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新思潮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广州引
起了强烈反响。1919年春，一个叫郑苍生的人在广州建立了“共和工党”，出版《共和
工党》月刊，虽然这个组织在1921年秋停止了活动，但其主要成员后来参加了广东党的
早期活动，有些人加入了共产党。
    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组织了学联和进步团社，出版进步书刊，涌现出一些群众领
袖，如彭湃、杨匏安、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等。杨匏安是最早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人。
    杨匏安是广州香山县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由于揭发校长贪污学款，遭到校长
忌恨，而被诬入狱。他出狱后为寻求真理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接受马克思主义。
回国后在澳门教书，不久到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
年7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唯物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
思主义——
    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等十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从北京经上海回到广州，
他们都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
    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因参加反清活动于1907年被捕入狱，辛亥革命
后任省议会议员、都督府军事顾问，1912年9月去世。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方面的训练，
擅长写作、武术、骑马，身强力壮。他从15岁起学习英语，在父亲入狱后，他靠当家庭
英语教师糊口。父亲担任省议会议员时，陈公博刚刚20岁，居然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同
父亲一荣俱荣。但是，父亲要求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儿子去求学，他便在父亲去世后
担任两年教员，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同陈公博在北大同一宿舍的广东老乡谭平山，比陈公博年长4岁，俩人同一年进入北
京大学。谭平山看上去比较老练，且具有名士风度，充满浪漫气息。
    谭植棠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7岁。他朴实无华，忠诚待人，也是1917年考进
北京大学的。
    这3人回到广州后，便和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取得联系，创办了广东《群报》，
并把《群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在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回广州的十几天以前，有两个俄国人来到广州，一个
叫米涅尔，一个叫别斯林。他们以苏联政府代表的名义，在广州设立了罗斯塔（塔斯社
前身）分社。他们到广州前，先到北京大学找李大钊，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无政府主义
者黄凌霜。黄凌霜带他们到广州来，介绍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刘石
心、梁一余、梁雨川、谭祖荫7人与他们见面，俄国人同他们交谈了几次，他们欢迎俄国
人帮助他们搞革命活动，于是，他们创办了《劳动者》周刊，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并且
建立了广东共产党组织。
    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没有参加由7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两个俄国共产主义者组成的
共产党，他们认为：这个广东共产党，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1920年，广州好戏连台。粤军攻克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民国政府，担任省长
的陈炯明于11月写信给陈独秀，邀请他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
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去广州的问题。李大钊认为，领导广
州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1）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
（2）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
    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希望，认为广东有革命的光荣传统，很想去那里一面宣传马
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于是，他向陈炯明提出去广州任职的
3项条件：（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广东全省财政收入的1A10拨充教育经
费；（3）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
    陈炯明答应陈独秀的条件，并电促他来粤。陈独秀离开上海之前，把上海发起组书
记职务交给李汉俊代理，于12月17日乘船去广州，同行的有袁振英、李季等人。
    12月25日，陈独秀等抵达广州，下榻大东酒店。他首先和米涅尔、别斯林取得联系，
接着同梁冰弦、区声白等7位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开会，研究党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
他起草的一份党纲拿出来讨论，7位无政府主义者见内有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表示不愿
接受。虽经陈独秀再三说明，他们仍然反对。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
要分开的，联合起来，会因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开，各走各
的路好。
    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共产党，北京、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退出了共产
党组织。
    已在广州的3位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在陈独秀出现在大东酒店时，便赶来
欢迎。陈独秀对他们办的《群报》很是称赞，要他们不尚空谈，切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
的解决方法，进行踏实的工作，并和他们商谈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
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不久，他们重新建立了广东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
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
    陈独秀不久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楼2楼，他在门口贴着上书“看云
楼”的白纸。陈独秀在“看云楼”安营扎寨，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发起组织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并以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推荐谭平山任副委员长，委托陈公
博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革命骨干。宣传员养成所不久改为宣传员学校，陈公博任校长，
谭植棠任教导主任，是一所培养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论知识，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学校。
    广州党组织的成员除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外，从上海来到广州的原上
海发起组成员沈玄庐、李季、袁振英等也参加了广州支部的活动。1921年5月，李达、李
汉俊派包惠僧到广州，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包惠僧也暂时留在广州，参加支
部的活动。
    在留洋学生中，除参加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成立日本小组外，
张申府在留法学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
    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国有1600余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中间有蔡和
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刘清扬、周恩来、陈公培、赵世炎、王若飞、李
立三、徐特立、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傅钟、萧三、陈延年、陈乔年等等。
    张申府在1920年秋加入北京支部后，同蔡元培一起来到法国。张应里昂中法大学校
长吴稚晖的聘请担任逻辑学教授。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并结为夫妻。张申府、刘清扬发展了周恩来入党。
    周恩来字翔宇，祖籍浙江绍兴。他的祖父周殿魁因为当师爷，由绍兴来到苏北淮安，
晚年在淮安府山阳县做过知县。周恩来出生于淮安。他刚1岁时，父母将他过继给病危的
叔叔当养子，不久叔父病逝。周恩来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
    5岁起便送他进私塾读书。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同父母亲、嗣母迁到清河县清江浦，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里
读书。1907年夏，母亲病逝，次年7月嗣母病逝。两个母亲去世，家里债台高筑。父亲经
别人介绍，去湖北谋事，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尽管他只有10岁，却不得不管
理家务，因为他的另一位叔父从年轻时就偏瘫在床，家里的事都要周恩来出头。周恩来
不但承担了这一切，还到东门附近表舅家的家塾里读书。
    周恩来12岁时被伯父接到沈阳读书，伯父在那里担任职员，他没有子女，又十分喜
爱周恩来。
    1913年，伯父调往天津工作，周恩来也随着来到天津，并考入南开学校读书。4年后
毕业，前往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时回到天津，组织了觉悟社，与李大钊联系，成为
天津学生领袖。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狱中度过半年铁窗生活，出狱后去
法国留学。
    1921年春，有两名青年手持陈独秀的介绍信找到张申府，参加巴黎小组的活动。他
们是赵世炎和陈公培。这两位留学生分别在1920年5月和7月由北京经上海赴法国，他们
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经陈独秀介绍入党。这样一来，巴黎小组便有张申府、刘清扬、
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5人组成，张申府是小组负责人。
    既然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旅日留学生、旅欧留学生都建立
了共产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日臻成熟。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
份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给李汉俊，李看后甚为不满，
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他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
个有职无权的机关，并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他们两人本来就有分歧，
现在的关系更加恶化。但陈独秀的威信远在李之上，李无法与陈抗衡，于是不愿再担任
代理书记，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李达便成了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
    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极为关切，1920年8月，根
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
身，取道欧洲赴上海，当年6月3日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
可尔斯基也来到上海。此时维经斯基已回俄国。
    马林、尼可尔斯基立即同李达、李汉俊接头。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
马林会讲英语。他们通过交谈，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
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来上海开会。马林拿出带来的经费，寄给每位代表路费100元，
回去时再给50元。
    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意后，
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学生中的党组织
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2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法国留学生的党组织，
因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故未通知。
    北京党组织接到通知后，立即开会讨论谁去上海的问题。李大钊本是当然代表，但
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北大教授，又是北京8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
终结，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上海。会议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李大钊指定张国
焘参与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张国焘会后便动身南下。
    张国焘途经济南时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济南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
谈，确定王尽美、邓恩铭为济南党组织代表。
    长沙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由于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人身安全没有保
证，毛泽东、何叔衡不得不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
    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
    李达、李汉俊在5月中旬派包惠僧去广州。包惠僧当时已无固定职业，陈独秀就通过
友人把他介绍到报馆工作。陈独秀接到上海来信要他本人和2名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召集广州党员在谭植棠家开会。陈在会上说：“第一，我不能去，至少现在
不能去，因为我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我一走，款子就不好办
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
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
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陈公博很想去上海，他当时有点中暑，很想转地疗养；他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
也想趁此机会去办个手续；再者，他去年和李励庄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
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陈独秀要他去上海开会，正中下怀。
    陈独秀年长，又是其他人的老师，他讲的话，众人都同意了。于是，陈公博便偕妻
子由广州出发，经香港转赴上海。
    包惠僧则从广州乘海轮直赴上海。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代表周佛海，于7月中旬到达上海。
    上海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
    各地代表干7月23日前都来到了上海。因上海负有发起之责，又是开会所在地，所以，
李达、李汉俊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
    李达交代他的妻子王会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王会悟在上海女界活动中，结识了
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兆兰。因博文女校离开会地址较近，行动方便，博文女校师
生因暑假均已离校，代表住在那里便于保密。王会悟就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
向黄兆兰租借了房间。外地代表除陈公博夫妇住在大东旅社外，均住进了博文女校。代
表们住在陈设简单的房间，有的房间内有简易木板床，有的没有床铺，便在地板上铺了
草席。他们寄宿在这简朴而清静的校舍内，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
    中共“一大”会议的地址选择在李书城的公馆里。李书城与李汉俊兄弟已由三益里
17号迁往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106、108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106、108号
内部打通，共用106号斜度较大的大楼梯。上楼之后，便是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
李书城的卧室。李书城此时在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会场设在楼下客堂
中间。
    1921年7月23日晚8时，出席会议的代表三三两两来到会场，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
刘仁静，广东代表包惠僧、陈公博，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
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共13
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45岁，其次
是马林，38岁，董必武35岁，李汉俊、陈公博、李达31岁，毛泽东28岁，包惠僧27岁，
陈潭秋25岁，周佛海、张国焘24岁，王尽美、尼可尔斯基23岁，邓恩铭20岁，刘仁静19
岁。
    代表们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
    因陈独秀、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李达、李汉俊虽然做了会议准备工作，但他们都
不喜欢交往，是学者型的人物，不轻易附和别人，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喜怒
形于色。他们与马林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马林毫不客气地要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又要他
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他们便坦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
际，还没有决定。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实际情况自由
支配。二李与马林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7岁，但显得圆滑，他既与马林谈得来，又与二李亲密，他成了
马林与二李间的协调人。虽然二李为中共“一大”做了筹备工作，张国焘来后，反客为
主，筹备工作便落到他的手里，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和会议的议程，
提出应讨论的具体问题。接着马林、尼可尔斯基热情地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
译。
    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讨论和起草党的纲领，明确了党
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制定工作计划。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
达、李汉俊、张国焘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
    7月27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
    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不料发生了意外事件。
    7月30日晚上的会议刚刚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
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众人对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感到诧异。
    房主李汉俊问这个不速之客：“你找谁？”
    “我找社联王主席。”那人答道。
    附近有一个“社联”，但那个组织没有人姓王，也不设主席。
    李汉俊颇警觉：“这不是社联，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然后匆匆退了出去。
    马林具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这是怎么回事？”
    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马林用手猛击桌子，桌子“砰”的一声。马林
站起来果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立即站了起来，纷纷离开。房子里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他们两人上楼，
在李汉俊的书房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的神经过敏，还是真有包打听的密探作祟。
    十几分钟以后，果然有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兵、
三个翻译进入室内。侦探和法国兵横眉怒目，像是马上要拿人的样子。先将李汉俊、陈
公博监视起来，接着翻箱倒柜地搜查，足足骚扰了两个钟头。只是查到了一些社会主义
方面的书籍，抽屉内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字迹模糊，又涂改得很乱，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搜查之后，总巡开始询问：“你们开什么会？”
    李汉俊以房主身份用法语作答：“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和学生，来
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
    “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
    “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这些书是作为研究参考用的。”
    “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
    “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谈学术问题。”
    法国总巡得知这是李书城的公馆，而且又未发现他们的活动证据，气氛缓和起来。
总巡又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教育尚未普及，还
谈不到什么举动，希望你们今后专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参与政治活动。”
    说完，便带着一伙人走了。但是，他在四周布下了暗探。
    代表们离开会场之后，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便穿过小巷，来到渔阳里2号，那是陈独
秀的住所，现在住着李达夫妇和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他们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见外面
没有异常动静，牵挂着李公馆究竟如何，包惠僧自告奋勇前去打探。
    包惠僧来到李公馆，李汉俊、陈公博简要地向他介绍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包惠僧
临走时，李汉俊要他多转几个圈子再回去。
    包惠僧返回渔阳里2号，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李达提出：“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
最好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
    众人赞同。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智果寺去开会，他曾在那里住过，愿作向导。但
众人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李达的妻子王会悟道：“我有一个主意：我是浙江
桐乡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
不多，湖上有游船可以租，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到南湖开会比去杭州更为适宜。”
    众人称善。当即决定，会议不应拖延，要抓紧进行，明天就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当晚，王会悟去上海车站，了解次日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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