大都是作于屈原自沉以前，那一段长期流亡的期间，所以调子非常沉郁。
《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奇特的一篇，在形式上是四言体裁，内容变幻莫测，在这一诗篇中，诗人一连串发出172个问题，他对古代的历史传说，宗教信仰，宇宙观念，都加以怀疑。这篇作品，反映出诗人禁压不住的内心的痛苦，以及由于他面临着悲惨的现实，因而引起对一切信仰的崩溃。
古中国的人民是富于诗意的想象的。如果有人病了，他的亲人们往往会在更深夜静的时候，用亲切的、哀凉的透过荒野的声调，呼唤着病者名字：“某某的魂啊!你回来啊，你回来啊!……“《招魂》正是从这种类型的原始的俗歌所发展出来的玮丽哀婉的诗篇。它的内容是：通过丰美多彩的形象，反覆地歌讴着自己的祖国如何可爱，而任何方向的其他地方，相形之下，又是如何不可居留。这其中，洋溢着诗人热爱祖国的一片精诚。大概是诗人在黑暗而昏聩的政治压力下，感到自己的形(躯体)和神(灵魂)好像是分散了似的。于是他用那眷恋而热烈的歌声召唤起自己孤独而飘荡的灵魂。也有人考订，认为这篇东西，是屈原追悼楚怀王的作品。
此外观今流传的屈原的作品还有《卜居》、《渔父》等篇什。
以上只是非常粗略地介绍了一下屈原的作品。
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主要是依藉他的不朽的作品来证实他的伟大。如果有人问，屈原创作中所选用的艺术形式与语言的源泉是什么?他诗篇中所表达的内容，即主要的思想感情又是什么?那末，我们可以简要地回答：屈原所采取的是民间的也是民族的艺术形式，他撷取了大量的楚国人民的口语，他的调子是活泼，和谐，生动的。他的诗作的丰富多彩的内容规定了他的形式，他新鲜的形式又加强了内容的突出。他的文体大大地区别于贵族的庙堂文学。诗篇中充满了奔放的想象，但，他的思想与感情还是紧紧地联系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他揭发了统治集团的黑暗。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依然从他的诗篇里得到鼓舞。
在纪念我们伟大的天才、爱国者、诗人—屈原时，我们应该记取，只有能热爱并且忠实于自己的时代，同时能正确地指出属于自己时代的要求的诗人，才能不朽。我们纪念屈原，应该着重指明他是热，爱人民、热爱国家、关心政治的诗人。屈原的作品是在一定的程度内，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通过对个人苦闷与矛盾的描写，反映了他对当时黑暗政治的愤懑。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所共同肯定的，乃是为正义而奋斗的性格。而他所认为的正义的内涵，明确地说便是一种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热情。
1953年8月中旬草—原载《中国青年》，同年11月略经改定于聆喃堂。
四
《屈原<离骚>今绎》后记
《离骚》这首令人目眩的伟大的抒情长诗，反复地透露着对光明的憧憬；对芳菲的向往，这乃是发自诗人屈原热爱人民的高尚的情致。从表面上看，这诗篇中似乎有太多的有关诗人自我的表现。但由于他的所谓自我乃植根于灾难重重的人民的灵魂深处，因而它所宣泄的便不能被理解为，止是局限于个人而已。恰巧相反，它在一定的程度内，比《九章》及屈原的其他作品，更多地、更集中地反映了他所处身的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要求。我认为这一点是对《离骚》其诗的基本认识和估价。
感谢我最为亲切的朋友屯阳，通过他的启发，使我能较为深入地理解了《离骚》，同时，我也就有幸福更懂得如何热爱着我们的人民诗人屈原了。约摸算去，几乎将近20年；这么悠长的岁月，我对屈原的尊敬与热爱，始终是与日俱增的，他始终成为我生活的动力之一。虽然开始接受这样盘旋激荡的诗篇时，我所凭借的只是一股稚气。但，这一片音流所洋溢着的一贯的精诚，竟冲破了黑暗的历史的帷幔，挣出了人类崇高的永恒的情操。它替我们证实了：自私的贪婪的樊篱必然会被永生的熊熊的火焰所烧毁。我不能不爱这首诗—我竟为它振奋得流泪……
适绎《离骚》是我这些年来，从来未敢忘怀的工作之一。我曾经先后校改过二十多遍。总觉得要想通过绎诗，来表达原作全篇的节奏，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基本条件在于能掌握原作的感情的内在旋律。这个所谓基本条件又干系到许多更枝节的问题，在在需要引起我们适当的注意，例如韵读，我们姑且根据陈第的《屈宋古音义》来作一次统计：《离骚》全文共
188韵，同韵读的有多至五重韵，而转韵也不少，通篇竟共转86次之多。这不单是所谓形式问题，作为一个企图以新体诗再现《离骚》的人，他有什么理由忽略这颗发自伟大的诗人的心脏搏动的音速的缓急呢?
举此一端，也足以说明我的绎诗窳陋。
我把这窳陋的绎诗搁置了好些年，其间纵一再修饰，无奈，浓淡参差，百不惬意，虽曾几度废稿重绎，自视也难做到尽如己意。
今年，因为是屈原的2230年忌，5月份我正旅居上海。我的好友唐弢先生，把我这首绎诗在《文艺月报》上发表了。发表后，心头简直有说不出的况味。我解嘲地想：是非还是多求教读者吧。老锁在抽屉里总不是事儿。同时，对于一般不习惯阅读原诗的年轻朋友，通过读绎诗的印象，进而引起直扣原作的兴趣，不是多少也还有些作用么?绎诗既经一次漏脸，又经过几位朋友的鼓舞，我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爽性让它出一个单行本。这便是这册小书出版的经过。希望热情的读者朋友们，能随时对我这种寻绎或抽绎的办法多提意见，哪怕是一字一句也好。我盼望意见收集得多了，有再一次重加编织的幸福。
我永远不能忘记：三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气候骤降至零下十多度。述麟病后彻宵替我赶抄《离骚今绎》的某一次定稿，因为费德林先生约定次日向我索取该稿副本，俾作迻译成俄文时的参考之用。而述麟竟因此又病倒了两天。我给予述麟的，除去请他忍受抄阅那拙劣的绎诗以外，竟没能找出任何的话头作为慰安。我相信述麟确是关心这册小书的，权以此书出版，祝述麟身心健康。虽然近两年来始终没有能见到他。又，本书原稿曾请郭沫若师及游国恩先生代为校阅，得到帮助不少，特此志谢。
1953年12月1日于北京聆喃堂
燕堂门下之柔李强据《文怀沙序跋集》选录
来源 怀沙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