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斋《苏东坡研究》

前言

我对东坡的学习或说是研究，始于十余年前的研究生时代。当时的选择似乎纯属偶然，或说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因为，我师从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先生以研究苏轼而闻名于学术界。

而今天，我为当年这一偶然或说是被动的选择而深感庆幸和愉悦。如果让我再做一次选择，我会主动选择苏东坡。

反思十四年来的苏轼研究，至少有以下几点收获和体验：

首先，是东坡先生的人格魅力。

我想，东坡先生的人格形象，不仅对我个人具有魅力，对于我们这一个时代的知识者来说，也是颇具魅力的。比起我国古代其他的文学家来说，苏轼似乎更合于我们现代人的口味。在人们的心目中，苏东坡是幽默诙谐的化身，是身处逆境而能保持旷达的情怀、随遇而安的快乐者，是虽然不能不做官而又能“醉眠芳草”的心隐之士等等，从而成为身处困境时效法的楷模。

苏轼的这一人格魅力，比之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君爱民；比之陶潜的“悠然见南山”的退避；比之李白“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的浪漫；比之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现世，都显得更亲切、更自然、更贴切于现代人的内心世界。

如果说，屈、陶是中国古典时期士大夫文化的开端，李、杜则可以说是这一文化的终结；而苏轼的人生方式，则可以说是一个新时期文化的发轫。苏轼的人生方式虽然也是从前人发展而来的，但却是新的历史时代社会土壤的产物，因此，他对宋、元以来的中国文化，也就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屈、陶、李、杜等离我们太远，而本世纪以来的文人又离我们太近，从而失去了距离美。

在十余年东坡研究的时光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东坡的人格精神对于我的浸染。古往今来的文人中，东坡最得我心。我注东坡，东坡注我，我与东坡，主客为二，客我为一。东坡的灵魂、人格已经溶入我的血液里了。

我写东坡，便是写我自己，写我对人生、对文学、对艺术的认识，当然，这一切都是通过苏轼这一审美客体与研究对象得以实现的。

东坡塑造了陶渊明的人格形象，东坡也塑造了我，塑造了无数的喜爱东坡精神者。

其次，是东坡在文学艺术上的创新精神，是东坡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特殊的地位。

与东坡的人格形象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相似，东坡的诗词散文，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也处于一个枢纽的位置。笔者甚至认为，苏轼的“以文为诗”、“以雅为词”及以散文表现深邃的人生哲理、以小品文表现日常生活的特质，开了近代文学的先河。这样，对于苏轼的“这一个”的研究，就具有了宏观研究的意义。

笔者在近几年逐渐形成的“宋代文学是近代文学的开端”的观点，正是在苦苦寻求解释苏轼的“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的答案中顿悟得出的。反过来，这一宏观的认识，又有助于对于苏轼这一个体研究的进展。

譬如单就诗歌方面的地位而言，苏轼的地位也许不一定高于李、杜，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也许高不过王、孟，但若就其成就的性质而言，则李、杜、王、孟的成就属于一种守成，是我国诗艺自《诗经》播种以来的金秋丰获；而苏轼的成就则源于创新，是唐诗金秋收获后翌年新一轮的春播。

李、杜、王、孟其诗艺的构成，就表达方式而言，是意象的极境；就诗与文的分合关系而言，是纯诗发展的极致；就诗歌的“情”与“理”的内涵而言，是言志载情的楷模等等，不一而足。此一类特征，正是中国诗歌古典时期的典型表现。当然，这仅仅是就主流而言，其中杜甫拥有着更多的开创性的因素。

苏轼生于唐人之后，一切传统的审美风范、一切传统的美好的意象、情感、主题、手法等，似乎都已被唐人用俗用滥，在唐人夺目的成就面前，后人感受到难以为继的困惑。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人能在唐诗的高山大河的脚下，独辟蹊径，重伐山林，这需要何等的胆识，需要何等的勇气，需要何等的功力！

只有读懂了苏诗的艺术特质，才能真正理解中国诗史的流变历程；只有读懂了中国诗歌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诗歌的现状，才能看到中国诗歌的未来。

对于苏轼诗、词、文、赋的研究，使我如登泰山绝顶，“一览众山小”，浩瀚的中国文学史的长河，微缩成“一泓海水杯中泻”。

这本小册子，是我十余年来学习或说是研究苏轼的一个总结。为了苏东坡研究的全面性，经整理修改后，在此书中收进了已出版过的一些论著的有关章节，在此谨向有关的出版社表示谢意；此书的出版，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各级领导及责任编辑的大力支持，恩师朱靖华先生百忙之中为本书赐写了精彩的序言，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于北京木斋寓所

1997年8月

  

来源：木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