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斋《苏东坡研究》
第一编 生平研究
第一章 “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 苏轼评传
第一节 “我家江水初发源” -- 出生与家族
一、出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诞生于四川眉山纱觳行。
景祐三年，正是公元1036年，而苏轼之生年，却多标为公元1037━━1101年的(也有标为1036年出生的)，这是因为他所出生的十二月十九日，已进入公元1037年元月八日。
苏轼生辰之星座，属磨蝎宫，按传统说法，当此宫者一生多磨难。苏轼一生多灾多难，先有著名的乌台诗案，后有黄州、惠州、儋州的流放。当然似乎也正是这些苦难玉成了苏轼的人格与文格，正是“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诗人一生在流放的旅途上，不断以司马迁以来就形成的这种受苦受难方能成为大作家、大诗人的动力(所谓“发愤著书”论)来宽慰自己。
在苏轼之前，有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生辰也属磨蝎宫。苏轼后来在《东坡志林·退之平生多得谤誉》中说：“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亦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韩愈此诗，题为《三星行》。三星者，斗、牛、箕也。后人亦多谓生平多折磨，大起大落者为遭遇磨蝎。如元人尹廷高诗：“清苦一生磨蝎命，凄凉千古耒阳坟”(《挽尹晓山》)。韩愈是开一代宋风之先驱，无论诗，还是文，韩、苏都如同父与子、源与流的关系，都是“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 借用清人赵翼语)。也许是由于偶然的相同，启发了东坡， 使他时时以昌黎自许，自觉接受了昌黎的革新精神，并且大大地超过了昌黎。 作为一代巨匠的苏轼，没有出生在繁华的都市，而是出生和生长在僻远的峨嵋山下、著名的乐山大佛以北四十里的眉山镇。八个多世纪后，这一带又诞生了另一位几乎要与他比肩，标志一个时代的巨星━━大诗人兼学者郭沫若。其中是否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所能知道的，是诗人自己的描述：“我家江水初发源”（《游金山寺》）；“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东湖》）。此地居于长江之上游，“蜀江水碧蜀山青”，茂林修竹，极得天然之野趣。这种自然环境，所赋予苏轼的那种近乎“野性”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一生命运和艺术创作，使他成为一个对传统具有极大破坏性的人物。
这一点，自他出生之日始，似乎就已命中注定地深深植根于他所生活的家庭、所成长的环境之中了。
而对于苏轼这样的一代文学宗师来说，他所生长的环境、所出生的家庭，似乎应具备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学术、哲学的氛围，使他不致成为一个完全的野孩子，成为一个纯粹农夫的子弟；另一方面又不致于拘泥于礼教，成为谨守礼规而不具备破坏因素的儒子━━这种儒子能够成为学者和诗人，但绝对成不了苏轼这样的开创一个时代的大文豪。
而苏轼所出生的家庭、环境恰恰具备这两个方面的特点。
二、苏轼的家族
苏轼的家族，不能说是世代书香的家庭。根据其父苏洵的苏氏族谱推演，他们的祖先是赵郡栾城人( 苏轼之弟苏辙的集子为《栾城集》)，推演过程大致如下：
苏氏之先出于高阳，至周有忿生，为司寇……封于河，世世仕周，家于其封，故河南河内皆有苏氏。汉兴，高祖徙天下豪杰以实关中，而苏氏迁焉，其后曰建，武帝时为将，以击匈奴，封平陵侯，建生三子：长曰嘉，为奉车都尉，其六世孙纯为南阳太守，生子曰章，当顺
帝时为冀州刺史，又迁为并州，有功于其人，其子孙遂家于赵州。其后，至唐有味道者，圣历初为凤阁侍郎，以贬为眉州刺史而卒。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自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间世次皆不可纪，而洵始为族谱。 （苏洵《苏氏族谱》引自《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一Ｐ1）
根据苏洵所撰之族谱，苏氏一族就远祖而言，与屈原同祖于高阳，屈原《离骚》首句即云：“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乃远古颛顼大帝的称号。
高阳━━(周)忿生━━建━━嘉━━(后六世孙)纯 ━━章(自此家于赵州)
自苏章至味道，其间六百余年皆不可考，至味道贬至眉州，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此人当是苏家眉州家族之宗，但名字亦不可考。此人之后，直至泾，亦不可考。
泾生釿，娶黄氏，以侠气闻于乡闾，生五子，最少曰祜，以才干精敏见称，娶李氏，其存没与五代相终始，祜生杲，杲以孝友著于乡，人无亲疏，皆爱敬之，娶宋氏，事上谨，御下甚严。杲卒于太宗淳化五年，享年五十一，以曾孙苏辙等朝赠太子太保，宋氏追封昌国太夫
人，杲生序，序字仲先，生于太祖开宝六年，娶史氏，眉之大家，慈仁宽厚。……生三子，先序十五年卒。序以子涣登朝授大理评事，卒于仁宗庆历七年，享年七十五，累赠职方员外郎，以孙辙登朝，赠太子太傅，史氏追封嘉国太夫人。（同上P2）
自苏泾始，皆可足信：泾━━釿(娶黄氏)━━(少子)祜(娶李氏)━━杲(娶宋氏)━━序(娶史氏)
苏轼之祖父为苏序，苏轼从苏序始避祖讳，其诗文集序皆称引。
再看苏洵之《族谱后录下篇》，以备咨询：
昔吾先子尝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闻焉。盖尝闻其略曰：苏氏自迁于眉而家于眉山，自高祖泾，则已不详，自曾祖釿而后稍可纪。曾祖娶黄氏，以侠气闻于乡闾。生子五人。而吾祖祜最贤，以才干精敏见称。生于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殁于周世
宗之显德五年，盖与五代相终始。……吾祖娶子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后世曰瑜，为遂州长江尉，失官，家于眉之丹稜。祖母严毅，居家严然，多才略，……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无所毁誉。少子宗晁，轻侠难制。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等于信，乡闾之人，无亲疏皆爱敬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谨，而御下甚严。生子九人，而吾独存。善治生，有余财。时蜀新破，其达官争弃其田宅以入觐，吾父独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也。好施与，曰：多财而不施，吾恐他人谋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将以我为好名，是以施而尤恶使人知之。”（《苏轼资料汇编》Ｐ7）
林语堂曾说苏序是个“不识字”的怪老头，似有失查。苏序“晚好为诗，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发于言，比没，得数千首。”(《本集·苏廷评行状》)“敏捷立成，不求甚工”，皆是后来苏轼作诗之特点，看来苏轼之为诗人，亦多少有遗传因素在内。
苏序的另一个故事是他对儿子的教育方法。他的小儿子也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青少年时不爱读书，但苏序根本不着急，也不过问，在他心里，大概认为万物之生长，自有其时，该长的树木到了时候，自然就会生长、开花、结实，反之，只会偃苗助长，徒害无益。后来，这个看来不成器的小儿子果然自己发愤力学，成为了有名的大散文家。
苏轼12岁时，祖父苏序死去，享年75岁。后来苏轼曾回忆：
“祖没，轼年十二矣，尚能记忆其为人。”
苏序生三子：长子苏澹，不仕，在苏轼两岁时死去，故对苏轼没产生什么影响。次子苏涣亦即苏轼的二伯父，为天圣二年的进士，官做到都官郎中利州路提点刑狱。他曾为其弟洵举制策下第赋诗：“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
苏序的第三个儿子就是苏洵了，苏洵字明允，号老泉。苏洵在儿子苏轼出生后，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言，发愤苦读，是因为想到了为父的责任，还是担心以后无颜面对儿子，总之，他的成就
与儿子苏轼同生俱长，不但使他本人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造就了八大家中的更重要的另两位。苏洵在其妻怀有苏轼的那年，发愤读书，无疑也是对这个尚在胎中的儿子的最好的胎教，可以说，苏轼从父母的赐予生命之日始，就开始潜移默化地接受着父母的教养。苏洵文章虽好，文场运气却不佳，屡试未中，后以文名授霸州文安县主簿，死后因儿子在朝，先后赠光禄寺丞，太子太师等荣衔。后人因亦称其为宫师。
轼母程氏之家世，与苏家相比，显得更正统些。她是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封成国夫人。
苏洵程氏共生三子：长子景先，在苏轼大约三岁时夭折，苏辙有诗云：“兄弟本三人，怀抱丧其一。”（《栾城集·次韵子瞻诗》）所以苏轼排行为仲(一字和仲)，实则长子；弟辙小轼四岁，排行为叔(一字同叔)，实则次子。兄弟二人感情甚笃，终生相濡以沫。
苏轼还有一个姐姐，嫁给母舅家的表兄程之才，但并非美满幸福的婚姻，在苏轼十八岁时抑郁而死。此事也影响了苏程两家的关系，苏洵宣布与女婿断绝关系，也不允许他的儿子们与程家的表兄弟们来往。苏洵死后，除程之才之外的表兄弟们才互相恢复了往来，程之才本人，一直到东坡晚年贬于岭南，当政者欲借程之才之手报复苏轼，表兄弟也是姐夫小舅子关系的苏程二人才有机会得以释憾。
三、 名字与游学
苏轼兄弟的名字，皆与车有关。“轼”是设在车上供人凭倚的横木，《左传》中多有“凭轼而观”之类的记载，给人一种宏观远眺之感，故其字为“子瞻”；“辙”是车轮碾过的辙道，故其字为“子由”，“由”有跟随之意。苏洵在给他的这两个天份极高，前程不可限量的儿子起名、字时，对他们的性格以及人生发展，已有了较准确的把握。苏洵作《名二子说》时，苏轼十二岁，苏辙八岁：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这段文字近似测字占卜，并具有令人惊服的准确。苏轼之于中国社会这驾巨大的车驾，他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轮辐盖轸，他不是执政的宰相，如同车轮，也不是谨守政道的小官，如同车条，但是，如果没有了苏诗、苏词、苏文、没有了苏轼其人，中国的文学史将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而“轼”的那种豪迈感、宏观感，那种气势，又使老父颇为担忧：“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而对于辙来说，不必担心他的“不外饰”，因为“辙”是有功而不赏，有难也不会危及辙，所以，后来苏辙的官运、命运都比苏轼要好。
一方面，名字概括了轼、辙的性格，预测了他们的命运，一方面，名字也启示、影响着两人的性格，使他们不自觉地沿着父亲所揭示的道路继续前行，如同一个强有力的气场，磁场。按照气功大师的说法，一个人的名字特影响其人一生的命运，是否有道理，笔者没有研究，但以轼、辙而言，皆似有理。
为苏轼授业解惑的老师，主要有道士张易简，眉山刘巨，母亲程氏和父亲苏洵。当然，还有一些人对苏轼产生过影响，比如在苏轼六、七岁时，有一位九十多岁的姓朱的老尼姑，看到小苏轼聪慧可爱，就给她讲史说词，说她曾经跟随她的师傅到蜀主孟昶宫中。一天，天气十分炎热，蜀主与花蕊夫人纳凉在摩河池上，作了一首词，这位老尼姑当时能把这首在文学史、词史上并未流传下来的词背诵下来。四十年后，朱老尼姑早已仙逝多时，这首词作亦如“广陵散”之“从此绝矣”，唯有苏轼尚能回忆起七岁时所记忆下来的前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这大概是苏轼第一次受到的词的启蒙教育，给予了苏轼终生美好的回忆。后来，他猜测这是一首《洞仙歌》，于是用此调足成之：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还有一次，大概是苏轼八岁时， 当时的仁宗皇帝雄心勃勃，了宰相吕夷简等人，启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苏轼还不懂政治，还不知这就是有名的“庆历新政”，也不知他自己今后也要象范、欧等人一样，也要处在政治的漩涡中，但他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挤在一群乡镇孩童之中，瞪大着眼睛，听一位从京师来的先生，讲述京中发生的政治事件，倾听石介的那首歌颂“新政”的《庆历圣德诗》，倾听着京师来者与乡先生交口称赞范、欧等人的文学品行，他忍不住问先生说，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先生回答他：“小孩、童子何用知之”，小苏轼答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 ”越是不让孩子知道的 事情，他们越是渴望了解，从此幼小的苏轼， 开始企慕欧阳修等人的为人，这应该说是苏轼受到的最早的政治启蒙教育之一。
苏轼的较正规的学习始于八岁，(按旧历)，以天庆观的道士张易简为师，所受教育，除传统的启蒙教育外，当有更多一些道教的内容。小苏轼的同学有数百人，但只有他与另一个叫陈太初的学童深受道师的称赞。这个与他并列第一的陈太初，是眉山一带的市井人家子弟。以后，当苏轼成为名扬海内的大文豪时，陈太初做了郡县的小官吏，以后据传成道成仙，真正继承了张太师的衣钵。苏轼晚年在海南时，仍在回忆这位小学同窗，记述了他尸解成仙的情景：“趺坐而逝，焚之，举城人见烟熘上眇眇焉，有一陈道人也。”不知是幻觉，还是想象，总之，人们看到在把他的尸体焚烧之后，在烟火之上有一个仿佛可见的陈道人在向太空飞升。
是不满意张道士的教学质量，还是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两年后苏轼停止了在天庆观的启蒙学习，回家就学，但并未请私塾，而是由母亲程氏执教。程氏的教学就哲学倾向来说，与张道士的恰恰相反，偏重于正统的儒家教育。教材估计有《论语》、《孟子》、《汉书》、《后汉书》。苏轼晚年仍可熟练地背诵《汉书》，很可能就是这段时期学习的结果。少时记忆的东西，往往是终生享用的。这种大量的背诵，是一个大文学家、大学者必不可少的准备。此后，他不但可以信手拈来地引用前人的典故，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
与张道士“童子何用知之”的态度相反，母亲的教育更多有讨论式、启发式，每读完一些文章后，母亲总要考问他古今成败的问题，小苏轼也常能脱口即出，出即能说到要害。一次给儿子苏轼讲授《后汉书》中范滂的故事，这段史传记载东汉末年大诛党人，范滂亦在搜捕之列。滂在与母亲诀别时说，自己舍身取义，是死得其所的，只是对母亲有不可割舍之恩，请母万勿增悲戚。母亲从容回答他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 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在中国古人的心中， 名声的流传比之肉体的寿考要重要得多，你现在就义，可与党人之领袖李膺、杜密齐名。既得美名，又要不死，哪有如此美事? 小苏轼听到母亲的讲授，向母亲质疑：“我长大如作范滂，您能舍得我去死而作滂母吗?”母亲毅然回答他：“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个场面使苏轼激动了起来，“亦奋厉有当世之志。”以后，终苏轼之一生，他虽然热爱自然，企慕陶潜，却终生未能归隐。少年时代母亲所给予他的这种忠君爱国爱民，宁死如归的精神，应该说是永远产生着作用的，它溶化在诗人的血液里，从而成为诗人的人格本质之一。
苏轼所读书的亭院，当时号曰“南轩”，以后父亲苏洵将它改名为“来风轩”。南轩堂前草木丛茂，庭院里杂花野生，甚有野趣。更兼苏家有不许杀生的禁令，儿童仆婢都一概不许捕取鸟雀，甚至在很低的竹叶间也有鸟窝，孩子们只要弯下腰就可以从林叶的缝隙中窥视到鸟的幼雏。其中有一种叫桐花凤的鸟，其羽毛极为珍贵稀少，属罕见之珍禽，却怡然自得，与人相安无事地在纱觳行苏宅里安家了，连左邻右居们听说此事，都感到非常惊异。苏轼常在南轩读书，也常在园中玩耍，书本给予他以超人的学识与智慧，而极富野趣的生活环境也滋养他富于破坏，擅于反抗的野性人格精神。
南轩的少年读书生活，是苏轼终生难以忘怀的。几十年后，当他身为朝廷的官员时，仍时时追恋着南轩的生活。在一篇《梦南轩记》中，苏轼记载了他假寐片刻时梦归南轩的神游经历：
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纱觳行宅，遍历蔬园中，已而，坐于南轩。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来风者也。
父亲苏洵，此期间也在发愤用功，撰写文章。闲暇时，他也常来过问两个儿子的学习。而对儿子每次的测试，都使他喜出望外。一次，老苏正在诵读欧阳修的一个谢表，儿子苏轼侍立于侧，就随意让儿子模仿写作——模仿是对少儿的一种很好的训练。十岁刚出头的小苏轼才思敏捷，很快就交上了这篇模仿作业，其中有“匪(非)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的句子，使老作家着实惊喜了半日。
还有一次，苏轼在完成父亲布置的《夏候太初论》这篇文章里，写下了更为精采的句子“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不仅对仗得比较工整，而且寓意也很好，揭示了人是否专心致志的极大不同。以后，苏轼在《黠鼠赋》中再次完整使用这两句。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将《黠鼠赋》认作少年时之作品，误。苏轼少年时所作的与鼠有关的作品是《却鼠刀铭》，据子由《栾城遗言》载，“东坡幼年作《却鼠刀铭》，公作《缸砚赋》，曾祖称之，命佳纸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
在家中学习，虽有父母教读，毕竟缺少同学，而且，苏轼兄弟天生野性，极爱玩耍，根据苏辙后来回忆，说他跟着兄长，常常跑出去野玩，而苏轼胆子尤大，每遇佳景，他总要撩起衣襟捷足先登，有不得登攀的地方，竟会有好几天为之闷闷不乐。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 (《栾城集》)
总之，三年之后，苏轼兄弟又开始了学校的学习。这次他的老师叫刘巨，字微之，是眉山一带专以教书为业者，在郡城的西寿昌院讲学，有一百来个学生，有些象现在的中学，只不过课程以文史为主要内容——苏轼是大书法家，并且是画家，少年时即喜爱练习书法绘画，是否也是张刘两位启蒙老师的课程，尚不得而知。有一次，刘先生做了一首《鹭鸶诗》，结尾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十三岁的小苏轼已想好了更好的结尾，忍不住就对教师说：先生您的诗不错，只是好象结句没有归宿，何若“雪片落蒹葭”乎?此语一出，先生大惊，说：“吾非若师也。”
有一次，苏轼和同学们在校舍中遇到大雨阻隔，一时不能回家，他和几个小同学诗兴大发，四个人就一人一句作了一首联句诗，一位叫程建用起句：“庭松偃仰如醉”；另一个叫杨尧咨的接句：“夏雨凄凉似秋”；苏轼接上第三句，说：“有客高吟拥鼻”，苏辙结尾：“无人共吃馒头”。程杨两人首两句类似唐诗，好而少创意，苏轼兄弟则绝类宋诗，谐谑奇趣，引得众人一堂哄笑，坐皆绝倒。以后，苏轼“以议论为诗”，在少儿时已见端倪。 十九岁时，苏轼已经长成为一位颇富学识的英俊青年了，父母为他娶了离家乡不远处的青神人王弗为妻，她是乡贡进士王方之女，时年十六岁。后二年苏洵为子由所娶的妻子史氏年龄更小，为十五岁，子由后来写给妻子史氏回忆说：“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寄内诗》)。所不同的，是史氏长寿，伴随了子由几十年，而王弗却短寿，只伴君十二载。
婚后的苏轼，显得更加成熟。“成家”而后就要立业了，他象一只雏鹰，就要飞离故乡的山水，去到一个更广阔的天空里翱翔。他在积蓄着力量，演练着各种技艺，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十九岁的苏轼，在离川前的两年时间，开始进行大量的写作练习，他努力地攀登，力争站在更高的视点上，鸟瞰中国历史的盛衰变化，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有贾谊、陆挚等人。他以务取实用，不为空言的精神，对中国古典之文化、之人物一一立论，据《本集》考索，计有：
《易论》、《书论》、《诗论》、《礼论》、《春秋论》、《中庸三论》、《伊尹论》、《周公论》、《子思论》、《孟轲论》、《宋襄公论》、《秦始论》、《汉高论》、《管仲论》、《孙武论》、《乐毅论》、《荀卿论》、《韩非子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霍光论》、《扬雄论》、《士燮论》、《诸葛亮论》、《曹操论》、《韩愈论》、《思治论》、《正统论》、《续朋党论》等等，繁不胜载。
以后，他又接触到《庄子》，为庄周那汪洋恣肆、汗漫无涯、变幻无端的风格所倾倒，说：“得吾心矣。”庄子那种浪漫的文风正与苏轼所追求暗合，以后在苏轼的作品中，亦时时可看到庄子的浸染。
苏轼才思敏捷，兴致高时，每日可写数千字。只可惜眉州地处偏狭，名人高士甚少，可说是除三苏父子之外，更无他人。偶然有学子扣门来请交，亦非同一层次者，只有一个叫晁端彦( 字美叔)的，曾经主动来访，欲订交为友。 以后苏轼写诗给晁美叔云：“我生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君来扣门若有求。”(苏轼诗《送美叔》)
此时张方平以户部侍郎坐镇西蜀，苏洵与之交谊甚深，方平曾向朝廷举荐苏洵为四川州学学官，未获朝廷批准( 林传云苏洵不愿接受此职，误)，后又写信向欧阳修等人举荐。现在， 苏洵将自己的这个羽毛已丰既将飞出巢窝的儿子介绍给张方平，方平一见，以国士待之。张方平可说是苏轼所拜晤的第一位大学者。张方平虽与欧阳修素不相能，但欧阳修以后得张方平推荐苏氏父子的信，读了三苏之文章，并不因与张的关系而怠慢之，相反，和张方平一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以后苏轼兄弟“出入四十余年，虽物议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避暑录话》)。可以说，张方平是“三苏”的最早发现者、推荐者，又是苏轼兄弟在政治上的保护者，以后苏轼下狱，方平亦挺身而出，抗章救援。而苏轼亦终身敬事张方平，为其文集作序时，比之孔融、诸葛，不亚于对另一恩师欧阳修 的敬重。
得到了当世名流张方平的高度奖誉，苏轼更充满了信心。嘉祐元年三月，苏轼21岁，苏轼父子离别了故乡，去京城参加秋试。告别西蜀时，他们又一次拜访了张方平，对子由来说，却是第一次拜谒。苏家不仅有苏洵、苏轼父子，使他惊讶了两次，17岁的子由又一次使他这位名重全国的学者惊讶：兄弟二个都是如此出众，如此不凡，他们绝非某个地区出类拔萃的人物，而是全国少见，也许是几百年来少见的人物!
而对于第一次远离故土的苏家兄弟来说，虽然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幻想，但毕竟天外有天，他们怀着兴奋又略有忐忑的心情从陆路北上，向着长安，向着汴京进发。
“我家江水初发源”。苏轼也如同刚刚发源之江水，开始了他人生旅途的远航。
第二节 “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 名动京师
一、名动京师
在秋高气爽的八月，礼部初试在景德寺如期举行。苏轼、苏辙都参加了这场考试。
苏洵曾给梅尧臣写信，谈及自己当年应试之苦：“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复思至此，即为寒心。”苏轼兄弟与当年父亲同样经历了中夜起坐，带着冰凉的饭饼，凌晨就等待在东华门外，一一唱名而入的景况，只不过结果不似父亲那样悲惨而已。眉山地区来应试者四十五人，苏轼．苏辙等十三人入选。
嘉祐二年正月，以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欧阳修举荐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负责具体编排详定的工作。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是一篇论述刑罚奖赏政策的政论文。苏轼厚积薄发，发挥得十分出色。以“广恩”“慎刑”为题旨，展开论述，并自撰了一个典故以论证：
当尧之时，臬陶为士，将杀人，臬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臬陶三次请求要杀掉犯人，而尧三次以“宽宥”来答复。梅尧臣首先从堆积如山的试卷中发现了这篇精采的论文，将他推荐给主考欧阳修。欧阳修一见惊喜，马上就想将此卷作为第一名，但怀疑是他的门生曾巩所作。曾巩，字子固，江西人，后来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长苏轼十八岁。此时，他正投于欧阳修之门下，为欧阳修最得意的门生。当时科考的试卷全部由人誊写，以防考官与考生营私舞弊，故欧阳修有此猜测。为防物议，欧阳修将此卷抑为第二。没想到，压抑的是一名他已听说过，但还未见过面的考生━━苏轼。
此前，苏轼虽然一直渴望着能拜晤欧阳修，但终未实践，一是欧阳为主考，瓜田李下，考前投谒，终为不妥；二是苏轼毕竟有此自信，欲以文投师。现在果然成功了。对于韩琦、富弼等名重一时的老臣，苏轼也同样渴望拜会结识而未付诸实践，他只在京师的熙熙攘攘的车群中瞻仰了这些元老重臣的丰采，一直到考试完毕之后，才在欧阳修的引荐下，一一拜访。而身任执政的韩、富诸公，一见苏轼，也都大加赞许，目以国士。成为了继张方平、欧阳修之后苏轼的老师和保护人。
随后，苏轼又参加了由仁宗皇帝御临的复试，在崇政殿举行。宋初的御考在讲武殿举行。如《续资治通鉴》载太祖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
帝御讲武殿，复试礼部合格人，进士加论一首。
五年后，将讲武殿改为崇政殿。以后皇帝复试礼部之全格者，皆在此举行。苏轼此次为第一，子由，曾巩等都同时成为当年进士。
金榜一发出，立刻就引起一场风暴。因为当时仍然盛行奇诡磔裂的文风。此派之首领刘几也参加了这场考试，却被欧梅黜落。以至这一大群考生，士论汹汹，哄然于途，群嘲聚骂。来自西蜀僻远之地，此时尚无名气的苏轼名列第二，自然是众矢之的。以后在欧阳修．梅尧臣等人一再的品评下，众人才渐渐服气，考场风波也慢慢平静下来。
这时，苏轼可以去拜访自己的恩师了。欧阳修，字永叔，四十一岁时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永丰）人。他长苏轼三十岁，在政治上是个锐意进取的改革家，在文坛上，他是当时“天下翕然而师尊之”的一代文宗。在他身边，聚集着梅尧臣、苏舜钦、尹师鲁等一大批文学家，正在为改革文风而斗争。
苏轼在《谢欧阳内翰书》中，将五代．有宋以来的文学演变作了剖析：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
有宋以来改革此风：
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
而当时一些学子，在扭转浮华文风之时，却“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此次苏轼兄弟所参加的这场考试，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和眼光，指出五代至宋初文学演变的历程。其论确当。
五代至宋初之西昆体，以浮华为尚，学李商隐又仅学其皮毛，至仁宗时期以来，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力倡诗文革新，但又有些人“用意过当”，矫枉过正，求深务奇以险怪为时尚，走入了另一个极端，故苏轼论之。
此次以苏轼为代表的新文风取得全胜，也可看作这场革新运动的一个重要事件。而三苏，曾巩．王安石等人，也都在欧阳修的奖掖扶持下，崛起于文坛。
苏轼一直是欧阳修的崇拜者。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昼诵其文，夜梦见之”（《祭欧阳文忠公》），以后，他又在为欧阳修的《居士集》作的序中评价：“欧阳子，今之韩愈也。”欧阳修所倡导的文风，无疑使苏轼从心底折服，其父老苏的文学主张与欧阳修暗合。以后，三苏，特别是苏轼，以其惊人之才华．奇特之遭际，使他从理论到实践都大大地超过了他的恩师，从而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此是后话。此时，欧阳修一见三苏之文章，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后来之文章当如此”，认为三苏代表了未来发展的趋势。欧阳修亦无愧于一代文坛宗师之称号，他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以苏轼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学家的价值，并且给予全力的扶持。读罢上文所举苏轼之文，欧阳修不觉汗出，他对梅尧臣说：“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欧阳修此言此举，真当令千古文人汗颜！
这次欧苏会见，师生相唔，自然是十分愉快的。不过欧阳修对他试卷中所用的尧宥之三的典故感到陌生，便问他的这位新弟子：“典出何处？”苏轼回答说：“何须出处，想当然耳。”意思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合于艺术的真实。欧阳修赏其豪迈，更欣赏他的创新精神，对梅尧臣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关于这段传奇，也有材料说，苏轼的回答是：“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即：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已赐周公。”操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臬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参见《诚斋诗话》）苏轼用孔融杜撰典故来解释自己之杜撰典故，这就给“何须出处，想当然耳”给予了更深入的解释。
苏轼初出茅庐，就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考场上杜撰典故。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幸亏考官是具大慧眼的欧阳修，他也同样具有着创新精神，主张“善读书，善用书。”苏轼经过欧阳修的一再奖掖，名声大震于京师，而他的新作，每一落笔，就立刻被人传诵。这是当时的口头媒介，口头的出版。欧阳修更是时刻关注着他的这位高足的新作。每篇作品，他必以先睹为快；每篇作品，都使他感到审美的愉悦。有一次在读完了苏轼的新作后，他对他的中子欧阳〗谈起了苏轼：“再过三十年，就不会有人再谈论我了。”欧阳修的这个估价虽然有些自悲之意，他毕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镇，不会被遗忘的；但这一估价也有准确之处，就是苏轼的名声确实超过了他的这位恩师，特别是再过三十年的时候，全国关注的中心已成为苏轼，无人再论及欧阳修了。不过，人们也不会忘记欧阳修扶持后进的功劳，那些为苏轼作传的人，也不会忘记怀着由衷的感激心情写一写欧阳修。
二、奔丧与南行
三苏父子名动京师，正要一展身手时，四月八日, 苏轼兄弟之母程氏突然病故，事先毫无准备，苏氏父子仓促出京，竟至于未能与恩师叙别。按当时惯例，苏轼兄弟要为母亲丁忧守丧二十七个月，即便是很高的官职也要丁忧，否则，就要指为不孝。后来王安石，还有明代著名的宰相张居正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老父苏洵还沉浸在儿子成功的喜悦之中，突然遭丧妻之变故，一路上旅途奔波，回家后，看到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之人家，一下子老了许多，四十九岁的人，一下子就成了白发老翁了，以后，他只活了九年，与这次打击不无关系。
苏洵将程氏丧于武阳安镇山下的老翁泉边。传说，此泉在月夜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白发老翁出没在泉国，但人一走近，他就会消失在水中，因名“老翁泉”，苏洵在夫人的墓边预留下了自己的位置，九年后，这里成为他永远的归宿。他的字号也就以“老泉”命名。他的《祭亡妻文》：“呜呼！与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惟轼与辙，既冠既昏，教以学问，孰知子勤。......既荐既名，试于南宫。文字炜炜，惊叹群公。归来空堂，哭不见人。伤心故物，感涕殷勤。嗟予老兮，四海一身。”哀哭其妻，其情凄恻，唯有二子之捷，报与其母在天之灵，可惜他们的母亲再也听不到了。含辛茹苦，倾尽心血教育培养的两个儿子，已经初战告捷，她却未能分享成功的喜悦。
对于苏轼来说，失母（也是师长）之哀自不必说，不过，两年多的守丧期，处在大考之后，也正好得以调整和休息。他时常去青神岳父母家作客玩耍，与夫人王弗的兄弟姐妹们相交甚欢，其中王弗的一个名叫王闰之的堂妹，当时才十岁，以后会与苏轼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成为他的第二任夫人。
嘉祐四年九月，苏轼兄弟守丧期满。从嘉祐二年四月八日接母丧讣告，到仓促归家，从六月算起，恰好二十七个月。苏洵叫人塑了六座菩萨像，置放于木刻镶金的圣龛里，安放在极乐院的如来厅内。六菩萨是观音娘娘．势至菩萨．天藏王．地藏王．解冤王者和引路王者。然后，苏洵为此作了《六菩萨记》，记中说少时父母俱存，不知有死生之悲，以后，他先后经历了母亲、长兄、父亲、女儿（嫁程家）之死别，现在四十九岁时又丧妻，“骨肉之亲，零落无几”。因此，自已要“逝将南去，由荆楚，走大梁”，“徜徉于四方，以忘其老将去”。苏洵已决意永离故乡了，因此与妻子作最后的告别。
深秋十月，父子三人再次离别故乡，奔赴京师。不过此次是携眷先走水路，南下荆楚。由嘉州乐山大佛的脚下出发，舟船在苏轼的诗中启航：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
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
......
《南行集》所载苏轼之四十首诗，为苏轼诗歌创作的发轫期，是苏轼集中最早的诗作。前一次出川入京，虽然也颇多人文景物，但无诗作留世，盖前次赴京赶考，尚无此闲心也。而此次兄弟皆已功名在身，前程似锦，更兼水路舟行，诗酒唱和．两岸风光，尽在目前。所以，《屈原塔》下吊屈子，《昭君村》前写昭君，更有许多奇异的三峡风光，如《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气势雄豪，景物变幻，动静之间，颇富妙意。而结句“孤帆南去如飞鸟”，与李白之“轻舟已过万重山”，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此作在结构上尚有汉赋的痕迹，以前后左右上下为构图，毕竟为前期之作，不必苛求。
在江上的航行中，遇上一场大雪，三苏以此为诗题，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前人已用滥用熟的词汇来比喻雪，也不许使用皓、白、洁、素等惯用的形容词来形容雪花，在苏辙写后，苏轼用他的原韵写下：“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的名句，将两岸的青山比作一翩翩少年，一场大雪使他变成白发老者。在险境、难境中出奇，这是苏轼以后作诗的特点之一，被批评为“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此首已见这种特点的端倪。不过，只要诗作得好，显示些才学，戏谑于文字，又有何妨呢？它似乎更能合于知识分子的口味。
《南行集》四十首，尚多有摹仿痕迹，特别是学杜之习作较多，不过，诗神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可抑止了。以后，诗词之作，伴随了苏轼终生。
三、赴凤翔
嘉祐五年二月中旬，三苏父子抵达京师， 但苏轼并未能在此安居。他在顺利地通过了又一次考试之后，被授予大理寺评事凤翔签判的职务。关于苏家兄弟参加的这次考试，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宋朝试科目按惯例应在八月中旬举行，但由于子由在考试前忽然感疾卧病，不能赴试。三苏的保护人之一韩琦听说后，立即启奏皇上，说今年制科之士，只有苏轼、苏辙最有声望，如果兄弟中有一人不能参加考试，就会降低考试水准，请求延期考试，仁宗皇帝竟然准许了这个要求，比常例推迟了二十天来考试，以后，这个高级别（对已考取进士者，授官职之前的考试）的考试，就都定在九月举行了。是否真有此事，尚请专治宋代考试史的学者加以详查。
嘉祐六年十一月，在他放舟三峡吟唱《南行集》后两年时，他又踏上了赴凤翔任的征途。子由因父亲授职留京，不能无人照顾，也就留在父亲身边。兄弟俩有生以来第一次分手，恋恋难舍的心情可想而知。弟弟一直送哥哥送到郑州才打马返回，而哥哥也在迷离恍惚之中。目送着弟弟远去的身影，他的心也随着弟弟身影踏入归程。当弟弟的身影就要消逝在远方时，哥哥禁不住攀登上近处的高坡，再一次地凝望，终于，弟弟的身影就要全部消逝了，只有纱帽时隐时现，颤动在平野的坡垅之上。这就是苏轼著名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这篇名作，一般苏诗的选本，都以此诗为首篇，它标志了苏诗的成熟：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哥哥担心弟弟的衣裳太薄，想象着弟弟独自骑着一匹瘦马在寒冷的残月下前行。接着诗人又用对比．反衬的手法，写路人、居人之欢乐，再从童仆的角度说自己的凄恻，再用“亦知人生要有别”的宽慰做一转折，接以岁月飘忽，时不我与的忧虑，跌宕波折，极尽摇曳之美。“夜雨萧瑟”句，是兄弟二人之间的典故。夏天在京城居住时，一夜风起雨作，苏轼正夜读韦应物的《与元常全真二生》诗，读至“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的诗句，不禁感慨今后之离合，兄弟相约，不要贪恋官场，要早享闲居之乐。从此，风雨对床，就成了兄弟二人秘密的盟约，即早日归隐的誓言。以后，他们的诗中又多次反复地提及，如子由诗：“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惊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苏轼《在东府雨中作示子由》：“对床空悠悠，夜雨今萧瑟。”苏轼刚出仕，就恋归，并且，归隐的欲念成为他诗文的一大主旋律。
苏轼自嘉祐元年首次出川赴京应举，到此时嘉祐六年赴凤翔任上，六年时光，两次离乡，两次离京（一次奔丧，一次赴任），使苏轼感觉人生如踏雪之飞鸿，四处飘泊不定，又到处都留下自己生命的痕迹，他把这一感受写在赴凤翔任途中所作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这是能标志苏轼为超一流大诗人的首篇诗作：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是一首和弟子由的诗。原作如下：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渡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弟弟原诗亦佳，写兄弟郑州相别后的孤独心情，以情感真挚而动人，但哥哥的和诗，则从一次具体的人生经历中，升华到对人生离合的哲理性的体验，在弟弟“泥、西、题、嘶”的已定好的旋律中，戴着镣铐舞蹈，将具体的场景与抽象的概括融为一体，遂为千古绝唱！此所以苏东坡之为苏东坡也！
苏轼，这只飞鸿，携着缪斯的精灵，向凤翔飞翔，而后，它还要飞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第三节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仕宦生涯传略
前两节，笔者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苏轼在踏入仕途之前的有关出生、家族、教育、考试等方面的情形。本节将以较为简略的笔法，概述一下苏轼凤翔之后的仕宦生涯。之所以要简略，一是由于篇幅所限，难以详述；二是由于本书的下一章，笔者将以“野性”为中心命题，探讨苏轼的人生观念、哲学思想等问题，同时将较为详尽地涉及到变法之后的苏轼生平，因此，读者可以参照来读。
苏轼在凤翔任职3年，写了《凤翔八观》诗，著名的题画诗《王维吴道子画》即在其中。而这时期所创作的《喜雨亭记》、《凌虚台记》，以后也列入散文名篇之中。
治平元年（1064），仁宗逝而英宗继位。治平时期甚短，也是苏家之多事之秋。苏轼十九岁时所娶之妻王弗与老父苏洵在此期间内相继亡故。王弗是苏故乡一带之青神人，嫁给苏轼时年仅十五岁，小于他的丈夫三岁。死时年仅二十六岁，给他留下六岁的儿子苏迈。夫妻情感甚笃。十年之后，苏轼在知密州任上写有著名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词来怀念她。苏轼为父守制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第二位太太以后生了苏迨、苏过兄弟，后者以后也是一位诗人，但其成就远不及其父。
当苏轼兄弟重返京师时，已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整个国家都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浪潮之中。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安石一派“巧抑其资”，任为杭州通判（通判是皇帝派往地方监督地方的副职，公告命令都要由他与正长官共同签署，因称通判）。当然，这在艺术上也成全了苏轼，使他由嘉祐、治平时期的发轫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诗人以西湖风光、江浙山水为中心主题，写下了大量传世佳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同时，也开始尝试写词，并入手便得大家风范，虽然此时尚未进入他自己那种独特的豪放风格。
然而，苏轼并非脱离政治、流连山水的山水诗人，而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础，这样，就势必与王安石以加强皇权、增加中央府库（以对国民加重赋敛为主要手段）为根本方针的变法发生冲突。这样，在他歌吟西湖风光的诗句里，就时时透露出他对社会的深沉思考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辩。这一类的诗，开 这些或直露，或含蓄地抨击时事的诗作，埋下了诗人政治恶运的种子，磨蝎宫星座的寒光很快就要使他遭受苦难。果然，在他转任密州、徐州之后，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四岁时，在他刚刚调到湖州（今浙江的吴兴）任上时，就被新贵们以作诗讥讽新法、讪谤罪逮捕入狱。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监狱的代称。
苏轼在狱中，写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诗句，格调凄惋。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经过130天的勘察后，结案出狱，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为官办民间团防组织之副职。宋代文人地位高，即使是罪犯，亦仍有一个虚职在身。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即奔赴贬所，二月至黄州。先寓居定惠院，随寺院的和尚起火吃饭，此时惊魂未定，再加上与和尚同住，所写之作品，皆凄冷孤高，似不食人间烟火语：“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至五月迁居临皋亭，住江边之驿舍，比寺院略好些，但生活依然无着，遂于元丰四年，申请到了离城东不到半英里的一块约十英亩的荒地，躬耕其中，并自号东坡居士。此即“东坡”之号的由来。次年二月，他在东坡山脚下，盖起了一座五房的堂舍，因是在雪中落成，因名“雪堂”。
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了东坡，并且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真正意义的苏东坡。
诗案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确认和评价人生的意义。
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零两个月，元丰七年三月改贬汝州（在京城所在的河南，说明朝廷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善）。苏轼利用迁移的机会，先南下九江，与和尚诗友参寥一起游览了庐山，题写了《题西林壁》那首著名的哲理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颇合佛理禅思。
随后，奔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了弟弟子由，然后折回北上，经金陵时，会晤了退休宰相王安石。是政敌却又是诗友的两位文坛巨匠这次相会甚为欢洽，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王安石亦已被排挤出朝，闲居江宁，尽管他仍然受着神宗的眷顾，但两人的理想抱负同样以失败告终。两人谈诗论词，参禅悟道，至有钟山卜邻之约：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次荆公韵四绝》见《苏轼诗集》Ｐ1251）
元丰八年（1087），神宗病故，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哲宗继位，由他的祖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原本就不同意儿子的所作所为，听政后，立即启用旧党，反变法派的著名领袖司马光回朝执政，苏轼被启用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太守。苏轼在这里仅仅逗留了五天，写下著名的《登州海市》诗。“海市蜃楼”极难见到，苏轼自己说是：“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不知是苏轼有特异功能，还是他的运气好，抑或只是幻觉、想象，总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登州海市》）。虚虚幻幻，空灵飘渺。
苏轼于这方面颇为灵异，此一事例之外，他的另一首诗记载他曾经目睹过类似UFO的奇异经历，那是在熙宁四年（1071 ）十一月，苏轼在赴杭途中，夜宿于江苏镇江金山寺上，山僧苦留他看晚霞落日。突然之间，在墨黑的夜空，出现耀眼的火光，照得满山通亮：“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椋。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苏轼在此四句诗下特意自注：“是夜所见如此”，可知是真见而非幻想。
哲宗元祐元年（1086），苏轼回朝后，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再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些都是接近皇帝的职务，由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转为中央政府的秘书长，最后，享有了翰林学士的荣衔，这是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荣衔，有些类似现在的院士，并且负责为皇帝起草诏命文告。苏轼也就从罪人成为重臣，从诗人转为政治家。
然而，苏轼“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在政治上，他的民本思想与司马光所代表的上层官僚的意见相左，他认为应对王安石的新法存利去弊，不能一概否定，并进一步主张将以前变法时从民间重敛来的钱币还用于民。这些主张，必然与强大的上层官僚阶层发生矛盾。
与司马光等是政治上的矛盾，与二程（程颐、程颢）则是哲学、思想上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东坡“任天而动”的性格及其追求个性独立的自由观，与旨在从伦理、道德、精神上强化封建统治的理学思想发生矛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蜀党争”（二程为洛阳人，苏轼为蜀人）。
元祐八年时间里，在太后的庇护下，苏轼官运尚好，但心情却“无日不在煎熬中”（王文诰《苏诗总案》语）。他进一步体味到个性束缚、人性扭曲的痛苦。此期间他以题画诗为代表作，如《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
元〖八年九日，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这个小皇帝一直在忍耐着，憋着劲要“绍述”先帝的事业。现在，机会到来，苏轼比之黄州更残酷、更漫长的厄运降临了。
绍圣元年（1094），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皇帝的教师）等职务官衔，先贬英州（广东英德），接着，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降官，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惠州在岭南，当时属瘴疠不毛之地，远非黄州内地可比。苏轼以六十岁老迈之身，流放岭南，由于有过黄州的经验，他的思想也更趋于成熟，他时时地用佛老的思想看待这一切，形成苏东坡式的顿悟和解脱。在一篇《记游松风亭》游记中，他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禅悟的过程：
余尝寓居惠州嘉〗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
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
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
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此处之“止息、熟歇”，既是旅途意义上的休息， 也暗示人生之休歇，人为什么一定在达到某种目标才能休息，正如攀山本不一定要达到山顶的亭宇，处处可以歇脚，悟得此，就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在海中纵游一般。惠州虽远，又有什么不可以养老的呢？遂于惠州白鹤峰买地数亩，起盖房屋，作久居之地。
随遇而安，成为东坡晚年贬谪生活的一大特色，他与当地百姓情深意笃━━苏轼与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与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民本”思想有关。但在惠州之前，他大多是从一个好官的角度，为百姓谋利，这表现在他与王安石派及司马光派两派的争论上，更表现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为当地民众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黄河决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七十余日，终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时，则修浚西湖，现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苏堤，以纪念他的功绩。惠州之后，苏轼由官为民，这就更使他与民混然一体，他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在惠州，苏轼曾推广秧马，建立水力碓磨，将中原的科技介绍到这里。
东坡的另一首《蝶恋花》词：“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结句将东坡游松风亭“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的禅思以凄婉的韵律、美妙的形象高度凝炼地概括出来，遂成千古绝唱。但又谁知，这种旷达豪放之中，又蕴含多少酸人之泪！故东坡晚年之伴侣王朝云始终不敢歌唱此词。
王朝云是苏轼在杭州任上买下的侍女，当时还只有十二岁，晚年时，特别是在惠州时期，朝云一直陪伴他。应该视其为东坡的第三位夫人。东坡自绍圣二年（1095）开始禁欲以养生，因为中国古人相信性生活于人伤害很大。。当时朝云亦只有三十余岁，但与东坡在精神世界里，却颇为相得。此年盛夏，朝云染于瘟疫去世。苏轼将她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山脚下（此处亦称西湖）。苏轼曾写有《西江月》词，以梅来凭悼朝云。
然而，苏轼却不能在朝云的墓前长相厮守。当权者感到苏轼太快活了。传说是由于苏轼的一首洒脱的诗引起的。苏轼诗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见《苏轼诗集》Ｐ2203）
当政者章惇（字子厚）当年曾是苏轼的好友，如今却是东坡的政敌。他读到此诗，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
这次被贬的以苏轼为首的元〖党人，都被贬到了最险恶的偏远之地。史载是当政者根据每人的名字来决定其贬谪之地。苏轼字子瞻，因贬儋州，子由贬雷州，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州。当时，一位测字先生曾经预测：子由所在之雷州，头上有雨水，情况最好，子瞻的儋州有人在，也可生还，唯有鲁直的宜州，宜字去头，恐怕性命难保。后来，果然都一一应验了。
而当时，苏轼却“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他将家属留在惠州，只身携带幼子苏过过海，全家人痛哭决别。
七月，苏轼抵达儋州（今海南儋县）。生活之苦难，更超过黄、惠二州。初到时，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仰东坡，派人稍加修葺，当局得知，将东坡逐出，并追究了张中的责任。东坡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茅屋，自命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而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苏轼写信曾说：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苏轼颇能入乡随俗：“初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风俗。”小耗子和蜜而食叫蜜唧，苏轼刚来时，闻之就吐，以后渐渐习惯，连同蛤蟆等都可以食用了。
东坡晚年之诗，愈老愈趋平淡，惠州时的和陶诗中的“新沐感发稀”，及此时所作的“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庭空鸟雀散，门闭客立久”等皆是其中之优秀者。更有日常生活诗，写得情绪盎然。诸如饮酒、品茶、访客等，此法开后人杨万里一派之先河，也成为宋诗中的一大流派。
元符三年（1100）二十四岁的哲宗去世，其弟徽宗继位，这是苏轼一生中经历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北宋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不算那个短命的替罪羊钦宗）北宋王朝就在这种无穷已的党争倾轧中沉沦了。苏轼似乎已有了北归的预感，他曾以默写平生所作八赋，如不脱一字，即可北归为赌，结果字写成功而后数日北迁廉州的命令即到达。朝廷里现在由太后──神宗皇后暂时摄政，这是又一个庇佑元〗党的女人。
经过七年的岭外流放，东坡终于北归生还。
东坡在北归的一路上，到处都受到了他的朋友和景仰他的民众的欢迎，观看这位九死南荒而终得北还的传奇文豪。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东坡穿过大庾岭，五月抵南京──他早已得到允许他自由居住的命令，于是决定在常州定居。六月的酷暑，旅途的艰辛，加以常年的精神肉体的折磨，而今一旦放松，66岁（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的老人病倒在旅程中，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暂借的常州孙氏宅中。“文星落处天地泣”，“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
东坡死后葬于河南汝州郏县的峨嵋山。这一归宿暗含了他平生的思想：一方而，此地离朝廷不远，表示他不能完全归隐的一面；一方面，郏县峨嵋，酷似家乡，表现了他对以故乡为象征的“归田”生活的企慕──对于东坡来说，大自然处处是家，无论是黄州、惠州、还是儋州。东坡亦曾总结自己之一生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王国维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四个诗人是：屈原、陶潜、杜甫和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文学小言》六）四伟人中，每人所代表的时代与思想又有所不同。如果说，屈原和杜甫表现了儒家的忠君、爱民、“致君尧舜”等进取的观念，苏轼的人生观念，则提供了如何使儒家的进取与佛老的退避批判地结合统一的范例；如果说，陶潜是封建社会前期的产物，提供了以归隐批判现实的方式，苏轼则是封建社会后期的投影，提供了比归隐更高一层次的批判现实的道路。后来文人的思想脉络，从李贽到曹雪芹，都是东坡思想及人生道路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点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苏轼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他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观念。”其影响贯穿整个封建社会末期，它不仅是元明时代浪漫主义的先驱，而且，一直影响到曹雪芹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
正如东坡的人生观念，具有冲决种种束缚的“野性”一样，苏轼的文学创作、艺术创作也具有大胆创新，摆去拘束的独特风格：在诗的领域，一方面他继承发展前人、特别是唐诗的优秀成果，一方面他深感在辉煌的唐诗之后，处穷而必变之地，于是，大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理趣为诗”，从而开创了不同于唐诗的宋诗体制；在词的领域，他不仅“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开创了豪放词派，在传统的婉约词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确定了豪放派的阵营，而且“提倡风雅”，在柳永俗词风行的词坛，吹来了雅词的清风，从而成为两宋雅词的先驱；在文的领域，他上承韩柳欧阳，以行云流水般的散文创作实绩和丰富的古文革新理论，推动和完成了唐宋时期的古文革新运动，确立了以散行单句、自然多变、表意灵活的散文体裁的一统天下，并引领散文的航船，日益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而他的《东坡志林》，更开了后来公安小品文之先河。
苏轼是具有多方面造诣的文学艺术家和学者，除了他的本行诗、词、文、赋之外，单在书法绘画上的造诣就不同凡响。在书法方面，居宋四大书法家之首，现在仍有他的墨迹传世；在绘画方面，属文人写意画一派，所画竹石等颇具独到之处──据云他画竹不是从上至下按大多数画家的画法来画，而是自下而上，一气呵成，按照竹节实切生长的顺序来表现，这也是合于他要求自然的审美标准的；他的绘画理论，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论，“论画以形似，见以儿童邻”的神似形似理论，“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空静理论，以及“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追求，都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至任何一部中国绘画史、绘画理论史，都不可避免地提及苏东坡；在美学理论及文学批评上，凡是经他介绍和评论过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都一举确立了其地位并几乎成为定评。如他评王维是“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评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评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见”字，原本多作“望”，经东坡评点后，遂定为“见”等等，都是如此。他大力推崇陶诗的平淡自然，以至于人们认为陶渊明的形象是东坡塑造成功的，陶诗从此由当时所评的“中下等”一跃而为大家，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中国诗歌乃至华夏民族共同认可的审美潮流；他发现并大力推崇司空图的理论等等，都使他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了不可忽视的位置。
苏轼还是史学家，上百篇《策论》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造诣。当然，苏轼也是哲学家，对儒、道、释三家都有较深的研究。《庄子》以及一些佛学经典，对他的思想和诗文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晚年，他承父志，完成了《易传》、《论语说》等哲学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学者。
在社会科学之外的领域，苏轼也有广泛的兴趣和一定深度的造诣。他对水利、农业、医学都不乏研究，在造酒、制墨、烹调方面，也都留有佳话。至今宴会上仍有“东坡肉”的菜肴，据说是东坡所配制。
在苏轼诸多方面的成就中，尤以苏诗──宋诗的艺术特质而为批评家们所指责，争议甚伙。如陈师道之批评韩愈、东坡“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严羽批评苏轼“以议论为诗”等：“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这些批评家们，一方面承认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一方面又批评其改变唐诗的传统. 他们还不能站在更高的视点，把握中国史诗的宏观进展, 把握苏诗变革的意义。
苏轼其人，生前死后，无论怎样被流放， 被当权者诬陷咒骂，还是受到无数人（中国乃至世界）的敬仰；苏轼之诗，无论怎样不被批评家们接受，还是被人们歌吟传唱。东坡生前，便有黄庭坚、秦观、陈师道、张耒等著名诗人集于他的门下，被美称为“苏门四学士”；死后，苏诗更为盛行：“崇宁大观年间，海外诗盛行。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清波杂志》）；而东坡之亲笔翰墨，在宣和间，便已“一纸直至万钱”。
南宋之杨万里、陆游、辛弃疾，均可视为东坡的继承发展者，而明代公安三袁、清人袁枚、赵翼直至现代文学林语堂等，都可看到东坡之音的强烈回响。至今日，苏东坡的名字更进一步在中国、日本、欧美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东坡已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来源：木斋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