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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诗词例话》

忌执着


  杜牧之作《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①。”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②存亡,生灵涂炭③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④不识好恶。(许顗《彦周诗话》)

  彦周⑤诮杜牧之《赤壁》诗,社稷存亡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是措大不识好恶。夫诗人之词微以婉,不同论言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彦周未免错会。(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

①铜雀:台名,曹操所筑,在邺城(今河南临漳县)。二乔:江南乔公二女,都极美。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 ②社稷:土地神及谷神,指国家。 ③生灵:百姓。涂炭:泥涂炭火中,喻苦难。 ④措大:指士人。 ⑤彦周:宋时诗话作者许顗字。

  杜牧的诗说,要是东风不给周郎帮忙,他不好用火攻,那就会给曹操打败,弄到国破家亡,连二乔也保不住,就是说周瑜的打胜仗是侥幸成功。但许顗认为这次战争有关吴国存亡,百姓遭难,杜牧什么都不说,却只怕捉了二乔,显得不知轻重,不识好歹。

  这里接触到怎样读诗的问题,如对于怀古的诗,要不要用读史的眼光来评价呢?就读史说,国家的存亡,人民的命运,自然远远比两个女子重要。用读史的眼光来评诗。那末,诗人只关心两个女子,而不关心国家和人民,自然也大成问题。

  但诗和史论不同,诗是文学,文学的特点是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所谓“言近指远”,不像史论那样可以作全面论述。言近,讲的是切近的事;指远,反映出一般的较深远的意义。这诗咏赤壁,赤壁之战的主将是周瑜,联系周瑜来说,倘二乔被掳正说明周瑜的国破家亡。诗人就是这样用个别的事来说明这一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命运,这也就是诗的表达法不同于史论的地方。许顗执着史论的见解来评诗,没有注意到诗同史论的不同,所以“未免错会”了。


  唐诗绝句,今本多误字①,试举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升庵诗话》八)

  “千里莺啼绿映虹,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②,多少楼台烟雨中。”此杜牧《江南春》诗也。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

①杨慎要改杜牧诗,不说他自己要改,说是俗本错了。明朝人往往喜欢这样说。 ②南朝帝王贵族多好佛,兴建的寺庙很多,所以有四百八十寺的说法。

  杨慎执着“千里”两字提出批评,认为千里之远,既看不见,又听不到,不合适,主张改作“十里”。实际上诗人写的不是他站在一处看到的景象,是指整个江南春色说的,“千里”正指江南范围的广阔。


  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豃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凯风》《小弁》之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诗真可已于世乎?”(吴乔《答万季野诗问》)

  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三)

  《卫风·河广》言河之不广,《周南·汉广》言汉之广而“不可泳思”。虽曰河汉广狭之异乎,无乃示愿欲强弱之殊耶?盖情思深切,则视河水清浅,企以望宋,觉洋洋者若不能容刀、可以苇杭。此如《郑风·褰裳》中“子惠思我”,则溱、洧可“蹇裳”而“涉”。苟有人焉,据诗语以为汉广于河之证,则痴人耳,不可向之说梦者也。不可与说梦者,亦不足与言诗,惜乎不能劝其毋读诗也!唐诗中示豪而撒漫挥金则曰“斗酒十千”,示贫而悉索倾囊则曰“斗酒三百”,说者聚辩,一若从而能考价之涨落、酒之美恶。吟风弄月之语,尽供捕风捞月之用。杨慎以还,学者习闻数有虚实之辨(杨有仁编《太史升庵全集》卷四三论《公羊传》记葵丘之会),而未触类园览。夫此特修词之一端尔;述事抒情,是处皆有“实可稽”与“虚不可执”者,岂止数乎?窃谓始发厥旨,当推孟子。《万章》说《诗》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盖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是以文而无害,奇而非诬。《礼记·表记》:“子曰:‘情欲信,词欲巧’”,亦见“巧”不妨“信”。诚伪系乎旨,徵夫言者之心意,孟子所谓“志”也,验夫所言之事,墨经所谓“合”也。所指失真,故不“信”,其旨非欺,故无“害”。言者初无诬罔之“志”,而造作不可“信”之“辞’;吾闻而“尽信”焉,入言者于诬罔之罪,抑吾闻而有疑焉,斤斤辩焉,责言者蓄诬罔之心,皆“以辞害志”也。高文何绮,好句如珠,现梦里之悲欢,幻空中之楼阁,镜内映花,灯边生影,言之虚者也,非言之伪者也,叩之物而不实者也,非本之心而不诚者也。《红楼梦》第一回大书特书曰“假语村言”,岂可同之于“诳语村言”哉?以辞害意,或出于不学,而多出于不思。《颜氏家训·勉学》记《三辅决录》载殿柱题词用成语,有人误以为真有一张姓京兆,又《汉书·王莽传赞》用成语,有人误以为莽面紫而发声如蛙。视运典为纪事,认虚成实,盖不学之失也。若夫辨河汉广狭,考李杜酒价,诸如此类,无关腹笥,以不可执为可稽,又不思之过焉。(钱钟书《管锥编·毛诗正义·河广》)

  这里提到诗和文的不同,也是诗和史的不同,就是不能用读历史的眼光读诗,也就是破除执着,避免一些对诗的不正确看法,更好地理会诗的特点。历史要注意时、地、人所构成的事件,要如实记载,所以这里比做炊而为饭,但不变米形。写诗也接触到时、地、人或事,但同历史不同,好比酿而为酒,酒的形质尽变。现以《诗经》里的《凯风》和《小弁》这二首的序及诗为例,来看文和诗的不同。《凯风》的《序》:“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诗》:“母氏圣善,我无令(善)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序》好比饭,可以看到事实,是说有七个儿子的母亲要再嫁。《诗》好比酒,看不出事实,只看到赞美母亲的善良劳苦,七子自责不能安慰母心。因为写诗的目的只想感动母亲,让她得到安慰,但究竟为的什么,诗里根本不讲。再看《小弁》的《序》:“刺幽王也。”《疏》:“幽王信褒姒之谗,放逐(太子)宜咎,其傅亲训太子,知其无罪,悯其见逐,故作诗以刺王。”《诗》:“靡(无)瞻非父,靡依非母;不属于毛,不离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序》和《疏》讲明周幽王宠信褒姒,废太子宜咎。《诗》里不讲事实,只是说仰望的莫非父亲,依靠的莫非母亲,难道我不是父母的骨肉吗?为什么要抛弃我呢?这就说明文(或史)与诗不同,好比饭与酒的不同。这是诗里不讲事实而与史不同。

  也有诗里讲事实,讲到时、地、人,但讲得跟史不同。如王维《同崔傅答贤弟》:“洛阳才子姑苏客,桂苑殊非故乡陌。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扬州时有下江兵,兰陵钲前吹笛声。夜火人归富春郭,秋风鹤唳石头城。周郎陆弟为俦侣,对舞《前溪》歌《白苧》。曲几书留小史家,草堂棋赌山阴墅。衣冠若话外台臣,先数夫君席上珍。更阐台阁求三语,遥想风流第一人。”这诗是写给崔傅和贤弟两个人的。说他们是洛阳才子,到苏州来作客,而桂苑在苏州,并不是他们的家当。苏州和九江在汉朝属扬州,因而从苏州又联想到九江和扬州。枫树几回青,是说他们在苏州住了几年。这时期扬州有军事,兰陵在常州,富春在浙江,石头城在南京(这些地方,汉代也都属扬州),是指这次军事所涉及到的范围。在这时期,他们两人照样对舞,写字(王羲之曾在曲几上写字),下棋(谢安与谢玄下围棋,用别墅作赌注),非常从容。倘讲在地方上做官,先推崔傅;到朝廷上去当属员(晋代谢瞻因三语说得好,被聘去做掾属),要推荐贤弟。

  这首诗里讲到时间,不说两人在苏州住了几年,却说“九江枫树几回青”,几回青就是几年,因为要说得形象,所以说“枫树几回青”。为什么不说“苏州枫树”却说“九江枫树”呢?他们两人是住在苏州。因为《楚辞·招魂》里有“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九江在古扬州,又联系到江水,所以用“九江枫树”。这样又同“目极千里”联系,所以说“一片扬州五湖白’,从苏州联系到太湖、九江,加上下江(长江下游)的战事,风声鹤唳,就同招魂联系起来。这样,“九江枫树几回青”有几层意思,一是住了几年,二是“目极千里伤春心”,三是在下江兵事中惊魂初定。历史上写时间就没有这些花样。这诗里也写人,不说姓甚名谁,却说周郎陆弟,说周郎指前一个有周瑜的本事,说陆弟,指后一个有陆机弟弟陆云的文才,这同历史也写得不同。再看写下江兵事,诗里不讲战事怎样起来,怎样影响到常州、南京和富春,只说兰陵吹笛,常州在吹军号;鹤唳石头,南京吓得风声鹤唳,人归富春,不知是不是有人逃到浙江去。历史上讲战事也不能这样讲的。当然,这首诗主要不在写下江兵,主要是借下江兵来做陪村,写出两个人在这次战事中的态度镇静,依旧歌舞、下棋、写字,一点不惊扰,显出两人的能耐。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诗里写时间、人物和事件,写得同历史有多么不同。真像饭同酒的区别。

  弄清楚诗的特点,有利于破除一些执着之见。《诗·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同航)之!谁谓宋远,跂余望之。”卫女嫁在宋国,被离婚后回卫,想念她的儿子,却不能渡过黄河去看他,所以说,谁说黄河宽,一叶苇草也可渡过去!谁说宋远,颠起脚来也可望到它,是反映她迫切想渡河去的心情。《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水上有游女,不可追求,来比汉水的广阔,不可游过去。这两首诗都说到水面宽广,但不能据此认为汉水比黄河难渡。《诗·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你想念我,我可拎起下裳渡过溱水来找你。这表示对对方的热诚,并不是说溱水可以随便渡过去。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诗里的酒价,有时夸富,有时示贫,不能作为考证的依据,这正是诗和史的不同。历史里记的要求切实可靠,应该是可以根据的;诗里往往有夸张,不能作为根据。说西周灭亡后,没有老百姓剩下来,是一种夸张的说法。“靡有”这个“靡”(无)字,并非真无,倘认为真无,那就会因这个字而影响对这句话的理解,并因这句话的关系,影响对作者用意的理解,所以说“不以文(字)害辞(句),不以辞害志(用意)。”夸张的说法是虚的,不确实的,但不是说假话,而是表达了作者的真感情,所以读诗不能以词害意。

  以词害意,有的是由于知识不够。像《三辅决录》里讲:汉灵帝在殿柱上写:“堂堂乎张,京兆田郎。”“堂堂乎张”是《论语·子张》里称子张的话,这里是说京兆人田凤像子张那样堂堂。有一才士却说:这是指张京兆和田郎两人。《汉书·王莽传赞》:“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是说王莽的政权像紫色蛙声和闰位,即是伪政权,因为古以赤是正色,紫不是正色,蛙声比做靡靡之音,不是正音;阴历每年多余的日子积成闰月,不是正式的月。有一才士却说:王莽的皮肤是紫的,声音像蛙鸣。那也是“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了。


  山阴阎百诗,学者也。《唐贤三昧集》初出,百诗谓余曰:“是多舛错,或校者之失,然亦足为选者累。如王右丞诗:‘东南御亭上①,莫使有风尘。’‘御’误‘卸’,江淮无卸亭也。孟襄阳诗:‘行侣时相问,涔阳何处边②。’‘涔’误‘浔’,涔阳近湘水,浔阳则辽绝矣③。祖咏诗:‘西还不遑宿,中夜渡京水④。’‘京’误‘泾’,京水正当圃田之西⑤,泾永则已入关矣⑥。”余深韪其言,寓书阮翁。阮翁后著《池北偶谈》,内一条云:诗家惟论兴会,道里远近,不必尽合。如孟诗:“暝帆何处泊,遥指落星湾。”落星湾在南康云云⑦。盖潜解前语也。噫,受言实难!夫遥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岂可为浔阳解乎?(赵执信《谈龙录》)

  李太白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按《史记》言:“匈奴左方王将直上谷以东⑧,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⑨,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⑩。《汉书》言:“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光禄塞下⑾。”又言:“天子遣使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⑿。后单于竟北归庭。”乃知汉与匈奴往来之道,大抵从云中、五原、朔方⒀,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赋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门⒁。”而玉关与西域相通⒂,自是公主嫁乌孙所经。太白误矣。《颜氏家训》谓:文章地理,必须惬当,其论粱简文《雁门太守行》,而言“日遥康居⒃,大宛月氏⒄”,萧子显《陇头水》而云“北注黄龙⒅,东流白马⒆”。沈存中论白乐天《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谓峨嵋在嘉州⒇,非幸蜀路。文人之病,盖有同者。(顾炎武《日知录·李太白诗误》)

①御亭:在苏州西。 ②涔阳:涔水的北岸,在湖南。 ③浔江:江西九江县。 ④京水:即河南贾鲁河,自郑县以上称京水。 ⑤圃田:在河南中牟县东。 ⑥泾水:从甘肃流到陕西入渭水。 ⑦南康:在江西。 ⑧上谷:汉郡名,治所在河北怀来县。 ⑨上郡,汉郡名,治所在陕西绥德县东南。 ⑩代、云中:汉郡名。代郡治所在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治所在内蒙托克托县。 ⑾光禄塞:在阴山北。 ⑿鸡鹿塞:在内蒙黄河西北岸。 ⒀五原、期方:汉郡名,五原郡治所在内蒙五原县,朔方郡治所在内蒙鄂尔多斯。 ⒁雁门:汉郡名,治所在山西右玉县南。 ⒂玉关:玉门关,在甘肃敦煌县西。 ⒃日逐:匈奴日逐王,统领西域诸国。康居:汉时西域国名。 ⒄大宛、月氏:汉时西域国名。 ⒅黄龙:在河北承德县一带。 ⒆白马:白马河,在阿北饶阳县南。 ⒇嘉州:今四川乐山县。

  这里讨论诗中的地名问题。上一节里谈到诗与史不同,诗中的地名跟历史上记的地名有时不一样,如“一片扬州五湖白”,五湖即太湖,唐时的扬州在江都县,那里和太湖不相接,所以诗里的扬州指汉朝的扬州,用古地名,所以不能据这句诗说唐朝的扬州接近太湖。这句话里用古扬州,它的用意,是因为诗里谈到当时发生战争,战事牵涉到常州、南京和浙江的富阳,都属于古扬州范围,所以用古扬州这个地名。可见诗里用的地名,虽说和当时的地名不一样,也有它的道理,不是可以乱来的。上一节里引王士禛的话,说诗里用地名,只取“兴会神到”,也有他的道理。像上引的诗句“九江枫树几回青”,忽然用个九江,九江原属楚地,《楚辞·招魂》里“湛湛江水兮上有枫”,因为想到枫树,就从《楚辞》联系到九江,而九江又正在古扬州,所以一起联上,这就是诗人的“兴会”。但王士禛说这话,还有他的用意,像赵执信指出的,那就不对了。

  王士禛选了《唐贤三昧集》,当时的汉学家即精于考证的阎若璩看到诗里的地名有错字,就告诉赵执信,赵告诉王,王不以为然,后在《池北偶谈》里讲了,说诗里的地名“道里远近,不必尽合”。再看看阎提出的三个地名。王维《送元中丞转运江淮》:“东南御亭上,莫使有风尘。”题目是“转运江淮”,御亭在苏州西,正是江淮都运官管理税务所管辖的范围,写成卸亭,没有这个地方,是错的。孟浩然《夜渡湘水》:“行侣时相问,涔阳何处边。”孟浩然在渡湘江时,想到屈原的《九歌·湘君》“望涔阳兮极浦”,就问道不知涔阳在哪里,这是很自然。倘作浔阳,在九江,那跟渡湘水就毫无关涉,不能拿诗里的地名可以不管远近来自解了。祖咏《夕次圃田店》:“西还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他停在河南的圃田,半夜里渡过京水西去,倘作泾水,一下到陕西,显然不对。

  顾炎武批评李白《王昭君》“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认为昭君嫁给北方的匈奴,不走玉门关的路,弄错了。光看这两句,还不能断定李白是否真的错了。因为唐朝人喜欢借汉指唐,如白居易《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借汉皇来指唐明皇。要是这两句是借王昭君来比唐朝公主出嫁,那末说“一上玉关道”还是对的。但诗里有“死留青冢使人嗟”,青冢只能指昭君,不能比别人;可见顾的批评是对的。江淹《恨赋》写得比李白正确。《颜氏家训·文章》里说:“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颣,美玉之瑕,宜慎之。”这话是对的,因为雁门太守在山西,管不到西城各地,即管不到日逐王,更管不到康居、大宛、月氏;陇水在甘肃,流不到河北的黄龙、白马。但批评“峨嵋山下少人行”,却不恰当。因为峨嵋山是代四川,只是说在四川的山路上本是少行人罢了。“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这个峨嵋山,就是四川的代称,所以完全可以的,倘说“太行山下少人行”就不行,因为太行山不代表四川。这说明诗里用地名与历史不同,但不论用古地名或借用,都有一定的范围,不能乱来的。


  苕溪渔隐①曰,“拣尽寒枝不肯栖”,或云鸿雁未尝栖宿树枝,唯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也。此词本咏夜景,至换头②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咏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盖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

  东坡雁词云,“拣尽寒技不肯栖”,以其不肯栖,故云尔。盖激诡之致,词人正贵其如此。而或者以为语病,是尚可以言哉!近日张吉甫复以“鸿渐于木”③为辩,而怪昔人之寡闻,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当援引为证也,其实雁何尝栖木哉?(王若虚《滹南诗话》)

①苕溪渔隐:宋朝胡仔住在湖州,因号苕溪渔隐。  ②换头:词分上半阕和下半阕,下半阕的开头称换头。 ③《易·渐卦》:“鸿渐于木。”说鸿从水边上升,升到岸上,升到树上,比喻官位逐步上升。这是比喻,并不说明鸿是停在树上的。

  胡仔提到有人执着鸿雁的生活习性是不停息在树上的,便认为苏轼《卜算子》讲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话有语病:鸿既然不会栖息在树上,那就没有肯不肯栖的问题。这里接触到另一理解诗的问题,就是诗的说法不同于科学的记载。诗人抒情,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倘作为科学记载,那就不行。同理,诗人借孤鸿来自比,借鸿雁的不栖息在树上来比喻自己的不肯去投靠人,用的是比喻和拟人手法,所以说“拣尽寒枝不肯栖”,我们正当从中体会诗人自喻的用意,不该把诗同科学记载混同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诗人体物不该违反生活的真实。像“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由于诗人向黄河上游望去,看到水天相接,写出他的真实感受,并不在说明黄河的源流,不会引起误解。像“拣尽寒枝不肯栖”,同雁不栖在树上的说法是符合的,也就是诗的语言并不是可以违反生括真实而随便说的。这是又一方面。因此《易经》里说“鸿渐于木”,即大雁从水边上升,渐渐升到树上,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是不恰当的。但“黄河之水天上来”,符合我们的感觉,是可以容许的。这就是诗要求生活真实而不同于科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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