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拍手称快。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说：“蒋介
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大好事！”伪国民政府宣传部发表谈话说：“救
国必须和平，和平必须反共”，并呼吁重庆方面“明智之士”能同汪伪“同立于统一领
导、统一国策之下，共同奋斗，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可见，皖南事变是日、伪、
蒋勾结，共同反共的铁证。
    苏联政府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十分不满。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对国民党驻苏大使
邵力子说：“苏联人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高兴否？请
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崔可夫在重庆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是否
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
官呢？”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蒋介石说：“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重庆对蒋介石说：“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
助中国，中美之经济财政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英国发表评论说：“解散皖南新四
军事件，只有日本最为兴奋。”
    局势发展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在国内外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3国政
府的外交压力下，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
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
军军部即在苏北盐城成立。全军7个师1个独立旅，9万余人。第一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
队编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第
三师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编成，师长
兼政委彭雪枫；第五师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由江南指挥部
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由无为游击纵队、第
三支队挺进团、皖南突围部队编成，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
委罗华生。
    同时，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谈话，提出关于解决时局的12条办
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又说：“如能实行以上12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
不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
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
合作。老实说，我说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
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
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
悔之无及了。”
    蒋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保证说：“以后亦
绝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破产。
    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作了检查总结，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
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
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而自
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
准备，临时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
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皖南事变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思，实践证明，革命力量的发展，与客观条件有关，但
主要取决于正确路线，取决于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影响
了革命的发展。项英、袁国平领导的新四军，部队力量的发展比八路军慢得多，八路军
发展了5倍，新四军才发展1倍，项英不听从中央指示，最后在皖南事变中，投入蒋介石
的罗网。在党内，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还没有彻底清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
指挥，通过王明等人还在起作用。王明在1940年3月公然再版了他在1930年11月写的《两
条路线》（再版时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主观主义、宗派
主义和党八股还在毒害一些人。抗战以来，党吸收了70万新党员，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农
民和小资产阶级，虽然有革命热情和愿意接受教育的愿望，但其中不少人把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常常
成为不正之风滋长和蔓延的条件。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考虑有必要进行一次
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为整风运
动作了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
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在9月10日的发言中，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指
出，过去党内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机
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
治时间更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
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会议确认在土地革命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党的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
“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但王明却千方百计地
推卸责任，拒不承认错误。
    毛泽东4次找王明谈话，任弼时、王稼祥参加了前两次谈话，陈云和康生参加了后两
次谈话。他们同毛泽东一起对王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希望王明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
误。
    毛泽东在同王明谈话中，批评了王明以下几个问题上的错误：
    （1）在形势估计问题上表现盲目乐观。
    （2）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在统一战线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
    （3）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王明助长了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
    （4）在组织问题上，王明在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常用个人名义打带有指示性通
电给中央与前总，擅自用中央名义发表许多文件。
    王明没有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他解释说，他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
王明在10月12日突然宣布有病，从此便长期不参加中央会议和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王明有以下路线错误：
    （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开始了，从
“九一八”以后则发展为路线错误。
    （2）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
    （3）王明到苏联后，虽然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有不同看法，
但在形势的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同意的，并且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4）抗日战争期间，王明在负责中共长江局工作期间，在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
    中共中央成立了高级学习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总结党的历史
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
    全党整风从1942年初开始。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整顿
党的作风》的讲演，向全党发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的号召。
    2月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尔后中共中央成立
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学习委员会”作为整风运动的领导机关。
    整风运动共分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5个阶段，
历时3年多，至1945年夏才结束。毛泽东提出，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个方针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根本的区别。毛泽东是
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弄清思想路线是非的方法，帮
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达到团结同志的目的。“左”倾机会主义是用解决敌我矛
盾的方法，对待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那是宗派主义的表现。
    1942年5月，毛泽东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革命文艺的根
本方向，革命文艺的创作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标准，对文艺界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
顿。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着重检
讨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批评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一些同志所
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闹独立性和官僚主义等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
我批评。加强了党的领导，对边区政府工作、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进行了讨论。毛泽东
在会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演说，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方针，号召开展全边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把大生产运动当作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毛
泽东要求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
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说凡是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
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的，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
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是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当时，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再加上连续遭到水、
旱、虫等自然灾害，根据地几乎到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无鞋
袜，工作人员冬天无被盖的境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很贫苦。
    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召开由各县县长参加的征粮会议，天下着
大雨，突然一声巨雷，把礼堂的一根木柱子劈断，有一位县长当场被雷电触死。这件事
很快传出去了，有个别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
    话传到毛泽东的耳里，毛泽东没有追问是谁说的，更不准别人去抓什么“反革命”，
而只是向干部了解说这话的原因。通过了解才知道，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太重，群众有
意见，便借“雷劈”发泄不满情绪。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20
万担公粮的任务，减至16万担。毛泽东这样处理和解决问题，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了，
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毛泽东发动部队，机关、学校开荒种地。他召集延安的各单位负责人开会，非常简
单明确地说：“国民党不发军饷了，我们怎么办？等着饿死吗？我想大家都不会同意的。
解散回家吗？我想大家也不会同意。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大家动手，开荒种地，解决困
难。”
    众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当场表示，他自己也参加开荒种地。多数人认为，
毛泽东的工作太忙，不必参加开荒。有人提出为毛泽东代耕，毛泽东说：
    “我一定参加开荒。地点就选在我门口。只开一亩地，不多也不少。我还能自己动
手，坚决不要人代耕。”
    毛泽东果然在自己门前选了一块空地。他白天工作一会，去那里劳动一会，夜间还
要通宵工作，没过多久，他根据少年在家种田的经验，认为差不多了，让人认真丈量，
果是一亩多地。他在那里种了蔬菜和庄稼，长得很好。
    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王震率领八路军359旅，开赴荆棘丛生、野
狼成群的南泥湾，开荒26万亩，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平川稻谷香，遍地是牛羊的
“陕北江南”。全旅的经济、物资不仅能全部自给，而且达到了“耕一余一”，向政府
交了1万石公粮。
    在大生产运动中农民积极参加“变工队”、“扎工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到19
42年底，全边区共开荒180万亩，增产细粮47万石。学校、机关、部队做到粮食、经费自
给或半自给。与此同时，边区的工业、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全边区有62个公营工厂，
职工近4000人，年产土布10万匹，这些工厂不仅能炼油、炼铁，而且能修理机械、制造
军火。全边区的公粮任务，由1942年的16万担，到1945年减至12万担。群众增加了生产，
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毛泽东总结了大生产运动的经验，题了八个大
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3年3月16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
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
奇、任弼时3人组成，毛泽东任中央书记处主席。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央成立宣传委
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
书记。中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为副校长，任命刘少奇为中央研究局局长，
杨尚昆为副局长。
    毛泽东身居显位，能够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
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
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共产党员要倾听人民群
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
在民众之上。”
    王明曾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作《学习毛泽东》的演讲，说：“青
年干部学校既然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
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
王明又说，要从5个方面学习毛泽东，即学习毛泽东始终一贯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
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王明把他的《学习毛泽
东》的讲演稿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
    “我的理论一点也不好，不要发表。”
    毛泽东在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
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
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毛泽东在写给延安大学校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的信中说：“把我那篇讲
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开始普遍的审查干部。在审查干部运动中曾一度出现了偏差，
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长康生，在
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搞起“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10多天内
便弄出大批冤假错案来，还在报纸上公布了一个所谓的大特务案，案件中的“主犯”已
判死刑，即将枪毙。
    毛泽东很快发现了错误，即批评道：“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务如麻，闹
得人人自危。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下，搞审干肃反，伤害了很多
好同志。特别是随便杀人，杀戒一开就难以收住，错杀了很多好同志，有血的教训。只
要有人在，错了好纠正；人杀了，头是不能再长出来的，真正的特务也一个不杀。”
    延安行政学院被审查的人很多，他们不服，说道：“毛主席、周副主席知道了，一
定会给我们平反。”不少人写信给毛泽东申诉，说他们不是特务，不是国民党，不是三
青团，但挨了整，被戴上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的帽子，要求党给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
结论。
    毛泽东看了申诉信，亲自到行政学院，在教职员工和学员大会上讲话，说：“在审
干中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这像洗澡，为了消毒，在水里放些灰锰氧，但放
多了烧坏了皮肤，这很快会好的。有些好同志被错戴了帽子，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帽
子戴错了就要把它摘下来，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就叫做实事求是。”
    毛泽东提出，审干运动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重证据，不重
口供的原则，中共中央又发出一系列甄别平反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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