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
第十三章 携手赴国难

    1916年春,李大钊乘海轮返回上海,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
    林伯渠早李大钊两个多月回国,他们两人分别后保持书信往来,建立了革命友情。
    林伯渠,名祖涵,湖南临澧凉水井村人,1886年生。父亲林鸿仪是前清副贡生,但
终生未曾入宦,一直赋闲乡里。尽管家中尚有祖上留下的几石薄产,也常常是入不敷出。
于是只得像当时多数落第文人一样,很早便开始了教书生涯。他先是在本地乡塾教书,
后被聘至澧州城中执教,不久便颇有名声,于是被召回本县县城道水书院任山长。
    林伯渠的母亲李氏,是邻县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略通文墨。林伯渠童年体弱,在
10岁之前,一直没有正式入学,由母亲教他识字,《三字经》、《百家姓》,他都背得
滚瓜烂熟。
    林伯渠有一位比他大6岁的隔壁堂兄林修梅,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1921年担任
孙中山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这小兄弟俩很要好。林修梅从小爱读书,并酷爱习武,林
伯渠常向他问这问那。一天,兄弟俩走进村口乐二庵,将菩萨推翻,闯了大祸。
    父亲得到消息,急忙赶回家来,将儿子责打一顿,向村中父老陪情,并和林修梅家
立即请人塑了一个观音金身。
    父亲决定让他上学,先是送到邻近的家馆寄读。林伯渠生性颖异,学习进步特快,
不到两年,四书五经,便已授完。父亲把他带到身边,亲手编成一套《励志文选》、
《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励志曲选》,严加教授。他要求林伯渠非礼勿视,非
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得有半点差池。
    林鸿仪治学,素以严谨著称。对儿子更是毫不放松。每每夜阑人静,他总是秉烛临
案,反复讲授“三统”、“三世”的理论。
    1902年,16岁的林伯渠以优异成绩考取常德西路师范。林伯渠在常德读书期间,结
识了常德府中学堂学生覃振。由于覃振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被学校开除。覃振被开除后,
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死里求生》,同学们争相传抄,并且张贴在大街小巷,吸
引了不少读者,覃振在常德名声为之大振。林伯渠支持覃振的活动。俩人友谊日趋加深,
后来覃振成了林伯渠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之一。
    林伯渠还支持同学蒋翊武的革命活动。后来蒋翊武被开除学籍,并遭到通缉。林伯
渠暗中邀集同学,秘密捐资,帮助蒋翊武潜往上海。
    父亲不幸早逝,母亲为了家中有个帮手,要林伯渠提前结婚。
    林伯渠的这桩婚事,本是指腹为婚。父亲林鸿仪在澧州城教书的时候,城里人有个
名叫司马瀚的同窗学友,两人一向友善。司马瀚新近中了举人,被朝廷选了四川浦江县
令。司马瀚比林鸿仪稍长,而两人几乎是同时婚娶。一日,司马瀚邀林鸿仪饮酒,席间,
司马夫人一旁作陪。酒过三巡,林鸿仪看了一眼身怀有孕的嫂夫人,笑着对司马瀚说:
    “辛砚兄今年真的是双喜临门,又是黄金甲第,又要新添贵子,可喜可贺!”
    司马夫人嗔笑着瞪他一眼,回敬道:
    “小仙兄过奖了,尊夫人不也是有了么?”司司马瀚接过话头:“当真?”
    林鸿仪不语,表示默认。
    于是,司说来,直是上苍有眼。小仙兄若不嫌弃,倒不如咱们兄弟两个结个亲家,
亲上加亲。贱内如果生个女儿,将来就是你林家的;尊夫人如果生下个女儿,那就是我
司马家的人!如何?”
    林鸿仪推说不敢高攀,后见司马夫妇如此诚意,也便欣然应允下来。
    不巧,司马家生了个女儿,林家也生了个女儿,但林家的女儿不到周年就夭折了。
司马家的女儿细凤5岁时,林家伯渠出生了。那时当地有句俗话:“女大两,黄金日日长,
女大三,黄金堆成山。”女比男年长5岁的婚姻也是有的。于是,司马和林家这桩婚事也
就这样铁定了。
    细凤和林伯渠结婚,司马家备上一份十分体面的嫁妆。林家六口,全靠几石薄产过
活,常是入不敷出,细凤日夜操劳,家境也难改善。
    林伯渠在校刻苦学习,报考官费留学,名列第一。校长熊希龄见林伯渠不仅学识渊
博、谈吐不凡,而且有爱国之心,竭力推荐,林伯渠才得以东渡日本留学。
    1904年,林伯渠进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学习。
    覃振亡命日本,林伯渠同他异国相逢,格外高兴。覃振与黄兴、宋教仁等关系密切,
经覃振介绍,林伯渠很快同黄、宋熟识起来。
    1905年8月,林渠伯应黄兴邀请,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会后,他请求黄兴和宋教仁
带他去见孙中山,要求参加同盟会。
    孙中山当即表示:“我代表同盟会总部,接纳林君入会。”
    林伯渠填写了同盟会盟书,黄兴主盟,宋教仁、覃振介绍,林伯渠加入了同盟会。
    1906年初,林伯渠和刘道一、秋瑾、姚鸿业等人一起回国。林伯渠抵达上海后,受
同盟会总部派遣,回湖南长沙,负责同盟会秘密刊物《民报》的发行工作。
    为了掩护身份,林伯渠一回到长沙,便开办了一所振楚学堂。学堂主要用来掩护革
命党人的活动,规模不大。
    这年秋天,刘道一、蔡绍南策划萍醴浏起义,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黄兴认为在
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暂时面临困难,转而南图两广和云南。林伯渠被派往东三省调查边疆,
联络绿林。
    林伯渠通过一位亲戚介绍,担任吉林省劝学总所会办。他在东北发展了关显庭、陈
仙舟、林武等10多人为同盟会会员。
    1909年,同盟会派廖仲恺和林伯渠同东北“马贼”建立联系。这支“马贼”拥有四
五千支枪,在延吉和桦甸县间的南山沟子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自治政权,其势力范围南北
约百里,东西约300里,引起同盟会注目,认为这支“马贼”可以作为革命的盟友。最初
由宋教仁带领几名同志前往,不料立足未稳,被清军发觉,使命受挫,只好撤回东京。
在林伯渠、廖仲恺的争取下,东北“马贼”终于成为同盟会的盟友。
    林伯渠的妻子在湖南家乡去世。林伯渠在精神上蒙此巨大不幸,使他悲痛欲绝。
    林伯渠担任劝学总所会办,积极兴办新学,名声大振。因为常到各处查学,1909年,
他认识了吉林女子小学新来的年轻女教员伍崇贤,俩人一见钟情,又有提学使吴鲁说媒,
便于1910年春结婚。
    1911年8月,林伯渠应中部同盟会之召,从吉林赶赴上海。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
派他到湖南运动新军和巡防营的策反工作。
    林伯渠带着妻子伍崇贤和不到半岁的小女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他把妻子、女
儿安顿好,便前往常德。
    同盟会湖南分会焦达峰派林伯渠在常德新军和巡防营中活动,林伯渠原来在常德西
路师范的同学,多在新军25混成协50标三营中任职,因此,他便把活动的重心放在三营
上。
    在武昌首义前,营中反正工作已基本酝酿成熟。
    10月23日,即长沙光复的第二天,焦达峰便委任杨任为两路招抚使、余昭常为总参
谋长,前往常德招抚。杨任、余昭常等抵常德时,由于林伯渠等人预先布置,商民们皆
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常德遂告光复。三天后澧水流域各县也全部反正。
    焦达峰被杀,谭延任都督,潭密令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捕杀杨任等人。在湘西
一带活动的林伯渠,惊闻两路招抚使杨任等人被杀惨案,异常愤慨,决定偕数位同志立
即离湘,前往南京、上海。
    林伯渠来到上海,恰逢孙中山也从欧洲回国。他和中部同盟会的同志们一起,热烈
欢迎孙中山归来,并参加同盟会的活动。
    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林伯渠奉命回到湖南。湖南宣布独立,林伯渠出任岳州
要塞司令部参议,要塞司令是他的堂兄林修梅。
    二次革命失败,林伯渠、林修梅被通缉,不得不离开祖国,亡命日本。
    林伯渠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财政、经济和法律。他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去追
求新的知识,除了在中央大学上课外,还常到日华、国英、东亚等学校听讲。他坚信
“过人者,学力之过人耳”,一刻不肯虚度时光。
    林伯渠在读书期间,不忘革命,他在一首诗中说:
      沉沉心事向谁说,袖手层楼看雪霏。
    远水如云欲断续,寒鸦几点迷归依。
    欺人发鬓垂垂白,列眼河山故故非。
    独抱古欢深不语,明朝有意弄晴晖。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驻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林伯渠和林修
梅准时来到会场。会上革命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他站起身来
说道:
    “诸位,我来讲几句!”
    众人见是素来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的林伯渠,微微吃了一惊,都静听着他
用湘西北口音说话:
    “当然,打手印不见得是什么高明的办法,但作为革命党,我们面前明摆着两条路:
要么是志同道合,团结一致地去和袁世凯斗争;要么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成为投机取
巧的官僚政客的一时结合。不也有那么一些曾经是同盟会的发起者的人,后来竟说‘革
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竟和立宪党人流瀣一气,反对孙先生,支持袁
世凯。我觉得,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打手印宣誓,总比乌合之众
好。我愿跟孙先生革命!”
    说罢,在誓约上签名,打手印。
    林修梅紧接着说:“我宣誓服从孙总理,共图拯救中华大业!”
    同样在誓约上签字、打手印。
    孙中山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
    1916年2月28日,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斗争。
他赶回上海,被派到汉口、长沙等地活动。
    孙中山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他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
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
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
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他
还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
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
    孙中山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
    黄兴、李烈钧、张继、陈炯明等人在新败之后,认为袁世凯镇压一次革命得逞,其
势力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被称为缓进派。其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
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是抱反对态度的。
    孙中山为了争取李烈钧、陈炯明等人,曾指令邓泽如、郑螺生、李源水、区慎刚等
南洋同志,向李烈钧、陈炯明等进行规劝,但李烈钧仍发出布告各埠同志书,陈炯明则
亲往南洋各埠联络,进行分裂活动。他们为了贯彻反袁缓进主张,抵制和破坏中华革命
党在南洋的筹款活动,以救济广东水灾为名,于1914年创办了水利公司,派员赴各埠筹
款,声言办邮船,并派学生赴欧美留学、习飞机,所至辄阻挠中华革命党之筹饷,反对
孙中山。
    他们甚至想把南洋地区的中华革命党员也拉过去,声言:他们只是不赞成以中华革
命党来取代国民党。现在惟有各行其是,尽力办去,务达到倒袁之目的而后已。目的达
到,然后请中山先生出来共同维持。他们还说:他们和中华革命党形式上不同,其实精
神如一,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孙先生施展救民政策,却非为个人而生私心。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林虎、熊克武等人还在南洋组织“欧事研究会”,假借
世运,掩饰内讧,另树一帜,与中华革命党对抗。1915年1月,林虎、熊克武等欧事研究
会部分成员通电,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正式谈判二十一条辟谣。2月,黄兴、陈炯明
领衔通电,再次辟谣,该电以停止讨袁、一致对外为基调,而对二次革命深自引咎,表
示:“癸丑7月之役,固自弃于国人,然尚有他途,国政于以修明,兴等虽被万死,又何
足惜?”二次革命失败后,“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
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他们声明:“国人既惩兴
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
    二十一条签订后,对黄兴等人起震惊作用,黄兴等17人联名通电,指斥袁世凯“外
交失败,丧权蹙国”,“其所以然,则一国政权集结一人之身。”
    此后,欧事研究会的骨干分子李烈钧、覃振、周震麟等人,相继以个人名义加入中
华革命党。孙、黄趋于一致。
    孙中山于1915年2月委任陈其美、居正、许崇清、胡汉民、张静江分别担任中华革命
党本部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等各部部长,廖仲恺、邓铿、杨庶堪分别为财政、
军务、政治部副部长。中华革命党机关报为《民国杂志》,胡汉民任总编辑,居正为发
行人,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朱执信、苏曼殊、邹鲁等人。
    陈其美、戴季陶向孙中山建议:“辛亥、癸丑两役失败原因固然多,而以东北各省
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关系最大,今后我党仍偏重南方,勿视北方,覆辙孙中山听从
了他孙中山听从了他建议,便派他们到东北大连,进行“培养根基”的工作,他们的直
接任务是负责建立革命机关,策动东北三省的革命运动。
    大连本是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因受反动势力的压迫,革命党人的机关、团体几乎
被破坏殆尽,革命党人逃往海外者甚多,余者寥若晨星,或操业以自给,或任教授以糊
口,或为谋生活计,于国事竟不闻问。
    陈其美、戴季陶到大连后,便分头去联络旧日党人,向他们介绍孙中山在日本坚持
斗争的情况,鼓起他们的勇气。在这些党人的支持下,很快恢复了旧时的机关、团体。
随后,又继续发展,在东北三省内建立了近30个革命团体。
    孙中山委任何天炯主持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委任邓铿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
其时,朱执信虽尚未履行入党手续,但他自动回粤,与邓铿通力合作,共策讨伐龙济光
的军事行动。他们分东北和西南两方面,东北方面包括惠州、韶州、增城、龙门四路,
加上江门、香山,由邓铿负责;西南方面,分为南海、顺德、番禺、花县、清远、新会、
高州、思平、开平、阳江、阳春五路,由朱执信负责。在朱执信、邓铿的周密策划下,
广东反龙力量呈迅速聚合之势,为大规模的反袁讨龙的高潮到来准备了条件。
    1915年复,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命令陈其美、居正、胡汉
民、于右任等分别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总司令,在上海、青岛、广州、陕西三
原建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司令部。孙中山还陆续委派了各省的司令长官。大批
革命党人根据孙中山的指示,陆续回国。
    居正在回国之前,孙中山找他秘密面谈,孙中山建议东北军总司令部设在青岛八幡
町的一座坚固的大楼内,那里原是德国驻青岛总督的住宅,现在是日本人的战利品。萱
野长知通过他的军队内的朋友,把这座大楼让给中华革命党使用。
    孙中山说:
    “我们必须火速将革命军组织好,发展壮大起来。中华革命军讨袁,你们东北军应
做讨袁先锋。东北军现在实力较为雄厚,基础不错,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壮大,虽有困难,
也可取胜。你到山东后,一定要设法会见刘廷汉,他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如果他能率团
起义,那对敌人将是一个沉重打击!”
    居正提出:“东北军在武器补充方面,还有困难。”
    孙中山说:“我与萱野长知研究过,他同意担任东北军顾问。他答应在日本给你们
买几门大炮和一些炮弹。萱野长知还有一个好办法解决武器问题:在山东有一批会制造
武器的日本人,那是1897年日本为了和德国争夺胶东半岛的控制权,有计划地组织了许
多日本浪人改换姓名,留起辫子,化装成中国老百姓,潜伏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以
便待机乘隙而出。这些浪人都是军工人员,萱野长知准备去动员这帮人为革命军制造武
器。”
    孙中山还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几十名留学生随居正回国,参加组建中华革命军。又
命许崇清为东北军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居正、许崇清等人回国后,在胶东半岛建立了
革命军东北军2师1旅的正规军,是革命军中力量较强的一支武装队伍,占据墨县、寿光、
高密、潍县、青岛等地,司令部设在潍县。孙中山命令东北军攻占济南。
    孙中山把一批革命党人派回国之后,他和廖仲恺等人在东京为革命军筹集资金,购
买军械、药品,并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他们多次购置大批枪械子弹等物资,运回国内。
    黄兴在美国也积极发动讨袁斗争,他派儿子黄一欧到东京与孙中山联络。
    孙中山见到黄一欧,喜出望外。黄一欧向孙中山交出一封父亲的亲笔信和一些礼物。
孙中山双手捧着信,慢慢地念着,那苍劲有力的字,流露出真挚炽烈的感情,孙中山顿
时觉得全身热血沸腾,热泪涌出眼眶。
    黄兴的信,向孙中山报告了他在美国的生活,表示了他反对丧权辱国之祸首袁世凯
的决心:“袁将帝制自为,发难机会已到,如有所命,亟愿效力。”他告诉孙中山,他
与云南蔡锷有密电往来,并已派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潜抵云南,协助蔡锷组织讨
袁护国军;另外,他在美国正继续为讨袁之“三次革命”募集经费。
    1915年9月,陈炯明由消极反袁转到积极倒袁,派马育航等人到香港与邹鲁密商,在
香港成立了工作机构,随后又亲自前往香港,召开会议。陈决定返回广东,发动讨袁战
争,根据与会者各自的籍贯和地位,作了分工:陈炯明负责东江地区,苏慎初负责高、
廉、雷、钦地区,姚雨平负责广惠地区,邹鲁负责潮梅地区。
    部署既定,陈炯明于1915年冬潜回惠阳、博罗一带招集旧部,组织讨逆共和军,计
划10路同时起兵。
    1916年1月6日,陈炯明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并以“广东都督兼讨逆共和军总司令”
的名义,发布讨袁檄文。宣称要“征讨逆贼,传檄中原,饮马沅湘,会师吴楚,直捣燕
蓟,擒治元凶,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巩固共
和之基础,发扬民国之光辉。”
    朱执信、陆领等领导南海、顺德的绿林揭竿而起,向佛山进军,迎头痛击前来的龙
军。
    湖北革命党人蔡济民等在武昌南湖策动马队起义;湖南革命党人杨玉鹏等率讨袁军
在长沙袭击将军署;陈其美等人率革命军进攻制造局。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戴季陶等人秘密离开东京,“直挂云帆
济苍海”,返回上海,指导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
    孙中山约黄兴在沪相见。黄兴于4月22日由旧金山启程,5月9日到达东京,7月8日由
日本启程回国。他和孙中山在上海战友重逢,悲喜交集,从此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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