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对自己的错误,在认识上多次出现波动。刘少奇在1943年春回到延安,找王明
谈过多次话。王明想拉刘少奇支持他,不料刘少奇把王明谈的话向政治局作了报告。政
治局决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3人一起同王明谈话,王明表示放弃自己的意见,不
愿再谈。
王明不但想拉刘少奇,还想拉张闻天支持他。张闻天在3月回到延安去看望王明,王
明便挑拨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
条比我们更多。”
张闻天道:“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出发同实际接触接触,
得益不少。”
王明见挑拨不成,便转口说:“我以前也想下去工作,但后来生了病。”
李富春同王明谈话,告诉他:很快就要召开党的“七大”,所以组织了“七大”代
表和高级干部700多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也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
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
王明认真作出检讨。是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王明见大势已去,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
局诸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检查自己的错误。
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
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着重批评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方面的错误,高度评价了毛泽
东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杰出贡献。
中共中央又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
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
用三三制原则建立政权,早在1940年3月就开始实行了,即在建立政权时,在人员分
配上,共产党员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三三制的目
的,是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把根据地建设成为真正的包括一切抗日爱国阶层的
统一战线政权,防止少数党员包办代替。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普选教育,动员全区
人民不受财产、性别、职业、民族、文化等限制,以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方
式进行选举。全区80%以上选民参加了投票。按三三制原则改选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为
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县以下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机关也是经普选产生。
1942年秋,晋西北根据地也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续范亭、武新宇为行政公署正副
主任,林枫、刘少白为参议会正、副会长。1943年初,晋察冀边区按三三制原则,选举
成仿吾为参议会参议长,选举宋劭文为边区政府主任,胡仁奎为副主任。1941年夏,晋
冀鲁豫边区按三三制原则,选举申伯纯为议长、宋维国、邢肇棠为副议长,杨秀峰为边
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戌子和为副主席。华中根据地各县以上参议会和政府机关,也按
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从1942年起,各个根据地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
剥削,奖励资本主义及富农生产。在减租减息中,一般按二五减租和实行年利一分及一
分半的利息。在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
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
抗日、生产积极性。
1941年底,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号召,要求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得超过人口
总数的3%。“精兵”的目的是提高主力部队的质量,扩大和加强地方部队及民兵建设。
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一般以在山岳根据地二比一、平原根据地一比一为原则。根据
军委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地方人民武装和民兵,建立独立的军事建制和指挥系
统,进一步健全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制。在一些敌情比较严重的
地区,实行全部武装地方化。精兵简政一方面节约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
精干了指挥机关,提高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加强地方兵团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对人民
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日寇为一举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便提出“更改军备充实计划”,对在华兵力定额逐
年递减,以便抽调足够兵力转向南方作战。规定在华兵力:1940年11月由年初的85万人
减到72万人,1941年减到65万人,1942年减至55万人。但是,日军已陷入中国战场的被
动和不利的情况,再抽出大量的陆军和海军对印度支那展开新的进攻作战,就遭到因兵
力不足、陷于中国战场苦战而疲惫的中国派遣军的反对。他们认为,在穷于应付的不利
情况下,缩减和撤退大量兵力,放弃相当的占领区,可能演成不可收拾的惨重的大败退。
因而,日本统帅部企图立即缩减在华日军,拼凑南进的11个师团的计划落空。
1941年12月8日,战火烧到了香港。日军出动以第38师团为主力的1.5万人装备精良
的陆军部队,在海、空军的配合下,从中国大陆兵分两路,沿着青山道和广九铁路南段
推进,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从此,这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城市,变成了
魔鬼世界。
日本侵略军仅用三天时间,就突破了英国经营了两年之久的防线,迫使英军从12日
起放弃了九龙半岛,退守香港岛。日军炮兵部队进驻九龙塘何文田阵地,架起远射程重
炮,不分昼夜地对准香港的英军阵地和炮台轰击。一部分炮弹落在市中心区,每小时都
给数以百计的和平居民带来伤亡,真是血肉横飞,尸骸枕藉。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
香港总督杨慕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军进入香港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路上饿死和打死的人,尸体堆积如山,海
上也到处漂浮尸体。香港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盗贼蜂起,汉奸猖獗,黑社会分子更趁
机劫夺,弄得民不聊生。日军封锁了港九交通,日间岗哨林立,入夜实行宵禁,行人经
过岗哨要鞠躬并被搜身,妇女倍受凌辱。日本特务机关和汉奸的魔爪也伸向了香港的各
个角落。日军的行径,严重地威胁着港九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尤其是在港的爱国文
化人士和民主人士,面临极大的杀身风险。一个名叫何久田幸助的日本文化特务,在香
港各个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要茅盾、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文化名流到日本司令
部所在地半岛酒店“会面”。
在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大多是在1941年因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时来到香港的。他们原在重庆、桂林等地结社办报,通过各种途径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当
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因而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在国统区无法立足,
为人身安全,先后来到香港,并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来进行抗日、反顽的爱国民主活动,
在香港出版各种进步报刊。其中有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范长江、
胡仲持的《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金仲华、沈志远、胡绳等人的《大众生活》,
茅盾的《笔谈》,俞颂华的《光明报》,郁风的《耕耘》,张铁生的《青年知识》,张
明养的《世界知识》,马国亮的《大地画报》、范长江、夏衍、黄药眠的“国际新闻社”,
乔冠华、胡一声、吴金衡、郑书群的“香港中国通讯社”,夏衍、于伶、金山组织的
“旅港剧人协会”等等,一时蔚为大观。
香港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廖承志、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张文彬、梁广、尹林平、
杨康华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开展紧张的营救工作。他们决定,首先分头与文化人
和民主人士取得联系,设法把他们从香港营救到九龙,然后护送到东江游击区,再从那
里转送到大后方。是时,国民党顽固派乘日军攻占港九之机,派正规军187师和地方反动
民团,围攻我东江游击区。游击区受日伪顽夹击,处境十分险恶。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秘
密营救行动。共产党人和东江游击队,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争夺战,他们英雄虎胆,
神机妙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寻找、组织、偷渡,把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批批
地救出虎口。
廖承志等人按照营救方案,先行打通各地的关系。他们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尔后去
东江、赴韶关,沿途部署营救和接送的任务。
香港地下工作者则紧张地寻找联络困在香港的文化人。自日军攻占香港后,知名的
文化人大都分散隐蔽起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邹韬奋已经六易其居,住进了铜锣湾
灯笼街的贫民窟里,茅盾夫妇也搬了四次家。在茫茫人海中,要找到他们,是很难的,
地下工作者先找到了在《华商报》工作的张友渔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徐伯听,然后
在他们帮助下,首先找到柳亚子和他的女儿柳无垢,接着又在罗便臣道找到了何香凝、
经普椿,不久又找到夏衍、千家驹、胡绳、邹韬奋、茅盾、廖沫沙等等。尔后将他们打
扮成难民偷渡到九龙。
从九龙半岛到东江游击区,东江游击队开辟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荃湾、
元瑯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
另一条是九龙至西贡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
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安全转移到东江游击区时,周恩来发来了慰问电。周恩
来还专门对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张友渔、韩幽桐、胡绳、吴全衡、于伶夫妇、章
泯、戈宝权、沈志远、刘清杨等数十人的去向,分别作了具体安排。鉴于国民党特务对
柳亚子、邹韬奋的缉捕很紧,周恩来倍加关注,指示南委书记方方指定专人接待和护送,
确保柳、邹等的安全。周恩来要撤退人员:一些去浙江、经沪到苏北;一些去桂林;一
些来渝。他还从重庆派人去桂林,接济经广州湾已到那里的夏衍等人。为使营救工作顺
利进行,中共中央南方局设法筹集了20万元营救费,分别汇给东江和桂林方面。
这场秘密大营救历时200天,行程万里,遍及10余省市,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
化界人士及家属800余人。其中著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
志远、张友渔、胡绳、范长江、刘清扬、张明养、羊枣、千家驹、黎澍、戈宝权、韩幽
桐、恽逸群、廖沫沙、金仲华、杨刚、胡风、沙千里、高士其、蔡楚生、司徒慧敏、萨
空了、梁漱溟等。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急需一个巩固的战略基地,使其太平洋战争能顺利进行。
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根据日本大本营的战略意图,从1941年起,便在推行
“治安肃正”的基础上,采取“治安强化运动”,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
实行政治、军事、文化一元化的“总体战”,妄想确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
北占领”。面对着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毛泽东制定了“广泛的群众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来对抗日本的“治安强化”战略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军区建起了正规军、
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造成了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
从1941年6月至1943年5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扫荡”作
战42205次,毙伤日伪军33.1万余人。但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也伤亡很大,八路军由50
万人减少到40万人,新四军由13.5万人减少到11万人。有不少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或敌占
区,根据地由1亿人口减少到5000万人口。
1941年1月25日,日军趁八路军外线作战之机,纠集附近5个县16个据点数千人,乘
黑夜把冀东八路军后方机关活动地潘家峪团团包围。拂晓,日军进村后把全村男女老少
驱赶到一个大院里,房顶上架起机枪,院内堆满柴草。面对赤手空拳的无辜百姓,侵略
者大施淫威,边点火焚烧,边猛烈扫射,霎时间,1300余村民惨遭杀害。
1942年4月1日,日军以第27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15旅团、关东军、伪满军各一部、
冀东伪治安军17个团,共3万余人,对冀东进行残酷大扫荡。日伪军以优势兵力对冀东根
据地实行包围,继之逐步压缩包围圈,并割断山区与平原、东部与西部的联系,然后分
区进行“清剿”和“连线合击”,企图歼灭冀东军分区主力。冀东主力除留两个营协同
地方武装坚持内线斗争外,其余部队适时突破敌人封锁,越过长城进至热河南部地区,
对敌占区交通线展开破击战,牵制敌之兵力,迫使日伪军结束“扫荡”。
日伪军寻找我主力决战阴谋未能得逞,便烧杀抢掠,约有2万群众惨遭杀害。2万青
壮年被抓到东北和日本去当劳工,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日伪军在冀东基本区建立了许
多据点,使根据地1000多个村庄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
9月中旬,日军7个联队,伪军4个团,伪治安军19个团,以及杂牌军一部共4万余人,
对冀东游击区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扫荡”。八路军冀东部队主力先机转到热河南部、
滦东等敌之侧后地区,打击与牵制敌人,留下一部分游击队和党政干部同群众一起坚持
斗争。日伪军发现冀东主力外转后,为了确保伪“满洲国”的安全,即以优势兵力反复
出击,还拉夫拉丁,在长城内外构筑3道封锁线,并在热河南部地区实行“集家并村”,
制造“无人区”和“绝缘地带”,以彻底割断长城内外抗日军民的联系。
日伪军在冀东游击区根据地基本区大肆筑堡挖壕,进行分块分割,严密封锁、四处
搜索“清剿”,残酷屠杀中国同胞。10月28日,日军突然将潘家岱庄包围,在全村纵火
烧房,把群众赶到广场上,用机枪扫射、火烧、活埋等手段,将全村1280余人杀害,又
制造了潘家岱庄大惨案。
1943年初,经过整训的冀东主力部队,除一部留在热河南部山区外,大部分返回基
本区。日伪军慌忙调集6000多人,对突入基本区的冀东部队发动围攻。冀东部队在南青
坨消灭日伪军300余人,转至遵化芦各寨地区。日伪军1万多人层层包围芦各寨地区。冀
东部队白天坚守阵地,顽强地抗击敌人,入夜后迅速突击重围,并毙伤日伪军400多人。
战后,坚持基本区的地方武装乘机镇压汉奸,捕捉特务,袭击日伪据点。转到日伪侧后
的主力部队连续取得袭击战斗的胜利。在长城内外,滦河以东,北宁路以南地区,冀东
军民不断打击日伪军,攻克日伪据点,扩大游击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
冀中军民的抗日斗争又是一番气象。他们根据平原斗争的特点,创造了“爆炸运动”、
“地道战”等游击战术。
1942年5月1日,敌人纠集3个师团、两个旅团共计5万余人,并以飞机、坦克配合,
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给冀中军区发去电报说:“你们肩负着保卫冀中抗日
根据地的光荣任务,这种任务正是和整个华北战局密切联系着的。我们正在号召全华北
各个抗日根据地积极向敌出击,配合你们作战,你们的战斗不是孤立的,是有着全华北
八路军与华北抗日人民直接支援的。……冀中反扫荡将是一段异常险恶、异常痛苦的过
程,然而这种暂时的黑暗,你们一定能战胜它。”
5月1日至10日,敌军5万多人,并配有3个中队的飞机和数十辆坦克,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对滹沱河以南、滏阳河以西和石德路以北冀中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形成了一个
大包围圈,以鱼鳞式的纵深配合,实行“铁壁合围”扫荡,企图歼灭冀中军区主力部队
和领导机关。
冀中主力部队机动灵活地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使敌军的罪恶阴谋没有得逞。
5月11日至30日,敌人对我分区和县级领导机关,实行“奔袭合围”,反复扫荡,结
合“清剿”,建立据点、筑碉、修路,实行封锁分割,摧毁县区村各级组织,妄想达到
“确保占领”之目的。冀中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多个块,敌共建立据点1700多个,修筑
公路7500多公里,封锁沟4000多公里。冀中平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敌人所
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造成冀中广大平原地区无村不带孝,到处闻哭声的惨状。
冀中军区除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游击队坚持作战外,大部主力转向外线,配合县区游
击队靠近敌薄弱点,以袭击、伏击打击敌人。地方武装则利用地道战、地雷战、村落防
御战等战术同敌军展开斗争。
冀中七分区22团两个连,与赵户村民兵协同作战,在5月1日敌军一部进攻赵户村时,
以猛烈火力阻击,毙敌40多人,缴获战马8匹。次日敌又来进攻,被我打死打伤20多人。
5月8日,敌人发起第三次进攻,结果死伤80多人,狼狈窜回。5月23日,敌人集中1000多
人,向赵户村发动第四次进攻。我两个连的部队同藁无县大队一起,同敌展开争夺战。
敌人首先从南边进攻,接着便从东南、西南包围上来,我指战员同民兵一起,连续击退
敌人数次冲锋。敌人突破我前沿阵地,我即退守村边,依房屋继续抵抗。机枪手边成杰
被敌人炮火掀起的土埋了5次,依然向敌人射击。敌人冲锋了10多次,均被我击退,并留
下100多具死尸。下午5时,敌人放了毒气弹,并向街口冲击,战士李三子利用房屋墙角
工事,向敌人连续投掷了180多个手榴弹,打死80多人,敌人不能前进一步。敌人先后四
次进攻赵户村,留下了300多具尸体,大败而回。
5月26日夜,日军110师团驻保定的163联队主力,在联队长坂胜大佐带领下的2000余
名日伪军,向定县北町村扑来。县大队政委赵树光指挥县大队和群众武装迎敌。敌人进
至我前沿阵地50米时,机枪、步枪火力齐发,手榴弹和布设的地雷也在敌中间爆炸,四
五百名日军倒在血泊中。敌大队长持刀督战,当即被我击毙。敌人3次冲锋均被击退。敌
又组织敢死队,也被一捆捆集束的炸弹炸得血肉横飞,激战了10多个小时,我手榴弹和
子弹打光,敌人突破阵地。我指战员被迫转入地道。是时尚缺乏地道战经验,地道内挤
满了群众,混入地道内的汉奸特务乘机煽动破坏,地道内失去交通和同敌周旋作战的作
用。敌人将各种毒气点燃后投入洞里,又将毛柴点燃投向洞里,将洞口密封,使毒气在
地道内蔓延、扩散。千余名军民惨遭毒害,中毒较轻者爬往洞口,被枪杀或被绑在树上
活活烧死。
冀中军区从北町惨案中吸收教训,要求地方武装和民兵确保地道畅通无阻,充分利
用地道打击敌人,保护自己,各地立即照办。
5月30日拂晓,深泽、安平等地千余敌人向白庄扑来,驻在该村的200多名八路军和
30多民兵,在副营长指挥下先把老百姓经地道送出村外,尔后战士和民兵利用房屋和街
口工事,同敌人展开激战。村西口敌人5次发起冲锋,均被击退。我30多名战士带1挺轻
机枪通过地道从村外钻出来,从敌人的背后进击,敌人压不住阵脚,顿时大乱溃退,敌
指挥官晋藤联队长被击毙。这次战斗,我伤亡20余人,毙伤敌人400多人。
次日,敌人把附近大小据点兵力悉数调来报复。我军决定从地道内转移,6位民兵自
告奋勇掩护。副营长不许。他们却说:“我们地理熟,打掩护我们是老手!”
6位民兵在通街口的一座地下堡里,打死了冲进村内的20余名鬼子,尔后也安全转移。
敌人占了白庄,却不敢下地道。直到下午,才把地道挖开了一个口子,向里边放毒气,
投手榴弹,是时,八路军和民兵早已通过地道,游击在辽阔的原野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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