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诗歌的历程（七十一）
（清代诗部分）
鸦片战争后的诗坛
黄遵宪，字公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人，有集名《人境庐诗草》。他生当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起着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黄遵宪２９岁中举，历任驻日本、英国参赞及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１７年的外交官生涯，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向往，构成了他的诗歌创作的思想基础，并把这种理想寄托在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身上。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清朝统治阶级对外屈辱投降，对内加强镇压，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斗争任务。黄遵宪以饱含爱国激情的笔触，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也体现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些反帝爱国的诗篇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是《人境庐诗草》的精华所在。
他的《出军歌》二十四首，分《出军》、《军中》、《还军》各八首，每首的最后一字连接起来是“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二十四个字，梁启超曾给予高度评价“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
黄遵宪的诗歌题材广阔，气魄雄大，语言力求通俗明朗，在艺术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他早年时就主张“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他写的那些咏怀时事、体现反帝爱国思想的诗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并且力求做到“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他在新加坡、英国、日本、美国等地所写的旅游诗，将自己的游踪所及，一一录于笔下，使异国风光，尽入眼底，令人耳目一新。
他能继承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吸收前代诗人的创作经验，并使自己的诗歌创作自具面目。在五言古诗的创作方面，他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并得到较高的评价。同时，在七古、七律方面的创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此外，黄遵宪还从民歌中吸取着丰富的营养。
不过黄遵宪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其根本立场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他的诗歌内容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同时，他也并没有坚持在诗歌创作中贯彻“我手写吾口”的主张，有时也堆砌典故，造成艺术成就上的缺憾。
“同光体”是近代的学古诗派之一。同，即同治；光，即光绪。光绪九年至十二年间，郑孝胥、陈衍开始标榜此诗派之名，说是“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不过清代的“不墨守盛唐”，并不始于“同光体”诗人，“同光体”的主要特点是学宋，也学唐，但趋向中唐的韩愈、孟郊、柳宗元，至于同属中唐的大历十才子、白居易等则不学。“同光体”分为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虽同为学宋，但是三支宗尚也有不同的地方。
闽派陈衍主张诗有开元、元和、元祐“三元”之说，实际上闽派诗人并不学开元，重点在宋。陈衍自己学王安石、杨万里，郑孝胥学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赣派代表陈三立，学韩愈、黄庭坚，直接继承宋代江西诗派。
浙派代表沈曾植、袁昶，都是学谢灵运、韩愈、孟郊、黄庭坚的。沈氏提出诗有元嘉、元和、元祐“三关”之说，重点在元嘉一关，这是和陈衍“三元”之说不同的地方。元嘉，即南北朝刘宋时代的谢灵运、颜延之二家。这派上承清代中叶秀水派的钱载、钱仪吉诸家，主张学问与诗歌结合，沈曾植本人就是晚清著名的学者。浙派除沈曾植本人外，作者人数不多，影响也不大。
不属于这三支而一般也认为是“同光体”诗人的，有通州范当世，蕲(qi阳平音)水陈曾寿，山阴俞明震等人。“同光体”诗人的诗，早期还有些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作品，大多数则是写个人身世、山水咏物。清亡后，其诗作大都表现复辟思想。即使是后一辈并非遗老的“同光体”追随者，也是意气消沉的为多。
“同光体”学古诗风，所以能在清末泛滥起来，主要是清代神韵、性灵、格调等诗派，至道光后已极敝，所以“同光体”容易转移时人的耳目。而这一派诗人的自我标榜与广泛宣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中间关键人物是陈衍；另外还有不少朋友和学生奔走其门，“同光体”因此得风靡一时。
到民国二十六年秋(1937)，日本全面入侵中国，陈衍病死于南方，陈三立病死在北方，次年，郑孝胥死于伪满。（沈曾植已于1922年病逝）“同光体”诗派至此销声匿迹。
在清末民初的文坛上，出现了这样一位怪杰，此人身著袈裟而情缘不断，以奇丽幽艳的情诗和哀婉独艳的小说闻名海内；他就是被柳亚子评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苏曼殊。
苏曼殊原名玄暎，字子谷，曼殊是他的僧号。苏曼殊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诗、文、小说俱佳，且工书画、善尺牍、精于禅理，通晓英、法、日、梵等多种文字，是较早介绍雨果、拜伦等作品的翻译家，著有《曼殊大师全集》。
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是中国人，其母若子是日本人。因他是私生子，故遭人歧视，曾两度削发为僧。苏曼殊随父回国后，目睹国家山河破碎，同时他结识了章太炎、陈独秀、柳亚子诸人，接受了革命风气的影响，曾为救国救民奔走呼吁，并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还参加了由柳亚子等人发起并领导的南社。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悲观厌世，渐趋颓唐。于1918年病逝，时年三十五岁。
据说苏曼殊原来的汉文化程度并不高，对于诗连平仄押韵都不懂，写字的笔画也不对。但他勇于学习，向章太炎、陈独秀等人学习写诗作文，不管是古人的、现代的、外国的作品都拿来天天诵读，日读日作，日作日改，不断长进，终于成为一代名诗僧。从苏曼殊的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晚唐诗风的影响。至于那些豪放之作则源自英国诗人拜伦，瑰丽之处得力于定庵，浪漫的意境肇从屈原和李白。
苏曼殊的诗曾受到过人们热烈的叹赏，如郁达夫在《杂评曼殊的作品》中说道：“他的诗是出于定庵的《己亥杂诗》，而又加上一层清新的 近代韵味，所以用词很纤巧，择韵很清偕，使人读下去就能感到一种快味。”又如柳亚子在《苏曼殊之我观》中所讲：“他的诗好在思想的轻灵，文辞的自然，音节的和谐。总之，是好在他自然的流露。”
苏曼殊的诗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艺术感染力，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令世人热爱，是有其一定的原因的。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诗中照见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从而对他凄惨的身世寄予了无限同情，而且苏曼殊的诗继承了我国优秀文学遗产并注入了新的内容，所以才能赢得一代人的青睐。
辛亥革命失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渺茫，看不到中国的出路，苦闷彷徨，或则以声色自戕，或则弄古董、抄古碑，以消世虑。在当时的诗坛上，同光体的作品已不能招揽多少不者的注目，苏曼殊的诗有如一阵春风，抚慰着失意文人的心，受欢迎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苏曼殊的诗也并非那么完美，从作品的艺术性来说，高逸有余，雄厚不足，总体上给人以纤弱的感觉，题材也过于狭窄，格调悲戚，表现了浓烈的出世思想和惆怅幻灭的情调。不过他的诗中也偶有豪迈之气流露，《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风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诗歌的历程（七十二）
（清代词部分）
阳羡派与浙西派
清初，以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派在词坛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陈维崧本人的词追步苏轼、辛弃疾，又号称兼有周邦彦、秦观之长，而自成一家。
陈维崧的词作数量极多，“填词之富，古今无两”；其小令、中调、长调共计四百六十调，一千六百二十九首，而且题材也相当广泛；除了感遇怀古、闺房花草外，还有描写民众之疾苦与农家生活的，而另有很多题材，则是前人词中很少涉及到的，如《贺新郎》“五人之墓”、《沁园春》“晒书”、《沁园春》“戏咏闺人踢毽子者”、《念奴娇》“炙砚”等作品，内容颇为丰富。
陈维崧词以“才气大，骨力遒”著称，他的小令能举重若轻，可称的上“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再看他的长调，所作《满江红》达到九十多首，《水调歌头》三十余首，《沁园春》七十多首，《贺新郎》更是多达一百三十余首。《白雨斋词话》中论陈词“其年《贺新郎》调填至一百三十首之多，每章于苍莽中见骨力，精悍之色，不可逼视。”
陈词好迭韵，或迭古人韵，或迭时人韵，或自迭己韵。有时还同调迭韵，例《贺新郎》一调，连迭十五次，而小令《蝶恋花》次钱尔斐韵，更是迭至二十四首之多。像这样连迭原韵，本不足为法，但也由此看出若非真个“才气大，骨力遒”，实难能办到。
世人评陈维崧的词兼有豪放、婉约之长，所谓“铁板铜琵，残月晓风，兼长并擅”，不过其词亦有缺点，即“发扬蹈历，而无余韵”。他才情洋溢，意气纵横，信笔所至，有意到笔随之长；但是诗歌贵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有时作者写的太直、太露，反倒失之含蓄、失去韵味，不能起到耐人寻味的效果。
司空图在《诗品》中有含蓄一品，指出“浅深聚散，万取一收”。陈洵在《海绡说词》中也道“稼轩（辛弃疾）纵横豪宕，而笔笔能留”。故陈词虽然才大气盛，因难见巧，但较之苏、辛，则尚逊一筹。
在清初词人中，朱彝尊与陈维崧齐名，其创立的浙西词派，在词坛上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清代词风的发展影响颇大。
朱彝尊，字锡鬯(chang去声)，号竹垞(cha阳平音)，晚号小长芦钓师，又号金风亭长。他曾为了改变明词纤弱浮泛的风气，挽救词道衰落，和同乡好友汪森一起选历代各家词编为《词综》，作为学词的范本。
在创作思想上，他们标榜醇雅，推崇南宋的姜夔、张炎，与之唱和的有秀水李良年、李符，平湖沈皞日、沈岸登，仁和龚翔麟。后龚翔麟将众家词作合刻为《浙西六家词》，浙西词派也由此得名。
朱彝尊的词精工细琢，流丽清畅，近于张炎词。他的词大部分是写琐事、记宴游、为咏物而咏物，也有一些吊古伤今之作，只是数量不多。他晚年编定词集《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阁体物词》、《蕃锦集》四种，共存词五百余首。
浙西词派后期的盟主是杭州的历鹗；他把该派提倡的“雅”与《诗经》中“风雅颂”的
“雅”同样看待，同时又提出了“清”的审美要求，发展了浙西词派的理论。历鹗的作品除少数怀古感时、倦游思乡的作品外，多数是抒写个人闲愁逸致的作品。他的词风近于姜夔，骨秀神闲、清远超脱，声调和谐，提供了比朱彝尊更为醇雅的范本。故近代徐珂在《近词丛话》有“浙西派始于历鹗”之说。
风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诗歌的历程（七十三）
（清代词部分）
纳兰性德和他的《饮水词》
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枷山人；满族正黄旗人，先世蒙古人。纳兰性德年仅31岁就离开了人间，他一生的生活面比较狭窄，除了前妻卢氏早逝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挫折。
清代是词学复兴的朝代，明末之后，词家大增，填词蔚为风气，而纳兰性德能在词坛上独当一面，成为清代最著名的词人之一，自有其过人之处，至于与纳兰同时代者以后人，对他的评价都很高。纳兰性德生前曾将自己的词编集名《侧帽词》，后又编为《饮水词》。曹寅曾有诗曰“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称“纳兰容若为国初第一词人。”纳兰在清词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不过因为纳兰性德的生活面比较窄的缘故，《饮水词》在内容上也主要是悼亡、恨别、男女情思、与友人赠答酬唱等几个方面，词作基本上不涉及到社会政治生活。其悼亡之作主要表达的是追念前妻卢氏之情，写的真切感人。纳兰还曾出使边陲，亲尝过远离家乡的离情别绪，因此恨别也成为《饮水词》的一个重要内容，另外，纳兰一生中似乎还有过失恋的隐痛，在他的词作中有着深切的反映，故凄婉低回的爱情诉述成为《饮水词》的一大特色，也是《饮水词》的基调。
《饮水词》中大都是真情之作，纳兰本人是主张“诗乃真声，性情之事也”。而他的词作也正是他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纳兰性德所表现的情感多比较含蓄，他的词风主要继承了从冯延巳、李煜到李清照等人的特征，从其词作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思想敏锐、同时又多愁善感的人。此外，《饮水词》的含蓄深藏，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清代康、雍、乾三朝，正当文字狱盛行，纳兰生当顺治、康熙时代，加之陪伴君侧，对文字狱也是极有顾忌的。严绳孙序纳兰性德《通志堂集》时道“观其意，恻恻有临履之忧。”说的就是那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饮水词》在语言特色上追求的是“天然去雕饰”，即不过分追求辞藻，他主张自由抒写性情，反对雕琢矫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纳兰“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准确地道出了他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清代词坛朱彝尊开创的浙派盛极一时，他们奉姜夔、张炎之“清空”，模拟剿说，蔚成习气。而纳兰《饮水词》一洗此风，自成面目，成就突过了浙派诸人，成为当时词坛上的佼佼者。当然，纳兰反对雕饰，并不是不重视锤炼，而是主张不露斧凿之痕，艺术上锤炼到归于自然的程度。
就内容而言，《饮水词》自然要逊于明末陈子龙及清初陈维崧等人的词作，但对于认识一个特定的作家，由此推及作家所处的时代，则是不无意义的；从《饮水词》中，我们或多或少地能看到一些时代的印记。
风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诗歌的历程（七十四）
（清代词部分）
清中叶的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产生于清代中期，是继浙西词派后又一颇具影响和势力的词学流派。乾隆后期到嘉庆这一时期，超纲废弛，吏治腐败，民生日蹙，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纷纷要求改革朝政，任用贤才。这一政治要求反映到文坛上，也引起了一些变化。不少词人开始对当时主盟词坛的浙西词派重形式、轻意格的萎靡词风，及朱彝尊“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的创作理论深为不满，认为词体从思想内容到表现手法上都应进行改革，以适应的时代的需要；于是常州词派便应运而生。
常州词派的创始人是张惠言。张惠言，字皋文，号茗柯先生，江苏常州武进人，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同时也是《易》学大师，还与恽敬同为阳湖派的（桐城派的一个分支）散文家。嘉庆二年，他客居安徽歙县教书，同时也向学生授词，为了教授的方便，他与其弟张琦一起编了一册《词选》作为课本，后来歙县郑善长又选录张氏兄弟等九个常州籍词人的作品编为一卷附录，正式刊书。此书一出，竟然不胫而走，很快便风行于大江南北，取代了浙西词派编的《词综》。就这样，以《词选》为标帜，以常州籍词人为骨干，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统领词坛达一百余年。
张惠言以儒家“诗教”转而论词，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这也即常州词派的理论纲领。其词论的主旨大致有三点：一是尊词体；把词与作为正统文学的诗赋列于同等地位。二是尊比兴；他把“意内而言外”视为词体的本质特征，认为应该从运用比兴寄托手法入手，来提高词的立意和格调。三是区正变；他以温庭筠为正声，而力斥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四家。这些观点都是为了反对浙西词派而发的。
继张惠言之后，常州词派的重要词论家是周济。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晚号止庵，也是常州人。周济词师从张惠言的外甥董士锡，甚为专勤，并在张氏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具体、更系统的词论观点。他认为词应该抒写与时代盛衰息息相关的政治感慨；至于比兴在词中的实际运用，应该是“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他比张惠言更明确地提出了尊北宋，抑姜（夔）张（炎）的主张，意欲以北宋周邦彦的浑化救浙派末流清空之弊。周济的词论，重视词的文学特征和艺术创作、鉴赏的规律，比张氏少了些经学色彩，在反对浙西词派理论、指导当时创作方面，有着明确的针对性。
常州词派的产生，是特定历史时期对词人的要求，对词本身的发展过程起了救弊补偏的作用。但是其理论存在着两个的问题：一是喜用说经家法解词，在词坛上兴起了一股穿凿附会之风。二是在创作上企图以复古求得词风的改良，仍不脱拟古之病，又把比兴寄托手法强调到绝对化地步，片面追求词境的“浑化”，反而造成真情斫(zhuo阳平音）丧、灵感窒塞，写出来的作品常词旨隐晦。
常州派词人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避免浙西词派的弊病，重视抒写“身世之感”、“君国之忧”，尤其擅长写托物寄意的咏物词。但就总体来说，常州派词人的创作与理论之间存在着较大距离，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佳作并不是很多。
风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诗歌的历程（七十五）
（清代词部分）
近代的著名词人
历史是一个割不断的整体，词学发展同样有其内部的有机联系和继承发展的过程。近代词的理论和创作，是清前期和中叶词学发展的继续。清初词坛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和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陈维崧追步苏轼、辛弃疾，主豪放；朱彝尊师法姜夔、张炎，主婉约。
至清代中叶，以张惠言、周济为首的常州词派继出，于是婉约又分为两路：沿袭朱彝尊信奉姜夔、张炎，以清空和醇雅为主；随张、周推崇周邦彦，以绵密和富丽精工作为方向。浙西派“家白石而户玉田”，常州派以为“清真集大成”；这两路词风互为消长，近代词人及其艺术风格，多受这两派理论和创作的影响。
近代的著名词人中，承袭浙西派余绪的主要有被称为“倚声家老杜”的蒋春霖。蒋春霖字鹿潭，江苏江阴人。蒋春霖年少时曾登黄鹤楼赋诗，使老宿敛手，一时有“乳虎”之称。蒋春霖早年致力于诗，中年一意为词，晚年编集名《水云楼词》。在艺术风格上，蒋春霖取法南宋张炎，近人朱孝臧曾赞蒋道：“水云词，尽人能诵隽快之句，嘉、道间名家，可称
擎。”
近人谭献《箧(qie去声)中词》中分词为“才人之词”、“学人之词”、“词人之词”，而蒋春霖正是词人之词的代表。又说：“《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纳兰性德）项莲生（项鸿祚），二百年中，分鼎三足。”
蒋春霖以外，近代著名词人如谭献、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朱孝臧等人，大多沿袭张惠言、周济，属常州词派一路。谭献，初名廷献，号复堂。谭献风承常州派，在各式词的样式中，谭献小令精绝长调稍逊，格高而语隽。在理论和创作上对常州派门庭还有所发展。
王鹏运，字幼遐，号半塘老人，晚号骛翁；与况周颐、郑文焯、朱孝臧并称为清末四大词人。和谭献一样，王鹏运亦上承常州词派，在词学上独探本源，转移风会，当时处于领袖地位，在词坛上享有盛名。朱孝臧、文廷式等人学词，都曾得到过他的指导。
王鹏运学词，经历了一个学习和转变的过程；他在《半塘定稿序》里说：“君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王鹏运词内容多涉及清末时事，一九ＯＯ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他与朱孝臧、刘福姚一起，以填词抒发自己对国事的感慨，成《庚子秋词》两卷，其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
况周颐，原名周仪，因避清宣统皇帝溥仪名，改为周颐，字夔笙。况周颐论词亦承常州词派，除主张作词应以意为主，提倡比兴寄托外，更提出了“重、拙、大”等取舍标准，艺术表现上强调“真”字，以“真”对为词骨，要求“景真”、“情真”，这些都是对常州词派的继承和发展。
与王鹏运相比，两人各树旗帜，不分轩轾。从词的创作风格上看，王鹏运词气势宏阔，奇情壮采，笼罩群言。况周颐则真挚沉痛，兴寄深微，韵味醇厚，如他著名的《苏武慢。寒夜闻角》，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郑文焯，字俊臣，号小坡，叔问，大鹤山人。朱孝臧，原名祖谋，字古微，号沤尹，又号疆村。郑、朱二人虽沿常州词派涂辙，但并不拘于一途，郑文焯词雅近清真，然又出入玉田、白石，句妍韵美，而又体洁旨远，有清朗疏放之趣。
朱孝臧则兼取浙西、常州两派之长，晚年又学苏轼，词风转为苍劲沉着。总之，近代词人或步浙西旧辙，或承常州余风，或融两派之长，或兼菜苏、辛豪放，不仅继续和发展了清代词学，而且在整个词史上也自有其地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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