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美创造学
作者:毛 翰
第一章 什么是诗
1、诗的定义
诗学关于诗，就像美学关于美一样，很难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如果你去问一位诗学家“什么是诗”，就像你去问一位美学家“什么是美”一样，是难以得到满意的回答的。诗之所以难于定义，大概因为“它是太属于精神世界，太缥缈了”(1)
。而且，诗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当诗的广义与狭义搅在一起时，“什么是诗”就显得更为纷纭复杂了。海德格尔就不满于“把诗归入文学”、对“诗必在文学之中谋得其存在形式”(2)不以为然。这不免是偏颇之论。诗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当然应该属于文学，文学包括诗、散文、小说和戏剧等，这难道还有疑问吗？不过，这里所谓的诗，只是狭义的诗。诗还有一种广义。广义的诗就不再属于文学，不再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和组成部分了。海氏的不满也是有道理的。
当我们把广义的诗与狭义的诗区分开来，就可以避免许多混乱，诗的定义也就开始明晰了。
广义的诗
广义的诗，是一切艺术（包括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通称，是自然美、艺术美和人生美的代名词，是人类观照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的灵魂逃逸现实后的栖息方式。
作为艺术的通称，我们可以说，一切艺术都是诗：音乐是在时间坐标上流动的诗，绘画、雕塑是二维或三维空间里的具象的诗，建筑是对空间进行格式化的诗，(3)舞蹈是人的形体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一同展开的诗，散文、小说是无韵的诗（试读《庄子》和《红楼梦》）。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实际上是文艺理论，是艺术哲学。就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被誉为“无韵之《离骚》”。世界几大宗教的经典文献如《圣经》《佛经》《古兰经》，也不妨说都是诗。
作为自然美的代名词，蓝天白云是诗，山水田园是诗，莺歌燕舞是诗，桃红柳绿是诗，海上明月是诗，大漠孤烟是诗，枯藤老树昏鸦是诗，小桥流水人家是诗，东南西北是诗，春夏秋冬是诗，天籁是诗，人体也是诗……
作为艺术美的代名词，旋律是诗，色彩是诗，线条是诗，结构是诗；雄浑激越是诗，轻灵优雅是诗，壮丽崇高是诗，恬静闲适也是诗……
作为人生美的代名词，青春是诗，爱情是诗，事业是诗，理想是诗，天真是诗，智慧是诗，守望是诗，淡泊是诗，入世出世皆可为诗……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用诗来形容：诗一般的风景，诗一般的国度，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年华，诗一般的时代……
诗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人类观照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
人类观照世界的方式，大致有两种：科学的方式和诗的方式（后者包括哲学的方式和宗教的方式）。科学是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但科学并不等于一切真理，甚至不等于真理，因为科学并不总是正确的。例如，认为太阳是宇宙中心的“日心说”，曾经是人们信奉的科学真理吧，布鲁诺就是为之献身的，可是在今人看来，它的真理性已经微乎其微了，它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谬见，它取代“地心说”，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科学有自己的局限性，许多真理、许多价值是在科学之外的。科学之外，人们抵达真理的方式就是诗的方式。诗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超越科学实证的美妙的幻想的直觉的把握。
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可我们并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一些有机无机的物质怎么就化育出了生命？我们不知道生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不知道灵与肉、神与形、意识与存在的关系。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个宇宙是什么？不知道茫茫宇宙中是否还有另一个生命的天国，以及如何抵达？我们不知道生命与宇宙存在的意义，不知道以我们的感官所能感知，以我们的智力所能理解的这个世界以外还有什么存在？尽管在不久前，我们有了宇宙大爆炸理论（这一理论近乎玄想，它是不是科学真理还很值得怀疑），在千年之交，又宣称破译了人类基因密码，我们今天对宇宙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着终极真理？别忘了，过去时代的人们，也总是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了终极真理。十九世纪就有科学家宣称，科学大略已定，未来的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在小数点后面再添几位有效数，使之更精确一点儿罢了。他何曾想到，相对论一出，传统物理学便成了昨日黄花。尽管二十世纪下半叶，人类的飞船开始出发，从月球到冥王星，由近及远，探访着太阳系，但相对于无限深邃的宇宙太空，人类迈出的这一步何其微小。人类今天对宇宙的认识，比起盖天说、地心说、日心说时代究竟进步了多少？今人架设起庞大的射电望远镜群，试图搜索到天外文明的信息，这与古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4)的天真模样，是否同样幼稚可笑？在茫茫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一粒微尘，寄生于这粒微尘之上，以人之渺小，欲穷尽宇宙的无穷奥秘，科学的局限性不言而喻。人类可以抵达的宇宙空间极为有限，人类至今还远未跨出太阳系，将来也不可能走得太远。而科学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属于诗。我们不知道生命是什么？就说生命是一首美妙绝伦的诗。我们不知道宇宙是什么？就说宇宙是一篇浩淼无垠的诗。面对这个充满神秘与奇幻，充满诗意与暗示的世界，诗的直觉与科学的理性相对应，是人类抵达关于生命和宇宙的终极真理的另一种取向和姿态，在体味存在、完善人生的最高境界里，诗与科学殊途同归。
宇宙大爆炸的理论一经创立，就有一个人人都可能提出来的问题：如果现在的宇宙是大约150亿年前那一次大爆炸的产物，那么大爆炸之前的宇宙又是什么样子呢？“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样子？严格地说，什么也没有，就连空间和时间也没有。”这一回答见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世界科学报告〉摘要：科学的未来是什么？》。大爆炸理论可谓二十世纪人类关于宇宙起源的最新科学解释。可是早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中国的先哲老子就曾说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5)“无”是什么？“无”也许就是所谓“什么也没有”，就是所谓正反物质遇合释放能量之后的湮灭状态，就是大爆炸之前的本真状态。在《老子》那里，“无”就是开天辟地之前的“混成之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6）古人的诗思与今人的科学之思的神奇的吻合，不能不让人惊讶！
复制生命的所谓克隆技术在二十世纪末才问世，克隆思想在中国却是古已有之，孙悟空就擅长此道，他抓一把猴毛，吹一口气，就能复制出许多个小孙悟空。作为艺术形象的孙悟空的创造者已经意识到，一根猴毛即已包含了复制一只猴子所需要的全部遗传信息。《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也是一部神话的诗。从诗人克隆猴，到科学家克隆羊，诗思得到了科学的验证。传统中医关于气火虚实的理论，关于人体五脏与金木水火土五行一一对应的理论，就是一种诗的表述：“肝主木而应春，其位东，于身为筋而力生焉；心主火而应夏，其位南，于身为舌而言发焉；肺主金而应秋，其位西，于身属鼻而气通焉；肾主水而应冬，其位北，于身属耳而听闻焉；脾主土而应于四季，其位中，于身为形而色润焉。”（7）你可以说这种表述是不科学的，却不能说它是无价值的，中医的疗效就是其价值的证明。云南西双版纳等一些地方的人们认为，树木有灵，不能随意砍伐，山水有神，不能随意冒犯，否则是要遭报应的。这样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观念，这样一种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相通的，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诗化的理解和表述，其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诗质的“迷信”造就人与自然相处的行为规范，等到现代科学的环保观念的形成和普及，人类的家园早就更加面目全非了。
作为人类观照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诗与科学相生相克，相辅相成。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月亮从来就是属于诗的。待到阿波罗飞船登上月球，诗就把这一领地让给了科学，自己则深入到更为遥远更为广袤的星空去了。据说，现代科学已经观测到了一二百亿光年之外的天体，那些天体所发出的光是经过一二百亿年的传播才到达地球的，就是说，今人所看到的，还是那些天体一二百亿年前的样子。至于它们现在的样子，我们得再过一二百亿年才可能见到。换句话说，那些今天想必早已面目全非的天体，是我们人类以科学方式所永远也无法抵达，甚至永远也无法观测到的。那个世界永远都只能属于诗了。人类以科学方法所能观测到的全部宇宙，大概只能是包括银河系和若干河外星系在内的这个直径约五六百亿光年的物理宇宙。这个宇宙之外还有什么存在？是否还有许多个与之类似的或不类似的宇宙存在？如何存在？这就不是科学所能回答的了。这个宇宙之外的宇宙也将永远属于诗。
而以现在这样每十八个月翻一番的发展速度，据说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内，电脑的智力将远远超过人脑的智力，届时，电脑软件还将自动升级，迅速“进化”。超智慧的电脑将摆脱人类的控制，通过互联网做它自己想做的一切，包括操纵地球上的事物，包括飞离地球，开发宇宙。其结局是今天的人类难以想象的。如果电脑对人类不怀好意，将是人类的灾难或末日，一些电脑科学家正对此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人类也可能让自己的意识“数字化”进入电脑网络世界，从而获得灵魂的永生。那时，世界上将不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了，“人”与电脑智慧将共生于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里，不分彼此。果真到了那一天，科学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而变得诗意盎然，或者就是诗了。
面对星空的浩淼和人生的虚幻，念及生命没有目的，灵魂没有归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唤起一份本真的诗情，勾起一份本原的诗思，抒发一通屈子《天问》式的迷茫和感动。面对尘世的悲欢炎凉，忘却世俗的欲望和功利，浮躁之余，我们又不免会有一份诗意的缠绵和感伤。
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作为灵魂的一种寄托和栖息方式，诗与宗教相通。而宗教作为灵魂的慰藉，是如此地不可靠，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上帝存在与否早已成为疑问。蔡元培曾经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想必也是希望在宗教幻灭，在“上帝死了”之后，还有一种方式诗化人生，让无根的漂萍般的人生还有一个皈依，让茫然无助的人生还有一种形而上的向往和追求，而不至于像当今世界的“后现代”们，在解构、颠覆、虚无了一切价值之后，六神无主地疯癫下去，像当今中国某些不知诗为何物的暴发户们，除了吃喝嫖赌，吸毒，就是给自己修坟墓。
是的，寻求世界和人生的最高真谛、终极真理，是我们灵魂的需求。上帝或许会死，诗神却永远不会死。上帝死了之后，诗神更加任重道远。
狭义的诗
不过，我们这门课要讨论的却主要是狭义的诗。狭义的诗，就是从巴比伦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8）以来，尤其是中国的《诗经》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以来，几千年一直被创作、传播和鉴赏着的，在中国近代以前一直被奉为文学正宗的那种文体。
关于狭义的诗，它的定义，古今中外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的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曾列举了中国古今关于诗的定义达40种之多。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堡的《诗的定义（初形）试拟》则列举了38种（9）。实际上，古往今来的诗人和学者关于诗的定义肯定还不止这些。试略举若干：《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说，“诗者，吟咏性情也。”郭思《林泉高致》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以为“守法度曰诗”。章太炎《答曹聚仁论白话诗》更以为，“以广义言，凡有韵者，皆诗之流。……《百家姓》然，《医方歌诀》亦然。以工拙计，诗人或不为，亦不得谓非诗之流也。”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说，“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但丁《论俗语》说，“诗不是别的，而是写得合乎韵律、讲究修辞的虚构故事。”卜迦丘《异教诸神谱系》说，“诗源于一个很古的希腊语词Poetes，它的意义是拉丁语中所谓的精致的讲话。”“诗是一门实践的艺术，它发源于上帝的胸怀。”雪莱《诗辩》说，“诗是最快乐最良善的心灵中最快乐最良善的瞬间的记录。”华滋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说，“诗是一切知识的精华，它是整个科学面部的强烈表情。”柯勒律治说，“诗是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别林斯基《诗歌的分类和分科》说，“诗歌是最高的艺术体裁。……诗歌用流畅的人类语言来表达，这语言既是音响，又是图画，又是明确的、清楚说出的概念。因此，诗歌包含着其他艺术的一切因素，仿佛把其他艺术分别拥有的各种手段都毕备于一身了。诗歌是艺术的整体，是艺术的全部机构，它网络艺术的一切方向，把艺术的一切差别清楚而且明确地包含在自身之内。”艾略特《诗歌的作用》说，“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对生命的最敏锐的感觉。”
关于“诗是什么”，各家所言，各有独到和精辟之处：强调诗乃“志之所之”、“吟咏性情”或“生命意识”的，是着眼于诗的内容；强调诗是“无形画”、“有声画”或“既是音响，又是图画”的，是着眼于诗的意象特征；强调诗是“法度”，是“精致的讲话”，是“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或索性以押韵为诗，是着眼于诗的形式；强调诗“发源于上帝的胸怀”，是“一切知识的精华”，是“科学面部的表情”，是“最高的艺术体裁”，则是着眼于诗的本质。就算是盲人摸象吧，许多“盲人”各执一辞的“摸象”结论之和，也就与“全象”相去不远了（10）。
当今流行的各种“主义”的诗学理论，也都有自己关于诗的定义：
现实主义诗学认为：诗是现实生活在诗人心中的反映。只有现实生活，才是诗及一切艺术的源泉。诗人是生活的歌手，诗是对生活的歌唱。
浪漫主义诗学认为：诗人是情种，诗人心中的情感投射给世界，世间万事万物就会为之诗化。所以，诗应该是诗人的自我表现，是诗人情怀的直抒，是诗人的心灵对理想世界的呼唤。
象征主义诗学认为：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契合关系，外界的（自然的、社会的）万物万事都是人的心灵的微妙象征。诗的创作，就是到外在世界去寻找与内在心灵相对应的事物构成的物象（自然意象）或事象（社会意象），借以传达诗人的内心隐秘。这些象征性物象和事象，具有暗示性、不确指性，有着多重隐喻的意义。
形式主义诗学认为：诗只是有意味的语言艺术形式。任何一种“内容”只有经过“形式化”才能成为艺术。形式并不屈从于内容。诗人对美的追求，趋向于形式的自主创造。形式的自主品质，意味着诗人有批判社会现实、开拓美的世界的自主权力。在极端的形式主义诗学看来，诗只是一种语言工艺。
心理分析主义诗学认为：做诗犹如做梦，诗就是诗人的“白日梦”。常人做梦，是人的本能情欲等在社会道德和人的理性意识压制下得不到满足，转移到梦中去发泄。诗人做诗，是把他在现实世界无法满足的本能情欲等，转移到幻想的世界中去加以宣泄。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诗有一个可供审美欣赏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是诗把本能情欲加以美化的伪装。（在这个意义上，“爱情诗是男人炫耀他的艳遇”的说法，就不纯粹是调侃。）同时，将情欲转移到艺术世界，也是对本能情欲的升华。而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做诗与做梦都是不用逻辑思维而用形象思维的精神活动（11）。
各种流派关于诗的定义，各有侧重，各有其偏激和深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是何其芳的定义：“诗歌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它饱和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语言精炼，音调和谐，有鲜明的节奏和韵律。（12）”
这应该说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的定义，并且包含着何其芳对诗的形式美、格律美的强调。
八十年代初，吕进提出了一个更为简洁的关于诗的定义：“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13）”
这个定义既有别于何其芳式的诗歌定义，也有别于新崛起的先锋派的诗歌定义。
如果抛开一切主义和流派，在纯技术层面上，只用一句话给诗下一个最简洁的定义，我想是否可以这样说：
诗是以具有乐感的语言借助意象抒写情思和美的艺术。
──诗是艺术，诗是语言艺术，诗是抒写情思的艺术，诗也不妨是唯美的艺术，诗是借助意象表现的，诗的语言是具有乐感的。
乐感即音乐性，包括节奏、韵律等，这是诗歌语言区别于散文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
意象是诗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作为一门语言艺术，诗一般不会通篇以抽象语言直接表达抽象的情思，而要借助意象表达。什么是意象？简单地说，意象就是融汇着诗人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譬如写一首爱情诗，诗人不止会说：“我好想你呀！”“我想死你了！”“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我活一天就会想你一天呀！”而会以饱蕴深情的意象，做委婉的表达，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要倾诉对你的思慕，就像春蚕吐丝，至死不渝呀！因为得不到你的爱，我伤心落泪，就像燃烧的蜡烛，生命一息尚存，泪流就一息不止呢！情丝无尽的蚕、泪流不止的烛，就是诗中借以寄托情思的意象。
诗要表现的，是诗人的主观世界，和诗人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在主观世界一方，诗要表现的是情理美，即诗人对世界和人生的情感体验、思想颖悟以及审美感受。客观世界要求于诗的，则是叙事和状物，叙社会之事，状自然之物。其所状之物、所叙之事，往往也作为意象，借以寄寓主观的情思及美感。
2、好诗的必备素质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14）”
所谓好诗，应该是能够给读者以精神营养和审美愉悦的，有助于社会精神境界优化的，应该是经典性的，有着长久的艺术魅力，可以传世的。好诗的必备素质，具体说来，大致有三条：永恒的主题，卓越的艺术表现，以及诗人高尚的人格风范。
永恒的主题
作为好诗，其主题首先应该是永恒的，是能够穿越时空，对人类有着久远的感召力和感染力的。
吾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何有于我哉？
这首《击壤歌》（15）相传是唐尧时代的民歌。作息的自由自在，饮食的自给自足，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山高皇帝远，帝王的威力和影响似有若无，这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令人神往。作为中国上古的诗歌，历经数千年，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其热爱生活、崇尚自由、藐视皇权的主题，应该是一个首要因素。此歌为后世乐道，传诵不已，则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非理想化，王权帝力的专制统治和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给人民带来的无尽的哀怨，造成的强烈反差。
诗的主题大致有三种，即社会主题、自然主题、人生主题。诗是关怀人的。人有社会本质，也有自然本质。当诗关怀社会、关怀社会人的时候，即具有社会主题；当诗关怀自然、关怀自然人的时候，即具有自然主题。社会主题与自然主题叠印时，即为人生主题。真善美融会于这三种主题中，都可能成为诗的永恒的主题。
社会主题的诗为社会抒情诗，即通常所谓政治抒情诗。诗在关注社会时，应该是人类良知和社会正义的化身，关切民生疾苦，政治清浊，忧国忧民，愤世疾俗，表现对美好的社会理想的讴歌和呼唤，对社会现实非理想化的焦虑和不满。从先秦屈原，盛唐李、杜，直至近代龚自珍、秋瑾，中国诗歌的这一主题源远流长。
政治抒情诗要想传世，要想避免速朽的命运，先得弄清诗与政治的关系。在政治看来，诗以及一切文学艺术，都应该匍匐在其大旗之下，事君事父般无条件地为其服务。在诗看来，诗有自己的尊严和使命，既不能一概拒绝为政治服务，也不能盲目为政治服务。诗在关注社会时，必须独立自主地审视政治，审视时代，善则扬之，恶则刺之。诗人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政治是变幻的，诗则可望是永恒的；政治是世俗的，诗则是不乏神性的；政治可能是肮脏的，诗则必须是圣洁的。诗不可不假思索地为政治鼓吹，更不可昧着良心，阿谀权贵，粉饰太平，欺世愚民。诗人们应该了解，传诵至今的历代诗歌名篇，没有一篇是以阿谀粉饰见称之作。谀上、邀宠、饰非、愚民者或可得逞于一时，决不能得计于永远。
最有时代特色的东西，有时恰恰是最有时代局限的东西，速朽的东西。改革开放前出版的文学教程，在评述中国古代文学或外国文学作品时往往有这么一句套话，“由于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当代的人们总是自以为正确，自以为是历史的裁判者，却忘了自己也可能不正确，也将被历史所裁判。而曾经充斥媒体的当代许多政治抒情诗的表现是令人遗憾的。作为某种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作为某种流行的政治话语的分行转述，它们往往乘时而作，其兴也勃焉，待事过境迁，其亡也忽焉。试想，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独领风骚的政治抒情诗，如今还有几首可传可诵？改革开放前那些喧嚣一时的颂歌和战歌，如今还有几首可堪卒读？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当那些政治运动被逐一否定之后，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重新命名为“十年浩劫”之后，作为那些运动中“写中心唱中心”的产物，不成为殉葬品入土为安岂不怪哉！例如，在乍暖还寒的1957年，郭沫若这样“用鲁迅韵”：“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幺魔倒大旗。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在天真烂漫的1958年，有这样一首“民歌”：“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
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在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贺敬之这样放声歌唱：“桂林的山啊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在十年浩劫中，有这样一首响彻云霄的颂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其真伪善恶美丑，是非曲直，还须留待后人评说吗？由于其主题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其作品注定速朽，即便其艺术上不无可取之处，如有句无篇的《桂林山水歌》。
诗的主题要有永恒性，面对政治，美刺两端应该侧重于刺。因为在其位谋其政，对于为政者，为政有方是其本分，失职渎职是其罪过。为政者受雇于社会公众，其地位原本是社会公仆，岂有仆人完成了（甚至根本没有完成）本职工作，便要受用许多肉麻的赞歌颂歌谀歌之理？孔夫子关于诗的社会功能的兴观群怨说（16）
，有一条“可以怨”，却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可以颂”，这是意味深长的。纵观诗史，传世者多《离骚》一脉怨刺之歌，却绝少颂圣之作。
自然主题，有时是生命主题。这类诗关注的是人的自然存在，其思绪常萦绕于人的生命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即所谓“生命意识”，萦回于宇宙时空以及人与它的关系，即所谓“宇宙意识”。表现的常常是生命个体存在的困惑：我从哪里来？我为何而来？我往哪里去？谁与我同去？由于天地悠悠过客匆匆，由于生命个体存在的终极悲剧的阴影笼罩，及宇宙时空的渺不可知，这类诗的情调大都是悲凉的：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东升西坠为谁功？
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权也空，名也空，转眼荒郊土一封。
──[明]僧悟空《万空歌》（17）
如一张写满了的信笺，
躺在一只牛皮纸的信封里，
人们把他钉入一具薄棺材；
复如一封信的投入邮筒，
人们把他塞进火葬场的炉门。
……总之，象一封信，
贴了邮票，
盖了邮戳，
寄到很远的国度去了。
──纪弦《火葬》
这一类主题，没有必要回避，也没有必要沉湎其中。没有必要指斥为“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世界观的表现”，也不必因为它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就认为它是诗歌的唯一有价值的主题。生命如此短暂，终点隐约可见，此种悲凉，是人生的悲凉，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草芥小民，只要是人，谁都无法逃脱这种悲凉，死神并不对某一阶级某一种姓格外关照。而既然人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本质，诗就应该有对人的双重关怀，终极关怀和世俗关怀，终极关怀并不能取代世俗关怀。
自然主题，有时是自然理趣、自然情怀。如曹操《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诗人面对浩浩大海巍巍高山，面对某种让人怦然心动的自然景观，发出由衷的赞叹，这其中可能有着某种社会隐喻或人生感慨，也可能纯粹是对大自然的歌咏，别无寄托。咏叹自然的诗篇，其中有无人生或社会的寄托，并非判别其立意高下的标准。强求寄托，实际上是否定了自然主题的诗。这里的一种令人向往的艺术境界是，“寄意在有无之间，慷慨之中自多蕴藉”（18）。
人生主题的诗，或表现人生志趣，如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杜荀鹤“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如黄宗羲“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或表现人生哲思，如刘大白的《旧梦之群（三十六）》：
少年是艺术的，
一件一件地创作；
壮年是工程的，
一座一座地建筑；
老年是历史的，
一叶一叶地翻阅。
三个排比，精警洗练，道尽人生要谛。也许诗人的原意只是抒写一种人生体验，怡然自得于紧张奋斗后的宁静澹泊境界。我们却不妨把它理解为人生格言，言人生各个阶段当如是行：少年当早立宏志，自我设计，草绘人生蓝图；壮年当坚实施工，抓紧自我实现，构筑理想大厦；这样待到晚年，检阅人生履历，才不至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人生主题的诗，更多地表现的是人生情怀，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和家国之情等。
为什么说自然情怀与社会情怀相叠加，即为人生情怀呢？这是因为人生情怀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爱情＝性吸引＋社交的需要，友情＝克服孤独感＋社交的需要，亲情＝血缘＋社交的需要，乡情＝亲情以及爱情友情的延伸，爱国之情＝乡情的放大。性吸引是异性相爱的自然基础，但纯粹由于性吸引而导致的宿娼、恋尸行为，就不能说是爱情了，爱情还有它的出于情感交流、心心相悦需要的社会属性。纯粹表现性心理、性体验的诗，也不属于爱情诗，以主题分类，与其归入人生主题，不如归入自然主题（生命主题）。友情的自然基础在于克服孤独的需要，有实验表明，人在与世隔绝的持续的绝对孤独的状态下甚至难以生存下去。亲情基于天伦，基于血缘，也基于社交，亲人之间，也有一种社交的需要。人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社交是社会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情感需要，这正是爱情、友情、亲情的社会属性。而思乡之情、爱国之情可以合称家国之情，家国之情是亲情以及爱情、友情的延伸和放大。没有亲人以及爱人、友人（即便他们已经故去）的地方，怕是很难勾起我们的故乡故国之思的。
人生主题的诗，其魅力在于志趣高远，哲思隽永，情怀真挚高洁，艺术表达别致而得体。
卓越的艺术表现
诗的表现，一在语言，二在意象。诗想要有卓越的艺术表现，新颖隽妙的意象、独具魅力的语言，二者至少具备其一。
以意象取胜者例子很多。古人的咏物、写景之诗可以说全是意象诗，成功之例比比皆是。其直抒情怀时，随机嵌入一二意象，即以意象取胜者，也不鲜见。新诗中，郭沫若作于五四时代的《凤凰涅槃》以凤凰的自焚与新生，呼唤和讴歌中国的革命，二十年代，闻一多的《玄思》以非禽非兽不伦不类的蝙蝠，在黄昏的天空里兜圈子，借喻思想者的苦闷彷徨，冯至的《蛇》将相思比作一条寂寞而执著的长蛇，出人意表，都是意象取胜的典型之例。离我们更近的例子是上海女诗人张烨的《求乞的女孩，阳光跪在你面前》，诗中说，当沦为乞丐的小女孩跪在阳光下向路人乞讨的时候，阳光就应该带着负罪感，跪到可怜的小女孩面前去，这“下跪的阳光”的意象，真有点儿匪夷所思：
淡黄的长发披散着
宛如玉蜀黍的缨穗遮掩
珍珠般的脸盘
为着小小的愿望
你低垂着稚嫩的脖颈
默默地跪在阳光下
你是否觉得阳光也跪在你面前
就像树跪在落叶的苦难面前
以语言取胜的，历来也不乏其例。《楚辞•远游》一篇有这么四句：“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即由此衍生而来，只因语言更加流畅自然，琅琅上口，便青胜于蓝，甚至让后世读者只知有青，不知有蓝了。
而语言是构筑意象的材料，语言与意象，二者常常密不可分。例如，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有感》：“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意象既奇崛，语言亦警辟。歌词作家王健的《歌声与微笑》：“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意象既隽美，语言也流丽。“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随园诗话》记载的这一联诗，也是语、象俱佳，堪称绝唱（19）。
诗人的人格风范
中国传统诗论强调“知人论世”（20），即解读作品，必须了解作者其人，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
诗在关注社会时，诗人应该是社会的良知，人民、民族或人类的代言人。中国人推崇的诗人风范，是屈原、杜甫式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是陶潜、李白式的蔑视权贵，孤高自许（21），以及林和靖远离尘嚣梅妻鹤子式的真率飘逸。现代诗人绿原1949年写过一首《诗人》，我辈为诗为人，不可不奉为座右铭：
有奴隶诗人
他唱苦难的秘密
他用歌叹息
他的诗是荆棘
不能插在花瓶里
有战士诗人
他唱真理的胜利
他用歌射击
他的诗是血液
不能倒在酒杯里（22）
真正的诗人都是一身傲骨遗世独立的。“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23），
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唐寅何其潇洒！而将诗“倒在酒杯里”以阿谀权贵，将诗“插在花瓶里”以粉饰太平，这是真正的诗人所不屑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阿谀粉饰最是诗家大忌，是诗人及其作品最不该具有的品质。或者说，阿谀粉饰者根本就不配称为诗人，阿谀粉饰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之为诗。奴颜媚骨原本与诗无缘，高贵的诗神一旦拜倒在世俗权贵面前，一切耀眼的光环顿时都会黯然失色。“你该高傲，如一面旗，／你该锐利，像一把剑”，“你要知道，世世代代／荆棘编就诗人的冠冕。（24）”
以名节尊严为代价，以诗事主，充当佞臣，或可换取一时封赏，分得一杯残羹，但纵观诗史，从来就没有瓶中花、杯中酒式的粉饰阿谀之作成为传世之作。而一个时代如果对阿谀粉饰一类的东西大加倡导，对忧国忧民的真诚歌哭大加伐挞，那一定是一个虚弱的病态的时代，一个没有希望的行将就木的时代。
诗人贵有人格。世人推重人格。人格即诗格。人格卑劣者难有好诗，纵有好诗亦难传世。不因人废言是不大可能的。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后被捕下狱，曾赋诗明志：“慷慨过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作为一首“就义诗”，何等英武豪迈！比起谭嗣同《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并不逊色。然而，待他做了中国的头号汉奸，在南京大屠杀的坟场上做了日寇傀儡政权的头目，谁还记得他曾经也是诗人呢？本世纪西方文本主义批评，将作品看作是一个与作者、读者、社会无关的独立自足体，无疑是十分偏颇的，是信奉“知人论世”的中国人所难以接受的。
上述好诗的三种必备素质，就是诗的“三要素”情思、意象、语言的最佳组合，加上诗人的人格风范。这也正合于诗品与人品相印证相统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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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歌德《诗与真》第二部分第七卷。
（2）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上海：东方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560、561页。
（3）反过来，闻一多要求诗应当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的“三美论”是从这里逆推出来的吗？
(4)[唐]李白《夜宿山寺》。
(5)《老子》第四十章。
(6)《老子》第二十五章。但《老子》第七章也有与之相悖的说法：“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7)[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三。
(8)《吉尔伽美什》共3000多行，于公元前19世纪用楔形文字刻写在泥板上。其原型更可追溯到此前约1000年的苏米尔文明。《吉尔伽美什》的影响曾经遍及欧亚，可能是东西方文学的一个共同源头。中国上古关于后羿的神话，就与吉尔伽美什的生平故事相似。
(9)参见吴思敬《诗歌的基本原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10)
王蒙认为，文学研究的诸种方式有如盲人摸象：强调反映、再现的如摸到了象腿，强调表现、感觉的如摸到了象鼻，强调结构、模式的如摸到了脊骨，强调弗洛伊德宣泄功能的如摸到了下体。
(11)参见石天河《广场诗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转引自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13)吕进《新诗的创作和鉴赏》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14)[唐]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
(15)《击壤歌》最初见于东汉王充《论衡》。据《群书治要》记载：“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五十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尧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
(16)《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17)听罢一首《万空歌》，我们能说什么？说僧人的人生观太过消极，歌中所唱的却句句是实情：人生短促，渺茫虚无，黄金白银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权势地位炙手可热，至多能化作墓碑上一行冰冷的文字。但如果信奉僧人所说的这一套，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活个什么劲儿，还努力奋斗个什么劲儿呢？其实，何止世俗的权势地位利禄金银是空？僧人们所幻想所皈依的来世、天堂、正果等，又何尝不是空？这首《万空歌》我们不妨再续上几句：神也空，仙也空，超脱尘世又何从？佛也空，道也空，画个烧饼把我蒙！宗教，说到底只是人类寻求解脱的精神鸦片，它可以让人们产生片刻的幻觉，却只能让人们陷入更深的迷茫。那么，我们还能否找到些许生命的慰藉呢？应该还是能的。我们可以把生命理解为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两部分作为生命个体，其存在是悲剧性的，无目的的，短短几十度寒暑，生命即告终结，无论生前怎样辉煌，终不免化作一抔黄土冷灰。但作为生命群体，生命的存在却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个体生命是人类群体生命延续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链环，是人类生命接力跑中不可缺少的一棒，我们一生奋斗的成果，都将汇入人类发展进步的长流中而获得永恒的意义，我们一生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未来的人类那里都不会完全灰飞烟灭。有了这样的观念，我们为人做事，就应想到上无负于祖宗先人，下无愧于子孙后代，纵不能垂范千古，亦不可遗臭万年。回头再看出家人的《万空歌》，就不免觉得它是过于空虚了，不足为训。
(18) [明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江淹《效阮公体》评语。
(19)[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常州赵仁叔有一联云：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仁叔一生，只传此二句。”
(20)《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21)至于李白《与韩荆州书》：“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此又另当别论。以李白的怀抱志向,不会是仰慕荆州刺使的权势，欲行攀附,而应是敬重荆州刺使的为人，引为知己。或许，因为入世的急切，一时失态，也未可知。
(22)此后，我们也见过另类诗人：“有奴才诗人／他唱为奴的得意／他用歌献媚／他的诗是草标／公然插在灵魂里／／有打手诗人／他唱行凶的乐趣／他用歌邀宠／他的诗是棍子／不能栽在春天里”；“有魔道诗人／他念莫名的咒语／他用歌玩世／他的诗是鬼火／不能点在人家里／／有痞子诗人／他写无聊的情绪／他用歌泄欲／他的诗是马尿／不能倒在茶壶里”──拙作《另类诗人》，用绿原原韵。
(23)此处化用杜甫诗句。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实际上是写李白不甘于御用文人的角色，借豪饮狂醉来排遣内心的痛苦与失落。
(24)[俄]勃留索夫（1873-1924）《致诗人》。
来源 古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