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起兵讨袁，那拥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
独立，而广东不听，他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但若靠广东一隅讨袁也不是长久之计。
    广东省都督胡汉民本讨袁坚决，只是受到陈炯明等人的制约，才持消极态度。
    胡汉民、陈炯明入主广州，曾共同致力于广东军政府的建设。胡汉民是孙中山得力
的助手，他长期流亡海外或香港，在广东商绅中影响不大，他又是一介书生，手中无一
兵一卒，很需要实力派人物作后盾。而陈炯明在广东声誉鹊起，又是握有重兵的“党中
同志”，其地位足以支撑艰巨。因此，对于当时的胡汉民来说，陈炯明是不可缺少的帮
手。就陈炯明来说，他虽有一定声望和实力，但毕竟加入革命党不久，资历甚浅，要在
革命阵营中营造自己的地盘，就必须凭借革命党及其领袖孙中山的这面旗帜，所以陈炯
明对胡汉民也只能是支持和迁就。且胡汉民曾解饷10万，以济陈军。胡、陈入主广东时，
他们之间是“同”多“异”少，“同”著“异”伏。在新生的广东军政府中，胡汉民任
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廖仲恺、陈少白、蒋尊簋等人基本控制了财政、外交、军政各
部；朱执信、胡毅生、姚雨平等人，则是枢密处的主宰者。因此，革命党人掌握了军政
府的大部分实权。
    胡汉民、陈炯明携手在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布了一系列革命
法令，没收了满清官吏和反抗军政府之人的家产。广州和平光复时，旧军队并没有解除
武装，龙济光军12营、李准军6营降卒，都原封不动地驻扎在广州城内；驻扎城内的各路
民军，没有来得及进行整顿，广州城内军队林立，各不相属，以致司令遍地，政出多门。
陈炯明的循军进驻广州，起了一些镇慑作用，但革命秩序一时尚未建立。
    胡、陈为稳定局势，定计先巩固新军，使其居中不动，作诸军之监视。对于陈炯明
的循军军官钟鼎基、王肇基等委以重任，使军政府有军事实力对付龙济光部和其他旧军
队。对民军逐步进行整顿，委任威望素著的黑旗军首领、原台湾“民主大将军”刘永福
为民团总长，同盟会员何克夫副之，总摄各路民军。又把民军领袖们组成“广东军团协
会”，作为水陆51军的自律团体，直隶于军政府，以陈炯明为会长，周之贞为副会长，
高剑父、刘师复、李栖云为干事员。
    胡汉民竭力笼住李准和龙济光，使其不至危害新生革命政权。胡汉民刚上任，就照
会李准、龙济光等，饬令他们照旧统辖所部，所有城内衙门局所，均请妥为防护，共保
治安，并表示饷项由军政府发给。胡、陈对李准、龙济光部厚发军饷，每人的军饷是民
军的7倍。胡、陈的目的主要是在于缓和旧军队和新政权之间的矛盾，采用收买办法稳住
“济军”，使他们不致轻举妄动。待正式陆军组编完毕，民军实力已压过济军时，便把
济军调往远离广州的高廉雷琼地区去。但是，胡汉民等未能对这支旧军队进行整编和彻
底改造，使龙济光得以保存旧部，后来这支军队成为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的鹰犬。
    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坚邀胡汉民立即随他去南京。胡汉民分别
致函陈炯明、朱执信等，嘱陈炯明接任广东都督，并饬令各军服从陈炯明。已筹备就绪
的广东临时省议会致函陈炯明，推举陈正式接任都督，陈辞不受，向省议会推举汪精卫
为广东都督，陈自己仅允暂任代理都督。但汪精卫对所举，以“功成身退”为词，辞不
就任。陈辞汪不就，孙中山亲自出面，致电陈炯明，委任陈为广东都督；省议会也再次
推陈为都督，但陈始终不接受。孙中山只好委任汪精卫督粤，在汪未到任前，由陈炯明
代理，并申令：不可更辞，各界亦不可再举他人。
    醉心于利禄的陈炯明推三阻四，辞不就都督职，有多种原因：其一，武昌起义不久，
部分革命党以“功成身退”来自鸣清高，汪精卫几辞都督、刘师复高唱“不作官吏”，
“不作议员”等等。陈炯明受这些处世哲学和沽名钓誉的思想影响，且与这些人交往颇
密，亦很重视个人声望；其二，广东时局混乱，棘手问题很多，而当时北伐声浪很高，
陈炯明不愿坐守广东，而声言“素志北伐”。他请为北伐军总司令，以所部循军及他部
改编，并把姚雨平已编定之北伐军合并为1军，乘机掌握军队，尔后地位、声誉将必更有
凭借。但姚雨平不愿受陈节制，胡汉民与朱执信商量，北伐必须立即进行，而广东内部
亦尚需陈炯明留粤整顿办理，所以，胡汉民等令姚雨平北伐，陈炯明虽未如愿，但他的
循军却因编入北伐军序列而跻身于“政府军”行列（未出发北伐），后来裁撤民军时，
这支军队也得以保留。广东北伐军由姚雨平率领，于广州誓师出发，后转战江北，为巩
固南京临时政府作出了贡献；其三，孙中山由于同胡汉民、汪精卫共事时间长，了解比
较多，因倚畀也比较重。广东是他的故乡和进行民主革命的基地，在择人任事的问题上
也特别关注和慎重，所以，他主要寄望于胡汉民、汪精卫。只是因胡、汪或因北上需人，
或因固辞不就，才再三拉陈炯明出来，而在陈辞不受之时，孙中山和广东革命党人还先
后想捧出冯自由、朱执信、孙眉、何克夫、邓泽如、胡毅生等人供粤人抉择。广东的革
命党人才济济，陈炯明不过是个乘时而起的革命后起人物，还不能唯一独尊。陈炯明对
于这种局面不能无睹。他的固辞，实际上是谋求进一步掌握实力，待价而估，以退为进，
饲机再起。
    在1911年12月22日至1912年4日25日，陈炯明为广东代理都督，全权督理广东120余
天。
    南北和议告成，北伐中止。陈炯明将北伐军总司令部改为广东陆军司令部，已经编
成但没有出发的北伐部队，全部改为广东正式陆军。陆军数目，本来须设3师，然以经费
无出，仅成立2师1旅。改编后的广东陆军，以陈炯明的循军为主，以反正新军为辅，这
样，大多数官兵，都是陈炯明的老部下，如师长钟鼎基、旅长王肇基、叶举、团长洪兆
麟等。这些军队名义上隶属于军政府，实际上带有军队私属的色彩，成为陈炯明在广东
营建统治的凭藉力量。
    陈炯明在裁撤民军方面，错误地采用残暴镇压手段。广东民军对广东独立起到了巨
大的促进作用。广东光复后，云集在广州的民军51股计有15万人，这对反革命势力是一
支强大的镇慑力量；但由于民军多数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有些是铤而走险的绿林，
有些是游兵散勇转投过来，因而他们既具有小农的分散性，又具有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
虽然大部分民军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民军首领进城后，沉迷于嫖、赌、饮、吹的堕落腐
化生活。胡汉民、陈炯明起初利用民军的声势，来对付清朝降军和防营；并成立“军团
协会”来约束民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陈炯明以他的循军为主体的正式陆军组编工作完成后，不再需要民军。首任
民团正副总长刘永福、何克夫治事一月，显得软弱无力；换上老同盟会员黄世仲，黄颇
能操纵王和顺、关仁甫之属，而遭陈炯明之深忌。同时，民军首领居功骄傲，目无军政
府，同大权在握、个人野心渐次萌发的陈炯明尖锐对立。一部分民军以武力要挟省议会，
令举孙眉为都督，明显地流露出对代都督陈炯明的不信任感。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陈
炯明为了排除异己力量，采取了残暴镇压手段。首当其冲的是石锦泉和他的“石字营”。
    石锦泉绰号“石鬼仔”，广东独立前就倾向革命，为革命党人潜运武器。辛亥革命
爆发后，他竖起义旗，成为促进广东独立的一支武装，因此，对革命是有贡献的。然而，
石锦泉以桀骜不驯著称；入城后，更颇为骄恣，他曾手提土制炸弹，闯入都督府，气势
汹汹，要胡汉民立即发饷。石本人还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州多宝街擅自杀人，取出
人心，沿街夸耀。对于石锦泉这样的行为是应该予以规劝和惩戒的。
    但是，陈炯明却扩大了事态。虎门炮台截留了一批军械，这批军械是胡汉民主持军
政府期间代民军购买的。陈炯明本来有裁撤民军的意图。他做了代理都督，当然不愿意
这批军械落入民军之手，而想用来装备正式陆军。民军首领很不服气，石锦泉尤其按捺
不住，竟直奔虎门，私自起用军械。这正好为陈炯明提供了解散“石字营”的借口。陈
炯明接到报告后，马上通知魏邦平，派兵追赶石锦泉，将石拿获，未经审讯，即予枪决，
并随即将“石字营”全部遣散。在布告中，给石锦泉加了许多罪名，如“屡抗命令”、
“扰害治安，商民共愤”、“擅行缴械抢物，并敢隐匿实数，延抗不缴”等。
    石锦泉事件发生后，其他民军首领已预测到陈炯明是杀鸡儆猴，尤其是王和顺。在
51支民军中，王和顺的惠军实力最雄厚，对陈炯明的威胁最大。为了对付陈炯明的武力
压迫，求得自存，王和顺与关仁甫的“仁字军”、杨万夫的“协字军”结成盟军，约定
互相支援。
    陈炯明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以重兵对王和顺的“惠军”形成包围，然后派出巡查
队前往惠军驻扎的太平沙一带巡逻，故意寻衅闹事，挑起事端，惠军及其盟军“仁字军”、
“协字军”被迫自卫，陈炯明乘机宣布惠、仁、协军“变叛”，派出整编正式陆军向他
们猛烈进攻。在广州的惠、仁、协军失败，王和顺出走，这3支民军被缴械遣散。随后，
陈炯明又先后派出军队攻占黄埔炮台、虎门，惠军被全部消灭。陈炯明在进攻民军时，
竟调动了龙济光军和降将吴祥达的旧巡防营。
    在镇压惠、仁、协军的过程中，陆兰清，李福林等民军首领、军团协会、演说会、
各善堂负责人曾经到交火双方进行调解，但陈炯明既已得手，凯肯善罢干休。他召集各
界代表会议，混淆黑白，硬说此举是出于万不得已，进攻惠军是“政府命令”，并非内
讧，要求各界不要出面调停。他又发出布告，把冲突的责任全部推给王和顺，要求“各
军民人等，不可误信谣言，致淆乱实情，动摇心志”。
    慑于陈炯明的声势，其他民军纷纷自请遣散。被裁民军达9万余人，只有李福林的6
个营，因朱执信的斡旋，才得以保留。
    陈炯明还以“绥靖地方”为名，对各地民军进行“剿办”和屠杀。他派出冯国威的
“威字营”围剿连阳的“复汉义军”。“复汉义军”因寡不敌众，尽行逃散；冯军乘胜
追击，将民房烧毁，一村有民军一人，即指全村为匪。陈炯明又应潮州商民和外国领事
之请，委任前清巡防营统领吴祥达为潮梅绥靖处督办，率2800人乘英国军舰抵达汕头。
吴祥达以宴请当地民军首领为名，将民军首领、同盟会员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3人当
场枪杀。惨案发生后，很多同盟会员为许雪秋等通电鸣冤，要求陈炯明惩办吴祥达。陈
炯明自然不闻不问，吴祥达因而更加嚣张，又派人捕杀了光复大埔的有功人物、三合会
首领温阿拱。
    民军被裁撤后，遭遇极其悲惨。多数无田可耕，无业可就，又得不到陈炯明政府的
妥善安置，于是再度沦为流民，或者混迹绿林、四处打家劫舍。后来这些人又流落入军
阀队伍。
    尽管民军自身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主流是好的。一些民军将领还是革命元老，如
王和顺、许雪秋等。王和顺是1905年广西农民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
他亡命香港，加入同盟会，筹划和参与反清起义，他领导的“惠军”即使在横遭陈炯明
镇压时，还是举动文明，绝无乘机抢掠情事。许雪秋也是老同盟会员，曾参与领导1907
年的黄冈起义。他们都是革命功臣而不是革命对立面，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不但挫伤
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严重损害了新政权的形象，使群众脱离新政权。王和顺、
关仁甫、杨万夫等出走港澳后，组织“扶正同盟会”，他们推举孙眉为首领，并派人潜
入广州，从事反对陈炯明的秘密活动。只是由于孙中山及时制止，孙眉才拒绝加入，扶
正同盟会才逐渐解体。但王和顺等人由于对陈炯明结怨，转而对革命丧失信心，投到袁
世凯的怀抱，成了袁的走卒。
    陈炯明镇压了民军、残杀同志，激起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有些人在都督府会
议上公开为王和顺辩诬，大声疾呼：“今日之乱象，不是王和顺之罪过”，“比王和顺
更坏而盘踞要津而无人敢过问者，触目皆是”。但陈炯明这时已控制了军队，有恃无恐，
他凭借这支陆军，不仅加强了对广州的控制。而且以陆军第1师出防惠潮嘉一带，以第2
师出防北江及西江一带，加强对广州以外地区的控制。
    镇压民军，又助长了陈炯明的专擅自为，更加露出他排除异己的私心。广东北伐出
师时，陈炯明就和姚雨平为争夺北伐军统帅权而生嫌隙。后来姚雨平北伐军为捍卫江淮、
巩固南京临时政府屡建功勋，而陈炯明却一反前态，在饷弹接济上诸多掣肘。南北议和
达成后，姚雨平与胡汉民商定，拟将军队调回广东高州、廉州一带驻防，筹建营房。因
陈炯明阻挠而中辍，只好被迫全军就地解散，仅留炮兵1营，调回广东。该营回抵广州虎
门时，又被陈炯明派兵缴械。
    专擅自为的陈炯明，除了敬畏他的师尊朱执信而外，往往不恤人言，甚至于议会也
积不相能。时人称广东有二陈，一个是陈炯明，另一个是警察厅长陈景华，都是杀人魔
王。二陈曾判决“扶正同盟会”25名会员死刑。他们杀人很简便，不必经过什么法律手
续，抓到人，动辄就杀，有时连话都不问，拉出门就枪毙。黄世仲和陈听香被杀就是比
较典型的例子。
    黄世仲是杰出的革命宣传家，他青年时代就从事新闻工作，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
与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宣传革命，抨击保皇谬论，
勋劳卓著。先后著有《廿载繁华梦》、《大骗》、《洪秀全演义》、《宦海升沉录》等
长篇章回小说。因他同民军首领素有联络，所以胡汉民委派他接替刘永福，任广东民团
总长。黄世仲站在公正立场上，在裁撤军队问题上，主张“裁弱留强，合理编遣”，反
对陈炯明“裁减他人部队，扩充自己实力”。陈炯明甚为恼恨，派人将黄世仲逮捕，以
“串通民军统领，冒领军饷，私图分肥”的罪名，将黄枪决。与黄同时遇害的还有军械
总局局长香益远，说他“擅将枪械发给民军”。
    陈听香是当时报界风云人物，与民军首领交游颇多，所以他主持的陀城、公言两报，
经常为民军说话，对王和顺更是多所赞赏。陈听香又很自负，常以民意代表和政府监督
人的身份自居，撰写文章，批评时政。因而深遭陈炯明之忌。当《公言报》、《陀城独
立报》、《国事报》、《人权报》等9家报纸先后刊登了广州燕塘新军“解散”的消息时，
陈炯明便借口“事关军政，不容捏造事实，扰乱军心”，勒令《国事报》停刊，并传讯
各报主笔，拘留陈听香和《人权报》主笔陈藻卿。陈听香不服，领衔发表《广州报界全
体布告同胞书》，指控陈炯明干涉报纸之野蛮举动，“欲借报馆以逞其大威福”。陈炯
明更恨之入骨，令法务局以“依附叛军，防害军政”等罪名，将陈枪决。
    黄世仲、陈听香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盟会员潘达徵写信给陈炯明，予以
责备。省议会就黄、陈案提出讨论，并向陈炯明提出质询，要求他到议会解释。陈炯明
视议员为卖弄狗皮膏的“假洋鬼子”，拒不出席会议，议员们大为不满，作出弹劾陈炯
明的决议。陈炯明有军队做后盾，又有广东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在给议会的咨文中，
否认省议会对都督有“纠治权（即弹劾权）”，省议会力争纠治权，3次咨会陈炯明，但
每次都被陈炯明毫不客气地驳回。议员们群情激昂，决定派代表去北京请愿控诉。陈炯
明则使出杀手锏——
    辞职。
    陈炯明这一着果然奏效。72商会、公安维持会等团体纷纷打电话给袁世凯政府，请
求挽留陈炯明，粤省军界及省港商界更“力诋省议会弹劾陈督为非”。袁世凯复电照准，
并竭力慰留陈炯明，弹劾案不了了之，陈炯明也就更踌躇满志，予智自雄了。
    正当陈炯明春风得意、个人权利欲开始上升之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同胡汉
民等一起南下，来到广州。
    孙中山同陈炯明作了一次长谈，想把广东改造为“模范省”，主张由胡汉民继续出
任都督。这对陈炯明来说，不啻冷水浇头。他既不好公开反对，又不愿屈居胡汉民之下。
权衡再三，只好一走了之。他在都督府设宴欢迎孙中山一行之后，立即出走香港。行前
写信给胡汉民，“请”他代行都督职权；又写信给省议会，要求解除职务，回家“省亲”，
建议省议会推举孙中山或胡汉民接任广东都督；并告诫军人服从命令，拥戴新都督。
    省议会按照孙中山意图，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表面上看来，都督易人，是在谦
让中实现，而实际却出现复杂情况。陈炯明控制的广东陆军，非但不受胡汉民控制，且
对胡很不服气，陆军部会议厅召开会议，议决挽留陈炯明，并派团长翁式亮、李济民和
军部军需司陈竞杰去香港请陈炯明归省任事。港穗商人也拥陈反胡，弄得胡汉民处境十
分尴尬。在种种压力下，胡汉民不得不派陈炯明的师尊朱执信到香港请陈炯明归省。
    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任军统。胡汉民委任他为广东绥靖处经略，专门处理帮会、赌博
械斗等事务；又委任陈炯明为广东警卫军总司令，责成所有各路军务处督办，总办、按
抚使均归节制。陈炯明把全部军权都拿到手后，仍怨气满腹。
    胡汉民身为都督，负责全省军政，但军队则不容胡汉民置喙。甚者，胡汉民计划组
编1个营的都督府卫队，已经指定李海青为营长，但陈炯明坚不同意，卫队刚刚成立，就
被迫解散了。
    相反，陈炯明却倚恃军权，扩及政权。陈任广东总经略时，设经略处总揽军权，兼
办清乡缉捕，又要求划赌盗会斗4项归军法惩治，得就地枪决人犯权。陈炯明权益大，杀
戮益多。后经略处改为绥靖处，其权如故。陈炯明的权力已混入民政范围。
    陈炯明与胡汉民处处作梗，打击胡汉民，而又扩大自己的势力，因而双方益成水火。
胡汉民有一口诀：“救国必用粤，用粤必去陈。”同盟会广东支部易名为国民党广东支
部，陈炯明在易名仪式上作即兴演说，他大声呼吁：“今日必须扩张党务，吸收人才，
能达到开放主义，凡我党员，万勿分新旧畛域；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
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但是，由于国民党广东支部的
负责人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广东支部征集新党员时，陈炯明竟然一反“扩张党务，吸收
人才”的主张，以所谓“军人不党”为借口，严禁部下加入。在陈炯明看来，如果部下
入党，身为国民党广东支部负责人的胡汉民，必然趁机插手陆军，从而削弱他的势力。
    黎元洪提出“军民分治”的主张，遭到南方各革命都督的强烈抵制，胡汉民针锋相
对地提出坚持“军民合治”。陈炯明本应抛却个人权力之争，一致对付袁世凯，但是，
他稍后便附和军民分治之说，并在行动上极力推行军民分治，企图使都督徒具虚名。袁
世凯任命他为广东护军使，陈炯明也不推辞。这样陈炯明身兼数职，尤其是护军使职，
同都督权限不清。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后，遂开府广州，设使署，仍自兼绥靖处督办，
一时权倾都督。
    袁世凯极力抬高陈炯明，推倒胡汉民，造成胡、陈水火局面，以便坐收渔利。陈炯
明亦有倚靠袁世凯来压胡汉民的念头。袁世凯政府的秘书梁士诒是广东人，梁是袁的心
腹，称“智囊”。他秉承袁世凯意旨，挑拨胡陈交恶，多次派巨绅江孔殷当说客，竭力
劝说陈炯明拥护袁世凯。陈炯明亦派心腹与梁交往。在陈炯明的默许下，梁士诏的亲信
李兼善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南园俱乐部”，专事贿诱粤军官，使拥陈叛胡。在李
兼善的唆使下，《总商会报》、《七十二行商报》、《华国报》、《平城报》等，遇事
攻讦胡汉民，使胡处于十分困难境地。宋案发生后，梁士治以“亲寿”为名，回到广州，
亲自出马部署倒胡。梁贿买了许多粤军将领。
    袁世凯于北京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胡汉民派秘书金章去京，而陈炯明加派官银钱局
总理、国民党员邹鲁偕行。袁世凯认为邹鲁与陈炯明同乡同学，又曾同事，一定是陈炯
明的心腹，所以对邹鲁很重视。除一般性接见外，还特别约见一次。袁问邹：“以陈代
胡如何？”
    邹当即表示反对，并提议派陈炯明去库伦处理外蒙独立事件，好把陈炯明调离广东，
从而平息胡、陈之争。袁世凯不仅不肯答应，而且加紧进行以陈代胡的阴谋活动。
    胡汉民本身也有许多缺点，他不习军事，未能掌握军队，性情狭隘，又是秀才造反、
书生从政，缺乏足以应付时艰的实际斗争经验，习于纸上谈兵。他同省议会的关系紧张，
省议会指控他“厉行军政，蹂躏法政”，甚至派温雄飞等人为代表，去北京控诉胡汉民，
商界、报界对胡汉民也是一片嘲讽和叱骂之声。胡汉民原靠孙中山、孙中山已下野。胡
汉民处于穷于应付的地位。
    胡汉民在艰难的处境下，仍紧跟孙中山，他积极筹划了广东的反袁斗争。1913年5月
初，他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直斥“善后大借款”。他还多次提议扩编广东军队，以适
应讨袁需要。在他主持下，广东制造局昼夜不停地赶造枪炮；大批粮食被购进广东，留
充军粮之用。
    宋案发生后，陈炯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袁世凯的态度保持令人费解的沉默。他
和胡汉民一起参加省议会召开的秘密会议，胡汉民慷慨陈词，坚主讨袁，而独陈炯明一
言不发。胡汉民禁不住问他：“公守口如瓶，外间必以公为否赞者，公宁忍坐视不相助
为理耶？”
    陈无以答。为了加强广东军事力量，以准备对付袁世凯的武力进攻，胡汉民多次提
议，正式陆军再扩编1个师，以林震为师长。而陈炯明却不肯答应，议遂不行。广东的反
袁运动，因而不能及时展开。胡汉民虽有心跟随孙中山，但手中无兵，亦无可奈何，只
好一度暂主缓进。
    胡汉民在犹豫一阵子后，还是坚持反袁。而陈炯明则不同，袁世凯尚不断赐给他恩
典，而袁世凯又势焰方盛，因而态度犹豫，他说：“世凯虽怀不轨，但罪状未显，信用
犹在，师出恐无名。”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武装讨袁的准备，给袁世凯重金收买粤军将领
留下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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