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诗词读写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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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读词
诗词有别,读的理无别,因而关于理,凡是诗可以移用于词的,上一篇说了,本篇就可以不说。那就着重说说读什么。
诗是老字号,就结集说,也是战国以前开业。词晚多了,开业时间在残唐五代。人缘也不同,诗,几乎凡是能拿笔的都作,词不然,有很多人作诗而不作词;还有,诗词都作的,以名家为限,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姜夔等,也是诗多而词少。其结果是诗量很大而词量不很大。量不很大,对不以研究词为事业的人有好处,是负担不太重,如果有志大举,不愁扛不动。具体说,找来林大椿《唐五代词》或张璋等《全唐五代词》,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或唐圭璋《全宋词》,叶恭绰《全清词钞》或唐圭璋《全清词》,以及朱祖谋《彊村丛书》,就可以算作大体齐备,而所需地盘不过一个不很大的书橱而已。
这轻松话的本意只是,与诗相比,词终归是小门小户,而不是真赞成大举。不宜于大举的理由是,虽然小门小户,却不可小看。理由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小门小户是就与诗对比说的,如果不比,而只是为街头巷尾行有余力的人着想,小户就成为大户,全面铺开,必感到难于招架。另一方面,词表达方法复杂(格律变化过多,措辞委曲,尤其后期的慢词),意境绵邈,理解,体味,要边读边想,欲速则不达。所以也宜于用慢慢铺开法,或三级跳法。
第一级用选本。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和《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量都不大,却全面而得要。选本,清代还有两种有名的,早的是朱彝尊《词综》,量大,晚的是张惠言《词选》(其外孙董毅编《续词选》,是增补性质),量小,也可以翻翻。词以宋为重点,专收宋词的选本很多,量或大或小,其中《宋词三百首》为朱祖谋所选,有唐圭璋详细笺注,也宜于看看。
第二级兼第三级是浅尝之后的进一步,自然要多费些力。想依时间顺序说说,虽然读可以不这样拘泥。唐、五代是词的草创时期,存于今的作品不很多,有闻必录,不过1000多首。分两个系统。其一基本上来自民间,是出自敦煌石室的曲子词,王重民辑为《敦煌曲子词集》。其二来自作家,五代时已经有《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诸选辑本,今人林大椿、张璋等先后广为搜罗,辑为《唐五代词》和《全唐五代词》,量不很大,有兴致无妨都看看。曲子词没有或很少经过文人润色,虽然内容也大多是谈情说恨,却朴而不华,与花间词的浓装艳抹有别。五代词篇幅不长,所写多为痴男怨女的春恨秋愁,只有南唐后主李煜破了格,也写破国丧家之痛。读这时期的作品,也可以有重点,如唐可以多读温庭筠和韦庄,五代可以多读南唐二主和冯延巳。南唐二主有专集,名《南唐二主词》,冯也有专集,名《阳春集》。又,读花间风格的词,也容易接受别人的有色眼镜,比如张惠言读韦庄《菩萨蛮》(起于“红楼别夜堪惆怅”,终于“忆君君不知”),就觉得这是思念唐朝故国之作,那“君”当然指亡国之君,这样,场面由闺阁扩大为无限江山,作品价值就上升。今人不深文周纳,承认闺阁就是闺阁,可是作品就降价,因为无关于国计民生,或说没有思君。评价不同,原则一样,都是作品高下的评定,要以是否思君为标准。我看还是宽厚一些好,有人愿意思君,就让他思;有人宁愿思常人队里的意中人,也无妨任随君便。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不强求同,合情合理。我的看法,只要知道词的原始面目就是如此,下传,不要说北宋,南宋及其后,大流还是如此,就够了,把后人的帽子强戴在前人头上,是可以不必的。
其后到了词的全盛时期,宋朝,读过选本,会有扩大的兴趣,也应该扩大。办法是读重要作家的选集(如果有),或全集,因为量都不很大。重要的有以下这些:张先《张子野词》,晏殊《珠玉词》,欧阳修《六一词》(有异名),柳永《乐章集》,晏几道《小山词》,苏轼《东坡乐府》,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编》(有异名),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有异名),贺铸《东山词》,周邦彦《清真集》(有异名),李清照(女)《漱玉词》,辛弃疾《稼轩长短句》(有异名),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有异名),史达祖《梅溪词》,刘克庄《后村长短句》,吴文英《梦窗词》,张炎《山中白云词》。这时期是词的体制和风格的大变时期,纵使不够百花齐放,也总是五花八门。总的变化是文人气逐渐增多。北宋早期,如张先与二晏,承接五代的余绪,下笔,还求接近歌女的口吻,虽然不能不渐趋于雅,却仍是明白如话,如“花若胜如奴,花还解语无?”“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就是;到南宋,尤其吴文英,如“障滟蜡,满照欢丛,嫠蟾冷落羞度”,“盘丝系腕,巧篆垂簪,玉隐绀纱睡觉”,既不浅易,又不明朗,就只能看,不能听了。文人气增多的另一种表现是篇幅逐渐加长。词早期几乎都是小令,推想是求便于歌唱。据说篇幅加长始于柳永。对小令而言,字数多的是慢词,文人总是愿意在笔下多显一显吧,于是北宋中期以后,词作就多数成为慢词(最长的《莺啼序》长到240字),再加上时兴剪红刻翠,委曲宛转,读,就不像五代时期那样浅易顺口了。不幸的是,这种风气的力量一直延续到清朝而有增无减,如朱彝尊选《词综》,创浙派,就尊吴文英为第一位;直到王国维写《人间词话》才唱了反调,那已是皇清、民国易代之际了。以上谈的是总的变异。还有分的变异。由苏起出了豪放派,前面已经谈过。南宋偏安江左,政治(照例)不见佳,有些文人难免有气,不敢直指,于是就表现于词,如张孝祥、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就是这样。又,北宋出了个柳永,据说好游狭邪,也就是多与歌伎、娼妓为伴,于是表现于词,就成为艳俗,甚至鄙俗,如“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其他词人是不肯这样写的。时间长,作家多,体制、风格多变化,怎样分轻重?我的偏见是,先以北宋为主,多读二晏、欧阳修、秦观、贺铸、周邦彦以及易代之际李清照、辛弃疾诸家,然后是苏轼、柳永和南宋的姜夔、史达祖,再然后,如果也想豪放和剪红刻翠,就看看刘克庄、刘辰翁以及吴文英、张炎。这大致是《人间词话》的观点,不敢保必合适,总可以供参考吧。
宋之后兼之外,辽金元明不重要,如果时间、精力都不多,不看也关系不大;当然,最好能看看选本。清朝就不同了,词体忽而成为文人的热门,不只男士喜欢作,不少女士也喜欢作,并出了不少名家。所以读过选本之后,可以,也应该进一步,找名家的词集看看。计有以下这些:徐灿(女)《拙政园诗余》,陈维崧《湖海楼词》,朱彝尊《曝书亭词》,纳兰成德《通志堂词》(有异名),厉鹗《樊榭山房词》,张惠言《茗柯词》,项廷纪《忆云词》,蒋春霖《水云楼词》,谭献《复堂词》,王鹏运《半塘定稿》,文廷式《云起轩词钞》,郑文焯《樵风乐府》,朱祖谋《彊村语业》,况周颐《蕙风词》,陈曾寿《旧月簃词》,吕碧城(女)《晓珠词》。大体说,清人词风近于南宋,于深和曲中求美。而成就最高的纳兰成德却例外,情深而风格近于五代、北宋,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可惜只活了31岁。另一位也不长寿的项廷纪,活了38岁,词风也偏于情深语浅一路。所以我的私见,无论是读还是学,都可以在这两位的作品上多用些力。清代词作,出于闺秀之手的也不少,如果想见识见识,可以找南陵徐氏《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看看。
同读诗一样,无论是为了增长见识还是为了消遣,都应该看看词话。词话有早期的,如宋末张炎《词源》、元沈义父《乐府指迷》等是。词话多出于清人之手,其中还有不少很重要的,如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等是。今人唐圭璋辑《词话丛编》,收词话八十五种,想多看,基本上可以收一网打尽之功。此外,还有今人作的各种解析或赏析(为了多销,或名辞典),也无妨翻翻,原则还是说的说,听的听,不要尽信书为是。
最后说说读词比读诗难的情况。原因有外、内两个方面。外是表达形式复杂。总的说,诗基本是五言、七言两类,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只要会数(shǔ)数(shù),断句就没有困难。词,除少数如《生查子》(五言)、《浣溪沙》(七言)等以外,都是长短句,字数稍多的还要分片(一般上下两片,还有三片、四片的),如果没有标点,又不熟悉格律,断句就大不易。缩小到句也是这样,以五字句为例,词语分组,“渐霜风凄紧”是上一下四(第一字是领字),平仄,“裁春衫寻芳”是通体平声,都是诗里没有的。幸而现在已是文学革命的大以后,标点符号通行,新印本经过整理,都有标点,初学不会有大困难。不易克服的困难来于内的话委曲而意隐约;换个说法,我们读词会感到,有不少首,作者像是有难言之隐,所以写出来,与诗就成为两路,诗敞亮而词隐约。举下面两首为例: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读平声)。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朱彝尊《桂殿秋》)
乌丝画作回纹纸,香煤暗蚀(读仄声)藏头字。筝雁十(读仄声)三双,输他作一(读仄声)行。
相看(读平声)仍似客,但道休相忆。索性不还家,落残红杏花。(纳兰成德《菩萨蛮》)
两首都是名作,可是其中像是有“事”,什么事?摸不清,因而“情”也就如在雾中了。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两种办法似乎都可用。一种是求甚解,如侦探之必求破案;另一种是印象派,比如读前一首,到末尾两句,像是有些感受,那是因隔而生的命运性的凄凉,于是见好就收,不再深追。我看是后一种办法好些,理由有二:一是求甚解就难免牵强附会;二是,迷离,不沾滞,可以看作词性质的一种重要表现,其缺点是较难悟入,优点是可以容纳更多的推想和联想,我们取其所长,当是颇为合算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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