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的日期预定于4月13日。但是，4月8日，从马来亚归来的温生才擅自行动，
暗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
    温生才被捕就义。
    《可报》对刺杀孚琦的温生才烈士公开表示赞扬。清政府对《可报》本来就很嫉恨，
因它是咨议局办的，苦于没有把柄，奈何不得，现在便借题发挥，以“恐莠言之乱政，
禁邪说之惑人”，以免“片纸风传，一倡百合”为借口，勒令《可报》永远停版。
    暗杀事件后，广州政府严密戒备。加之从日本运来的一船武器和从美国、荷属东印
度汇来的款项误期，黄兴决定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7日。黄兴于4月23日写下“本日即赴
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的绝笔书，离开香港潜入广州，负责指挥迫在眉睫的军
事行动。
    广州城内谣传：革命党人在4月底前举事，粤督张鸣岐对起义已有所闻。4月25日，
张鸣岐、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以其中三哨守卫观音山高地。陈炯明、胡毅生等人闻
讯大惊，认为敌有戒备，应该慎重从事，坚主缓期。但参与选锋的喻培伦、林时塽等深
恐事情败露，无法再举，故坚决反对。黄兴再三思考，决定采纳陈炯明等人缓期的意见。
于是黄兴电告在香港的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在香港的选锋队勿来
广州。
    但是，喻培伦、林时佺找到黄兴，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见解：“花了海外华侨这
么多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决心拼搏一番，但举事一缓再缓，怎不
令人灰心？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
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
也可以用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请
再三深思！”
    喻培伦曾因试制炸药损伤一臂。他更是激烈主张按期起义：“就是大家都走了，剩
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你们四肢俱全，难道还不如我
这个残废人吗？”
    这一番话说得黄兴热血沸腾，他决定集合三四十人围攻督署；杀掉张鸣岐。
    4月26日，李准从顺德调心腹吴宗禹所属巡防三营入城。据说，其中10名军官中，哨
官温带雄等8人热心革命，一人中立，仅一人反对革命。陈炯明闻讯，由惊而喜立即改变
主意，和姚雨平一起向黄兴作了报告，要求4月27日按期起义。黄兴也很受鼓舞。革命党
小东营会议因此决定：在广州的500人“选锋”兵分4路，于27日下午5时同时发动。
    黄兴立即给胡汉民去电：“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这份27日起义的电报，直到
26日夜间10点钟才传到香港。此时尚有300多“选锋”滞留在香港，200多枝枪还在香港
待运广州。而开往广州的最后一班船早已启航。
    香港统筹部的赵声主张：所有300多“选锋”携带武器次日搭早班船去广州，上岸时
若被查觉，即开枪攻击，就势发动起义。但是，胡汉民和刚从湖北来到香港的谭人凤反
对，他们提出：一部分人可乘早班船走，大部分人乘晚班船去广州。于是，香港统筹部
急电黄兴，要求将起义日期推迟到28日。谭人凤和黄兴之子黄一欧乘早班船去广州。赵
声、胡汉民带领300“选锋”搭乘晚班船去广州。
    陈炯明接到香港统筹部的电报，即派马育航向黄兴汇报，主张延期一天起义。但此
时黄一切已准备就绪，正戎装待发，反对改期起义。谭人凤到达广州起义机关时，黄兴
及其选锋队伍已经准备就绪。谭人凤未能说服黄兴推迟起义日期。
    4月27日下午，黄兴命令在广州的“选锋”队兵分四路：黄兴率领第一路进攻总督署。
姚雨平率领第二路进攻广州小北门，骙已站到革命方面来的新军进城；胡毅生率领第三
路守大南门；陈炯明率领第四路袭取巡警教练所，以便该所200名学生投入起义行列。陈
炯明擅自主张，通知胡毅生起义改期。胡亦抱消极等待情绪，以拒发枪械来作抗拒立即
起义的表示。由于上述原因，第二三四路没有及时发动，只有黄兴率领的第一路按时进
攻。
    黄兴等决意起义，他们精神奋发，不少人怀着必死的决心，写下遗书。
    林觉民在给他怀孕的妻子的绝笔书中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
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
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
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
永福也。汝其勿悲！”
    方声洞给父亲的绝笔书：“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则儿已不在人世者
久矣。但望大人以国事为重，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
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
已廿有六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
家计，亦不能不死中救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
亦瞑目于地下矣！”
    4月27日下午4时许，黄兴、朱执信、林时塽、方声洞、林觉民等人率领130名选锋，
臂缠白布，脚穿黑色胶鞋，手执枪械炸弹，全体集合。
    众人见喻培伦也来到这里，不同意他参加战斗，劝他留下来，把制造炸弹的技术传
授给同志，这比参加战斗更重要。但是，喻培伦道：“啥子话，我为革命才学会制造炸
弹，现在做好了炸弹，大家都去，我倒不去，那不行！”
    又有人劝道：“不少你一个人嘛！”
    “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人都强。”喻培伦有些生气地回答。
    黄兴慷慨激昂地作战斗动员：“清政府从鸦片战争以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欺压
百姓，弄得中国暗无天日。如果不将这个腐败的政府推倒，亡国之祸，即在目前。革命，
是救国的唯一良方，是我们的天职，要靠我们富有热血的男儿，不顾一切，抱着牺牲的
精神，才有办法。只要我们肯牺牲，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同志们，努力吧，革命一成
功，我们就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和清政府的压迫，大家都可以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身穿白长衫的朱执信，气喘吁吁、踉踉跄跄地从外面跑过来，要求参加战斗：“我
愿跟黄胡子去拚命！”
    有人笑道：“你穿着长衫，怎能冲锋陷阵？”
    朱执信瞪了那人一眼，立即取出剪刀来，将白长衫的下半截剪去，双手拿着两个炸
弹，站队待命。
    年已半百的谭人凤向黄兴要枪。黄兴瞥他一眼，婉言拒绝：“先生年高，还有事要
你去办。这是决死队，你不必参加了。”
    谭人凤顿时满脸通红，高声责备黄兴道：“你们敢死，难道我谭人凤独怕死么？”
    黄兴微微一笑，无可奈何，只得发枪给他。
    谭人凤并不懂枪术，拿过枪来，马上误触扳机走火，把众人吓了一跳，幸好尚未伤
人。
    黄兴不待谭人凤解释，一把将枪夺回，连声说道：“先生不行！先生不行！”
    谭人凤摇头叹息，只得埋怨自己。
    黄兴身穿雪青色纺绸短衣，双腿扎布，双手持枪，威风凛凛，神采奕奕。他看看手
表，指针正指在5时30分，便立即发出命令：“各位同志记住：胆要大，心要细。时间已
到，向督署进攻！”
    司号员拿着用海螺做的号，吹响了进军号。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直扑向前。
    督署东西辕门驻有一连卫兵，正在吃晚饭，起义军冲来，大喊道：“我们为中国人
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如果赞成举义，举起手来！”
    清军卫兵面面相觑，有的企图拔枪反抗。起义军枪弹齐发，当即击毙卫队管带，冲
入二门，与清军卫队对射，所向皆摧。
    黄兴双枪连连射击，弹无虚发，迫使卫兵弃枪请降。
    朱执信却将平日文弱的姿态抛到九霄云外，勇敢地冲锋陷阵，显示出十分机智勇猛。
    黄兴、朱执信、林时塽、李文甫、严骥冲入私寓，分头搜索张鸣岐。
    喻培伦、熊克武等从督署后门进攻。三天三夜因赶制炸弹未合眼的喻培伦，身负一
箩炸弹，双目炯炯有神，抛出两颗十磅炸弹，“轰隆隆！”督署后墙炸开两个大洞。起
义军战士冲进去，喻培伦高喊：“活捉张鸣岐！”
    张鸣岐正在督署同司、道官员议事，听到警报，连忙穿过后壁，转入水师行台。
    黄兴见张鸣岐等官员已逃跑，下令纵火，焚烧督署。
    起义军出了总督署，行抵东辕门，同清朝水师提督李准部队遭遇，林时廪向前劝降：
“我等皆汉人，当同心协力恢复汉土。”不料突然中弹而死。
    刘元栋、林尹民等5人相继中弹身亡。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黄兴举枪射击，连连击毙数人，他右手中弹受伤，断中、
食二指。一臂已废的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向清军投去，敌人见之，
无不丧胆。
    起义军兵分三起，分途进攻。战火迅即蔓延全城。黄兴带领10人，打算出南大门，
在途中与巡防营相遇，接火后，因寡不敌众，败北。黄兴避入一家已歇业的绸布店，更
换衣服而出，奔向珠江南岸郊区的一个秘密机关。那里的女同盟会员徐宗汉给他包裹伤
处，安全地把他护送去香港。以后，黄、徐结为夫妻。
    朱执信随黄兴转战到双门底，从牺牲的同志手中拾起一枝枪，继续战斗。他手、胸
负伤，鲜血淋漓，竟不理会，直到子弹打光，队伍散了，他才避入方言学堂学生林云陔
家中，等到大南门、大平门开放，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搭船前往香港。
    方声洞等一队起义军驰攻督练公所，方中途饮弹牺牲。
    陈炯明等人在黄兴发动起义时，却逃出城去，接着又逃回香港。
    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有林时塽、方声洞、
罗进等57人，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喻培伦、林觉民等29人，共计86人。
    胡汉民、赵声率领300“选锋”赶到广州，起义已经失败，遂大哭而归。赵声不久便
忧郁谢世。
    事后，收殓在战斗中牺牲和慷慨就义的72具尸体，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
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红花岗（后改名为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花岗
72烈士”。
    此乃孙中山的第十次起义，即后人所称的辛亥（1911年）广州起义或“黄花岗之役”。
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黄兴在香港见到陈炯明，甚为气愤，对亲近同志说：“竟存此人，不足与共大事，
观其眸子，足知其阴险，须亟除之，免为后患。”
    陈炯明在大事面前，专擅自为，见危却步，其后果是极严重的，理应除之。但是，
他在新败之后逃到香港再图革命，许多同志认为应给予他悔过立功的机会，不同意黄兴
的处置办法。此事也就作罢。
    谭人凤和居正在黄花岗起义之前，被黄兴派往长江流域，组织起义。
    谭人凤，号石屏，又号雪髯，1860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县。36岁以前尚在乡村教私塾，
未能研究时事政治，后遇友人谈论中外大事，竟瞠目无以应对，愧恨难当。先参加反清
复明的哥老会，被推为龙头，后结识黄兴，入华兴会。44岁参与黄兴等谋划湖南起义，
事泄后回乡以创办“福田小学”为名，设立革命机关，联络会党。后任新化中学堂监督。
因招纳宝庆会党起义残部事泄，逃往日本，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年纪最长者。他为人
耿直，仪表威严，热心实干，讨厌清谈，对孙黄多有批评，独崇宋教仁为俊杰。萍浏醴
起义爆发，他受同盟会总部委派回国策应。未果，重回日本，入法政学校学习。后参加
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夏在日本东京的11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上，主张
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这是黄兴派他回来组织起义的原因。
    居正，号觉生，别号梅川居士，1876年生于湖北广济县。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
会。31岁在东京参加发起共进会，次年赴南洋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返回日本，与宋教
仁、谭人凤等筹设中国中部同盟会，谋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旋归国。
    谭人凤同居正来到武汉，与《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以及孙武等人见面，商量运动新
军的事情。
    孙武是位了不得的人物，他1879年生于湖北汉口，原名葆仁，字尧卿，号梦飞。18
岁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湖南新军教练官，岳州威武营管带等职。21岁参与唐才
常自立军起义，被举为岳州司令。25岁加入科学补习所，负责联络军队与会党。事泄，
逃往日本，学习海军。回国后加入日知会。28岁再度赴日本，参加组织共进会，被推选
为军务部长。归国后仰慕孙文大名，佯称是孙文之弟，为孙文所派，来武汉领导革命，
即与彭楚藩在武汉建立湖北共进会，组织革命力量。次年到香港，加入同盟会，不久便
回武汉。
    詹大悲是湖北蕲春人，原名培瀚，一名瀚，字质存。1907年考入黄州府中学。次年
到武汉，任《商务日报》总主笔，宣传革命。《商务日报》被清廷武汉当局查封后，又
筹办了《大江报》。
    谭人凤开口便道：“事情紧急。黄兴指示：孙中山先生赴美筹得款项，拟在广州再
图大举，定由革命同志组成800选锋，分四路攻取总督署、水师提督署、将军署和督练公
所，运动巡防营响应，待得手后，黄兴率一起义军入广西，赵声率一起义军入江西，命
我率一起义军入湖南并联络各处。我此来即要亲自联络两湖革命同志。诸位同志应急努
力，届时响应。湖北由居正负责，我即赴长沙联络，月底须赶回广州参加起事。”
    他们商谈之后，谭人凤提出去武昌监狱中去看望胡瑛。胡瑛年纪甚轻，却已是同盟
会的老同志。
    胡瑛是湖南桃源人。1904年，他和两湖革命志士们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即
投入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把革命团体设立在新军内部，在新军中吸收革命党人，
扩大革命组织。当科学补习所被查封后，他参与组织了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醉心暗杀，
先后参与谋刺兵部侍郎铁良，后与吴樾刺杀清廷出洋五大臣，逃亡日本留学，适逢同盟
会成立，成为第一批会员，后奉同盟会之命回武昌策动日知会响应湖南萍浏醴起义，事
败，与日知会主持人刘静庵、张难先、季雨霖等9人被捕。原拟斩首，却改为终身监禁。
胡瑛才气纵横，易于接近，他便在狱中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就把狱吏争取过来，狱吏因
而给了他一定自由，允许他与外通讯，接待革命同志。革命志士詹大悲、蒋翊武、刘复
基等人常来看望送钱。老狱吏谈国华觉得胡瑛绝非寻常之辈，终有扬眉吐气之日，便把
女儿许配给他。这姑娘便天天来狱中为胡瑛操持琐务。胡瑛喜结良缘也。
    谭人凤、居正、孙武、詹大悲等来看胡瑛，见胡瑛果是衣冠整齐精神健旺，深觉放
心。谭人凤便把将在广州举事告诉胡瑛。孙武便道：
    “我党在广州失败多次，为何又在广州起义？”
    “此事是孙中山总理指示，南洋诸同志也不甘心，狂热要再作此一举。”谭人凤说
完，看了孙武一眼。
    孙武对孙中山专心在广东省起义，而对长江流域的起义在经济上不给支持颇为不满：
“武汉为中国九省通衢之地，且又有基础，为何不在武汉举事？我代表湖北共进会发表
意见，过去革命是运动士官，结果感到他们腐化消极；后来是联合会党，又感到会党思
想不纯，不能用武。现在是运动新军士兵的时候了，武昌是新军集中之处，又有工业基
础，将来武器供应不用发愁，汉口商业区有无尽之饷源，水陆交通又十分便利，一旦发
动，即可震动全国，加上湖南支援，可无后顾之忧，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可堵清军
南下，东南半壁江山，传檄可定，北方各省，可从容布置，而民众反满情绪十分高涨。
凡此种种，皆非濒海之广东可比，实应在武汉首先发动。”
    谭人凤此次奉黄兴之命，携带2000元回湖北、湖南组织当地起义，与广州起义相呼
应：“总部计划既定，即如此行事为好。”
    孙武继续同谭人凤争论，居正默不作声，还是胡瑛道：
    “广州与武汉同作准备，以后看情况再定。”
    胡瑛是同盟会老会员，又同黄兴关系密切，当地革命党人都很尊重他。谭人凤和孙
武便听从了他的劝告。谭人凤拿出了600元给居正，又拿出200元给孙武，让他们用这些
钱从事革命活动。
    湖北省有两个重要的革命组织，一个是共进会，一个是文学社。这两个革命组织，
都有其演变发展的过程。
    科学补习所便是湖北的第一革命组织，1904年7月由青年学生吕大森和青年军人刘静
庵等人在武昌建立，所址设于武昌多宝寺街，会员共计40余人，推吕大森为所长，胡瑛
为总干事，时功璧、宋教仁、曹亚伯分任文书、宣传等职。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借
研究科学为名，在学校和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后因华兴会计划在长沙起义事泄，清政
府发觉科学补习所与谋，下令搜查，幸事先有备，未遭破坏。但“科学补习所”这个名
称不能再用，次年2月，刘静庵、曹亚伯等人组织“日知会”继续活动。
    “日知会”的名称，来源于武昌的美国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日知会内分设
干事、评议两部，推刘静庵为总干事，陆费逵、冯特民等为评议。会员共计100余人，分
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四类，以军界为多。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
活动。萍浏醴起义，该会准备响应，被清政府发觉，刘静庵、胡瑛、季雨霖、张难先等
9人被捕。领袖们被关进监狱，使湖北革命运动一时受挫。至1908年夏，日知会成员再趋
活跃。7月26日，日知会会员任重远、李亚东等人在武昌建立军队同盟会。
    军队同盟会吸收400余人，多属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公推任重远为总干事，主持
会务。并创办《通俗白话报》，由陈少武主编，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为防止泄密，议决
不定会章。后被清政府发觉，《通俗白话报》被迫停刊，任重远逃往四川，会务遂告停
顿。12月改组为“群治学社”。
    湖北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黄申芗、杨王鹏等人继日知会之后，将湖北军队同盟会
改组为群治学社。设社长一人，文书二人和评议员若干人，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
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发展革命力量。他们在1909年接办了汉口的《商务报》，作为他们
的机关报，宣传鼓动革命。1910年春，长沙抢米风潮发生时，黄申芗等准备武装起义，
因清政府发觉，《商务报》被查封，群治学社亦被迫停止活动。不久，改名为振武学社。
    振武学社于1910年9月由群治学社改组而成。吸收社员240余人，推杨王鹏为社长，
李玉如为文书兼庶务，设干部会，由新军各标的革命分子派代表参加，以蛇山蕲春学社
作为各标、营的联络机构，借“讲求武学”为名，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为防止泄密，
各营不能互相联系，营代表只能承标代表之命。该组织被新军协统黎元洪觉查，派施化
尤为队官，秘密侦查，开除杨王鹏，李玉如等人的军籍。社务遂由蒋翊武接替。
    蒋翊武原名伯夔，1885年生于湖南澧县。18岁入常德师范学堂，因谋革命被开除，
奔走于沅、湘之间，结纳会党，晓以民族大义。他20岁时打算去日本，但在途经上海时
病倒了，病愈后便入中国公学读书。不久他遇见了同乡、同盟会员杨卓霖和刘复基，同
他们一起创办《兢业旬报》，宣传革命。蒋翊武经刘复基、杨卓霖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蒋翊武随刘复基回武汉入新军，并参加群治学社。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后，仍
为社员。次年，刘复基、詹大悲、蒋翊武等人以振武学社已暴露，商讨改名为文学社。
他们借新年团拜之机，由詹大悲以《大江报》名义发出请柬，邀请潜伏在新军的老同志
聚首武昌黄鹤楼，正式成立文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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