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联史话
讲对联的发展历史，难度最大的是讲对联的起源。对联的起源，是指对仗句最初从作为一种修辞格的对偶中分离出来独立使用的时间。
对联到底起源于何时，尚无确考。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对联起源于桃符。但在桃符上写“神荼”、“郁垒”二神名，其目的只是为了辟邪，直到《淮南子》记述有关二神的神话时，尚无独立使用对仗句的意识，“神荼”与“郁垒”亦非对仗句子。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一种认为对联起源于五代后蜀主孟昶。理由是《宋史·蜀世家》有如下记载：“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置寝门左右。末年，辛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但从现在发现的材料看，在孟昶以前之唐代，已有人作对联了。把对联的起源定在五代，为时过晚。
谭嗣同似乎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石菊影庐笔识》中，把对联的起源定在梁代。他说：“考宋(应为梁)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但这个结论同样不正确。因为，上下联末句句脚要求一仄一平，而“卿”与“生”都为平声，且正好押韵，仅此一点即可知两人都不是在作对联而是在作诗，两人的句子合起来，还是一首带有永明体色彩的诗(句数不定，可通篇两两对仗)。
有人把对联的产生定在西晋，谓“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即是我国最早的对联。这也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野客丛谈》卷二十五称之为“不期对而对”的产物，正说明这两句之合于对仗，不过是二人自报家门时的一种偶合罢了。
一 唐代：对联的产生时期
说对联产生于唐代，是有史实根据的。陆续发现的一些出现于唐代的实实在在的对联作品，便是有力的说明。方东先生就在《霞浦县志》和《福鼎县志》上发现了三副唐代的堂室对联。一副为唐乾符(874～879，僖宗年号)进士林嵩所题。联曰：
大丈夫不食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
士君子岂依篱下，敢将台阁占山巅。
林嵩，字神降，福建霞浦人。唐咸通(860～873，懿宗年号)中读书于礼岙草堂，此联即题于草堂之上。另两副为陈蓬所题：
一曰：
竹篱疏见浦；
茅屋漏通星。
一曰：
石头磊落高低结；
竹户玲珑左右开。
陈蓬，号水仙，唐乾符驾舟从海上来，家于后崎，上两联自题于居所。
又白启寰先生亦发现《江州义门陈氏家谱》载有唐僖宗书赐江州义门陈氏的一副对联：
九重天上旌书贵，
千古人间义字香。
至今，陈氏宗祠还刻有此联。
导致对联在唐代产生的种种途径，也说明对联产生于唐代，绝非偶然。
对联产生的途径，除对偶的修辞手法而外，最关键的就是律诗。
律诗，又称近体诗，分五言和七言。其句数，除排律而外，每首都是八句。它要求中间两联即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且合一定的平仄。对联也讲对仗平仄。这说明对联之为对联，其最基本的东西，正是从律诗直接继承发展来的。蔡东藩《联对作法》云：“对联一门，谐偶文之变体也。谐偶文始于诗赋。古人之作诗赋也，只以声韵为主，未尝专尚对仗。至唐以律诗律赋取士，于是谐偶兴焉。骊表骈紫，判白妃红，文字之中，含有一种美术，未始不足观者。厥后或拟诗一联，贴于门楹，称为楹贴，亦号楹联。”这里已说了个大概。
常常有这种情形：有的诗人最先得的并非全诗，而只是律诗中比较精彩的一联，全诗是最后才配成的。贾岛《忆江上吴处士》一诗就是如此。据《唐才子传》载：
(贾岛)逗留长安，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尝跨蹇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遂吟曰：“落叶满长安。”方思属联，杳不可得。忽以“秋风吹渭水”为对，喜不自胜。因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旦释之。
唐突，此指冲撞了仪仗。“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在未入《忆江上吴处士》一诗之前，先相对独立了一段时间，此时就相当于一副对联。只是后来又入了诗，因此才未被视作对联罢了。
没有能够独立下去，便算不得真正的对联，这说明律诗之“联”与对联，有联系又有区别。由律诗之“联”转化为对联，还有一定的条件。这一点，香港梁羽生先生在《律诗之“联”不同于对联》这篇短文中，以杜甫《蜀相》等两诗为例，说得很清楚。他说：“(《蜀相》)中的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可说是囊括了武侯生平，因此可以抽出来，‘独立’作为武侯祠的楹联；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首联，进而描写祠堂的景物的，它就不如颈联之有独立性了，不过，可以用作表现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景物联。这类诗联是不大适用于作一般对联的。杜甫另一首《送郑十八》的七律，其中颈联‘仓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写的是两人间的私事，那就不能作为对联了。”
除律诗而外，在唐代，也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从不同程度上促使了对联的产生。这些因素，主要是联句、摘句和书壁几种。
联句，乃旧时作诗的一种方式。由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相联成篇。有一人一句一韵、两句一韵乃至多句一韵者，依次而下。后来习惯于一人出上句，续者对成一联，再出上句，轮流相继。这种方式相传起于汉武帝的《柏梁台》诗，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在唐代已很常见，这是事实。《孟浩然集序》云：
(浩然)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
这是一人两句一韵者。单以孟浩然这两句来看，就是一副对仗工稳的风景联。而后者将前者的上句对成一联的，这同而今之所谓“对对子”毫无二致。
联句在唐代，又扩展为酒令、口号等等。
酒令为旧时饮酒中助兴取乐的一种游戏。推一人为令官，余人听令轮流说一两句诗词或做其他游戏，违令与不合要求者罚酒。其轮流所说的一两句诗词，有的不要求对仗，有的要求对仗。要求对仗者，事实上就成了一副对联。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香山居士”条所载的一个唐人酒令，就属这种情形。
[令]鉏麑触槐，死作木边之鬼；
[答]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
这个酒令见《渔隐丛话》卷二十一。鉏麑，一作鉏麛、鉏之弥，春秋时晋国力士。据《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恨大臣赵盾多次进谏，派鉏麑行刺赵盾。清晨前往，见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不忍下手，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豫让，春秋战国间晋人，初事范中行氏，复为晋卿智瑶家臣。《史记·豫让传》云：赵襄子灭智氏，豫让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吞炭自哑，多次谋刺赵襄子，欲为智氏复仇。被赵襄子所获后，赵问他何以不事中行氏而反事智瑶，答曰：“范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愿伏诛，请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而击之后，自刎而死。“木”、“鬼”，“槐”也。“山”、“灰”，“炭”也。这个酒令同后来的析字联就没有什么两样。同条还载有另外一个酒令：
[令]马援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己；
[答]李耳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
这个酒令“令”重“马”字，“答”重“李”字，位置相应同后来的重言联手法相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出对联的一些端倪。
口号，即信口捏两句诗，对某些事情加以总结或者嘲讽。这信口捏的两句诗，也有对仗与不对仗的。如果是对仗的，也等于一副对联。部分是带总结性的。唐末进士王定保于五代时所撰之《唐摭言》卷十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如：
何涓，湘南人也，业辞。尝为《潇湘赋》，天下传写。少游国学，同时潘纬者，以古镜诗著名。或曰：“潘纬十年吟古镜，何涓一夜赋潇湘。”
多数是带嘲讽性的。如《唐语林》卷三所载唐初一例：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长孙太尉无忌、李司空勣，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曰：“吾所依何树？”嘉隐云：“松树。”李白：“此槐也，何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长孙复问：“吾所依何树？”曰：“槐树。”公曰：“汝复不能矫对耶？”嘉隐曰：“何须矫对，但取其鬼木耳。”李叹曰：“此小儿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应声曰：“胡头尚作宰相，獠面何废聪明！”
獠面，面貌凶恶。胡头，谓头像胡人，亦可谓猢狲之头，此指长孙无忌。联乃嘉隐应声成对者。此条《大唐新语》卷八即有载，文字叙述略有差异。
又《因话录》卷五：
秘书省之东……，即右威卫，荒秽摧毁，其大厅逼校书院，南对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门缘御史塞，庙被校书侵。”
门与庙，均指右威卫。
又《唐摭言》卷八：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湛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时伉方跨长耳纵游郊郭，忽有僮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谑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驴。”
又《北梦琐言》：
唐道士陈子宵登华山上方，偶有颠扑。郎中宇文翰改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之又悬。”
上得不得，改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而成。悬之又悬，改同书第一章“玄之又玄”而成。用的手法是同音飞白。
又《明道杂志》：
世传朱全忠作四镇时，一日与宾佐出游，全忠忽指一地方曰：“此地可建一神址。”试召一视地工验记，而召工久不至。全忠甚怒，见于辞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视之。工再拜贺曰：“此所谓‘乾上龙蛇尾’，建庙固宜。然非大贵人不见此地。”全忠喜，薄赐而遣之。工出，宾僚或戏之曰：“‘若非乾上龙尾，定当坎下驴头’矣。”
朱全忠，即朱温，曾参加黄巢起义军，降唐后赐名全忠，封梁王。哀帝天祐四年(907)，篡唐自立，国号梁，从此五代开始。视地工，看风水的人。乾和坎都是八卦卦名。宾僚们将坎作砍，嘲讽这个风水先生巧于奉承，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摘句，就是将一篇作品中特别精彩的句子摘出单独使用。程千帆先生在《关于对联》一文中说：“将一篇作品中特别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加以评赏，此风始于六朝。钟嵘《诗品》中即有其例。唐代批评家又用‘摘句图’这样一种形式，将标举警句这种批评方法固定下来，这些句子就更容易传颂人口。其结果，往往使得这些作品流传的并非全篇，而只是其中的某些警句。”搞摘句图，是自觉的摘句。而常见的则是有意无意地摘句的情形。白居易18岁入长安，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谒见大诗人顾况。顾始见其名便笑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待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加赞赏说：“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顾况这一赞赏，使这两句诗不胫而走，传诵于长安士林。这在无形中就摘了句。而今许多人不能全背这首诗，但这两句却记得很熟，这就无异于记下了一副对联。可见摘句这种形式，对于使对联从诗文特别是律诗中分化出来，形成一种独立的文体，其影响也是很显然的。再看：
(骆浚)典名郡，有令名。于春明门外筑台榭，食客皆名人。卢申州题诗云：“地甃如拳石，溪横似叶舟。”即骆氏池馆也。(《唐语林》卷三)
骆浚，唐宪宗时人，卢氏为其池馆所题的这一联诗句，在今天看来，就是一副胜迹联。
摘句以摘诗句最为普遍，但是也有摘文句者。人们于王勃的《腾王阁序》中，尤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个对仗句，这就等于把它从《滕王阁序》中摘了出来。这是骈文摘句。《因话录》卷三载有这样一条：“相国令狐公楚，自河阳征入，至阌乡，暴风。有裨将饲官马在逆旅，屋毁马毙。到京，公旋大拜。时魏义通以检校常侍，代镇三城。裨将当还，缘马死，惧帅之责，以状请一字为押。公援笔判曰：‘厩焚鲁国，先师唯恐伤人；屋倒阌乡，常侍岂宜问马？”这个判词，亦无异于一副独立的对联。还有从祭文中摘句的。《唐语林》卷二刘禹锡云：“予尝为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于桂林也，柩过渚宫，予时在郎州，使一介具奠酹，以申门吏之礼。为一祭文云：“事吴之心，虽云已矣；报智之志，岂可徒然。”可以认为，对联之长短句式，正是以摘文中之长短句为发端的。《渔隐丛话》的酒令，句式上也是受这种摘句影响的结果。
非续诗的属对，这在唐代也不是个别情形。《全唐诗话》“温庭筠”条云：
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
此事南宋绍兴间湘西提举吴炯在其《五总志》中亦有记载，只“赵公”为“邵公”。“赵公”、“邵公”，均未详。亦有言“邵公”即周初之召公者。郭令，郭子仪。考，即考课，乃古时按一定标准考察官吏的功过善恶、分别等差予以升降赏罚的制度。如果说酒令还不很正统，那么李义山(商隐)同温庭筠的出对，就是地道的对联了，只未书于门柱而已。同条又云；
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宣宗赏焉。又药名有“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他皆类此。
宣宗求对，虽为“赋诗”，但像这样彼此属对的流行，也进一步促使了对仗句从律诗中独立出来，自成体系。“金步摇”与“玉条脱”，“白头翁”与“苍耳子”，就看不出诗句的痕迹，而只是两副三字联。
书壁，即将诗句写到壁上。唐代一些诗人和书法家都喜欢如此。开元中，福建长溪人薛令之为东宫侍读。“时宫僚闲谈，以诗自悼，书于壁曰：‘朝日上团团，……’”(《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四)又李白(？)《草书歌行》谓怀素写字时：“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又《新唐书·柳公权传》：“(公权)书法结体劲媚，自成一家，文宗尝召与联句，……命题于殿壁，字径五寸。”中唐时王播在扬州惠昭寺两次(先后相隔20年)书诗寺壁，至今尚以“古诗佳话”流传。将诗句题壁，可能是全诗，也可能只是摘句。有时想到一句好诗，书于壁上或纸上，慢慢求对，对上了即写上去，这就等于做了一副对联。可以认为，对联后来被写到大门上去，除了题桃符的习俗而外，唐人书壁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无锡惠山有唐张祜题壁联“小洞穿斜竹，重街夹细沙”便是一例。
除了上述因素而外，还有诗的隔句对的特殊影响。
《诗人玉屑》七引《诗苑类格》言：“唐上官仪曰：‘诗有八对，八曰隔句对。’”日本入唐高僧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之“二十九种对”中，亦将隔句对列为第二，宋唐庚《子西语录》仍沿用此名。《续金针诗话》和《渔隐丛话》则称为扇对。这是诗的一种比较特别的对仗方法。其特点是奇句对奇句，偶句对偶句。以第三句对第一句、第四句对第二句者，冒春荣在《甚馀原诗说》中又叫开门对。
隔句对在《诗经》中就有了。《陔馀丛考》卷二十三云：“《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四句，已肇其端。”汉魏间，隔句对亦有所用，曹子建之《鰕鱓篇》即是。不过，只是在唐代律诗中，隔句对才开始多起来，并独成一体，其名称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杜甫《哭台州正司户苏少监》诗、吴筠《览古》诗、白居易《夜闻筝》诗、郑谷《寄裴晤员外》诗等，都是用的隔句对。
这种隔句对，如果按对句平行排列，就同现今所谓对联相似。看《采薇》：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又杜诗：
待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
移官蓬阁后，谷贵殁潜夫。
又郑诗：
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无。
今日还思锦城事，雪消花谢梦何如。
上述三诗，第一首是“今我来思”对“昔我往矣”，“雨雪霏霏”对“杨柳依依”；第二首是“移官蓬阁后”对“待罪台州去”，“谷贵殁潜夫”对“时危弃硕儒”；第三首是“今日还思锦城事”对“昔日共照松溪影”，“雪消花谢梦何如”对“松折碑荒僧已无”。对联正是这种对法。这说明，对联尤其是多句对联的形成，诗的隔句对也是一个途径。
但是，对联同诗的隔句对比较起来，又有不同之处。启功先生在论及律诗条件时说：“(诗为)平声韵脚，除有时首句入韵外，都是单句仄声不入韵，双句平声入韵。”(《诗文声律论稿》)这样一来，平行的对仗句句脚，平仄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同的了。绝句入律者，等于半首律诗，亦不例外。《诗经》无“律”可言，但押韵的情形大体相同。通观上文三例的句脚，例一“依”与“霏”都是平，“矣”为仄，“思”为平，是上古用韵不如律诗严格所致；例二“去”、“后”皆为仄，“儒”、“夫”皆为平；例三“影”、“事”皆为仄，“无”、“如”皆为平，无一例外。对联要求上下联句脚平仄应当相反。若全联四句，则上联句脚为“平仄”，下联句脚为“仄平”，不能随便打破。此外，诗为隔句对者，四句的字数都一样多。对联不然，出联各句的字数可以有多有少。对句的字数，只要求与出句相等就行。对联与诗的隔句对的这种不同，正是对联之所以是对联而非诗的隔句对的本质所在，也是对联在隔句对基础上的一个发展。
总之，从上述几个方面已可看出，在唐代，各方面的条件均已具备，对联的产生，不管通过何种途径，都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二 宋元明：对联的发展时期
对联自孟昶题写以后，便逐步推广开来。如果说用来替代桃符还只是它向社会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那么，到宋代就正式向各个领域深入了。
吴越广顺初(951)，龙华寺僧人契盈一日陪吴越王钱俶游碧波亭，适逢黄浦江潮水初满，舟楫如云，钱俶对契盈说：“吴越去京师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契盈称可谓：
三千里外一条水，
十二时中两度潮。
时人称为佳对，便题到了碧波亭上。这是游览题联，题到亭上之后，便为胜迹联。
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筑沧州精舍，自书一联云：
佩韦遵考训，
晦木谨师传。
这是书斋题联。韦，熟牛皮。质柔软，古时性急者佩之于身，用以自戒。朱熹之父尝自谓“卞急(即性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意，号“韦斋”。考，父。朱熹之师刘屏山，为朱熹取字曰“元晦’，谓“木晦于根，春荣华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晦木，即指刘屏山对朱熹说的这两句话。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中收有近千副对句，如题绍兴知府“由禹得名，至勾践遂为强国；自秦置郡，逮绍兴始号陪都”之类，刘福铸认为，这已是今天“‘市联’的鼻祖”。
南宋权臣贾似道镇淮扬时，上元张灯，客有摘句作灯门联者，曰：
天下三分明月夜，
扬州十里小红楼。
这是灯门题联。
寿联和挽联在宋时亦已出现。
对联开始用于文学作品，也在宋代。宋代话本小说，就常在“却似”、“正是”这样的词语下插一副对联。如《碾玉观音》中的“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羔羊”、“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志诚张主管》中的“闹钟始觉山藏寺，傍岸方知水隔村”，等等，每篇内都有几副。这些对联都是结合内容而做的结语，后来逐渐移至篇末。元末明初起，又发展到章回小说标题也用对联，《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都是如此，只是对仗平仄在要求上没有一般对联那么严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
元代，对联录载不多。赵子昂奉忽必烈之命所书的两副对联，是为元帝歌功颂德的，影响比较大。书于大殿上的一副是录王维《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句：
九天阊阖开宫殿，
万国衣冠拜冕旒。
阊阖，传说中的天门，此指皇宫正门。衣冠，本指世族、士绅，此指各国使节。冕旒，皇冠，此指元帝。
书于应门的一副是：
日月光天德，
山河壮帝居。
赵子昂还在扬州迎月楼题了这样一联：
春风阆苑三千客，
明月扬州第一楼。
这一副倒比较清新。
明初，由于朱元璋的提倡，对联得到一次大的普及。“春联”这个名称，就是朱元璋提出来的。《簪云楼杂说》载，朱元璋建都金陵(今南京)后：“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为了检查命令执行情况，朱元璋还“微行出观”。据说，他走到一条偏僻小巷，发现有一家门上还是个空白，便问这家何敢违抗圣旨。当得知这一家是阉猪的，外出才回，还未请到人写时，不但赦了这家的罪，还亲笔给题了这样一副对联：
双手劈开生死地，
一刀割断是非根。
这副对联，朱元璋以阉猪为题，抒发了自己打天下建明朝的惬意之情，写得很不错。过了几天，朱元璋又到这家门首，初见对联还未挂出，很是生气；后听说这家认为系太祖御笔，已将其悬挂中堂，烧香礼拜，这才转怒为喜，并赐这家30两纹银。
朱元璋还写了一些对联赠送给大臣们。《金陵琐事》说，他曾以如下一副送给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
始余起兵于濠上，先崇捧日之心；
逮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
濠上，即濠州，治所在安徽钟离(今凤阳东)。元末郭子兴与朱元璋起义于此。下联也是朱元璋送给徐达的：
破虏平蛮，功贯古今第一；
出将入相，才兼文武无双。
《列朝诗集》说，朱元璋又以如下一副送翰林学士陶安：
国朝谋略无双士，
翰院文章第一家。
朱元璋还有一副题写秦淮河的：
佳山佳水佳月佳风，千秋佳地；
痴色痴声痴情痴梦，几辈痴人。
由于朱元璋对对联这样重视，上行下效，于是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贴对联。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习俗。
由于春联的推广，从此对联便蓬勃发展起来。
三 清代：对联的鼎盛时期
明清以来，出现了许多撰写对联的高手。明代的解缙，清代的孙髯翁、郑板桥、纪昀(晓岚)、曾国藩、俞樾、锺耘舫、王闿运诸人，都是鼎鼎有名的。有关他们的一些对联轶事，至今尚在流传。他们所写的对联，有的亦已集而成册。
对联汇集，远在宋元两代，就已经出现了。周守忠的《姝联》和钱德苍的《玉堂巧对》就是。但它们都是作为一本书的附录出现的，还算不得专门集子。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云：“明清于王岐公孙晓浚明处，见岐公在翰苑时，令门生辈供经史对偶，全句十余册，恨当时不曾传之也。”《宋代楹联辑要》一书，名为“楹联辑要”，实则大都是春帖和端午帖，乃立春之日和端午剪贴于宫门帐的诗句，且为近人曲滢生所辑。元代无名氏之《对类》，已收有许多幽默对联。
明人杨升庵所著之《谢华启秀》，是今天所见较早的一部对句专辑，但梁章钜在《巧对录》中又说它是“盖偶然札记之本以备作骈体之料，后人得其残稿刻之耳”，而且“其中多全引旧文两句，旧诗一联，殊乖命名之义”，价值并不甚高。
清代，为对联的鼎盛时期。凡值大典庆成，皆有进御文字。万寿盛典，亦有绘图一门，而楹联附焉。康熙、乾隆年间曾两次编辑，因尚未见其书，不知面目如何。康熙御定的《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分借对、数目、干支、卦名、彩色等等门类，如“山骨泉心”、“羊角鹅毛”(指风雪)、“八座三台”、“嫣嫣红，楚楚青”之类，亦非对联直录。康熙中，高士奇所著《续编珠》二卷，分岁时、人伦、文学、花木、鸟兽、鱼虫，附于所刊杜公瞻《编珠》之后，性质同杜氏之书也差不多。汪升刻了一部《评释古今巧对》汇集康熙以前之趣巧对联，可称当时趣巧对联之大成者。乾隆年间，李谦堂所著《联经》，凡四卷，集儒家经语或据经意自撰成联，虽其意在宣传经义而不在艺术，宽对甚多，如“清(清廉)任(负责)和(随和)各成仁于三代，果(果敢)达(通达)艺(多才)同授政于一朝”，上联联意取自《孟子》万章下并参告子下，下联联意取自《论语·雍也》，但比较工稳的也不少。缪莲仙诸人的几本《四书对语》，情形大致相同，只范围限于“四书”而已。蜀人李调元之《精选幼学对类读本》为童蒙之书。该书有习对歌、习对定式、切韵谱诀和巧对门四个内容，编例从二字到二十字，依字数多少顺次排列。如五字花木类之“花王初报信，梅子已成仁”、七字天文类之“水共长天同一色，雷无皓月两交辉”，等等，颇具知识性与可读性。嘉庆间，尚有王有光的《吴下谚联》(今与清李光庭的《乡言解颐》合于一书)，即《北庄素史集》。“北庄素史”为王有光别号。该书博采江浙一带谚语，集成对联，并加以注释，亦庄亦谐，俗不伤雅。所辑谚联，从二字至十二字，对仗工整，“若历阶然”。如“纱帽底下无穷汉，纺车头上出黄金”、“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要知山下虎须问过来人”之类，内容也有可取之处。嘉庆进士梁章钜于道光年间所著《楹联丛话》、《楹联续话》和《楹联三话》(后集印为一书)，影响最为巨大。而今所传价值较高的对联，除现代的而外，不少都出自梁书。梁书收集面广，资料具体而丰富，但在对联理论上基本上没有涉及。清末，出了一批集印对联的书籍，也只是单纯的对联汇集。其中有：光绪五年(1879)出的《楹联集锦》八卷，所收的对联，主要是集字联。五言的如吴平斋集座位帖联，六言的如何子贞(绍基)集禊帖联，七言的如丁心斋集《兰亭集序》联，等等。光绪十八年(1892)出的《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为江苏丹徒人赵曾望、邵筳父撰。该书何以也称《楹联丛话》，赵氏在序中特别作了说明。他说：“福州梁茝林(章钜)中丞钞纂楹联，附以记述，名之曰《楹联丛话》。吾乡李十二丈钞纂楹联，附以记述，名之曰《楹联剩话》，踵中丞之后尘，且避同也。(李)后阅中丞《归田琐记》，又先有《剩话》之名，欲易不及。然心悔之故，续编之成，乃命名《赘话》，以自示异。……余此书本名《对联丛话》，以联也者，或牓(同榜)于门，或牓于壁，楹非专属也，继思不必与中丞立异，特改而同之。”该书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一样，也是“钞纂楹联，附以记述”。其中颇多佳制，亦可与梁书互为昆仲。从上述命名介绍中还可以看出，在此书之前尚有李十二丈的《楹联剩话》(或者《赘话》)，撰辑方式也差不多。又常麟《楹联集韵》二卷，所收对联，皆集诗句而成。如“已抽身向园林下，犹寄形于逆旅中”，集白香山(居易)诗句；“刘伶避世唯沉醉，平子归田不必穷”，集韦庄诗句。又《楹联名迹》三卷，所收全是一些名士的对联墨迹。除“泉为葛天味，松是羲皇声”一副为明人高攀龙所题，“整顿乾坤将相，归休林壑渔樵”一副为明人张瑞图所题而外，其馀皆出自清人之手。曾国藩的《求阙斋联语》、左宗棠的《盾墨馀沈》、俞樾的《楹联录存》、李篁仙的《天影盦(同庵)联语》、吴劭之的《绮霞江馆联语》、姜济寰的《寅清阁联语》、曹秩庸的《邺华吟馆联语》、王壬秋(闿运)的《湘绮楼联语》，等等，所集乃本人所作对联。民国22年(1933)，湖南浏阳人卢希裴将曾、李、吴、王、姜、曹六人联语，集为《六家联语合钞》，推崇备至，说：“吾于六家，固已五体投地，不敢遽言绝后，要为自有联语以来，不愧泱泱大风也。”这当然有些过分。在今天看来，其内容就有许多不可取。但因涉及面较大，艺术性也较高，在清末所出的同类著作中，也算比较著名的。章太炎、吴恭亨等，也有专门的对联集子，而且中多精华，可从中看出时代前进的脚步。在此前后，还出过一些诸如《对联汇海》(光绪二十一年，邱日虹等辑)、《对联大全》(1925年，王文濡等辑)之类的书，专门供人抄用，都比较一般。
清代对联的发展，在四个方面比较明显：一是越写越长。号称“海内第一长联”、“古今第一长联”的昆明大观楼长联，有一百八十字，已属洋洋大观，但就字数来说，光绪以来有不少对联就使它望尘莫及。本书“长联”部分还会专门叙述。二是越写越巧，把许多艺术手法都用上了，有些手法还很特别。本书“对联的艺术技巧”部分，将详细讲这个问题。三是使用越来越普遍。某地风物甚佳，写副对联描状咏叹；某人死了，写副对联表示哀挽；感于世情，写副对联以述心志；欲售货品，写副对联以广招徕；闲来无事，会同一二好友，以一事或一物为题，彼此属对，以为娱兴：诸如此类，为官为民，皆常有之。甚佳者，篆刻于胜地，录载于书籍，流传于民间，用梁章钜的话来说，真如“天章稠迭，不啻云烂星陈”，稍许留意，即随手可得。一些私塾还将对课(做对子)列入童蒙课程。鲁迅先生小时候在三味书屋读书，就每天都有对对子的作业。四是对联独有的整套格律——马蹄韵不仅形成，而且已经完善。本书第三章将述其大要。拙著《对联格律·对联谱》(长沙；岳麓书社，1997)一书另有系统阐述。
清代的联书，从已见的目录看，已有好几百种，如果将各地图书馆与私人收藏尚未流行的刊本和抄本都发掘出来，估计有千种以上。对联数量，见诸文字者，不下数十万副，且质量高者居多。对联在清代如此登峰造极，不仅为其前其后的时代所未有，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形式相比，也是非常突出的。因此，若谓清代以对联最为发育，并以“清对联”同“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并论，并不过分。
进入民国以后，对联除内容更新和出现一些初步的理论探讨文字而外，其他方面进展不多。这个时期出了一些称为“联话”的书。如1916年古直愚人的《颐和园联话》，1921年吴恭亨的《对联话》、丁楚孙的《古今滑稽联话大观》，1922年的《悯斋联话》，1928年杨祚昌《西湖联话》，1933年无名氏的《绮云楼联话》，等等。联话者，不过《江南赵氏楹联丛话》序中所谓“钞纂楹联，附以记述”而已。也就是说，每副对联除了对联本身而外，还加上一些说明性的文字，或介绍对联产生的背景，或介绍对联所含的内容，或介绍对联特有的技巧。这样的“联话”在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中，比比皆是。《悯斋联话》的内容，有些就是直接取自梁书的。因此，也可以说梁书就是一本联话集子。同样，李十二丈的《楹联剩话》(或者《赘话》)和《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也可作联话集子看待。只是这些书作为“联话”都不大纯粹，因为书中不少对联只有“联”而无“话”。因此，民国年间把联话专门成集，同一般对联区分开来，在认识上也是一个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