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
第三十九章 北军南犯

    4月25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援引临时参议院先例,采用记名投票法分别互
选。结果国民党参议员张继、王正廷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
    共和、民主、统一3党,一看采用记名投票,国民党得了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席位,
便在众议院选举问题上,坚决主张采用无记名投票。而国民党议员则坚持记名投票的主
张。由于双方争持不下,最后决定采用投票表决来确定选举正副议长是否用记名方式。
结果通过了无记名投票选举众议院正副议长。
    国民党在众议院中的议员,也同在参议院一样,居于多数地位。但由于共和、民主、
统一3党的拉拢、分化,一些国民党议员纷纷退出国民党,转入共和、民主、统一3党,
另有些国民党议员,受袁世凯收买,脱离国民党,另组小政党。
    4月26日,众议院用无记名投票选举议长,民主党议员汤化龙获272票;国民党议长
候选人吴景濂获266票。汤化龙虽然比吴景濂多6票,但未超过参加投票人的半数,依选
举规则,应由2人决选确定。后经二次决选,汤化龙最后战胜吴景濂,当选为议长。随后
进行副议长选举,共和党陈国祥当选。这样国民党在众议院正副议长的选举中,都失败
了。
    从此之后,国会两院内部,国民党议员与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环绕着制定宪
法、大借款、宋案、江西民政长事件等诸问题,呼应着院外国民党同袁派及拥袁派势力
斗争,彼此施展种种手段,展开了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在制定宪法问题上,国民党议
员主张总统解散众议院,须先得参议院许可,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总统有权
解散众议院,无须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对于内阁,国民党议员主张组织纯粹政党内阁,
只有众议院议员才有资格成为阁员;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阁员应当由总统亲
自举任,不限众议院议员和政党;在大借款问题上,国民党议员认为,政府与五国银行
团自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未经前参议院通过,是为违法,当然无效;而共和、民主、
统一党议员那彦图、汤化龙、籍忠寅、张伯烈、郑万瞻、李国珍等44人,则通电说:
      此项借约,在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惟议决方法上,与普通法
律不同,事前未刊日程,事后亦未另具公文。
    在宋案问题上,国民党议员以宋案证据发表,主使竟是政府,国会当根据约法提出
弹劾,使袁、赵解职,由国民党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的审判;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
员,则召开3党议员会议,议决“对待宋案,俟法律上之正当解决,但政府有侵及立法范
围,如设特别法庭之类,则不能不反对。”
    由于两党议员(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成立进步党)的尖锐对立,在国会的两院
会议上,不是一党议员有意中途退席,进步党议员经常采用这种手法,使会议不足法定
人数,不能做出决议,就是两党议员发生尖锐的冲突,大声争吵,甚至动武。当时有人
这样描述议会:“中国议会有三特例:一曰叫骂,二曰走散,三曰不足法定人数,不能
开会,而殴人掷物未闻焉。今已开其例,日后必有以杀人掳人闻者,是亦可谓捣乱之极
轨矣。”
    袁世凯见国民党在国会中占优势,恐正式总统不能到手,焦思苦虑,便有计划大规
模收买国民党议员。袁世凯从向五国银行借款中拿出300万元,来收买议员。被收买的议
员,可得到5000至8000元赃款,必需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拥护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主要是依靠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
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去昼夜奔走。那国民党人、众议院议员邹鲁,从广州来到北
京后,便被陆建章所派之人刘某、陈某纠缠,他们对邹鲁说:
    “总统很想借重先生,拟拨40万随先生组织新党。这事总统命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
办理,陆处长叫我们来致意先生。”
    遭邹鲁严词拒绝后,陆建章仍不死心,他亲自请邹鲁吃饭,并对邹说:“我有事请
刘、陈两位转达先生,这是总统的意思,千万请先生答应。”
    邹鲁再次拒绝收买。但已有不少国民党议员被收买,脱离国民党另入进步党,或另
组新党。孙中山、黄兴对此十分焦急,力图加以挽救,但却无济于事。
    孙中山、黄兴得知国民党籍议员郭人漳将脱党另组大公俱乐部时,致电劝阻说:
“闻公欲脱离本党,自组政团,文等以党派愈多,相争愈烈,国基未固,即一党一心犹
不足以尽维持之责。我公顾全大局,尽力本党,素所羡佩,他人出此,公尤当急止之,
万不可发自公致兆分裂之势。十年肝胆,万里心期,风雨晦明,思急弥切,希即复交,
以慰远怀。”
    郭人漳不理。湖南国民党人便采取行动,查抄郭人漳的家。
    袁世凯迫不及待地将共和、民主、统一3党合并为进步党。为尽快实现合并,袁世凯
在宣布暂不入党的同时,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为经费,由袁派统一党出面策
划3党联合。他派人去天津迎梁启超入京,商讨合党事宜。
    梁启超进京后,便积极活动,他同各方面反复磋商,在大体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
举行3党党员恳亲会。梁启超还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名义,公宴该党参众两院议员,并
以《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为题,作了长达3小时的演说,阐释了共和党成立以来,为
什么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一直采取支持袁世凯政府而反对革命党人的政策和立场。
    梁启超又以黎元洪的名义,在3党恳亲会上发表演讲说:“3党在院内尚不能多数,
此种现象极为可忧。为3党计,为敌党计,皆宜3党合并,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
渐入轨道。”
    汤化龙、孙武、王赓等在会上,一致认为3党的精神本来一致,他们强调为取得议院
中的多数,彼此务必相互谅解,容忍与牺牲各方面的小意见与小问题,以取得合并的成
功。会后,3党正式签订合并为进步党的协议书。3党又联合发出通电,通告各党决定合
并的消息,要求各支部接洽合并事宜。
    5月11日,3党职员及议员400余人召开会议,讨论党章和召开成立大会等诸问题。梁
启超主持会议,丁世峄、孙洪伊逐条宣读党章。新党定名为进步党,采取理事制,设理
事长1人,理事10人,下设政务、党务2部,政务部专主调查政况,进行研究,下分法制、
财政、外交、军政、教育、实业、地方自治、庶政等8科。党务部专主执行党中一切事务,
下分文牍、会计、交际、地方、庶务5科。每部各设部长1人,副部长2人,各科设主任1
人,副主任2人,干事若干人。
    党章讨论完毕后,梁启超提议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全体赞成,其他理事等到召开成
立大会时再行推举。
    梁启超再次发表演说,他说道:“以时事之需要,议会之现状,国家之存亡,其不
能不仰赖进步党之出现。进步党之成否即在诸君,国家之存亡亦即在诸君,千钧一发,
慎勿功败垂成也。”
    5月29日,三党在北京举行在京全体党员大会,1000余人到会,宣布正式成立进步党。
孙武担任会议主席,丁世峄报告筹备情况,刘崇佑报告党章及宣言书,陈国祥报告所选
定的理事长和理事名单。随后孙武代表理事长黎元洪讲话,梁启超、汤化龙、王印川等
相继在会上讲话。
    进步党的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
王赓、蒲殿俊、王印川等9人,另外,由理事长及理事共同推定的名誉理事有:冯国璋、
周自齐、阿穆尔灵圭、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陆
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闿、程德全、朱瑞、庄蕴宽、陈昭常、齐耀琳、陈炯明、
陈国祥、汪大燮、徐勤等20余人,参议100余人。政务部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
荫棠,党务部部长丁世峄、副部长孙洪伊、胡汝麟。
    进步党包含着袁世凯实力派、从革命派分化出去的分子、原立宪派3种力量。黎元洪
虽挂名为理事长,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理事中,孙武在3党合并过程中虽代表黎元洪
出面活动,但是进步党成立后并未主持党务。那彦图、伍廷芳并未参预党事;代表袁派
势力的统一党党魁王揖唐、王印川,在并入进步党后,势力单薄,事事消极,不预党事。
在理事中实际控制党权的是原立宪派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蒲殿俊。在政务、党务
2部成员中,骨干力量都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因此进步党名为3党合并而成,实际上
领导和骨干力量是原立宪派人。进步党成立的目的,是组成大党,以便在国会中战败国
民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
    黎元洪为进步党理事长,他早已踏上袁世凯的反革命战车。黎元洪虽未参预袁世凯
暗杀宋教仁的密谋,但黎似有预闻。当时曾有人以湖北为首义之区,进言黎元洪对宋案
应有严正表示,而黎似预知此事为袁世凯所指使,暗中自然称意,为了应付湖北革命党
人,才去电上海陈其美探询情形。为敷衍一番,又去电袁世凯,口是心非地要求“严拿
正犯,务得主名”。
    程德全发出通电公布宋案证据后,黎元洪当即致电袁世凯及各省,委婉地敬诫各省
都督及民政长官,要其“老成谋国”,劝其“勿狃于成见,掉以轻心”,“勿激意气以
相残”;又意语双关地劝慰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强
调“承办宋案尤应法庭详求真状”
    袁世凯接读黎元洪此电,颇感欣慰,复电说:“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金
玉之言,敬佩无拟。”
    黎元洪又于5月4日、8日、14日、30日、6月1日连续发表通电,歪曲宋案真相,公然
对程德全等所宣布的罪证表示怀疑,无端为袁世凯政府辩护,说什么“程都督所宣布者
果否政府主使,抑系应桂馨、洪述祖揣测邀功,招摇诈款?均不可知”。他颠倒黑白地
指责揭露宋案真相的人们是:“前者宣布证据,不出之于法庭,而出之于军府,学律者
犹窃律其非,乃各省团体当法庭未判以先,动辄任意通电,牵入政治,摇动邦基,加人
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于违法之实。”
    黎元洪诬蔑各阶层人士对刺杀宋教仁的声讨是“有意破坏大局”,造成“人心摇动,
谣琢逢起”的混乱政治局面,别有用心地劝慰各界不要抓住宋案不放,甚至说为“巩固
共和,维持大局,宁可以宋君殉全国,不可以全国殉宋君”。也就是说宁令宋教仁冤死,
亦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宁静的大局。
    黎元洪对袁世凯为发动内战、武力统一全国而非法借款,杜撰了不借外债之“六大
危害”说。
    黎元洪唯恐袁世凯因宋案和大借款案而不能当选,又致电参议院和共和党本部,推
荐袁世凯为正式总统候选人。他在电文中说:“袁项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经验,……
非举膺继任,不足以奠危局,拨逆乱。”他还向袁世凯发出效忠电说:“民国之兴,发
之者虽由元洪,而成之者实我总统也。元洪爱民国如命,即爱我总统如命,力所能济,
生死以之。……俾元洪锋镝余生,获享共和之福,是有生之年,皆莫非我总统之所赐也。
披肝沥胆,以此为盟。”
    黎元洪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袁世凯罪行之际,惟恐武汉出现反袁活动。他在5月14日
发出布告:“谓宋案自有法庭主持,借款之宣否,须由国会解决,毋庸平民聚讼。”
    上海各界成立公民大会,声讨袁世凯罪行。各省各县纷纷成立分会或支会。武汉各
界亦召开会议,拟成立公民大会支会,黎元洪侦悉后,立即派军警干涉,未得成立。
    章太炎此时对袁世凯彻底失望。章太炎于1912年底曾被袁世凯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
宋教仁被暗杀后,随着“宋案”真相渐次披露,章太炎开始觉悟到自己指望借助袁世凯
以完成“政治革命”的荒谬,于1913年4月17日弃官从长春赶回上海,就“宋案”发生后
的形势,与孙中山、黄兴商讨反袁问题。章太炎的幡然悔悟,孙、黄等极表欢迎。对于
宋案章既不赞成孤注一掷的“武力解决”,也不满意于徒然迁延时日的“法律解决”,
而主张“政治解决”,即通过充分揭露袁世凯的种种劣迹与罪行,造成袁世凯不得不退
出大总统候选人的地位以及不得不下台的政治形势,用政治手段来结束袁世凯的统治。
    章太炎不想依靠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国民党,异想天开地于5月上旬来到武昌,谒见
黎元洪,企图动员黎元洪反袁。黎元洪已下决心与袁左提右挈,他一见到章太炎,便知
章要说服他反对袁世凯,即先表明极端拥护项城之意见,使章氏说词不得出。稍后,岑
春煊、李经羲、章士钊等相继到鄂,他们拉上章太炎一起,劝黎元洪处处以国家人民为
重,不要相信袁世凯有定大局之才略。黎元洪则抱定非袁则乱之宗旨,始终不为稍动,
反而劝诸人助袁,以固国基。谈话间,章太炎与黎元洪激烈辩论,终无结果,章以三国
中人物讥黎曰:“吾尝论慰亭为人似袁本初,今观公未免类刘表。”
    由于岑、李、二章与黎晤谈时,于总统之位,极力劝进,黎害怕有人以此在袁世凯
面前挑拨离间,连忙将与他们谈话的详细情形,电告袁世凯。“申明如选举及彼,定高
蹈效巢,由之避世。”黎元洪还公开接见新闻记者,更明确地将自己拥袁、反革命的态
度公诸报端。他表示:“将来如不幸以宋案、借款酿成南北战争,余必力助袁总统。”
    黎元洪为了送走章太炎,反过来要章去北京劝袁世凯,并说:“苟其人可谏,安用
更置,必不可谏,如君等计耳。”对岑春煊等,黎则示意:“隔墙有耳”,敦促他们尽
快离去。
    黎元洪如此频频地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一则说明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二则
是黎元洪害怕袁世凯的淫威。袁世凯何等样人?连宋教仁都敢杀害,岂能容黎元洪背道
而驰!黎元洪知道,袁世凯对他不无怀疑,在5月12日,袁世凯派军事顾问哈汉章到武昌,
名为查察要事,实为侦察江西、安徽2省举动,监视黎元洪行止。黎元洪处处赔尽小心,
一再表白心迹。
    黎元洪所占地盘,有举足轻重,操纵南北之势。湖北军队虽多次裁减,但仍有4个师,
约6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6万余人的军队如果能同南方国民党控制的几
省兵力联合起来,对抗北洋军,其结果便殊难逆料了。再者,袁世凯要对付国民党控制
的南方各省,要出兵江西,非假道武汉不可。假使黎元洪不答应假道,战争根本就打不
起来。
    黎元洪完全投向袁世凯,他不但答应袁世凯假道武汉,而且“披肝沥血”,赌咒发
愿,向袁世凯表示忠诚。他在致袁的电报中说:“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
撑柱,决不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世凯见电大喜,立即回电:“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亦罪在不赦。”
    这两封电报,稳定了武昌和北京的关系,给袁世凯放胆去打内战的决心。
    要打内战,关键是北兵南进。北兵早在1912年秋天应黎元洪之邀,已开始陆续进入
湖北,但数量尚小。1913年4月4日,黎元洪致电袁世凯:“鄂省不靖,请饬李钝派步兵
1团到汉,以资镇慑。”5月中旬以后,北洋军大批南下,至5月下旬,驻鄂北军已达2万
余人。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既可以此为基地进击江西、湖南,又可协助黎元洪镇慑湖
北的革命党人。此外,黎元洪又在距武昌30里处的青山修建炮台,扼长江下游之咽喉,
为武昌之门户,由陆军部及鄂省合建;将汉阳兵工厂收归部办,其库存枪炮弹药除鄂省
必须用者留备外,其余均运北方,供北洋军使用。
    有人劝说黎元洪守中立,使北军出境,截留枪弹北运,黎元洪严词驳斥。此刻派人
请见者皆行谢绝。
    北军驻鄂后,无恶不作,霸占房屋,强奸妇女,抢劫财物,骚扰阎闾,欺行霸市等
罪行,屡屡见诸报端,引起湖北商民极大惊恐。鄂军虽在黎元洪严密控制之下,然亦有
南北观念,不少军官,目睹北兵在鄂暴行,异常气愤。甚至连黎元洪的心腹大将、第1师
师长黎本唐也气愤不过,晋谒黎元洪,反对北兵南进,以致言语冲突、触黎之怒,报告
袁世凯,免去黎本唐师长职务。
    袁世凯出资促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为进步党。担任共和党理事长的黎元洪被推
举为进步党理事长。黎元洪自然知道袁世凯肯于出资促3党联合之用心,所以被选为理事
长后,立即复电接受,并表示:“执鞭相从,实所深愿。”3党合并过程中,屡起纷争,
黎元洪千方百计调和党务,目的是保住袁世凯的御用党,以与国民党相对抗。
    袁世凯收买分裂了国民党,对于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又来个杀人灭口,矢口否认宋案
是他指使;他得到黎元洪相助,便放胆对付不屈服的国民党人。
    5月3日,袁世凯公然发布除暴安民令。这个通令不仅是对革命党人的恫吓威胁,也
是为他对南方各省用兵制造根据。他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近阅上海4月29日路透电称,
有人在沪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
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各运兵赴宁等语。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
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观乱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
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回殊。但使众望允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
生灵。倘如西报听言,奸人乘此煽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
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位,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民,执法不贷。
为此,令行各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
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
导,毋得稍涉株连。将此通令知之。”
    袁的爪牙所控制的报纸,如此京的《天民报》、《国报》、《新中国报》、《民视
报》、《黄河报》、《黄钟日报》等,则发出一片叫嚣,大量制造革命党人将举兵作乱
的消息,为袁世凯的即将武力镇压革命党人作舆论准备。
    袁世凯命令北洋军秘密南下,第一军左司令李纯和右司令王占元率北洋第6师和第2
师的1个混成旅,沿京汉铁路南下,已抵江西九江;第二军军长冯国璋率禁卫军1个旅、
直隶第1混成旅、外加两个旅1个团和张勋的辫子军,沿岸浦铁路南下,已逼近南京。海
军方面也由郑汝成和汤芗铭率“应瑞”、“肇和”、“飞鹰”等兵舰沿长江南下,直插
吴淞。
    当时海军共有各种舰艇40艘,有22艘驻泊上海,其余18艘分泊于烟台与长江沿岸各
埠。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同情革命,袁世凯命令海军总长刘冠雄以检阅名义,调各舰
到烟台集中,并令参事挟资30万南下运动各司令听袁调遣。海军曾主动与革命党人联系,
表示愿意宣布独立,孙中山极为支持,但黄兴、陈其美等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
欲海军先发之计,结果海军在袁世凯策动下,于5月中旬北上。至此海军就为袁世凯所控
制。
    袁世凯在中南海海宴堂接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
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
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防害敌军之集中。”
    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一方面施放和平烟幕,以欺骗人民和麻痹国民党讨袁
派。
    6月22日,袁世凯发布裁兵节饷令,命参谋、陆军两部会商财政部,“妥筹限制兵额,
分配军区,核实简练,以足维持地方治安为度。”并规定行政经费应由各部各省权衡缓
急,大加裁减,制定预算,依法颁行,务使漏卮尽寒,丝毫无滥。
    好像他从无发动战争的打算。为了消除国人对他“复生帝制”的疑虑,他还一再公
开表示将信守诺言,效忠共和。
    当章太炎到京探听情况时,他对章说:“吾以清廷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
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
    袁世凯又特地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共和英雄”和
“和平天使”。他同弥勒有这么一段对话:
    弥勒问:“你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凯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
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
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答:“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
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
    袁世凯欺骗性的宣传收到相当效果,不但全国商民大多信以为真,就连那博学的政
活动家章太炎也确信袁世凯“帝王思想是其所无,终身总统之念是其所有”。
    “宋案”罪证公布和袁世凯违法大借款,使革命党人的反袁情绪更加激昂,他们当
中的一批激烈分子纷纷主张立刻兴兵讨袁。国会选举后,宁调元致电胡汉民,呼吁说:
“总统厉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为赏罚,好恶即为贤不肖,致朱烈头血未
寒,而共和已归破坏。我东南最初起义各省,亟宜联为一气,协筹对付。”
    广东都督胡汉民反袁比较坚决,他和护军使陈炯明联名,强硬表示:“粤省兵力雄
厚,械亦精利,军心固结,谁为祸首,破坏共和,当共弃之。”但军权在陈炯明手里,
而陈对起兵讨袁表示冷淡。谭延闿则态度相当暧昧,只是因为湖南革命党人力量颇强,
他不能不附和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赣督李烈钧刚刚取得民政长事件的胜利,宋案后强
烈主战,通电表示:“如果有神奸世蠹,必欲推倒共和,即为国人之公敌,赣虽地瘠兵
单,愿以昔日推倒专制之精神,再随各省之后而调护之。”他并积极与各省联络,建立
了赣、皖、粤、湘、闽等省的联盟。
    皖督柏文蔚和赣督李烈钧积极备战。临准关1旅和安庆省城军队,以剿匪为名,向皖
北前线开进。李烈钧在九江上游瑞昌县属临江码头镇屯扎重兵,部署炮兵阵地,以控制
长江。码头与湖北武穴隔江对峙,江面狭窄,形势险要。
    一批激烈分子纷纷主张立刻兴兵讨袁。何海鸣、张尧卿、韩恢、尹仲材、王宪章筹
组铁血监视团,举何海鸣为团长,表示袁世凯如拥兵自卫,“同人等一致进行,誓以铁
血相见。”
    湖南、浙江等省的革命党人纷纷致电本省都督与省议会,要求与袁世凯政府断绝关
系,宣布独立。湖南籍革命党人张通典、周可均、曾继梧、陆鸿逵、章勤士、宁调元、
张孝准等,要求谭延闿拒绝承认大借款,驱逐在湖南境内所有袁世凯派遣的官吏;张尧
卿、吴作霖、刘天猛、丁洪海、颜炳元、葛天民、熊仁等要求谭延闿迅率湖湘子弟首先
独立,讨贼问罪,为各省倡。浙江省的革命党人吕东升、王逸、陆惠生、张人杰等,要
求浙江都督朱瑞拒绝承认违法借款,宣布与临时政府断绝关系,并使各银行团知难而退;
丁匡一、韩一飞、周维新、汪铁民等要求立即宣告独立,与万恶之临时政府断绝关系,
为各省倡。国民党江西支部在5月2日发表通电主张各省协电国会,提出弹劾书,勒令袁
世凯解职投案,否则,以武力为后盾,请各省联合组织护国军并特别国会解决一切。并
说:“同人眷念国基,眷怀前路,愿糜身骨,共讨叛奴。”
    然而,当袁世凯调兵遣将,积极备战的时候,革命党人起兵讨袁的计划,却再次受
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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