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美创造学
作者:毛 翰
附录：关于陈年皇历，答陈年诸公
痛感中学语文新诗选目的陈旧僵化，近年，我三草其文直抒拙见。先是《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目刻不容缓》，见《诗神》1998年9月号，《南方周末》转载。其次是《陈年皇历看不得──再谈语文教科书的新诗篇目》，参与《星星》'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见该刊1999年4月号。三是《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见1999年10月号《星星》和《语文学习》。
现行中学语文所选新诗12首是：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艾青《给乌兰诺娃》《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有的人》、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公刘《致黄浦江》、贺敬之《桂林山水歌》《回延安》、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郭小川《青纱帐──甘蔗林》、流沙河《就是那一只蟋蟀》、舒婷《致橡树》。此前有的版本也选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歌唱》、臧克家《老马》、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等。
我的拙见有三：（一）编者缺乏审美眼光。如《天上的街市》质地平平，远非郭沫若的代表作；《给乌兰诺娃》可谓艾青的败笔，选这一首，简直是出诗人的洋相；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不如他的成名作《草木篇》。（二）作品陈旧或有问题。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高'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篇末标注'1959年7月，旧稿
1961年8月，整理'，适逢三年饥荒；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写于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讲的年头，如今读来，也不免有昨日黄花之感；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构思，则与60年代的一首悼念英烈的诗如出一辙。（三）有的诗作或许不错，但20世纪中国新诗有更多更好的篇章，可以取而代之。我的感慨是，教材的编选还受着左的思想禁锢，过于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包括假大空和粉饰太平），轻视艺术性。过于注重诗外因素，如作者的身分地位，轻视诗本身。我以为，应该明确这样一个原则：教科书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为诗人、诗史服务的；是教科书选诗，不是诗摊派于教科书。不能把最好的作品选入教材，是编者的失职；让质地粗劣之作充当教材，则是读者与诗的双重悲哀。
我推荐的20首新诗是：刘大白《旧梦之群（三十六）》、何其芳《花环》、穆旦《森林之魅》、绿原《诗人》、流沙河《草木篇》、曾卓《我遥望》、余光中《乡愁》、黄雍廉《唐人街》、周涛《野马群》、傅天琳《梦话》、张新泉《渔人》、顾城《我总觉得》、许德民《紫色的海星星》、杨然《中秋月》、徐鲁《早安，朋友》、洛兵《晚钟》、丁可《农民老魏》、陆俏梅《南方唱给北方的情歌》，包括现行教材所选新诗建议保留的两首：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舒婷《致橡树》。
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等发表后反响强烈，一边是声援和喝彩，一边是指责和斥骂。我虽心地坦然，但面对指斥者僵化的思维定式，有意无意的曲解，和意气用事的行文，毕竟不能一笑了之。今得友人撺掇，且重读诸公论战文章，择要作答，重申一些本来简单明了的事实和道理，澄清是非，以正视听。
一、答胡笳先生
胡笳先生第一个出场，声讨我的谬见。他的《读毛翰〈陈年皇历看不得〉有感》，载《星星》1999年6月号。他坚持认为陈年皇历看得，不仅看得，而且非看不可，不看不行。他举例说，他的一位友人乔迁新居，家具、电器全部焕然一新，偏是印着球星乔丹照片的一本陈年挂历不忍割舍，继续盘踞其新居墙面'我儿子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
我原以为我的'皇历论'言之凿凿，无可辩驳，见有人对之'有感'，就以为是有同感，待拜读其文，知是不同之感，便想见识见识他是如何施展辩才的。如今大学生论辩很是时髦，辩论赛事风靡亚洲，风靡中国，但我对这类论辩一向不以为然，觉得那只是一些舌辩游戏，有如蜀国高人调侃东吴来使'天有耳乎'、'天有姓乎'之类。论辩双方抽签选题，选得正题便是正方，选得反题便是反方，全无理念、是非可言。关于陈年皇历的论辩则不同了，这是一个严肃的论题，关系'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以致自称近乎'夕阳红'的胡笳先生也表示'岂能不予关注？'不过作为'对方辩友'，胡笳先生的驳论水准却让我失望。
胡先生以为乔丹的老照片与其主人一道乔迁新居，就足以证明陈年皇历并非看不得，而且据说'缺了乔丹这样的正宗，我们父子连新赛季都懒得看了'。我想提醒胡先生，您是不是弄搅了，乔丹的老照片，是我所指的陈年皇历吗？拙文说'本世纪中国新诗有一首一尾两个高潮，近20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某些流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前流行的那种颂歌和战歌，大多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陈年皇历'是一个特指，并非简单地以时间划线，我想我已经表述清楚了，是不大容易搅浑的。在球迷那里，球星乔丹风采依然，显然不能算是陈年皇历。当今中国，应该算作陈年皇历的是另一类，譬如'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当年那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真真是无限风光，想必也曾在胡笳先生旧居的墙面上盘踞过吧，那何止如今日乔丹，'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见了她，还会凭添许多幸福感和革命斗志，还会浑身上下热血沸腾，生出许多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作斗争的邪劲呢！不知胡笳先生及其朋友的宽敞明亮的新居里，是否至今还虎踞龙盘着这幅皇历？缺了这样的'正宗'，'新赛季'还有什么看头呢？
关于贺、柯的诗，胡笳先生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关于《桂林山水歌》，胡文仅仅是在复述了我的一些论点之后感慨道：'贺敬之是否'真正的诗人'都值得一问了。'这叫什么辩护？贺敬之也是人不是神，是否真正的诗人，问问何妨？在饿殍遍野、万马齐喑的1959-1961年，
面对着祖国人民遭受的如此巨大的灾难竟视而不见，毫无感触，仍然扯着嗓子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这样的诗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难道不可以问一问吗？要是如此粉饰太平逃避现实的欺世之作的作者也能算作真正的诗人，那心忧天下、魂系苍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是什么呢？胡笳先生说：'不过，毛翰敢说，我不敢信。'过奖了，毛翰也是憋了好长时间不敢说的，棍子、帽子、辫子、鞋子还有局子什么的五子登科的滋味恐怕是不大好受的，殷鉴未远，难免余悸。否则，知识界对类似的杨朔式散文早有批评，为何一直不大波及诗坛当年几位大腕？
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胡说，这首诗与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只有一句'你在哪里'相同，这也怪了。1963年版的《莉莉》，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丛林、河流问：'我的莉莉，她在哪里？'石头、树木、水滴分别回答，'莉莉，在我这里'；1977版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大地、森林、大海喊：'周总理──'山谷、大地、松涛、海浪分别回答：'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两首诗的构思和篇章结构都很相似，怎么说只有一句相同？况且，即使没有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在前，《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思想、艺术成色也不怎么样，也根本值不得作为经典作品灌输给中学生。据说牛汉先生主编这半个世纪的中国诗选时，就坚决拒绝选《周总理，你在哪里》，想必牛汉先生德高望重，作为选家，不会像毛翰之流乱来吧。
胡笳先生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感》一文先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迂回曲折，离题万里，着意夸耀他自己的那把《伞》，说是'1983年苏联出版的《中国诗选》，仅译介36家中国诗人佳作就有这首《伞》'。这真是可喜可贺，由俄国人排定的中国诗坛梁山泊英雄座次，胡先生已是三十六颗天罡星之一了，早该锣鼓喧天，广而告之，中国人编自家诗选也早该'走俄国人的路'了！何况还不止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还有'吕进教授为其圈点写进诗话，推崇之余……'云云。不过，这种有了一点成'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毛主席语录）的作派，在初涉诗坛的少男少女尚情有可原，在年届'夕阳红'的胡先生则不免有点贻笑大方了。山不转路转，石头不转磨子转，人在这世上活的年头多了，难免有撞一回运、中一回彩的时候，吃着人民的俸禄，当了多年专业作家，写出一首半首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的诗，在某个选本里占据个把两个页码，似乎不值得如此不择场合地到处张扬。谨此与胡笳先生共勉。
二、答诸葛先生
1999年10月出版的《华夏诗报》总第127期，不吝篇幅，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很冲的檄文《不废江河万古流--评毛翰等有关'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文章》。作者自称重庆人氏，署名诸葛师申。笔者孤陋寡闻，虽同在此城中，却雾重不知处，未能拜识其为何许人也？或谓，此为作者化名。我便有点儿纳闷了：既然跃马上阵，
又是大义凛然的勾当，就该亮出真名头，报出'来将何人'，是为大将风度；何必扯一个假旗号，蒙面登场，隐形出战，使无论胜负，都不免被人小瞧。
虽隐形蒙面，不合游戏规则，诸葛先生的气还是挺壮的，一手拿棍子，一手拿帽子，棍术凶狠，帽不虚扣，显得娴熟老辣，训练有素，大有梁效遗风。
诸葛先生的帽子计有：'一贯反对政治标准第一'，'他的政治标准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很明显，他是否定左翼文艺，延安文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诗歌的'，'社会主义文艺如日月经天，不是你几板斧就砍得了的'……哇，真吓死人了！只此几条，我辈打右派、关牛棚、入另册，就不必喊冤了。看来，'近20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这话是不好乱讲的。《桂林山水歌》等'王杨卢骆当时体'是'社会主义诗歌'（此标签一贴，谅尔等不敢不闭嘴），是'不废江河万古流'（而不是季节河，更不是逆流），是不可'轻薄为文哂未已'的，否则就要叫'尔曹身与名俱裂'了！
不过，且慢，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小心自己脱不得爪爪！如果有人告诉你，毛泽东也曾否定'王杨卢骆当时体'，你还敢乱扣乱打吗？这可不是蒙你。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在给陈毅的一封信里说：'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他还很不友好地调侃新诗，说给二百块大洋也不看。这无异是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的彻底否定吧？这被否定的，也应该包括了《桂林山水歌》等'社会主义诗歌'吧？（很抱歉，以别的方式反驳诸葛先生比较费事，还是他老人家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他老人家生前就预料到他的话有如此威力。如今余威犹存。只要诸葛先生们在世一日，这余威就不妨借用一日。）
在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里，我曾着重攻击'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的《桂林山水歌》，在饿殍遍野、万马齐喑的年头，高唱什么'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诸葛先生当然也就此重点反驳。他为《桂林山水歌》辩护的办法很多。例如，为了淡化'生活'与'歌'的刺眼的反差，诸葛先生轻描淡写地说：'三年灾害时期是困难的，但也不是毛翰所夸大的一团漆黑。那几年有天灾，有苏联逼债，有工作失误……'我不知道，这里关于造成'三年灾害'的三条原因的归纳和顺序，与1959年失事于庐山的彭德怀元帅'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与今人'没有天灾，纯粹人祸'的考证（参见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载《方法》杂志1998年第10期），究竟谁的判断更接近于客观真实？诸葛先生既然姓了'诸葛'，想必有孔明的大智慧，不会如我辈愚民天生只配接受别人的教化和灌输吧。
为了替'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找根据，他还把1964年10月试爆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1968年底才建成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以及省略号里没有逐一列举的许许多多的辉煌成就，统统记在这三年的账上。这真是一个创造！虽与革命浪漫主义的1958年，有人为了证明粮食亩产十万斤，把周围几十上百亩地的稻谷都集中堆到一块地里，做法有点儿雷同，但毕竟不乏创意，因为前者是'空间'上打主意，后者是在'时间'上想办法，不能算抄袭。不过，以诸葛先生的智慧，这证据找得还不够
。仅仅拘泥于经济建设方面，有唯生产力论之嫌，还不妨算算政治账，譬如此前咱们打了多少胡风份子、右派份子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仅诗歌圈就有绿原、曾卓、艾青、公刘、石天河、流沙河、公木、邵燕祥等等等等，（按诸葛先生的算法，则还应包括此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横扫的一切牛鬼蛇神。）尚能如此，就更为雄辩，咱们祖国的笑容就更为灿烂了！
为了替《桂林山水歌》打圆场，诸葛先生真是煞费苦心：'他透过对桂林山水的赞美，不只抒发了革命者的豪情壮志和对困难中的祖国的热爱……同时还以睿智的目光，注视着当时困难中‘大地的愁容'，但他并不因短暂的困难而‘愁眉紧锁'，而是讴歌‘大地的愁容春雨洗，/请看穿山明镜里/桂林的山来/桂林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红旗万梭织锦绣，/海北天南一望收！'以‘笑容'对‘愁容'，以红旗为地北天南织锦绣，这是何等襟怀！'
诸葛先生差矣！你以为诗人看到了'困难中的祖国'吗？你以为诗人'注视着当时困难中‘大地的愁容''吗？差矣！差矣'大地的愁容'1949年就被'春雨洗'干净了，你怎敢说1959年的中国大地还有'愁容'？如果1959年的中国还有'愁容'，那也一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愁容！这可不是抬杠，我把《放歌集》从头读到尾，绝对没有读到诗人笔下祖国的任何困难和愁容，有的，只是对大跃进大好形势的由衷颂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情鞭挞。要我从《十年颂歌》中挑出几节来读给你听吗？'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呵！/我的欢笑的/豪迈的/南方！──/共和国呵，/这就是你/一九五九年的/壮丽的/面容！''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在我们/大跃进的/万马丛中：/有那么几个/‘心病'患者，/有那么几个/‘好龙'的叶公──/强大的东风/使他们/捧心闭眼，/群众运动的火焰/使他们/肉跳心惊──/什么‘得不偿失'呀/什么‘太快、太猛'……/一样的/现实，/两样的/眼睛。/我们──/‘太快'地/改变一穷二白，/他们──要‘失'掉/资本主义的幻梦……/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此心/向右倾……/但是！伟大的现实，/怎么能够/颠倒？/真理/又一次/警告他们：/此路不通！/结论是──/我们：前进！/他们：治病。……'（引自《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134-136页）可叹彭德怀元帅为民请命，无力回天，失事之后，还要受这'真正的诗人'的嘲骂。
要证明1959-1961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诸葛先生还有一条雄辩的理由：'毛泽东的《长征》，过雪山草地，饿死、冻死、战死了多少红军，毛泽东没有凄凄切切‘愁眉紧锁，黯然垂泪！'而写下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里，诸葛先生可就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1959-1961年，中国人民也一路遭遇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敌军的围追堵截吗？也天天渡天险、攀铁索、爬雪山、过草地吗？战争年月难以避免的军人伤亡，与和平时代平白无故的饿殍遍野，能够同日而语吗？按照诸葛先生的意思，面对几千万饿殍，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似乎还很不过瘾，还应该唱'更喜饿殍遍九州，诗人见此尽开颜！'诸葛先生真是大手笔，大气魄，'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毫无'悲观消极的情绪'，几千万同胞无疾而终，在他看来算得了什么？据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伤几十万人，热衷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心无旁鹜的'狗头军师张'也曾叫嚷：'抹掉一个唐山算得了什么！'诸葛先生与之相比，那气魄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幸亏这诸葛不是那诸葛，至今还沦落市井，怀才不遇，这种人如果得遂凌云之志，窃得相印，入主朝政，我辈草民百姓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更为不堪！
其实，除了厌恶阿谀、粉饰、假大空，我的诗观没有那么偏激，我也从来没有对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李季、何其芳、公刘诸位前贤的'严重歪曲与否定'，对近20年的现代诗'乱吹一通'，诸葛先生是大手笔，用不着为了论战的方便，在此处耍小聪明。
《华夏诗报》发表诸葛先生的革命大批判文章的同一期第四版，有《流沙河笑话连篇》一文，介绍流沙河先生以打油诗做对联，其中尤以'琴瑟四王爬到高处，魑魅二鬼站在左边'一联最有味道，建议诸葛先生闲来无事时，品读品读，于作人作文或许有所裨益。
三、答沙无藓先生
成都有一张很不起眼的油印小报《琴与剑小诗》，近期中缝刊登一'诗讯'，说广州、重庆、北京有三家与之志趣相投的报刊纷纷载文，'批驳《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申张正义，保卫革命诗歌'云云。该小报自己也接连载文'遥相呼应'，'旗帜鲜明地驳斥《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邪说'，一副'正义在手，仇恨在胸'的模样，煞是可爱。
譬如其中连载的署名沙无藓的文章说：'《桂林山水歌》前已有对民歌体的无理诟病，但谤者意犹未足，便力图从创作该诗的时代背景上打开缺口，指责此诗写于1959年7月，整理于1961年8月，这一时期正遭天灾人祸，诗人还歌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岂非有意粉饰？岂非毫无心肝？……究其实，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那个时候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只道是‘暂时困难'。到了1961年8月抗灾之举方兴未艾，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该成愁容？更重要的是，有政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自然令人痛心，但对祖国大好河山，仍秉赤子之情，同时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也是古今诗家常有的事。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能说他没有时时‘挑灯看剑'吗？显然，攻其一点，为的是在你鼻子上涂白粉，诬其伪，乱其真，如此而已！'
领教了！（在下就是那个谤者。）原来'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当时并未'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可是转念一想，还是不大明白：既然顶着诗人桂冠，以政治抒情诗为业，就该对时代风云政治得失有自己的独立观察、思考和判断，从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不是甘做弄臣，惟龙颜是瞻，一味高唱谀词颂歌。未能洞悉人祸，便来粉饰太平，这粉饰就有理了？未能洞悉人祸，便来讴歌人祸，事后就可以毫无歉疚和忏悔，就可以永远盘踞教科书了？彭德怀元帅没有诗人桂冠，他在1959年却'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有一首与'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迥异其趣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就与彭德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面对这位心有良知、面无佞色的血性汉子，你的辩护还能气壮如牛吗？
诗人为什么要写诗？诗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白居易说：'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听见了吗？'保卫革命诗歌'的沙翁们，诗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阿谀和粉饰，还在于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使君臣亲览，修废补阙，乐忧逸劳，进而使社会臻于至理，致于升平。阿谀粉饰未必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一味阿谀粉饰，使君臣不能亲览而斟酌焉，招致欺君误国之罪，也可能让'尔曹身与名俱裂'的。
'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这就能成为我们的诗人在饿殍遍野的年头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理由吗？辛弃疾戎马一生抗敌救亡，写过多少壮怀激烈之词：'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才是辛词的主旋律。如果没有这个主旋律，面对国忧民患无动于衷，年年沉溺于'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绮词丽句，辛弃疾就不成为辛弃疾了。可我们的诗人除了阿谀与粉饰，面对饿殍遍野的惨象（桂林山水所在的广西就够惨的），可有一句半句太息掩泣怜悯苍生'为人民鼓与呼'的作品？
'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改成愁容？'──整理旧稿，将笑容改成愁容又有何妨？我们这位诗人在1976年10月30日写下的《中国的十月》，其中有些句子，如'《炮打司令部》，/伟大新战役的号令'、'‘走资派还在走'，/路线斗争呵，/复杂激烈'、'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挥手'等，1979年4月5日的修改稿中不是删改殆尽了吗？何以在哀鸿遍野的年头绽放的这一朵灿烂的笑容，就是铁定不能改呢？
至于'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我想还是免了吧！一天等于二十年，砸锅化铁说疯话，勒紧裤腰带反右倾，我们的心够'勇往'的了，何用再来'振奋'？
'诬其伪，乱其真'？果真岂可乱，实伪何须诬！鼻子上的白粉，自己不涂，别人涂得上去吗？
有一个说法，说是这些沙翁们平素写的分行文字质地很差，不登大雅，常常被《星星》退稿，于是对《星星》怀恨在心，总想找茬，这回总算找到了一个搀和的机会。不过，我不大相信这个说法，我觉得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自编一张'琴与剑'小报，抚琴弄剑（琴艺差一点没关系，剑法一定要狠毒），老有所乐，且'申张正义'，不是很好吗？人家才不屑于去凑那个散布'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邪说'的什么《星星》呢？
四、答金绍任先生
又有一位唤作金绍任的拍马出阵，在《华夏诗报》总第129期发表一篇《'轻薄为文'的典型》，其中有'毛翰们奇谈怪论的大暴露'一节。其意犹未尽，又将此文作了一些增删，改题为《〈星星〉的蚍蜉与毛翰的第九种自杀》，发表在《芙蓉》2000年第1期。古语有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星星》的蚍蜉'如何徒劳撼树不干我事，'毛翰的第九种自杀'和'奇谈怪论'，且容分辩。
“毛文的一个奇离之处，是居然要将名作《周总理，你在哪里？》打成作者柯岩的一条罪证，一件赃物。”奇离与否，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还是把这两首诗全文照录在这里，劳海内外方家费心甄别吧：
先看王洪涛《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原载《诗刊》1963年12月号）：
遵照妈妈的嘱咐，/按照移灵的地址，/我擦干了眼泪，/来到太行山区。
我跨过千座高山，/叩问每一块岩石：/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石头不语，/向我示意：/你看！石壁上有她/刻写的标语：/坚决抗战！/减租减息！/她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她把火把点在人心里。
我穿过道道丛林，/摇着每一棵树木：/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树木肃立，/摇动树枝：/你看，树皮上有她/小小的指印，/树根上有她/晶莹的汗滴。/她在这里植树造林，/她在这里种谷采菊。
我涉过道道河流，/询问每一点水滴：/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河流不答，/浪花跳起：/你看，水面上有她/花白的头巾，/浪花上有她/划船的英姿。/她在这里送过游击队，/她在这里沉过鬼子。
我走过千山万水，/访遍太行山区，/我得到的回答啊，/都是同一的话语：/莉莉，在我这里！/莉莉，在我这里！
莉莉啊，莉莉，/我的好宝贝！/高山是你的形象，/树干是你的身躯，/花草是你的衣裙，/涛声是你的笑语。/太行在你的脚下，/你在太行的怀里。
再看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原载《人民日报》1977年1月8日）：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
我们对着大地喊：/周总理──/大地轰鸣：/'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那沉甸甸的谷穗上/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森林喊：/周总理──/松涛阵阵：/'他刚离去，他刚离去，/宿营地上篝火红呵，/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大海喊：/周总理──/海涛声声：/'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海防战士身上，/他亲手给披的大衣……'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呵，总理，/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辽阔大地/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我们在天安门前深情地呼唤：/周──总──理──，/广场回音：/'呵，轻些呀，轻些，/他正在中南海接见外宾，/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你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你永远居住在人民心里，/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
王、柯二诗构思雷同，并非我一个人的看法。1999年11月，我参与主编的《新中国50年诗选》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作协大楼召开，与会的诗评家杨匡汉先生对诗选的批评意见之一，就是'为什么要选《周总理，你在哪里？》，这诗是模仿王洪涛的嘛！'众人哄笑，笑他大概很久不看《星星》了，全不知外间正为此事吵得闹热。我只解释说，此书的编选原则有别于课本，是七分精品三分史料。
其实，就算没有模仿或雷同的问题，《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一首好诗吗？别的不说，用'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来概括周恩来的一生，说得过去吗？众所周知，毛泽东五十年代以后犯过许多严重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事实上，在毛泽东错误地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乃至十年文革中，周恩来都曾有保留有抵制，尽量保护党内外干部，维护生产的正常秩序，力求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一口咬定周总理'步步紧跟'，究竟算是对周总理的赞美和歌颂呢？还是对周总理的讽刺和污蔑呢？对此，柯岩先生想必心有所虚，不然，此诗在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时，她为什么要把这两句改为'革命征途千万里，他大步向前不停息'呢？那么，这一改就改对了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中，在'文化大革命'包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征途中，周恩来都是'大步向前不停息'的吗？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某些诗人却'步步紧跟'，颂歌、战歌层出不穷。例如，当彭德怀为'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而忧心忡忡早生华发的时候，贺敬之却豪情满怀唾沫横飞：'呵！点起来！/点起来！──/我们的/千万座/小高炉！''看我们/几千万/钢铁大军，/伟大的创举──/‘小土群'！……''一九五九年/八月的天空呵──/此刻/是更加纯净，/总路线的灯塔，/更加光明！/呵，山，/分外青，/旗，/分外红。/历史的车轮，/更快旋转！/跃进的战马，/四蹄生风！/……呵！公社的红旗──/满天高举！/高炉的火光──/遍地熊熊！/千里──/烟云滚滚，/万里──/汗雨飞空！/定额呵──/突破！/突破！……/产量呵──/上升！/上升！……/右倾分子们！/他们/是输定了！/现实，/对他们/那灰色的心/是这样无情……'（《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137-138页）可直到今天，陈年诸公还把这种东西称为'革命诗歌'、'社会主义诗歌'，不容他人有任何不敬之辞，相约'奋起保卫'！这帮人是不是吃错了药！
金先生为《桂林山水歌》辩护，费了更多的口舌和心机。其辩护理由之一，是'桂林人民经过公议，将《桂林山水歌》刻于石上，立了一块诗碑。新诗作品获此殊荣是罕见的。'这一条似乎不大切题。江山也要文人捧，把一些捧场的诗文刻到自家山头，招徕天下游客，增加旅游收入，有多少殊荣可言？不知那块诗碑上是否连'1959年7月，旧稿
1961年8月，整理'的字样也一并刻上了？不知桂林的导游小姐向游客们夸耀这首诗时，是否也讲解其中关于土高炉'遍地熊熊'、浮夸风'定额突破突破'和右倾分子'他们是输定了'之类的背景资料和象征意义？听说武汉大学校园内年年三月樱花盛开，游人如潮，但游人们都不愿提及一个事实，那太让人败兴了，这许多樱花树是当年日寇攻陷武汉后，在这里住院养伤的鬼子兵所栽。
'在社稷倾覆、生民涂炭的安史之乱期间，杜甫除了写有《三吏》《三别》等啼血之作，也写有不少明丽欣悦的风景诗，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等等。''被毛翰嘉许为‘真正的诗人'的屈原和秋瑾，都是终身没有见过祖国脱离苦难，可是除了‘太息'和‘愁杀'，也‘还能写出别样情怀的诗句'。'金先生在这里也一再运用类比法，试图说明在哀鸿遍野的年头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是正确的，是有先例的。用心良苦，忠心可嘉。但这种类比却显然是不严密的。'除了……也……'，这是一道小学生的造句题：'杜甫除了《三吏》《三别》，也……''屈原除了‘太息'，也……''秋瑾除了‘愁杀'，也……'这些句子都造得不错，可是我们的诗人在生民涂炭的年头，'除了什么，也……'呢？这个句子你金先生造来我们看看。别说《三吏》《三别》，就连《一吏》《一别》（如亩产几十万斤的《浮夸吏》，右倾分子蒙冤刺配被扫地出门的《无家别》）也没有？《一吏》《一别》也没写过的诗人，一声'太息'、一句'愁杀'也不曾有过的诗人，有什么资格同人家老杜、屈子和鉴湖女侠攀比呢？没有'除了……'只有'也……'的诗人，难道也可以嘉许为'真正的诗人'吗？另外，'两个黄鹂鸣翠柳'并非写于安史之乱期间，而是写于安史之乱平定的第二年，正因为战乱平息，水路畅通，避难蜀中的诗人才能看到远道而来的'东吴万里船'泊于门前，'即从巴峡穿巫峡'、'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愿望就要实现，诗才如此'明丽欣悦'的。杜甫在战乱期间或许也写过别的'明丽欣悦'之作，但至少这一首不是。建议金先生找一本唐诗启蒙读本，悄悄读一下，免得信口雌黄，贻笑大方。
'《桂林山水歌》初发表时，我是一个早已忘记了吃饱饭是什么滋味，饿得两腿浮肿，既失学又失业的初中毕业生。偶然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此诗，我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感染，原本暗淡的周围环境仿佛都亮堂了许多。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精神升华了。'哇！读诗还会产生如此奇效，真是诗家的光荣，读者的运气！看来，金先生饿得还不够，就算再饿三年，直饿得形销骨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黄泉路上走一遭回来，只须把'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符咒一念，也都能够诈尸还阳，升华精神，昂扬斗志。万幸的是，金先生没有偶然读到当时《人民文学》上不肯刊登的彭德怀的那首没有笑容的民歌，也没有读到蔡其矫的《雾中汉水》'……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用雾巾遮住颜脸，/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否则，一定会两眼一黑，七窍生烟，精神崩溃，顿时气绝身亡的。
金先生此文标题所谓'毛翰的第九种自杀'，是对拙作《自杀的八种方式》的演绎。'写诗玩赏自杀方式，是毛翰对自己诗人价值的自杀；轻薄为文，狂妄而胡乱，是他对自己学人价值的自杀。希望毛翰先生能走出自杀的怪圈。'多承教诲，但毛翰写诗为文，恶习已经难改，先生不必再存希望。来而不往非礼也，本该有所回敬，但金先生显然也过了孺子可教的年龄，从免。
五、答柯岩先生
柯岩先生终于按捺不住了，她2000年2月16日给《星星》诗刊主编杨牧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华夏诗报》总第130期。这封信主要是以前辈师长的口吻，训斥、教导、恐吓杨牧先生，兼及其他众人，包括在下。
柯岩先生这样教训杨牧：'你在发表那些以极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那些前辈诗人和已故诗人的文字时，你想过他们的这些诗曾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么？知道这些诗人和他们的诗教育了几代人健康成长么？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我就想，她说的是'这些诗'是哪些诗
？《天上的街市》《老马》《给乌兰诺娃》等抒情小诗，似不足以担此重任、享此盛誉，那么是《桂林山水歌》这种粉饰太平，和《十年颂歌》这种讴歌土高炉、鼓噪浮夸风、咒骂彭德怀的大作么？不知杨牧先生如何，坦白地说，浅陋如我者，还真不知道'这些诗'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什么作用？没有它，中国的历史就不前进了？中国人民就精神危机了？这些诗，在这几十年历史上的作用，即便不是'负'，大不了，也就像公社食堂的'瓜菜代'，虽或聊胜于无，但是否曾让'几代人健康成长'，那真是天晓得！鬼晓得！柯岩先生沉醉于昔日的美妙幻觉也太深太久了：'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她说的这'人民群众'是谁？难道那么多公开表示不喜欢，公开表示厌恶，甚至'以极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的人们，包括广大中学师生，都不是'人民群众'吗？难道只有胡笳、诸葛师申、沙无藓、金绍任诸公，以及那位年届八旬还伏枥恋栈的《华夏诗报》的野曼先生，才是'人民群众'吗？
柯岩先生训斥杨牧：'众所周知的是：现在如果谁手里有一分刊物的话，谁就拥有了组织作者并进行各种正当与不正当交换的资本；既可以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也可以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前述你们的所谓讨论，不就是一个明证吗'愿主编《星星》的杨牧先生与总编《华夏诗报》的野曼先生共勉。这也许还是柯岩先生的经验之谈，她也曾主事《诗刊》有年，交换和误导，怕也不是莫须有的事。
柯岩先生还保留着文革年间流行的抓辫子的习惯，拙文标题借用了刘禹锡的一句诗'请君莫奏前朝曲'，她就气势汹汹地'顺便请教一下，难道《星星》诗刊和毛翰先生真的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吗？不是刚刚才庆祝过我们建国50周年吗'我想，以柯岩先生的文学常识，应该明白，这条辫子是不大容易抓得住的。首先，所谓'前朝'，只是文学修辞意义上的一个借用，一个比喻，并非实指。文革左祸结束，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民不是欢呼'第二次解放'吗？如果这欢呼没有错，将'第二次解放'之前的那一段历史比喻为'前朝'，又有多大错误呢？其次，柯岩先生认为'现在已经改朝换代'的说法不对，那柯岩先生是认为'现在没有改朝换代'吗？如果柯岩先生认为现在没有改朝换代，那么请教一下：我们现在是什么朝，什么代？你柯岩先生该不会认为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是50年一贯制的封建朝代吧？
我与诸公素无私怨，自忖也并非好事之徒，实在是目睹'陈年皇历'年复一年地误人子弟，于心不忍。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唐突了诸公，尤其是唐突了贺、柯二位，我心有不安。我本来也可以举郭小川的诗为例，但郭小川先生已辞世多年，我更不愿说出任何不敬的话来唐突逝者。虽然他的许多诗的时代局限也是毋庸讳言的。我过去编诗歌选本，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选郭小川的名作《团泊洼的秋天》？我说，你自己读读吧：'……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贼头贼脑的鱼虾……//在明朗的阳光下，随时都有对修正主义的口诛笔伐……'曾经广为传诵的名篇，如今竟是如此难以卒读！
我们可以谅解诗人，其时代局限不应该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接踵而来，诗坛凋零殆尽，'偌大一个中国，只剩下两位诗人：郭小川和贺敬之，也还是勉强跟上形势，适应着六十年代初‘大跃进'余威的气氛的。'（《公木诗学经典》第465页）但谅解并不意味着要继续奉之为经典。当年适应着大跃进反右倾余威的梦呓般的东西，今天又怎能适应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替换诸公那些过时之作呢？诸公为什么那么自恋，那么敝帚自珍呢？诸公真的以为自己当年那几'步步紧跟'的东西，足以流芳千秋、哺育万代吗？
柯岩先生教训杨牧：'不要在堂皇的口号下卷入错误思潮，也不要怕被人讥讽为不时髦，要明白时髦从来是一种肤浅。更不要追风，风是那样的无定向，不但会使你疲于奔命，有时还会被它吹向深渊呢！'真是谆谆教诲，语重心长，没有亲身体会，痛切感受，这番话是说不出来的，这其中想必融会了柯岩先生大半生的经验教训。我相信，她这里不仅是在训斥别人，也是在反省自己。譬如，她会不会反思：50年代的新诗创作，一窝蜂地向民歌学习，这在当时是最时髦的，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作为大跃进民歌选，当时谁能怀疑它的革命性、先进性？可是其中充满了浮夸之辞，连毛泽东看了，也说《红旗歌谣》水分太多，民歌还是旧的好。既然大跃进民歌早已难逃大跃进殉葬品的厄运，当年那些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时髦如《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者，是否也水分不少，气数有限呢？
柯岩先生教导我们：'时代进步了，教材的改变与改革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关键是怎么改？是坚持教育的正确方向还是彻底否定革命传统，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看来，柯岩先生与我们还是有可能沟通的：她也承认'时代进步了'，既然承认时代进步了，应该就是承认自己落伍了，因为作为诗人，他们在新时期并无新作，并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作为惯唱颂歌的诗人，他们并没有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唱一曲新的颂歌。（是歌喉嘶哑了?还是心有抵触情绪?我们不得而知。)承认时代进步了，自己落伍了，可见她并不是惟我独尊，不会以为只有坚持《桂林山水歌》才是'坚持教育的正确方向'，只要否定《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彻底否定革命传统'。这很让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当然要尊重历史，当然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则，我们盖那么多历史博物馆干什么？正是历史博物馆，而不是语文教材，适于存放一些该进博物馆的东西。
至于我草拟的中学语文新诗推荐篇目，作为一己拙见，并不完善，但与'陈年皇历'不可同年而语，却是无疑的。我非常希望柯岩先生能放下前辈盟主的架子，心平气和地将二者作一比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也许，从此以后，您会心悦诚服，知今是而昨非，可怜天下莘莘学子，不再计较个人得失，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欣慰。
2000年愚人节定稿
（原载《书屋》2001年1月号，《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2期，《名作欣赏》2002年第1期）
来源 古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