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使团布勃诺夫写信给在莫斯科的鲍罗廷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
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
中共广东区委也不得不听从布勃诺夫的意见。3月底，布勃诺夫使团从广州回国路过
上海时，向中共中央说：“事变发生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俄人住宅等，都是事实，
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事。蒋介石表示
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
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
之举动仍未停止，随时会有事故发生。”
陈独秀一面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实真相，一面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共产
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
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
挑起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陈独秀把中山舰事件的
元凶尊为革命的“柱石”，而把事变的喽罗们指控为罪魁祸首。“柱石”自然是不可缺
少的，所以当蒋介石于4月7日假惺惺地发出辞去一切军职的虞电以后，陈独秀劝说蒋介
石，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
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陈独秀紧步布勃诺夫的后尘，除说了一句幽默讽刺的
话“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外，就是劝蒋介石不要辞职。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
4月29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广州，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
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处理中山舰事件的对策，自然是着重检讨中共
本身的错误，迁就蒋介石，而不是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陈独秀派出张国焘来
到广州，采取退让妥协政策。他们认为，不管事件发生的原因如何，总应采取让步的妥
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蒋介石既已“先发制人”，共产党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
途可循。张国焘和蒋介石大开谈判，对蒋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你，希望彼此仍能精诚
无间的合作。”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中山舰事件遂以蒋介石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蒋介石通过阴谋策计中山舰事件，在对革命力量进行打击得逞后，又步步逼进，于
4月3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整军肃党，准备北伐”的建议，要求在一个月内召集中央
全会，“整顿纪律，检查分子”。4月6日，他正式提出一个提案，说：“近来国内政治
现状，瞬息变化，本党对于时局问题，亟应确定方针，以资应付。……自前次中山舰事
件发生后，外间因误会而发生种种谣言，故对内对外均应有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之
必要。”
国民党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提案。5月15日至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
选举谭延闿、蒋介石、谭平山为主席团。会上，蒋介石打着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幌子，
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案》。这个提案共8点，它的主要
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共
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
1A3，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等。
这显然是对共产党的限制和防范。
《整理党务案》还规定成立处理两党纠纷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由国民党代表5人，
共产党代表3人组成。这个联席会议显然是蒋介石用以限共、反共的一个工具。因为国民
党代表比共产党代表多2人，国民党推选的代表是：张静江、谭延闿、蒋介石、吴敬恒、
顾孟余，而共产党的代表迟迟未能选出。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是由蒋介石、张静江、鲍罗廷3人讨论商定。鲍罗廷会前已知道
了《整理党务案》的大概内容，他害怕苏联顾问会被驱逐出广州，为了稳定局势，寻求
同蒋介石继续合作，他曾要张国焘、谭平山去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整理党务案》
决不反对。蒋介石听后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
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国民党二中全会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接受不
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
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在讨论时，有人提出意见，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
那个错误。讨论了7天，毫无结果。张国焘把他的退让妥协意见拿来，用非常不正派的办
法要大家签字接受，结果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
在通过《整理党务案》时，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旗帜鲜明地持反
对立场。何香凝义愤填膺，拍案顿足，几乎把地板跺裂，她含泪说：
“中山先生去世不到15个月，尸骨未寒，这一伙不肖之党徒为达到其利己主义目的，
竟采用这样的手段，这实际上是反共、反对联俄，给工人农民带来不利。”
柳亚子为何香凝鼓掌助威，表示赞同。他怒火满胸膛，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整
理党务案》通过时，彭泽民气得手脚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跑到中山先生的遗
像前，痛哭一场，表示愤慨之情。
蒋介石等依照通过的决议案，开始一系列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在25日的会议上，毛
泽东提出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选贤能继任；林伯渠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
中央财政委员、农民部长职，请另选继任；谭平山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组织部长职，
另选继任。
由于汪精卫已离职出国，在蒋介石一手导演下，会议推选“八面观音”谭延闿任国
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推选半身不遂的张静江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
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己则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他即把组织
部长一职让给了他的义侄陈果夫，又让老政客顾孟余当了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当了中
央党部的秘书长。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不论党的还是政府的实权，都
落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6月5日，蒋介石又通过国民政府任命，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军队的控制权、
指挥权拿到手里。7月6日，又担任了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实现了把国民党的党权、
军权、政权集中于一身的目标，形成了国民党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独裁局
面。
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怎样？6月4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给蒋介石的信，说：
“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
“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
枪毙。”
蒋介石见到了陈独秀写给他的信说，“不要噜噜苏苏，长篇大论的打起笔墨官司来，……
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
蒋介石在大整共产党之后，反而说与共产党没有关系。其实，哪里是没有关系，不
过是不便公开他的反共面目罢了。
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党务上接连得到3次大胜利，但当时的革命形势还不
是不可挽回的，只要共产党善于反击，蒋介石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
止，蒋介石的嫡系军事力量还只有6个师。总共8个军中，他只占1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
是李富春，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
渠。但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气得中共广东区委
书记陈延年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
在北伐出师前，陈独秀写文章反对北伐。北伐出师前，苏联顾问加伦请周恩来转问
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周恩
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会商量好了。陈独秀当时住在医院里，采取
了这种不负责的态度，又指定了张国焘代理他的职务，主持中共中央开会研究，也没有
真正讨论。张国焘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反对蒋
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
果就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会上联合提
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这个提案遭到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多数人的
反对。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对陈彭2人进行了严厉的批
评。大会虽然否决了陈彭两人的联合提案，但同意将此案送请共产国际考虑。
共产国际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由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主张退出国
民党的人“恰和苏联反对派……犯了同样大的错误”。
自李宗仁、黄绍竑合力平定广西后，李宗仁虽是坐了第一把交椅，但李、黄部队因
两个系统合并而来，军中门户歧见不易消除。尤其在广西统一后，举凡省内党务、军事、
政治、经济、财政等方方面面的职位、权利，两军中人争之不已。李、黄因尚能推诚相
见，但也囿于一山不容二虎的旧规，在任用人事上不免磕碰。对此，李、黄深以为虑，
认为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共同目标，就会弄到各走各的路，而把团体的力量渐渐分散开来，
甚至造成不幸事件。李、黄、白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在协调内部的基础上，必
须寻机向外发展，而北伐正是提供这样的机会。
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黄绍竑主持广西省务。李、黄部队已发展到4万人，
李、黄决定将军队一分为二，一半由李宗仁率领，准备随时北伐出征，称“前方第七军”，
一半由黄绍竑统领，驻守广西，巩固后方，为“后方第七军”。
正当广西秣马厉兵，积极为北伐出师作准备之时，广西邻省湖南的湘军第4师师长唐
生智与第3师师长叶开鑫发生战斗。唐、叶同为湖军阀赵恒惕的部下。赵恒惕执掌湘省大
权后，名义上附北，但又打起联省自治招牌，南抗北拒，因此引起吴佩孚的不满。其时
北方奉、直军阀为讨伐“南北二赤”，已握手言欢。吴佩孚为便于自己插手湘局，暗中
扶植唐生智势力，对赵恒惕进行牵制。
唐生智毕业于保定军校，一向自视甚高，野心勃勃，在自己的第4师实力发展起来后，
便有在湘取赵而代之之心。1926年初，湖南民众发起驱赵运动，唐生智见有机可乘，乃
于3月中旬发起驱赵运动，赵恒惕知势已难容，通电辞职，唐继赵宣布就任湖南代理省长。
忠于赵的湘军第3师师长叶开鑫坚决抗唐，率部退至湘鄂边界向吴佩孚求援，吴便以“助
叶讨唐”为名发兵入湘。吴军久经沙场，精锐无比，一经接触，唐军立溃。吴军攻下岳
州后，大军直逼长沙，唐生智情急之下，乃以同学私谊急电广西李、黄、白，请求支援，
同时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只要能得到援助，即愿率所部投效革命政权，充当北伐前
驱。
李宗仁接到唐电后，立即与黄、白等人进行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北伐既为既定方
针，出师也就势在必行。现在吴军正大举南下，若不先发制人，吴军一旦拿下湖南，便
直接威胁两广，到时，革命方面就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危境。唐军一旦溃入广西，北军尾
追入桂，广西统一局面也万难保全。若给唐军以支援，一可助人于危难之际，二则先行
出师，以后北伐事成，广西当居首功，于人于己均不失两全之策。况且，唐入主长沙后，
白崇禧偕陈铭枢以广东革命政府的正式名义去湖南，对唐表示声援，现在到履行诺言的
时候了，广西不能失信于人。于是李、黄在来不及报告广东方面的情况下，当机立断，
作出援唐决定，并当即命令钟祖培旅作入湘作战准备，先以尹承纲团为钟旅前锋，兼程
开赴衡阳前线，同时急电国民党中央，告之第七军援湘之师已经出发，北伐势成骑虎，
望中央速定大计。
几日后，中央复电：“策动唐部举义，至深嘉许，桂省出兵支援，亦表赞同，至北
伐问题，关系重大，深盼李督办来粤会商，再行决定。”
李宗仁偕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同往广州。李宗仁向各方面活动后发现，苏联和中共
因虑及工农尚未充分发动，担心北伐会搞成仅由少数军事领袖控制的单纯军事行动，对
北伐态度谨慎；蒋介石倒是主张北伐，但其在党、政、军地位未确定，态度暧昧；其他
各军政干要，均在观察动向，以定行止，对北伐也不甚积极，只有第4军军长李济深，因
与广西方面有特殊关系以及与非粤系军队的矛盾，希望通过北伐使“在粤就食”的客籍
各军包括蒋介石的黄埔军，早日不驱自走，故对李来粤呼吁北代表现了十二万分的赞成
和热心。为此，二李多次作“竟夕谈”，最后商定了一个促成中央早定大计的做法。
5月25日，中央政治会议召开讨论北伐问题的会议，李宗仁首先充分陈述克日北伐的
理由。李宗仁话毕，李济深立即起身响应，并主动请缨，表示愿抽调所部精锐陈铭枢、
张发奎两师北上赴湘援唐，四军在广州城郊之叶挺独立团可立即出发。李之第四军为广
东部队，今既自告奋勇，愿作前驱，其他各军原系客军，胜固有利大家，败也与己无关，
落得赞成。于是，李宗仁的北伐之议竟然在会上一举通过。政治会议还同时通过任命唐
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
5月底，李济深部叶挺独立团先行从广州出发，开抵湖南安仁、渌田拒敌，陈铭枢、
张发奎两部也自南路和琼崖北调，驰援入湘。由于两广生力军的加入，原已不支的唐军
声势复振，吴军攻势被遏，湖南战局暂时得到稳定。
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全国形势，
认为：“吴佩孚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且野心勃勃，仍企图囊括西南，是当前直接
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若吴佩孚。……孙传芳已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其
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鹬蚌之争。故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
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力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3支军阀总兵力7
0多万，国民革命军总兵力为10万多，据此，国民革命军策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
倒吴佩孚，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又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
“不理张作霖”的口号。
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为了稳往孙传芳，特地复电孙传芳，表明国民革命军
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久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
失时机。同时对孙传芳提出希望说：“兄与弟爱国同心，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入，今日
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
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入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
6月中旬，广西第七军第2批入湘援唐部队开赴湖南，会同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
师、叶挺独立团、唐生智的第八军，向叶开鑫部和助叶之吴军发动了大举反攻。17日，
李宗仁率第七军后续部队进抵长沙，唐生智发出定湘通电，长沙城里到处飘起了青天白
日旗。
湘中战事旗开得胜，北伐军声威大震。至此，吴佩孚方感到此次南军出师与孙中山
昔日之北伐不可同日而语，遂亲作部署，负隅顽抗。
8月12日，蒋介石偕同北伐司令部主要成员，包括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行营参谋长
白崇禧、总军事顾问加伦一行抵达长沙。当晚即召开前方主要将领会议，讨论下一步作
战方略，决定采纳李宗仁等几个军长的意见，仍以两湖为主战场，前进目标是占领武汉，
消灭吴佩孚。得手后，再挥戈东南，进兵江西，扫荡孙传芳。
8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布作战部署：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为中央军，担任两
湖的主攻任务。中央军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率所部第八军为左纵队。另以四、七两
军为右纵队，由李宗仁统一指挥，下分两路，一路由李宗仁亲自督率第七军，一路由第
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指挥，各路军分途进击，最后会攻武昌；右翼军总指挥为朱培德，统
领第二、三两军，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主力军之右侧翼；以第一、六军为总预备
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九、十军，进取沙市、
宜昌。
8月1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中央军陈可钰部进展神速，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
清了盘据平江、通城之前面之敌。敌主将陆某在通城北门楼司令部自杀。接着陈可钰又
与敌血战两日，叶挺独立团表现了惊人的英勇气概，吴军大刀队虽然接连砍下临阵退缩
的团、营长9颗血淋淋的人头，还是无法把阵地稳定下来，叶挺的铁军一举攻陷汀泗桥。
至8月28日，已乘胜追敌至贺胜桥。与此同时，李宗仁统率之第七军也向敌人展开了凌厉
攻势。肃清了将军山，强渡汩罗河，不给新败之敌喘息之机。李宗仁率部随向导出发，
在丛山峻岭羊肠小道上而行，幸第七军官兵来自西南山区，登山涉水如履平地，故只一
日行军，便进抵岳州城前10里处。李宗仁当即指挥部队，乘敌不备发起猛攻，敌军惊为
天降，慌不择路，向六溪、五里牌、羊楼司一带四散溃逃。第七军啣尾穷追逃敌，不日
克复岳州，缴获无数。尔后进抵大沙坪，迅向贺胜桥急进，会合第四军，作攻打贺胜桥
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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