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论黄庭坚诗
《桐江集》卷五引刘元辉《读坡诗》云①：“诗不宗风雅，其诗未足多。气如存笃厚，词岂涉讥呵。饶舌空吾悔，吹毛奈汝何。为言同道者，未许学东坡。”遗山薄江西派，而评东坡语则与江西派议论全同。遗山既谓坡诗不能近古而尽雅，故论山谷亦曰：“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西江社里人。”山谷学杜，人所共知；山谷学义山，则朱少章弁《风月堂诗话》卷下始亲切言之②，所谓：“山谷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浑成地步。”少章《诗话》为羁金时所作；遗山敬事之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四十已引此语而驳之③，谓昆体工夫与老杜境界，“如东食西宿，不可相兼”，足见朱书当时流传北方。《中州集》卷十亦选有少章诗④，《小传》并曰：“有《风月堂诗话》行于世。”则遗山作此绝时，意中必有少章语在；施注漫不之省，乃引后山学山谷语以注第三句。少章《诗话》以后，持此论者不乏。许觊《彦周诗话》以义山、山谷并举⑤，谓学二家，“可去浅易鄙陋之病。”《瀛奎律髓》卷廿一山谷《咏雪》七律批云⑥：“山谷之奇，有昆体之变，而不袭其组织。其巧者如作谜然，疏疏密密一联，亦雪谜也”；《桐江集》卷四《跋许万松诗》云：“山谷诗本老杜，骨法有庾开府，有李玉溪，有元次山。⑦”即贬斥山谷如张戒，其《岁寒堂诗话》卷上论诗之“有邪思”者⑧，亦举山谷以继义山，谓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152—153页）
①《桐江集》八卷，元代方回撰。
②朱少章：宋朱弁字，有《风月堂诗话》二卷。
③王若虚：金人，有《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
④《中州集》：十卷，金元好问编。
⑤许觊：字彦周，宋人，有《彦周诗话》一卷。
⑥《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元代方回编。
⑦庾开府：庾信在北周，官开府仪同三司，人称庾开府。李玉溪：李商隐，号玉溪生。元次山：元结字。
⑧张戒：宋人，有《岁寒堂诗话》二卷。
这一则，主要论黄庭坚诗，讲到对黄诗的一种评价。先从论苏轼诗谈起，引了方回在《桐江集》卷五里引刘元辉的诗，这首诗批评苏轼诗，涉于讥呵，吹毛求疵，不厚道，不要学苏轼这种作风。再讲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即认为苏轼门下倘真有忠臣，岂肯让苏轼诗百态新呢？即认为苏诗的“百态新”，“不能近古而尽雅”。所以元好问评黄庭坚诗：“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即认为在古雅方面不像杜甫，在精纯方面全失李商隐，这是不满意黄庭坚诗的失去古雅精纯。但又说：“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西江社里人。”论诗宁可向黄庭坚拜，即认为黄庭坚诗还可取，江西派诗更不如了。这里认为黄庭坚诗跟杜甫、李商隐的诗不同。但钱先生在《宋诗选注•黄庭坚》篇里说：“他是‘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生前跟苏轼齐名，死后给他的徒子法孙推崇为杜甫的继承者。”所以钱先生说：“山谷学杜，人所共知。”钱先生又引朱弁说：“山谷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浑成地步。”又称王若虚驳这话，认为昆体工夫与老杜境界不同，不可相兼。钱先生认为元好问“苏门果有忠臣在”，含有批评朱弁的话的意思，即黄庭坚不能真正学习杜甫与李商隐，所以不能纠正苏诗的不足处。因此认为施注引后山学山谷语来作注为不合。按施国祁注第三句说：“无己（陈后山）云：鲁直（黄庭坚）长于诗词，秦（观）晁（无咎）长于议论，文潜（张耒）云：长公（苏轼）波涛万顷海，少公（苏辙）峭拔千寻麓，黄君（庭坚）萧萧日下鹤，陈子（师道）峭峭霜中竹，秦（观）文蒨丽舒桃李，晁（无咎）论峥嵘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长，虽苏门不能兼全也。”这个注说苏轼门下人各有各的长处，不能兼备苏轼的各种长处。钱先生认为这个注不符合元好问诗的原意，元好问诗是批评苏诗不能近古而尽雅，所以这个注全不对头。
钱先生又对朱弁讲的“山谷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浑成地步”的看法，认为也有持此论的。如许觊《彦周诗话》说：“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除，大可恶。客问何从去之，仆曰：‘熟读唐李义山诗与本朝黄鲁直诗而深思焉，则去也。’”即把李商隐与黄庭坚相提并论，即“山谷以昆体工夫”的意思。又引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一黄庭坚《咏雪呈吴广平公》：“春寒晴碧去飞雪，忽忆江清水见沙。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风回共作婆娑舞，天巧能开顷刻花。政使尽情寒至骨，不妨桃李用年华。”方回评：“山谷之奇，有昆体之变而不袭其组织。其巧者如作谜然。此一联（夜听一联）亦雪谜也，学者未可遽非之。下一联‘婆娑舞’、‘顷刻花’则妙矣。”这里即认为“有昆体之变”，即用昆体工夫加以变化，即不点明雪，写出疏疏密密的声音，整整斜斜的下雪形态，即认为这样写为昆体工夫。方回又说：“山谷诗本老杜，骨法有庾开府，有李玉溪，有元次山。”这里说的骨法，即刘勰《文心雕龙•风骨》里讲的“骨”：“沉吟铺辞，莫先于骨”，“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骨法指用辞说，有庾信、李商隐、元结。用辞有庾信、李商隐，当指清新、绮丽说的；有元结，当指劲健说的。绮丽当指张戒说的：“冶容太甚”。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元好问为什么说“论诗宁下涪翁拜”，即宁可拜黄庭坚呢？钱先生在《宋诗选注•黄庭坚》里又说：“他（黄庭坚）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在他的许多关于诗文的议论里，这一段话最起影响，最足以解释他自己的风格。”这段话里提出“真能陶冶万物”，这是创造，在创造出意象后再用陈言来表达。元好问的宁可拜涪翁，当由于他的“真能陶冶万物”的缘故吧。
（一六）论杨万里、陆游诗
尝试论之。以入画之景作画，宜诗之事赋诗，如铺锦增华，事半而功则倍，虽然非拓境宇、启出林手也。诚斋放翁，正当以此轩轾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踵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放翁万首，传诵人间，而诚斋诸集孤行天壤数百年，几乎索解人不得。放翁《谢王子林》曰：“我不如诚斋，此论天下同”；又《理梦中作意》曰：“诗到无人爱处工”。放翁之不如诚斋，正以太工巧耳。放翁为曾文清弟子，赵仲白《题茶山集》所谓“灯传”者；见《江湖后集》八①。顾茶山诗搓枒清快，实与诚斋为近，七言律绝尤往往可乱楮叶，视剑南工饬湿润之体，大勿类。岂师法之渊源，固不若土风之鼓荡耶。《后村诗话》②谓“古人好对仗，被放翁使尽”。放翁比偶组运之妙，冠冕两宋。《四六话》论隶事③，有“伐山语、伐材语”之别；放翁诗中，美具难并，然亦不无蹈袭之嫌者。《困学纪闻》卷十八即举其本朱新仲、叶少蕴两联④，殆翁《九月一日夜读诗稿走笔作歌》所谓“残余未免从人乞”者欤。譬如《寓驿舍》云：“九万里中鲲自化，一千年外鹤仍归”；而按《东轩笔录》卷三载丁晋公移道州诗曰⑤：“九万里鹏容出海，一千年鹤许归辽”；《皇朝类苑》载晋公自崖召还寄友人诗，“容”作“重”，“辽”作“巢”。《五灯会元》卷十六载佛印比语亦曰⑥：“九万里鹏从海出，一千年鹤远天归。”《望永阜陵》云：“宁知齿豁头童后，更遇天崩地陷时”；而按陈简斋《雨中对酒》曰⑦：“天翻地覆伤春色，齿豁头童祝圣时”。《春近山中即事》云：“人事自殊平日乐，梅花宁减故时香”；而按陈后山《次韵李节推九日登南山》曰⑧：“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118—119页）
①曾文清：曾几谥，号茶山居士，有《茶山集》八卷。赵仲白：赵庚夫字。《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宋陈起编。
②《后村诗话》：有前集、后集、续集、新集共十四集，宋刘克庄撰。
③《四六话》二卷，宋王铚撰。
④《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朱新仲：朱翌字。叶少蕴：叶梦得字。
⑤《东轩笔录》：十五卷，宋魏泰撰。丁晋公：宋丁谓，封晋国公。
⑥《五灯会元》：二十卷，宋僧普济撰。佛印：宋僧了元号。
⑦陈简斋：宋陈与义号，有《简斋集》十六卷。
⑧陈后山：陈师道别号，有《后山集》二十四卷。
这一则讲陆游的诗，主要讲他的七律。这里把他跟杨万里比。陆游“铺锦增华”，在锦上添华，把别人已写过的景物再加以美化，所以事半功倍。杨万里从生活中去捕捉诗料，是开拓新的题材意境，善于写生。从生活中体会到诗意，立刻抓住，写入诗中，像拍快镜，一放松就失落了。就这一点说，陆游不如杨万里，钱先生又提到陆游的老师曾几。钱先生在《宋诗选注》里谈到曾几时说：“尤其是一部分近体诗，活泼不费力，已经做了杨万里的先声。”钱先生选了曾几的《三衢道中》：“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这样的诗就成了杨万里的先声。
这里又讲到陆游七律中的对仗，认为有“伐山语、伐材语”之别。顾炎武《日知录》里讲到铸钱，一种是融冶铜器来铸钱，一种是开山采铜来铸钱，前者近伐材语，后者近伐山语。这里又引了陆游摹仿丁谓、陈与义、陈师道的三联诗句。这三联，孤立起来看是好的，但跟他摹仿的原来联句对照起来看，终不免“残余未免从人乞”了。
（一七）论赵孟頫诗
松雪诗浏亮雅适，惜肌理太松，时作枵响①。七古略学东坡，乃坚致可诵。若世所传称，则其七律，刻意为雄浑健拔之体，上不足继陈简斋、元遗山，下已开明之前后七子②。而笔性本柔婉，每流露于不自觉，强绕指柔作百炼刚，每令人见其矜情作态，有如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亦如龙女参禅③，欲证男果。规摹痕迹，宛在未除，多袭成语，似儿童摹帖。如《见章得一诗因次其韵》一首，起语生吞贾至《春思》绝句，“草色青青柳色黄”云云。结语活剥李商隐春光绝句，“日日春光斗日光”云云。倘亦有会于二作之神味相通，遂为撮合耶。一题之中，一首之内，字多复出，至有两字于一首中三见者。此王敬美《艺圃撷余》所谓“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为病”，正不可借口沈云卿、王摩诘辈以自文④。《云溪友议》⑤卷中记唐宣宗与李藩等论考试进士诗，已以一字重用为言，是唐人未尝不认此为近体诗忌也。宋元间名家惟张文潜《柯山集》中七律最多此病⑥，且有韵脚复出。松雪相较，稍善于彼。然唱叹开阖，是一作手。前则米颠《宝晋英光集》诗⑦，举止生硬；后则董香光《容台集》诗⑧，庸芜无足观。惟松雪画书诗三绝，真如骖之靳矣。元人之画，最重遗貌求神，以简逸为主；元人之诗，却多描头画角，惟细润是归，转类画中之工笔。松雪常云：“今人作画，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吾所画似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佩文斋书画谱》卷十六引⑨。与其诗境绝不侔。匹似《松雪斋集》卷五《东城》绝句云：“野店桃花红粉姿，陌头杨柳绿烟丝。不因送客东城去，过却春光总不知。”机杼全同贡性之《涌金门外见柳》诗⑩；“涌金门外柳垂金，三日不来成绿阴。折取一枝入城去，使人知道已春深。”而赵诗设彩纤秾，贡诗着语简逸，皎然可辨，几见松雪之放笔直干耶。东坡所谓“诗画一律”，其然岂然。按详见拙作《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吾乡倪云林自言⑾：”作画逸笔草草”，而《清秘阁集》中诗皆秀细，亦其一例。陶宗仪《辍耕录》卷九记松雪言⑿：“作诗虚字殊不佳，中两联填满方好”；戚辅之《佩楚轩客谈》、陆友仁《砚北杂志》亦著是说⒀，并皆载松雪言：“使唐以下事便不古。”明七子议论肇端于此。与方虚谷之论七律贵用虚字⒁，适相反背。是以《桐江续集》中道子昂，无虑二十余次，皆只以书画推之，只字不及其诗篇。盖一则沿宋之波，一则缵唐之绪，家法本径庭耳。（95—96页）
①松雪：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撰有《松雪斋集》十卷。浏亮：清楚明朗。
②陈简斋、元遗山：陈与义、元好问号。两人诗雄浑健拔。明前后七子：明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七人称前七子，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七人称后七子。他们主张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学雄健古雅的诗文。
③龙女参禅：娑竭罗龙王女，八岁，领悟佛法，现成佛之相。见《法华经》十二《提婆达多品》。
④王敬美：王世懋字，有《艺圃撷余》一卷。沈云卿、王摩诘：唐诗人沈佺期、王维。一首诗中有复出字。
⑤《云溪友议》：唐范摅撰，三卷。
⑥张文潜：张耒字，号柯山，有《宛丘集》七十六卷。
⑦米颠：宋米芾，字元章，为文奇险，妙于书法，画山水人物，因行为脱俗，人称米颠。有《宝晋英光集》八卷。宝晋是芾斋名，英光是芾堂名。
⑧董香光：明董其昌字，有《容台文集》九卷，《诗集》四卷。
⑨《佩文斋书画谱》，清康熙帝御定，一百卷。
⑩贡性之：元诗人，有《南湖集》七卷。
⑾倪云林：倪瓒号，画居逸品，有《清秘阁集》十二卷。
⑿陶宗仪：明学者，有《辍耕录》三十卷。
⒀陆友仁：元陆友字，有《砚北杂志》二卷。
⒁方虚谷：元方回号，有《桐江续集》三十七卷。
这一则讲元赵孟頫的诗，说他的七古略学苏轼，乃坚致可诵。如《题钱舜举素色梨花》：“东风吹日花冥冥，繁技压雪凌风尘。素罗衣裳照青春，眼中若有梨园人。攀条弄芳畏日夕，只今纸上空颜色。颜色好，愁转多，与君沽酒歌前歌。”
这是略学苏轼，比较可诵的诗。再讲他的七律，传诵的有《岳鄂王（飞）墓》：“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这就刻意为雄浑健拔之体。再像《纪旧游》：“二月江南莺乱飞，百花满树柳依依。落红无数迷歌扇，嫩绿多情妒舞衣，金鸭焚香川上暝，画船挝鼓月中归。如今寂寞东风里，把酒无言对夕晖。”这是写今昔盛衰之感，含有南宋灭亡后的感概。但所谓“笔性柔婉，每流露于不自觉。”他的《见章得一诗因次其韵》：“水色清洁月色黄，梨花淡白柳花香。即看时节催人事，更觉春愁恼客肠。无酒难供陶令饮，从人皆笑郦生狂。城南风暖游人少，自在晴丝百尺长。”钱先生指出首句仿贾至“草色青青柳色黄”，即用两“色”字。末句仿“日日春光斗日光”，当因晴丝里含有春光在内。
钱先生又指出一首中有重复字，即上引一首律诗里，有“催人”“从人”“游人”重出三个“人”字。王世懋《艺圃撷余》里说：“诗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为病者。……若沈云卿‘天长地阔’之三‘何’，至王摩诘尤多，若‘暮云空碛’，‘玉靶雕弓’，二‘马’俱压在下，‘一从归白社，不复到青门’，‘青藏临水映，白鸟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检点处，必不可借以自文也。”按沈云卿（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岸》：“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这首诗里有“何所”“何处”“何时”三个“何”字。王摩诘（维）《出塞作》：“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这首诗有“驱马”“勒马”两“马”字。又如张文潜（耒）《夜》：“木落风高砧杵伤，孤城更漏入秋长。寒生疏牖人无梦，月过中庭树有霜。报落梧桐犹陨叶，知时蟋蟀解亲床。年年多病浑无寐，静对楞严一炷香。”这里“木落”“报落”两“落”字，“无梦”“无寐”两“无”字。这是指七律中以字的重出为病。
再讲赵孟頫的诗书画三绝，胜过米芾的诗书画，米芾的诗生硬，但胜过董其昌的诗书画，董其昌的诗庸芜。只有赵孟頫的诗书画都是好的，可以相配。又元人的画简逸，即赵孟頫说的简率，不求工细，但他们的诗却设彩纤浓，与他们的画不一致。钱先生对苏轼说的“诗画一律”提出疑问。钱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里称：“苏轼《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说得更清楚：“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这是说“诗画一律”，即诗画的风格一致。钱先生据赵孟頫的画简率，诗浓纤，说明诗画的风格不一致。举他的《东城》作例：“野店桃花红粉姿，陌头杨柳绿烟丝。”这里用了色彩字，又用了两个比喻，显得设彩纤浓了。最后谈到方回不称赵孟頫的诗，因他的设彩纤浓与方回的主张不合，所以不谈他的诗了。
（一八）论竟陵派诗
竟陵派锺谭辈自作诗①，多不能成语，才情词气，盖远在公安三袁之下②。友夏《岳归堂稿》以前诗，与伯敬同格，佳者庶几清秀简隽，劣者不过酸寒贫薄。《岳归堂稿》乃欲自出手眼，别开门户，由险涩以求深厚，遂至于悠晦不通矣。牧斋《历朝诗》③丁集卷十二力斥友夏“无字不哑，无句不谜，无篇不破碎断落”，惜未分别《岳归》前后言之。友夏以“简远”名堂，伯敬以“隐秀”名轩，宜易地以处，换名相呼。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窘；友夏颇希隐秀，只得扞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为浪仙之寒④：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东野之瘦。如《籴米》诗之“独饱看人饥，腹充神不完”，绝似东野。《拜伯敬墓过其五弟家》之“磬声知世短，墨迹引心遐”，《斋堂秋宿》之“虫响如成世”，又酷肖陈散厚⑤。然唐人律诗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⑥，而为刘得仁、喻凫。（102页）
①竟陵派锺谭：锺惺字伯敬，有《隐秀轩集》。分天、地、玄、黄……三十三集。谭元者字友夏，有《岳归堂集》十卷。两人皆竟陵人，因称他们提倡的诗为竟陵派。
②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皆公安人，因称公安三袁，他们提倡的诗称公安派。
③牧斋《历朝诗》：钱谦益字牧斋，有《列朝诗集》甲乙丙丁等六集。又《历朝诗集小传》十卷。
④浪仙：贾岛字。东野：孟郊字。
⑤陈散原：陈三立，号散原老人，清末诗人。
⑥武功：姚合，唐诗人。授武功主簿，世称姚武功。
这一则讲竟陵派锺惺、谭元春的诗。钱先生先讲谭元春的《岳归堂稿》，认为早期的诗，佳者近于清秀简俊。如《谭友夏合集》卷一《马仲良邀饯同茅老若赋•亭皋木叶下》：
秋风带早寒，吹君邻家树。叶叶望远吹，在君阶下遇。本与叶相别，飘焉墙瓦赴。飒沓散秋回，非为霜所误。如何故人影，看作霜天路。是夕灯外菊，同心照迟幕。
这诗赋“亭皋木叶下”，是写秋景，又是饯别，从木叶下写到将与友人分别的“如何故人影，看作霜天路”，再结到“同心照迟暮”上去。是写得比较清秀的。再看他后来所作，如《谭友夏合集》卷二十一《德山》：
维舟无所住，深入乱云间。江水高僧性，梨花古佛颜。塔灵抽寸寸，碑晦想班班。秘密闻幽鸟，威仪见别山。穿筠不愿尽，烹蕨有时还。移步孤峰下，如同树影闲。
这首诗写停船登山入寺，用“江水”来比“高僧性”，意义不明。用“梨花”来比“古佛颜”，当比白。“塔灵抽寸寸”，自注：“周金刚自言，塔长三寸，我当再来。今一寸矣。”这个注不可解，塔高有一定，怎么会长高一寸？“碑晦”意义不明，“晦”是“晦明阴雨”的“晦”，如日暮的阴晦，碑怎么晦，倘碑字剥落不明，又怎么“想班班”？“鸟鸣山更幽”，是山幽而非鸟幽，何以称“幽鸟”？听鸟鸣并不“秘密”，何以称“秘密”？庙里有高僧，怎么称“烹蕨有时还”？这就“幽晦不通矣。”不过谭元春后来的诗，也有明通的，如《谭友夏合集》卷二十一《怀杨修龄先生》：
一诗曾寄到园林，三载怀中未报音。闻议沙场徒气塞，若归原野本情深。德山风雨吹秋舫，穿石云涛涨古琴。闻却此人边事急，明君何可但无心。
这首诗写得清新，说对方有诗寄来，藏在怀中三年未报。对方有将才，所以他议论边疆战事，徒然气塞，感叹朝廷不用他去守边疆，倘然归隐原野本有报国深情。归隐到德山是坐船归来的，只剩风雨吹秋舫。弹奏古琴的声音与穿石云涛相应。闲却此人不用，使边报紧急，君王怎么可以无心抛弃他呢？从这里看，他后期的诗也有清新的。因此，饯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谭解元元春》，评谭元春诗：“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语，以为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弥浅；写可解不解之景，以为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转陈。无字不哑，无句不谜，无一篇章不破碎断落。一言之内，意义违反，如隔燕吴；数行之中，词旨蒙晦，莫辨阡陌。”这样的批评，指谭诗中有些诗或句是可以的，指所有的诗是不确的。
再看锺惺的诗，如《隐秀轩诗•地集》的《六月初五夜月》：
长夏不肯晚，既晚亦苍凉。凉色已堪悦，况此纤月光。初生如新水，清浅半东墙。寻常如乍见，悲喜触中肠。对月本佳况，乡思亦无方，且复共明月，无为念故乡。
这首诗写得清真，并不晦涩。他的诗也确有晦涩的，如《隐秀轩诗•黄集》的《夜》（十月十五夜，舟已过德州，泊柿林作）。
天寒无不深，不独夜沉沉。难道潮非水，何因风过林。戏拈生灭候，静阅寂喧音。到眼沙边月，幽人忽会心。
这里的“夜沉沉”指夜深，但说“天寒无不深”，即不仅夜深，别的一切都深，这话不好理解。“难道”一联费解，难道潮不是水，为什么风吹过林。“风过林”指起风了，有风就有浪，这跟“难道”句无关。有风起浪，这是浪，不是潮，潮的来去有定时，与风无关。这一联不可解。下联的“生灭候”“寂喧音”，从“风过林”来，这是风生，风生则林喧。松风定即风“灭”，风定即音寂，这和“风过林”结合。但上两联有不可解处。锺惺后期的诗也有清真的，如《隐秀轩诗•宇集》的《春幕看桃花宿王氏山庄作》：
春遍郊原恐易终，人情争向数朝红。曾经咏赏心尤恋，未接香光魂早通。山月一更风雨后，园花半日霁阴中。忍看归路飞飞处，较昨来时已不同。
这首诗写得明白，“数朝红”，即数朝的红桃花，说明红桃容易谢落。“未接香光”的“香光”指桃花，如《诗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用灼灼来形容桃花，即指它的光。桃花是花，所以连带提个“香”字。经过一更风雨，“飞飞”正指花谢花飞了。这首比较清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锺提学惺》说：“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摘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又称“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山中怪物）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这就说得过分了。钱先生指出：“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窘；友夏颇希隐秀，只得扞格’，就跟钱谦益的攻击大不同了。钱先生又用孟郊的寒、贾岛的瘦来比锺谭两人的诗，是有所肯定的。
钱先生又指出刘得仁、喻凫的诗似锺、谭。如刘得仁的《宿僧院》：
禅地无尘夜，焚香话所归。树摇幽鸟梦，萤入空僧衣。破月斜天半，高河下露微。翻令嫌白日，动即与心违。
喻凫的《题翠微寺》：
沿溪又涉巅，始喜入前轩。钟度鸟沉壑，殿扃云湿幡。凉泉堕众石，古木彻疏猿。月上僧阶近，斯游岂易言。
这两首诗，中间四联写景，写得深细有特色，不同一般的泛泛而谈，颇近竟陵派诗。
（一九）竟陵派诗论
锺谭论诗皆主“灵”字，实与沧浪、渔洋之主张貌异心同①。《隐秀轩文》往集《与高孩之观察书》曰②：“诗至于厚，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能即厚。古人诗有以平而厚者，以险而厚者，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云云。参观谭友夏《自题简远堂诗》云③：“诗文之道，朴者无味，灵者有痕。予进而求诸灵异者十年，退而求诸朴者七八年”；又《与舍弟五人书》引蔡敬夫称其“笔慧人朴，心灵性厚”云云。议论甚佳。即沧浪所谓“别才非学，而必学以极其至也。”亦即桴亭所谓“承艾添膏，以养火种”也④。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贤于渔洋之徒言妙悟，以空为灵矣。范仲闇曾选《锺李合刻》⑤，周氏《尺牍新钞》卷七载范《与友人书》云⑥：“伯敬好裁，而下笔不简，缘胸中不厚耳。内薄则外窘，故言裁不如言养。”按伯敬《诗归》评语反复于“厚”字⑦，《与高孩之书》又言“养以致厚”，而自运乃贫薄寒乞，此正伯敬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见”者也。仲闇之讥，伯敬固早得失寸心知矣。《钝吟杂录》卷三曰⑧：“杜陵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近日锺谭之药石也。元微之云：‘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王李之药石也。⑨”又曰：“锺伯敬创革弘正嘉隆之体，自以为得真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学。余以为此君天资太俗，虽学亦无益，所谓性情，乃鄙夫鄙妇市井猥媟之谈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按“鄙夫鄙妇”一语，或可讥公安派所言性灵，于竟陵殊不切当。必有灵心，然后可以读书，此伯敬所自言；与钝吟所以讥呵伯敬者，正复相同。此又予所谓锺谭才苦学不能副识之证也。《杂录》卷五谓王李诗法本于沧浪⑩。钝吟不知锺谭诗法，正亦沧浪之流裔别子。伯敬《感归诗》第十首自注云：“谭友夏谓余以聪明妨禅，语多影响。”《文•往集•答尹孔昭》云：“兄怪我文字大有机锋。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便是机锋。”谭友夏《奏记蔡清宪》亦有“以诗作佛”之论。诗禅心法，分明道破。其评选《诗归》，每不深而强视为深，可解而故说为不可解，皆以诗句作禅家接引话头参也。纳兰容若《渌水亭杂识》卷四称伯敬“妙解《楞严》⑾，知有根性，在钱蒙叟上⑿。”余窃以为谈艺者之于禅学，犹如先王之于仁义，可以一宿蘧庐，未宜久恋桑下。伯敬引彼合此，看朱成碧。禅亦生缚，忘维摩之诫⒀；学不知止，昧荀子之言⒁。于是鹦鹉唤人，尽为哑子吃蜜。语本《续传灯录》卷十八慈受禅师答僧问⒂。其病痛在此。至以禅说诗，则与沧浪、渔洋，正复相视莫逆。渔洋《古夫于亭杂录》卷五云⒃：“锺退谷《史怀》多独得之见⒄。其评左氏，亦多可喜。《诗归》议论尤多造微，正嫌其细碎耳。至表章陈昂、陈治安两人诗，尤有特识。”渔洋师友如牧斋、竹垞⒅，裁别明诗，皆矢口切齿，发声征色，以诟竟陵。渔洋非别有会心，岂敢毅然作尔许语乎。《何义门集》卷六《复董讷夫》云⒆：“新城《三昧集》乃锺谭之唾余⒇。”杨圣遗《雪桥诗话》续集卷三记焦袁熹斥新城神韵之说(21)，谓“毒比竟陵更甚”。皆不被眼谩者。世人仅知渔洋作诗，为“清秀李于鳞”(22)，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中语，赵执信《谈龙录》引之(23)。不知渔洋说诗，乃蕴借锺伯敬也。（103—105页）
①锺谭：明锺惺、谭元春。沧浪：宋严羽，号沧浪逋客。渔洋：清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
②《隐秀轩集》：分天地玄黄……等集，锺惺撰。
③谭友夏：明谭元春字，有《谭友夏合集》二十一卷。
④桴亭：清陆世仪号，有《思辩录辑要》三十五卷。
⑤范仲闇：清范文光字，号两石，尝为锺惺、李梦阳合刻。
⑥周氏：清周亮工辑《尺牍新抄》十二卷。
⑦《诗归》：五十一卷，明锺惺、谭元春合编，分《古诗归》，十五卷，《唐诗归》三十六卷。
⑧《钝吟杂录》：十卷，清冯班撰。
⑨王李：明王世贞、李攀龙。
⑩沧浪：宋严羽号沧浪逋客。
⑾纳兰容若：清纳兰性德字，有《渌水亭杂识》四卷。《楞严》：佛经名，十卷，唐天竺沙门般刺密谛主译。
⑿钱蒙叟：清钱谦益号，亦号牧斋。
⒀维摩：即维摩诘，佛名。《维摩诘经•观众生品》，称天女散花，花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花至大弟子即着不堕，证俗习未净，禅亦生缚。⒁《荀子•劝学》：“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术）则始平诵经，终平读礼。”即学止于读礼。
⒂《续传灯录》：即《建中靖国续传灯录》，宋释惟白撰，三十卷。因作者意在续道原所撰之《景德传灯录》，故称《续传灯录》。
⒃《古夫于亭杂录》：六卷，王士禛撰。
⒄锺退谷：锺惺号，有《史怀》十七卷。
⒅竹垞：清朱彝尊字，有《明诗综》一百卷。
⒆《何义门集》：十二卷，清何焯撰。
⒇新城：清王士禛，新城人。有《唐贤三昧集》三卷。(21)杨圣遗：晚近杨锺羲字，有《雪桥诗话》十二卷，二集八卷，三集十二卷，余集八卷。焦袁熹：清作家，字广期。
(22)李于鳞：明李攀龙字。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一卷，清吴乔撰。
(23)赵执信：清人，有《谈龙录》一卷。
这一则讲明锺惺、谭元春的竟陵派诗论。竟陵派诗论皆主“灵”字，如谭元春《诗归序》：“有教春者曰：公等所为，创调也，夫变化尽在古矣。其言似可听。但察其变化，特世所传《文选》《诗删》之类，锺嵘、严沧浪之语，瑟瑟然务自雕饰而不暇求于灵迥朴润。抑其心目中，别有宿物，而与其所谓灵迥朴润者，不能相关相对欤？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于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想亦非苟然而已。”这里讲当时的所谓“变化尽在古矣”，讲的“变化”，指锺嵘严沧浪之语。锺嵘在《诗品序》里说：“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渠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是说写诗只写所见景物，不贵用事，不用经史中故实，这里讲写景诗是对的，但要在写景中表达深层的思想感情，反映复杂的生活感受，要在很短的诗句中表达丰富的内容，这样说就不够了。在这里，竟陵派当在批评公安派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这派诗，写即目所见，不讲用事，不讲表达深层的情思，以鄙俚轻率为趋新，这是改变明代前后七子摹拟汉魏盛唐的做法，但这种变并不正确。这里又讲严沧浪，指《沧浪诗话•诗辨》说：“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明代前后七子听了严沧浪的话，作诗摹仿汉魏晋与盛唐之诗，也不行。竟陵派要纠正这两种缺点，所以提出“灵迥朴润”，“真有性灵之言”，“自出眼光”，这是纠正明代前后七子的摹仿说的。
谭元春在《诗归序》里又说：“人咸以其所爱之格，所便之调，所易就之字句，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学之古人，自以为理长味深，而传习之久，反指为大家，为正务。……夫滞、熟、木、陋，古人以此数者，收浑沌之气；今人以此数者，丧精神之原。古人不废此数者，为藏神奇藏灵幻之区；今人专借此数者，为仇神奇仇灵幻之物。”这里讲有真性灵的话，自出眼光，与人云亦云的话不同。这些话可以保留在滞熟木陋的话里，用来藏神奇灵幻的话。今人没有真性灵的话，不能自出眼光，那他的滞熟木陋的话，没有藏神奇灵幻的话，就全无可取了。
锺惺《与高孩之书》里又提出“厚”字：“向捧读回示，辱论以惺所评《诗归》，反复于‘厚’之一字，而下笔多有未厚者。此洞见深中之言，然而有说。夫所谓反复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诗中实有此境也。其下笔未能如此者，则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见也。何以言之？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弟尝谓古人诗有两派难入手处：有如元气大化，声臭已绝，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诗十九首》、苏李是也。有如高岩峻壑，岸壁无阶，此以险而厚者也，汉郊祀铙歌、魏武帝乐府是也。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这里谈到“厚出于灵”。厚指什么呢？谭元春《与舍弟五人书》：“舟中无事，间发其（蔡公）回陈志寰先生与伯敬二书，说我人愈朴，性愈厚，是进德之验。又说我笔慧而人朴，心灵而性厚。不知公从何处窥我如此也。”那末厚指为人厚道，诚朴，厚与进德有关，这又是仁厚了。灵指笔慧心灵。锺惺指出有两种厚，一种是“平而厚”，指性情真率和平，诗从肺腑中流出，自然真诚，这就是灵。一种是险而厚，品格高峻，有原则性，不可侵犯，语言卓绝，其锋不可犯，这也是一种灵。灵即有真性灵，自出眼光。“厚出于灵”，即有了自出眼光的见解，才显出人的仁厚或险厚来。否则人云亦云，就显不出仁厚或险厚来了。
钱先生认为“以说诗论，则锺谭识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嚣浅卤。盖锺谭于诗，乃所谓有志未遂，并非望道未见，故未可一概抹杀言之。”（102页）即认为竟陵派的锺谭诗论，胜过公安派的三袁。试看袁宏道的《叙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合，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则极喜其疵处。”又《灵涛阁集序》：“或曰：‘（江）进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远，其为一代才人无疑。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然中有一二语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进之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传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见’之类是也；有以俚而传者，如‘一百饶一下，打汝九十九’之类是也；有以俳而传者，如‘迫窘诘曲几穷哉’之类是也。古今文人，为诗所困，故逸士辈出，为脱其粘而释其缚。”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自胸臆流出”，这是好的。但喜其疵处，赞成“近俚近俳”，认为可以“脱其粘而释其缚”，这就不对了。因此，朱彝尊《明诗综》卷57《袁宏道》说：“《诗话》，隆（治）万（历）间，王（世贞）李（攀龙）之遗派充塞，公安昆弟（三袁）起而非之，以为唐自有古诗，不必选（《文选》）体；中晚（唐）皆有诗，不必祖盛（唐）；欧（阳修）苏（轼）陈（师道）黄（庭坚）各有诗，不必唐人。唐时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所从事异乎！一时闻者涣然神寤，若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乃不善学者取其集中俳谐调笑之语，如《西湖》云：‘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偶见白发》云：‘无端见白发，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按公安派讲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自胸臆流出”，即竟陵派说的“有性灵之言”，“自出眼光”的意思。但竟陵派反对公安派的疵处，反对公安派的俳谐调笑之作，要求“冥心放怀，期在必厚”，要求有“平而厚”，“险而厚”；要求“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谓吾之说，非即向者千变万化不出古人之说，而特不敢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也。”（锺惺《诗归序》）这样孤怀静寄、虚怀定力来探索诗的真精神，反对公安派的“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就胜过公安派的诗论了。
钱先生又指出竟陵派的诗论胜过王士禛的神韵派，称竟陵派“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贤于渔洋之徒言妙悟，以空为灵矣。”王士禛的神韵说：“‘白云抱幽石，绿筿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与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朦胧萌坼，情之来也；明隽清圆，词之藻也。”（《带经堂诗话》卷三）这些话讲神韵，写景要选取有诗意的景物，像云水竹石，山水鸣禽，情意即含蓄在景物之中，像“白云抱幽石”的“抱”，“绿筿媚清涟”的“媚”，用拟人化手法，即有情味。“表灵”指景物的灵异。
“蕴真”指蕴藏仙人，这里即含有极赞美的意思。这样就写得景清而意远。再说写情由境来透露，不明说，所以朦胧，只露一点苗头，所以萌坼，是含蓄不露。神韵派写景像一张艺术照相，选取有诗意的景物来写。神韵派写情，只透露一点苗头，让读者去体会。不论写景抒情，都力求含蓄。这样的作品，写得成功的，可备一格。神韵说的产生，由于王士禛 看到明代前后七子学唐诗，只学到腔调形式，只是模仿，没有真性情真感受。因此提出神韵说，写出自己对景物的艺术美和真感受，这是比模仿腔调形式要高出一筹。这是要作者确实有见于景物的艺术美，确实在生活中有真感受才行。否则，作者并没有真的看到景物的艺术美，并没有从生活中有真感受，那他用神韵说来写诗，就不免“以空为灵”了。那就不如竟陵派的“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了。钱先生也指出竟陵派的缺点：“胸中不厚”，“自运乃贫薄寒乞”。引《钝吟杂录》称杜甫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锺谭之药石，即讥锺谭读书少，学力不够。又引元稹诗：“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
为王李之药石。指王世贞、李攀龙的模仿古人。即“傍古人”，不是“直道当时语”。按朱彝尊《明诗综》卷六十《锺惺》：“张文寺云；‘伯敬（锺惺）入中郎（袁宏道）之室，而思别出奇，以其道易天下，多见其不自量也。”又卷六十六《谭元春》：“友夏（谭元春）别出蹊径，特为雕刻。要其才情不奇，故失之纤；学问不厚，故失之陋；性情不贵，故失之鬼；风雅不道，故失之鄙。一言以蔽之，总之不读书之病也。”归结到不读书，与上文所说一致。钱先生认为锺谭有见识，只是学力不够，所以锺惺自言“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见”。钱先生又指出锺谭论诗的《诗归》也有缺点，即对诗“作禅家接引话头参”，“每不深而强视为深，可解而故说为不可解。”如《唐诗归》卷十四丁仙芝《京中守岁》：“守岁多燃烛，通宵莫掩扉。客愁当暗满，（锺云：此‘满’字与‘巷中情思满’‘满’字同妙。）春色向明归。（锺云：‘当暗满’‘向明归’，各有实境，解不出。）……”这首诗写在京中作客，除夕守岁，通宵不睡。守岁故多燃烛，通夜不睡，到烛烧完了，室内暗了，客愁满了。这时天快亮了，所以说“春色向明归”。这四句本不难解。锺惺说“解不出”，即可解而“故为不可解。”“当暗满”“向明归”，讲得确切，但并不深，说成“解不出”，似“不深而强作深”。在烛暗时指出“客愁”
“满”，在天明时指出“春色”“归”，这就似“作禅家接引话头参”，并不通过“当暗满”“向明归”来作即景抒情的描写的探索，停留在“接引话头参”上，便成为“解不出”了。论诗应该冲破参禅，就创作的角度来作解释。停留在“解不出”上就不对了。所以说“谈艺者之于禅学，犹如先王之于仁义，可以一宿蘧庐，未宜久恋桑下”。《庄子•天运》：“仁义，先王之蘧庐（旅舍），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后汉书•襄楷传》：“浮屠不三宿桑下。”即指用禅家接引话头来读诗，只有参一下，即当转入艺术分析。否则停留在参禅上，粘着不放，如鹦鹉唤人，只能说出向人学来的话，不能说出自家的体会；如哑子吃蜜，能辨别蜜的甜味，却说不出来。
再像《唐诗归》卷十二常建《白龙窟泛舟》：“……环回从所泛，夜静犹不歇。淡然意无限，身与波上月。”（锺云：“‘与’字不可思议，以未了语作结，妙妙。若云：‘身与波上月，淡然意无限。’则于‘与’字有归着，然肤甚矣。”锺云：“结句之妙，有似句之下，尚有说者。非神化之笔，不足以语此。”）这个结尾，写在湖上泛舟，到夜不停，因为此身与波上月有无限的情意，即对月与水波有情意，所以入夜还在泛舟。这个结尾的好处，只说“淡然无限意”，究竟是什么情意没有说，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联系上文“应寂中有天，明心外无物。”当时“夜静”，所以说“应寂”，在寂静中别有天地，是什么天地呢？是“心外无物”，是心中想的。当时诗人心中可以有各种想法，也是“意无限”的。这是跳出禅家接引话头，从诗意的推测说的。锺惺认为“‘与’字不可思议”，即“可解而说为不可解”。说把结末两句一颠倒，“肤甚矣”，也说得不可解。说结句下尚有说是对的，即余味不尽，可供体会，说成“神化之笔”，又是“不深而强为深”了。这确是锺谭的缺点。
钱先生又指出王士禛推重锺惺的《史怀》，说他评《左传》多可喜。如论城濮之战：“善制胜者，审机执权，中有主而外不测，操纵在我，而于天下无所不用；无所不用，而后敌失其所以胜，此制胜之道也。晋文公城濮之战，……总以善用曹卫为主。曹卫，楚之与国。楚之有曹卫，犹晋之有宋也。楚伐宋，晋不救宋而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围自解。及楚人请复卫侯而封曹，乃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曹卫告绝于楚，而晋又有曹卫。曹卫之形反化为宋而楚孤，楚孤而晋之胜楚，不待战而决矣。”这里通过城濮之战，研究晋国所以制胜之道，是可喜的。再称他表彰陈昂、陈治安两人诗，按锺惺作《白云先生传》，即称陈昂的诗，称徐渭诗逊昂。王士禛能赏识锺惺，一定看到他的好处。何焯称王士禛《三昧集》乃锺谭的唾余。王士禛的选《唐贤三昧集》，偏向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一边，采取司空图《诗品》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说法，专以冲和淡远为主，不取“掣鲸鱼碧海”的李白、杜甫诗。这跟锺谭的“察其幽情单绪”有类似处，所以说“乃锺谭之唾余”。至于说神韵说“毒比竟陵更甚”，指神韵说的流弊，流于空洞，入于模糊影响，与明七子的貌为盛唐，同样是一种空腔，所以吴乔称王士禛诗为“清秀李于鳞”，即也属于明七子李攀龙派，只是清秀些罢了。钱先生又指出，王士禛的说诗，跟锺惺提倡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有相通处，不过讲得蕴藉含蓄罢了。这是钱先生对王士禛说诗的评价。
（二○）论阮大铖诗
（1）
余尝病谢客山水诗①，每以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逍遥之致，词气与词意，苦相乖违。圆海况而愈下②；听其言则淡泊宁静，得天机而造自然，观其态则挤眉弄眼，龋齿折腰，通身不安详自在。《咏怀堂诗》卷二《园居诗》刻意摹陶，第二首云：“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显仿陶《饮酒》第五首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不足，申之以“无心”犹不足，复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怀息虑而峰来献状。强聒不舍，自炫此中如镜映水照，有应无情。“无心”何太饶舌，著痕迹而落言论，为者败之耳。《戊寅诗》如《微雨坐循元方丈》云：“隐儿憺忘心，惧为松云有”；夫子綦“隐几”，嗒焉丧我，“心”既“憺忘”，何“惧”之为。岂非言坐忘而实坐驰耶。又如《昼憩文殊菴》云：“息机入空翠，梦觉了不分。一禽响山窗，亦复嗤为纷”，自诩“息机”泯分别相，却心嗔发为口“嗤”，如欲弹去乌臼鸟、打起黄莺儿者，大异乎“鸟鸣山更幽”之与物俱适、相赏莫违矣。诗中好用“恬”、“憺”字，连行接叶，大类躁于鸣“恬”、矜于示“憺”。又好用“睇”、“鹜”字，自以为多多益善，徒见其陈陈相因。窃谓圆海诗品，亦如号“恬目”而流“睇”，名“憺虑”而横“鹜”，缩屋称贞而“勿惜卷帘通一顾”也。又按《戊寅诗》有《缉汝式之见过谷中》亦云：“坐听松风响，还嫌谷未幽”，较之白香山《松声》之“谁知兹檐下，满耳不为喧”，境界迥异，绝类拗相公之言“一鸟不鸣山更幽”③，翻案好胜之争心，溢于言表矣。（504页）
①谢客：南朝宋谢灵运，小名客儿。以写山水诗著名。
②圆海：明阮大铖字，有《咏怀堂诗集》四卷。
③拗相公：宋王安石性执拗，有人称为拗相公。
这一则论谢灵运和阮大铖的诗，都有矫揉造作之病。先看谢灵运的诗，锺嵘《诗品》把他列入上品，称他的诗“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陈延杰注：“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游南亭》诗：‘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并得其巧似者。张景阳巧构形似之言，此学其体焉，但超过耳。”即认为谢诗巧于描写物象。《诗品》又说：“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讲他的诗里有名篇秀句，有丽藻新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里的“庄老告退”，指玄言诗隐退了。“山水方滋”，指谢灵运的山水诗兴起。讲他讲究词藻，工于摹写物象，追求新词，都讲他的诗好。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称“陶公说不要富贵，是真不要。康乐本以愤惋，而诗中故作恬淡，以比陶公，则探其深浅远近，居然有江湖涧沚之别。”这里指出他的诗本以愤惋，故作恬淡，心情与辞气不一致。钱先生在这里指出他的“词气与词意，苦相乖违”，即“以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逍遥之致”，当由于愤惋的心情，故作恬淡所致。如《登江中孤屿》：“江南倦历览，江北旷（久）周旋。怀新道转迥（远），寻异景（光景）不延。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仙人）谁为传。想像昆山（昆仑山，仙人住处）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仙人名）术，得尽养生年。”这首诗写景，像“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工于写景，像用一“媚”字，把孤屿拟人化，表达他对孤屿在川中的欣赏。赞美天空中是云日辉映，望出去是天水澄鲜。也即“萧散逍遥之致”。但在“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与传”里，言此山的灵异如此表著而世人不赏，即使蕴藏仙人又有谁能传说呢？这里就有愤惋了。所以“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要想望仙山，就远离人世了。这就是用愤惋不平的心情，来赞美山水景物之美，即用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闲适之致了。
钱先生再讲阮大铖的《咏怀堂集》诗，讲他表面上摹仿陶渊明诗，表示他的淡泊宁静，但看他的辞气，就透露出他弄虚作假。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悠然自得中，偶然见南山的美好景物是无心偶会，并非着意追求。阮大铖摹仿它，作“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陶的无心偶会，是自然流露。阮点明“无心”，就是有意这样说，又怕不够，再加入“恬目”，所以钱先生批评他“著痕迹而落言诠”，显出有意作假了。再像《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嗒焉似丧其偶。”即忘掉自己。阮大铖作“隐几憺（安然）忘心，惧为松云有。”既然已经忘掉自己，怎么还有惧呢？那未所谓坐忘实是坐驰。再像既说“息机”，机心已经没有了，那末听见一鸟的鸣声，怎么“亦复嗤为纷”呢？这就跟“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避人世的尘嚣，爱山林的幽静，听蝉噪鸟鸣就听不到车马喧声而感到山林的幽静完全不同了。从这里看到钱先生的论诗，能分别词气与词意，作深入探索了。
（2）
阮圆海欲作山水清音①，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按《咏怀堂诗》，钩棘其词，清羸其貌，隐情踬理，鼠入牛角，车走羊肠。其法则叶石林所谓“减字换字”②，其格则皇甫持正所谓“可惋在碎”③。万历后诗有此饾心饤肝、拗嗓刺目之苦趣恶道。孤忠奇节如倪鸿宝，亦濡染厥习④。譬之《列朝诗集》丁十二、十六所摘王季重、王亦房魔道诸联⑤，入诸倪集，可乱楮叶。所言之物，实而可征；言之词气，虚而难捉。世人遂多顾此而忽彼耳。作《文中子》者⑥，其解此矣。故《事君》篇曰：“文士之行可见”，而所引以为证，如：“谢庄、王融，纤人也，具文碎。徐陵、庾信，夸人也，其文诞。”余仿此。莫非以风格词气为断，不究议论之是非也。吴氏《青箱杂记》⑦卷八虽言文不能观人，而卷五一则云：“山林草野之文，其气枯碎。朝廷台阁之文，其气温缛，晏元献诗但说梨花院落⑧、柳絮池塘，自有富贵气象；李庆孙等每言金玉锦绣，仍乞儿相”云云。岂非亦不据其所言之物，而察其言之词气乎。是以同一金玉锦绣，而王禹玉之“至宝丹”，与归处讷所嘲“镀金牙齿咬银匙”，见《鉴诫录》卷十⑨。区以别矣。且也，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蓬随风转，沙与泥黑；执笔尚有夜气，临事遂失初心。不由衷者，岂惟言哉，行亦有之。安知此必真而彼必伪乎。（163—164页）
①阮圆海：阮大铖字，明人，有《咏怀堂诗集》四卷。
②叶石林：叶梦得号，有《石林诗话》一卷。
③皇甫持正：皇甫湜字，有《皇甫持正集》六卷。
④倪鸿宝：明倪元璐字，有《倪文贞公文集》十七卷，续编三卷，讲编四卷，诗集四卷。
⑤《列朝诗集》：清钱谍益编。王季重：明王思任字。王亦房：明王留字。
⑥《文中子》：隋王通私谥文中子，有《文中子》十卷。
⑦《青箱杂记》：十卷，宋吴处厚撰。
⑧晏元献：宋晏殊谥。
⑨《鉴戒录》：十卷，五代何光远编。
这一则讲从作品的词气风格可以观测人的品性。先从明
阉党阮大铖的《咏怀堂诗集》谈起，讲他欲作山水清音，即欲摹仿陶渊明诗来写山水。如《园居诗》：“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钱先生称为“‘悠然’不足，申之以‘无心’，犹不足，复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怀息虑而峰来献状。”与陶渊明《饮酒》诗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诗真的写出悠然自得。阮大铖虽讲“悠然”，是并不真的悠然自得，就怕读者不相信他的“悠然”，再说个“无心”，再说个“恬目”，这就弄巧成拙，越显出他的这样用心，并不“悠然”了。这就从语气里显出人品来。陶渊明性情真率，吐属自然。阮大铖城府很深，为人阴险，从语气中也透露出来。钱先生称他的作法，是叶石林所谓“减字换字法。”按《石林诗话》卷下：“江淹《拟汤惠休诗》曰：‘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古今以为佳句。然谢灵运‘圆景早已满（指月圆），佳人犹未还”，谢玄晖‘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即是此意。尝怪两汉间所作骚文，未尝有新语，直是句句规模屈宋，但换字不同耳。至晋宋以后，诗人之词，其弊亦然。”这是说，阮大铖的《园居诗》命意就是抄陶渊明的，不过用的换字法罢了。又称皇甫湜“可惋在碎”，即指“三累以明己之澄怀息虑”，有“三累”故“在碎”了。
钱先生又举王恩任、王留魔道诸联。《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季重为诗，才情大用，漫无复持择，入鬼入魔，恶道岔出。如《天长道中》云：‘地懒无文草，天愚多暗云。’《雨泊》云：‘春霖篷翕蝶，江浪柁餐猪。’《快雨》云：‘荷静香催嚏，楼疏气破笼。’”这是讲王恩任的诗。《列朝诗列》丁集卷十六说：王亦房“浸淫于时调，横纵跌宕，于先人之矩矱 遂将缅而去之。其诗有曰：‘纱为槐羽翼，衣作扇仇雠。’又曰：‘暑今天不韵，酒作夜常规。’又曰：‘树将风太暱，烟与月何仇。’又曰：‘暑退虫多口，凉多鸟孑身。’则不独谓之诗魔，已转入恶道中矣。”这是讲王留的诗。这两家诗，都是背理违情，走入魔道的。
钱先生又引王通《文中子》的话，说明语气和风格可以看出人的品格来，像谢庄、王融，其文琐碎，所以称为纤人；徐陵、庾信，其文夸张，所以称为夸人。吴处厚说：隐士在山林草野，文气枯槁琐碎，与朝廷台阁的文词，雍容华贵的文气不同。宋晏殊诗“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自有富贵人家的气象。因为北宋的富贵人家，有梨花院落，柳絮池塘。李庆孙缺乏富贵人家的生活，虽羡慕金玉锦绣，不免露出寒酸相。陈师道《后山诗话》称“王岐公（王珪字禹玉）诗，喜用金玉珠璧，以为富贵，而其兄谓之至宝丹。”王珪是富贵中人，他讲金玉珠璧，反映了他的生活，从中显出富贵气象。归处讷缺乏富贵人家的生活，所以他讲的“镀金牙齿咬银匙”，还不能与至宝丹相比。作品是反映生活的，忠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品，才可信。缺乏生活而虚构的作品不可信，缺乏真性情的作品，摹仿古人，性情不同，也容易显出造作的痕迹来。
（二一）论叶燮诗
叶星期与孟举同乡友好，《黄叶村庄诗集》有星期序，星期作《原诗》①，谓：“宋诗不亚唐人，譬之石中有宝，不穿凿则宝不出”；“昌黎乃宋诗之祖，与杜苏并树千古”；“议论为诗，杜甫最多，李杜皆以文为诗”；又谓：“严沧浪、高廷礼为诗道罪人”②，夫严高皆力倡盛唐诗者也。自作《己畦诗集》，尖刻瘦仄，显然宋格，《两浙輶轩录》③卷五引邓汉仪曰：“燮诗以险怪为工”。又引钱仁荣曰：“燮诗不惊人不道”，盖少见多怪，不知其师法所在也。沈归愚为星期弟子④，渔洋所谓“横山门下，尚有诗人”者。按见《竹啸轩诗钞》卷七。《国朝诗别裁》记叶氏论诗语：“一曰生，二曰新，三曰深”，与归愚说诗，不啻冰炭。师为狂猖，弟则乡愿；归愚谨饬，不忍攻其函丈，谢厥本师，遂力为之讳。《国朝诗别裁》论《己畦集》、《原诗》语，皆饰词也。归愚宗仰盛唐，故作《叶先生传》、《己畦诗集序》，虽言横山诗‘好新”，而复称其“气盛”，且记其尊杜、韩、苏三人。按《己畦文集》卷八《密游集序》推陶、杜、韩、苏为极至，然《己畦诗集》虽屡有和杜、韩、苏之作，而纤密无气韵，与孟举、晚村作风相类⑤。归愚之言，失之甚远。《文集》卷八《百家唐诗序》谓：“贞元、元和时，韩、柳、刘、钱、元、白凿险出奇，为古今诗运关键。后人称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云云，是以“中唐”之“中”，为“如日中天”之“中”，凌驾盛唐而上。岂归愚师法所在乎，不曰开元，而曰贞元、元和之际，又隐开同光诗派“三元”并推之说矣⑥。（144—145页）
①叶星期：叶燮字，号己畦，人称横山先生。有《原诗》四卷、《己畦诗文集》二十一卷。孟举：吴之振字，号黄叶村农，有《黄叶村庄诗集》十卷。
②高廷礼：高秡字，有《唐诗品汇》九十卷。
③《两浙輶轩录》：四十卷，清阮元辑。
④沈归愚：沈德潜字，有《国朝诗别裁》三十二卷，《竹啸轩诗抄》十八卷。
⑤晚村：清吕留良号，有《吕晚村文集》八卷。
⑥三元并推之说：晚清陈衍主宋诗，谓“诗莫盛于三元”，三元指上元开元，中元元和（指唐诗），下元元祐（指宋诗）。当时称这派诗为同光体，实主宋诗。
这一则讲清人叶燮的诗论和诗。叶燮推重宋诗，认为宋诗不次于唐诗。贬宋诗的，称宋人以议论为诗的缺点，叶燮认为议论为诗，杜甫最多，不应贬。又贬宋人以文为诗，叶燮认为李杜皆以文为诗。贬宋诗的有严羽、高秡，所以叶燮以严、高为诗道罪人。叶燮认为“议论为诗，杜甫最多。”杜甫的抒情诗，在议论中抒发强烈的感情，所以仍是诗，不同于空谈理论。如《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诗，后四句是议论。但这四句的议论是从谒武侯祠，看到了武侯祠的柏森森，及映阶碧草和听到隔叶黄鹂，引起“自春色”
“空好音”的感触，发出了对诸葛亮的深厚激情，因此概括他的一生才有“三顾频烦”一联，引起对诸葛亮无限崇敬悲切的心情，才有“出师未捷”一联。在这四句的议论里充满激情，所以是强烈的抒情诗。杜诗的议论都是这样的。苏轼的议论，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后两句是议论，但这个议论，是从苏轼身在庐山的感受中体会到的一种哲理，不是抽象的议论，是结合形象的一种感触，是颇近于理趣的诗。叶燮肯定以议论为诗，当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
再说叶燮的诗，沈德潜《清诗别裁》里说：“先生论诗，一曰新，一曰深。凡一切庸熟陈旧浮浅语，须扫而空之。今观其集中诸作，意必钩玄，语必独造，宁不谐俗，不肯随俗，戛戛于诸名家中，能拔戟自成一队者。”如《杨花》：“小蛮腰瘦不胜情，断粉飘云殢舞裍。莫使漫天飞不住，楼中尚有未归人。”这是咏柳絮，从白居易的“杨柳小蛮腰”来，用小蛮腰来比柳条，把断粉飘云来比柳絮，结合小蛮在裍席上舞，说成殢留在舞裍上。再结合王昌龄《闺怨》：“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所以说“莫使漫天飞不住，楼中尚有未归人。”又如《梅花开到九分》：“亚枝低拂碧窗纱，镂月烘霞日日加。祝汝一分留作伴，可怜处士已无家。”沈德潜评：“从九分着意，不忍卒读。”因为梅花已开到九分，所以提出“一分留作伴”。这就是尖新之句，显然宋诗格调。有人怪他“以险怪为工”，不知这正是宋诗格调，所以称为“少见多怪”。沈德潜是宗唐诗的，所以跟叶燮的宗宋诗，“不啻冰炭。”但沈德潜不忍攻击老师，替他回护，说他推尊杜、韩，钱先生指出，叶燮和杜韩之作，纤密无气韵，还不是唐诗格调。后人推重中唐诗为古今百代之中最佳，可作为晚清同光体诗的推重“三元”的先声，同光体也是推重宋诗的。
（二二）论方苞
姚南菁记查夏重谓方望溪诗“不能佳”①，劝其无作，鲍倚云谓望溪所撰夏重墓志，“何足以传”夏重。《望溪集》卷一○《翰林院编修查君墓志铭》道及夏重之诗者，只云：“朋齿中以诗名者皆若为君屈。……及与交久长，见其于时贤中，微若自矜异，然犹以诗人目之。”岂夏重不许望溪能诗，望溪耿耿于怀，遂勿愿称夏重之工诗耶？夫夏重以诗名家，兹乃不正写大书而涉笔旁衬，且先出以疑词曰“若为屈”，则夏重之诗未必果胜“时贤”也，继复语气轻藐，似“诗人”之“目”卑不足道，而夏重亦“微若”不甘自命者。微词曲笔，直是刺讥，岂徒“不足以传”而已。只字勿道夏重规其毋作诗事，倘隐衷芥蒂，言之有忸怩欤？然望溪叙事阔略，必有词自解。卷六《与孙以宁书》力辨所撰孙奇逢传中不详其“讲学宗旨”②，“平生义侠”，“门墙广大”，以为“此皆未迹”，“事愈详而义愈隘”，且引《史记•留侯世家》语为己张目③，谓其“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文过饰说，似是而非。夫史公云：“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专指留侯所“言天下事”中之琐小者，界域甚明。不然，“老父予书”，史公诧其事“可怪”；“图状如好女”，史公叹人不可“貌取”；此等岂“天下之所以存亡”，何以悉“著”不遗哉？作诗之于查夏重，讲学之于孙夏峰，正如“功力”之于留侯，传志中安能率尔默尔乎？唐人如陈子昂《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只字不道过庭之书④（《祭率府孙录事文》则称其“墨妙”），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只字不道太白之诗⑤，李邕《故云麾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只字不道思训之画⑥，李商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只字不道居易之诗⑦。相形之下，望溪《编修查君墓志》已非含毫邈然矣。此类碑志庶足资望溪援例解嘲，然望溪未必知，即知又或不屑也。（《钱锺书研究》，23—24页）
①姚南菁：清姚范字，有《援鹑堂笔记》五十卷。查夏重：清查慎行字，有《敬业堂集》五十卷。方望溪：清方苞字，有《望溪集》八卷。
②孙奇逢：清学者，号夏峰，有《读易大旨》五卷等著。
③《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
④陈子昂：唐诗人，有《陈拾遗集》十卷。过庭：孙过庭，唐书法家，有《书谱》一卷。
⑤李华：唐文人，有《李遐叔文集》四卷。太白：李白字。
⑥李邕：唐文人兼书法家，有《李北海集》六卷。思训：李思训，唐代著名画家。
⑦李商隐：字义山，唐诗人，有《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
这一则讲方苞的文品不好。查慎行劝方苞不要写诗，他因此专写古文，写古文有成就，成为桐城派的开创者。查慎行的劝导是对他有好处的。他写查慎行的墓志，对查劝他不要写诗的话一点不提，而对查的以诗名家，反而微文讥刺。他写孙奇逢传不讲孙的讲学宗旨，孙是学者，他的成就就在讲学宗旨，不讲他的讲学宗旨，就是淹没他的成就。从这两篇中显出他的文品不好。他还要文过饰非。他在《与孙以宁书》里说：“所示群贤论述，皆未得体要，盖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详讲学宗旨及师友渊源；或条取生平义侠之迹；或盛称门墙广大，海内响仰者多。此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三者详而征君之志事隐矣。”方苞写孙奇逢传，人家看了不满意，认为孙奇逢的为人，有三个特点：一是他的讲学宗旨比较突出，主张身体力行；二是他的义侠之迹，在明末乱世，他能够率领几百家据守险要，保全乡里；三是他的门墙广大，教育了很多人才。对孙奇逢一生这三个突出成就，方苞在传里一个都不讲，这怎么算写传呢？那不成了抹杀孙奇逢的为人，只说些空话吗？孙以宁就这样向他转述大家的意见。从这些意见看，方苞对孙奇逢不满，故意不讲他为人的特点，说些空话了事。方苞面对人家提的意见，还借司马迁作张良传的《留候世家》来搪塞。他说：“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即认为孙奇逢突出的三点，都不重要，按照司马迁写萧何、曹参、张良传记的体例，都不必写。
钱先生指出方苞的文过饰非。说司马迁讲的，凡张良所讲天下事中的琐小的，即不能突出张良的特点的，可以不写。能突出张良的特点的，像在桥上的老人把鞋子掉在桥下，要张良拾起来给他穿上，后来送给张良一本兵法书；写看张良的画像个好女，这等琐屑的事都写了。可见只要有关人物的特点的事都应该写，才能把人物突出来。那末孙奇逢的讲学宗旨，是他的突出成就，传里怎能不讲呢？这个驳斥极为有力。方苞又提到司马迁写萧曹世家。再看《萧相国世家》，写：“高祖以史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刘邦做小吏，要到咸阳服劳役，众吏送当百钱三个，萧何独送五个，即众吏每人送三百文，萧何送五百文。又“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秦御史大夫要把萧何调到京里去，萧何坚决要求不要调。这两件琐碎的事，都记了。因为这两事突出萧何在做小吏时，就对刘邦比较好，不愿离开刘邦，说明萧何对刘邦的关系不同一般，所以记下，也是抓萧何的特点。所以方苞不写孙奇逢的为人特点，借司马迁写世家来做掩饰，完全是文过饰非。钱先生又指出，方苞要替自己掩饰，可以引陈子昂写孙过庭墓志，不讲孙过庭的专长书法；李华写李白墓志铭，不讲李白的诗；李邕写李思训的神道碑，不讲李思训的画；李商隐写白居易的墓碑铭，不讲白居易的诗。这些碑志文，可以用来替他辩解。但方苞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或又看不起这些文章。这里指出方苞的学识不足，或者他喜欢用司马迁来装门面。
（二三）论钱载诗
（1）
萚石輶轩屡出，足迹甚广①。游历登临之作，皆全力以赴，而呆滞闷塞，类于朽木腐鼓，尘羹土饭。言情古诗以《僮归》十七首最为传诵，然词费意沓，笔舌拈弄纠绕，有故作蔼如仁者之态，无沛然肺肝中流出之致，吾宁取其《寄善元槥》、《怀妇病》、《闻张夫人讣》之朴挚敦实，不扬声作气也。言情近体，世多称《到家作》第二首之“儿时我母教儿地，母若知儿望母来。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万念不如灰”；七律对仗如此流转，自亦难能，而腔吻太厉，词意太尽，似逊其《先孺人生日》之“茫茫纵使重霄彻，杳杳难将万古回”，沈哀隐痛，较耐讽咏。《六月初三夜哭子》下半首云：“桑园牺骨冷，萤火照魂孤。再来知爱惜，鞭扑忍相俱”；因情造境，由哀生悔。元微之《哭子》第五首云②：“节量梨栗愁生疾，教示诗书望早成。鞭扑校多怜校少，又缘遗恨哭三声”；萚石“再来”二句，绝望中仍为期望之词，用意又进。《追忆诗》二十九首悼亡之作，皆苦平钝，惟第二首之“来生便复生同室，已是何人不是君”，透过一层，未经人道；他人只说到晏叔原词所谓：“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耳③。此绝与并时沈确士《归愚诗钞》卷十四《七夕词》④第四首之“只有生离无死别，果然天上胜人间”，异曲同工，可为悼亡七绝两奇作。（182页）
①萚石：清钱载字，有《萚石斋诗集》五十卷。
②元微之：唐元稹字，有《元稹集》六十卷。
③晏叔原：宋晏几道字，有《小山词》一卷。
④沈确士：清沈德潜字，有《归愚诗抄》二十卷。
这一则讲清钱载的诗。钱载曾任广西乡试正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江西乡试正考官，提督山东学政，奉命祭告陕西、四川岳渎，所以说“輶轩（使臣所乘车）屡出，足迹甚广。”他的游历登临之作，如《白云观》（在北京）：“岂为南宗别（观为长春真人丘处机羽化之地），重寻大极墟。先生蓑好在，止杀语何如？（丘处机劝元帝止杀）柏子微风际，梅花细雨余。十年登阁意，只益鬓毛疏。”这诗当是全力以赴之作。他的《僮归》十七首，引第一首：“僮沈仆于钱，乃祖父以来。父衍（放恣）忤我祖，遣去辞其侪。卅年数飘转，担薪鬻官街。一日我父起，秋风扫庭槐。我旁见僮父，泥首堂南阶。自言有此儿，多病奴已衰。谅当委沟壑，乞主怜孤孩。僮留父竟去，去去不复回。明旦忽有耗，溘然随黄埃。”写接受沈仆的幼儿，有蔼如仁者之态，但对于赶走沈仆的事，与沈仆病死，无悼惜的话，无仁者沛然肺肝中流出之致。再看《到家作》第二首：“久矣东墙绿萼梅，西墙双桂一风摧。儿时我母教儿地，母若知儿望母来。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万念不如灰。曝簷破袄犹藏箧，明日焚黄只益哀。”张维屏《听松庐诗话》：“萚石七律，偶举其一，如《到家作》第二首云云，字字沉痛，字字动荡，其佳处未尝不从古人来，却能于古人之外，自成面目。”再看《壬戌三月五日先孺人生日痛成》：“笼翮思飞孰与哀，哺雏未返母先摧。茫茫纵使重霄彻，杳杳难将万古回。厨下米薪如手办，堂前风雨莫花开。读书两字从头误，直悔男儿堕地来。”钱先生认为《到家作》的两联对仗如此流转，即意思连贯而下，自亦难能。但认为缺少含蓄，不如《先孺人生日》中一联的沈哀隐痛。钱先生又举《六月初三夜哭子》的因情造境，由哀生悔，较元稹《哭子》诗用意更进一层。按结合“桑园”“萤火”的“因情造境”说，也胜过元稹诗。钱先生又谈到钱载的悼亡诗透过一层，未经人道。用来和沈德潜的《七夕词》的一联相比，沈诗只说天上牛女的生离，胜过人间夫妇的死别，不如钱诗的深情沉痛。张维屏《听松庐诗话》：“萚石先生诗，不名一家，大要以清真鋔 刻为主，有时或入于涩滞，而必切事以抒辞，有时或出以纤新，而必切景以造句，必诗中空架子假门面之语，皆扫而空之，故集中时有独到处。”这样指出钱载诗的成就和不足处，可以和钱先生的评论互参。
（2）
萚石诗多有学东野者①，如《古琴》、《雪夜》两五古；有似竟陵派者②，如《骤雨过南湖》一五律，其“发动凉于树，船来活似萍”一联，乃铺谭句样，好以乡谈里谚入诗，而自加注释，如《葑门口号》之“修娖”“白相”。则又似放翁惯技③。然所心摹手追，实在昌黎之妥贴排奡，不仅以古文章法为诗，且以古文句调入诗。清代之以文为诗，莫先于是，莫大于是，而亦莫滥于是。固宜推为先觉，亦当悬为厉禁。至其尽洗铅华，求归质厚，不囿时习，自辟别蹊；举世为荡子诗，轻脣利吻，独甘作乡愿体，古貌法言。即此一端，亦豪杰之士。萚石早岁，未尝不作风致空灵之诗，今都删不入集，而见自注中。参观《匏庐诗存》卷七《题国朝名家诗集》④。如《秦淮河上》之“辛夷开后水榭，乙鸟飞来画帘”；《溪馆偶题》之“春色欲寻有处，少年能驻何时”；《志略》之“十月花开春自小，三竿日出睡方深”；体格轻巧者只存一二。壮悔之心，矫枉之旨，灼然可见。虽然，萚石力革诗弊，而所作几不类诗，仅稍愈于梅宛陵尔⑤。决海救焚，焚收而溺至；引酖止渴，渴解而身亡。此明道所以有“扶醉汉”之叹也⑥。（176页）
①萚石：清钱载字。东野：唐孟郊字。
②竟陵派：明代竟陵人锺惺、谭元春倡导的一个诗派。
③放翁：宋陆游自号放翁。
④《匏庐诗存》：清沈涛（号匏庐）撰，四卷。另有文集四卷，诗话三卷。
⑤梅宛陵：宋梅尧臣，有《宛陵集》六十卷。
⑥明道：宋程颢，称明道先生。扶醉汉：教学者如扶醉汉，扶得东来西又倒。
这一则对清钱载的诗作全面的论述。认为他的诗有学孟郊的，如《古琴》：“岁久纹斯断，材良尾不焦。弹非无汲郡，制或自雷霄。木落高山石，天寒大海潮。以之横膝坐，讵独万情超。”如《雪夜》：“霰粒晚如米，飘瞥遂无声。窗灯冏（jiǒng透明）初夜，街柝沉三更。洋洋竟焉薄，寒切寓屋身。凄凄隔我梦，默默思我亲。老梅外塾倚，修竹中厨邻。荒鸡喔喔鸣，天意其为春。我行非践地，我出非于人。悔殊昔贤读，而岂有私贫。”孟郊写的多五言古诗，在艺术风格上，善于把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凝聚在简短的篇幅里，构思铸语，入木三分。《古琴》诗写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锺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锺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见《列子•汤问》。钱载把它凝聚成“木落高山石，天寒大海潮。”两句五言古诗，融入他的《古琴》诗中，木落则高山石出，天寒起大海潮音。用“木落”“天寒”来作陪衬，把“若江河”变成大海潮音，更显突出。又如《雪夜》的“凄凄隔我梦，默默思我亲”。雪夜思亲，不能入睡，不能在梦中相见，钱载也凝聚成两句五言古诗，在艺术风格上是学孟郊的。
竟陵派锺惺谭元春的诗，标举幽深孤峭的宗旨，观察到别人不注意处。而钱载的《骤雨过南湖》就像竟陵派诗，他的《骤雨过南湖》：“乱激水心白，微开天角青。数渔归草舍，一笛隐花汀。发动凉于树，船来活似萍。煮茶人漫汲，中恐带龙腥。”写骤雨则有风，故“发动凉于树”，船在水上飘，故“船来活似萍”。骤雨则雨点大，故“乱激水心白”，用一“白”字，写出独特感受。骤雨是阵雨，天边一角有云开见青天的，“微开天角青”，这也是独特体会。钱先生又指出钱载以乡谈里谚入诗，如《葑门口号》：“残雨遥天挂螮虷，女儿裙带两心同。荷花船好便修娖，薄相来消荡口风。”自注：“修娖、薄相，皆吴下谚。薄读如勃。”修娖，收拾好的意思。薄相，今作白相，游玩的意思。到荡口去白相，荡口是地名。
此外，钱先生又讲钱载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如“《观画图》之‘人事无常画中画，画中看画无人会。我今犹是画中人，画外居然发长喟。”“（《谈艺录》179页）萚石这方面的诗，见另一则“萚石輶轩屡出”节。钱先生又指出“清代之以文为诗，莫先于是，莫大于是，而亦莫滥于是。”“萚石輶轩屡出”节，指出他的《到家作》第二首、《先孺人生日》诗，可作为以文为诗中的“莫大于是”的例子。至于“莫滥于是”，当指他用虚字作诗。“萚石诗用虚字，殊多滥恶。古体中每以虚字凑足一句字数。……《望岱》曰：‘孔子未云天下小，我皇复以圣人登。性之善者斯为准，春若生时物可凭。’”（同上180页）
钱先生又指出萚石早岁作风致空灵之诗，如“辛夷开后水树，乙鸟飞来画帘。”辛夷即玉兰花，春天开花。乙鸟指燕子，春天飞来。这两句有诗情画意。再像“春色欲寻有处，少年能驻何时。”写得比较空灵。但后来他都删了，力革举世为荡子诗的毛病，写得拙朴，仅稍胜过梅尧臣。钱先生《宋诗选注》的《梅尧臣》里说：“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去了。”
（二四）论学人之诗
（1）
同光以前，最好以学入诗者，惟翁覃溪①；随园《论诗绝句》已有夫己氏“抄书作诗”之嘲②。而覃溪当时强附学人，后世蒙讥“学究”。参观《越缦堂日记》同洽二年正月二十四日③。以詅痴符、买驴券之体④，夸于世曰：“此学人之诗”；窃恐就诗而论，若人固不得为诗人，据诗以求，亦未可遽信为学人。萚石、覃溪⑤，先鉴勿远。颜黄门《家训•文章》篇曰⑥：“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命笔。”人之小有词翰，略窥学问，春华则艳惭庶子，秋实又茂谢家丞；譬之童牛角马，两无所归，卮言日出，别标名目。《晚晴簃诗汇•序》论清诗第二事曰⑦：“肴核坟典，粉泽苍凡。证经补史，诗道弥尊。”此又囿于汉学家见地。必考证尊于词章，而后能使词章体尊。王仲任《论衡•超奇》⑧篇说“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之别，而论定之曰：“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所谓“鸿儒”者，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又《佚文》篇曰：“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人所能为”；又《书解》篇曰：“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世儒业易为，文儒业卓绝。”是则著书撰文之士，尊于经生学人多矣。如汉人绪论，为汉学者不应不知。东汉而后，举士大率“孝廉”“秀才”二途；秀才策文艺，孝廉策经学，晋宋积重秀才。《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献、陆澄列传》言此甚明⑨。故澄号当世硕儒，以读《易经》不解，撰《宋书》不成，王俭遂有“书厨”之诮⑩。北朝崇质轻文，经学盛于南朝。而《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⑾载刘昼自恨不学属文，作《六合赋》，自谓绝伦，吟讽不辍，乃叹曰：“儒者劳而少功，见于斯矣。我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为文，便得如是。”又载马敬德研求《左传》，生徒甚众，将举为孝廉，固辞不就，诣州求举秀才；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可见学人之望为文人而不可得。（178—179页）
①翁覃溪：清翁方纲字，有《复初斋文集》三十五卷，《诗集》七十卷。
②随园：清袁枚有随园。他在《论诗绝句》里称“夫己氏”，即某甲，指翁方纲，称他把“抄书当作诗”。
③《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清李慈铭撰。
④詅痴符：指无才学而自夸出丑的。见《颜氏家训•文章》。买驴券：“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见《颜氏家训•勉学》。
⑤萚石：清钱载号，有《萚石斋文集》二十五卷，《诗集》五十卷。
⑥颜黄门：北齐颜之推官黄门侍郎，有《顺氏家训》二十卷。
⑦《晚晴簃诗汇》：二百卷，徐世昌辑。
⑧王仲任：后汉王充字，有《论衡》八十五篇。
⑨《南齐书》：五十九卷，梁萧子显撰。
⑩书厨：王俭讥陈澄为书厨，见《南齐书•陆澄传》。
⑾《北齐书》：五十卷，唐李百药撰。
这一则从翁方纲讲起，讲到诗歌与学术不同。袁枚论诗讲性灵，批评翁方纲以抄书当作诗。当时翁方纲提倡“学人之诗”，所以被讥为“学究”。诗歌与学术不同，这点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已经讲了，讲学术的可以成为学士，即学者。不必勉强做诗。倘没有才华，就做不好诗，缺少学问，就成不了学者。杨雄在《太玄经》三《更》中说：“童牛角马”，好比像牛则无角，像马则有角，都不像，“两无所归”了。《晚晴簃诗汇•序》里讲：排列三坟五典的典籍，用作的《苍颉》《凡将》篇的古小学书，即要证经补史来作诗，认为诗道更受人尊重。这是受到汉学家的局限，认为考证学比词章尊贵，所以要把考证学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去。钱先生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此引王充《论衡》中的说法，把读经的称为儒生，创作文章的称为鸿儒，认为创作文章的人胜过儒生。汉朝以后，研究经书的考孝廉，创作文艺的考秀才，晋宋时看重秀才。又举陆澄、刘昼、马敬德三例，说明学人望为文人而不可得，即文人会创作文艺，胜过儒生。
这里谈到翁方纲，提倡“举人之诗”，即“肌理说”。他在《诗法论》里说：“法之立也，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源也。有立乎其节目，立乎其肌理界缝者，此法之穷形尽变也。”“夫惟法之立本者，不自我始之，则先河后海，或源或委，必求诸古人也。夫惟法之尽变者，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必求诸古人也。”（《复初斋文集》八）他讲法，有正本探源之法，是立本的，有先河后海，这个本指什么，如“诗言志”，“诗缘情”，这就是立本，是求之古人。有穷形尽变之法，讲大面始终条理，细而用字论音到承接转换，那怎样穷形尽变呢？根据不同的言志缘情，作出穷形尽变来，因为各人的情态不同，所以表达不同情态的文辞也不同，这就需要穷形尽变了。这样，“肌理说”有两种理，一是立本的理，即求情理，这是救神韵派诗的空虚；二是条理的理，即穷形尽变的理，纠正格调派的模仿。但“学人之诗”，还是受当时考证学的影响，以金石考订为诗，这又走入歧途。他的立本，不是以表达情理为本，以金石考证为本，他的穷形尽变，不是讲表达不同的情理，讲表达不同的金石考订之学，成了学人的韵语，不成为诗人的诗了。
（2）
夫以萚石之学①，为学人则不足，而以为学人之诗，则绰有余裕。此中关捩，煞耐寻味。锺记室《诗品•序》云②：“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学人之诗，作俑始此。杜少陵自道诗学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③；信斯言也，则分其腹笥，足了当世数学人。山谷亦称杜诗“无字无来历”④。然自唐迄今，有敢以“学人之诗”题目《草堂》一集者乎⑤。同光而还，所谓“学人之诗”，风格都步趋昌黎⑥；顾昌黎掉文而不掉书袋，虽有奇字硬语，初非以僻典隐事骄人。其《答李翊书》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学而自画，已异于博览方闻。《进学解》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又一若河汉无涯涘，足以为学人者。然读《答侯继书》，则昌黎用意自晓。《书》曰：“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所志惟在其意义，至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门户”云云，则亦如孔明之“仅观大略”⑦，渊明之“不求甚解”⑧。舍名数而求意义，又显与戴东原《答是仲明书》背道以趋⑨，盖诗人之学而已。故得殷侑《公羊传注》，答书至云：“每逢学士真儒，愧生颜变，不复自比于人。”昌黎不自居学人，即此可证。唐后首学昌黎诗，升堂窥奥者，乃欧阳永叔，永叔固即刘原父所讥为“欧九不读书”者⑩。阎百诗《困学纪闻笺》卷二十谓⑾：“盖代文人无过欧公，而学殖之陋，亦无过公”；傅青主以百诗为附和原父⑿。要之欧公不得为学人也。清人号能学昌黎者，前则钱萚石，后则程春海、郑子尹，而朱竹君不与焉⒀。萚石实非学人，诗佳处亦都在放笔直干，非以襞襀奥衍开生面。程郑皆经儒博识，然按两家遗集，挽硬盘空，鳌呿鲸掣，悟无本“胆大过身”之旨⒁，得昌黎以文为诗之传，堪与宋之王广陵鼎足而三⒂；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洩也。（177—178页）
①萚石：清钱载字，有《萚石斋诗集》五十卷。
②锺记室：梁锺嵘，为晋安王记室，有《诗品》三卷。
③杜少陵：唐杜甫，自称少陵野老。《奉赠韦左丞丈》中有“读书”两句。
④山谷：宋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见《签洪驹父书》。
⑤《草堂》：杜甫到成都，建有草堂。《草堂》一集，指《杜少陵集》。
⑥昌黎：唐韩愈，自称“昌黎韩愈”。有《韩昌黎集》。
⑦仅观大略：《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亮独观其大略。”
⑧不求甚解：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
⑨戴东原：清戴震字。他的《与是仲明论学书》：“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
⑩欧阳永叔：宋欧阳修字，有《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刘原父：宋刘敞字，有《公是集》五十四卷。
⑾阎百诗：清阎若璩字。
⑿傅青主：清傅山字，有《霜红龛集》四十卷。
⒀程春海：清程恩泽字，有《程侍郎遗集》十卷。郑子尹：清郑珍字，有《巢经巢诗抄》九卷。朱竹君：清朱筠字，有《笥河文集》十二卷。
⒁无本：唐贾鸟为僧时名无本，有《长江集》十卷。
⒂宋广陵：宋王令，广陵人，有《广陵集》三十卷。
这一则讲“学人之诗”，清钱载的诗是“学人之诗”，他做“学人”不够，做“学人之诗”有多余，即学问有余。因为锺嵘《诗品•序》称：“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即在南北朝宋武帝大明，宋废帝泰始中（457—471），作诗多用故事，近乎抄书。用古语来申今情，显得拘挛；凑合故事，好像打补钉。这样来写诗，用不到很多学问。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像杜甫“读书破万卷”，他的学问，可以抵几个学人。但杜甫的诗不是用故事填凑的，所以杜甫是“诗人之诗”，不是“学人之诗”。晚清“同光体”诗，“同光体者，苏堪（郑孝胥）与余戏称同（同治）光（光绪）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陈衍《沈乙庵诗序》）。同光体诗学习韩愈的诗，韩愈掉文而不掉书袋，掉文指诗中有奇字硬语，不掉书袋，即不编织古语故事来作诗。韩愈对于经史百家之书无不读，但他的志趣只在求意义，相当于略观大意，与清代考证学的从考证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制度等不同，因此他研究的是“诗人之学”，跟学人之学不同。他不认为自己是“学人”。欧阳修继承韩愈，他的研究学问，也是“诗人之学”，有利于写诗文，不用力于考证，所以他也不是“学人”。清代的钱载学韩愈，也不成为学人，诗也有佳处。稍后的程恩泽、郑珍学韩愈的以文为诗，与宋的王令硬语盘空、气概阔大的鼎足而三，他们做的是“诗人之学”，不同于“学人之诗”。
钱先生在这里从“学人之诗”讲起，结合钱先生《宋诗选注》王安石篇来看，钱先生讲了四种诗：（一）以学人而为诗人的诗，如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破万卷”说，已经是学人，但不靠编织故事以为诗，还是写出诗人之诗。（二）虽够不上称学人，但好学问或“不求甚解”，即以“诗人之学”而为“诗人之诗”，如韩愈、欧阳修、陶渊明。（三）既是学人，有时又搬弄词藻典故来做诗人之诗，成为搬弄典故词藻的诗。如王安石的诗。（四）“文章殆同书抄”的“学人之诗”，如《诗品》中说的。
（二五）论赵翼诗
瓯北诗格调不高，而修辞妥贴圆润，实冠三家①。能说理运典，恨锋铓太露，机调过快，如新狼毫写女儿肤，脂车轮走冻石坂。王麓台论画山水云②：“用笔须毛，毛则气古味厚。”瓯北诗笔滑不留手，脱稍加蕴藉，何可当耶。予尝妄言：诗之情韵气脉须厚实，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语意必须锐易，如刀之有锋也。锋不利，则不能入物；背不厚，则其入物也不深。瓯北辈诗动目而不耐看，犹朋友之不能交久以敬，正缘刃薄锋利而背不厚耳。（134页）
①瓯北：赵翼字。三家：赵翼、袁枚、蒋士铨三家。
②王麓台：王原祁号，清画家。
这一则讲赵翼诗。赵翼有《论诗》：“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诗解穷人我未穷，恐因诗尚不曾工。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从这五首诗看，赵翼论诗，主张争新，因为天工人巧都在争新，是符合自然和社会的变化的。要独具只眼，有自己的主张。要人工和天分的结合，像风格，跟个性有关，这就跟天分有关。钱先生称他的诗，修辞妥贴圆润，能说理运典，这五首诗就可作例。《诗论》讲他的论诗，即属说理，说得明白畅达。再看他的用典，有融化的工夫，如“预支五百年新意”，就用了《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但用得使人不感到他在用典。再像“诗解穷人我未穷”，用了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再像“熊鱼自笑贪心甚”，用了《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这样用典，用得自然而不像在用典。
钱先生指出他锋铓太露，机调过快。如“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比起杜甫称“王杨卢骆当时体”为“不废江河万古流”来，即李杜诗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就显得赵翼论李杜，不免“锋铓太露，机调太快”了。再像“矮人看戏何曾见，都道随人说短长”，也一样。再像《杂题八首》之一：“每夕见明月，我已与熟悉。问月可识我，月谓不记忆。……神龙行空中，蝼蚁对之捐。礼数虽则多，未必遂鉴及。”这后四句也是锋铓大露，机调过快。
（二六）论田雯尊宋诗
清初渔洋以外，山左尚有一名家，极尊宋诗，而尤推山谷者，则田山薑是也①。《古欢堂杂著》卷一力非论诗分唐宋而二之，谓“梅、欧、王、苏、黄，陆②，皆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卷二谓七言古“至唐末式微。欧阳崛起，直接杜韩而光大之。山谷从杜韩脱化，创新辟奇，风标娟秀，陵前轹后，有一无两。宋人尊为江西派，与子美俎豆一堂，实非悠谬”；又谓山谷七绝“新洁如茧丝出盆，清飏如松风度曲，下笔迥别”。卷三驳谢茂秦之薄苏黄③。《文集•序》卷一《芝亭集序》谓：“宋人之诗，山谷为冠；摩垒堂堂，谁与为敌”；真笃于好而敢于言者矣。然余细绎山薑撰述，复征《香祖笔记》卷九所记其处方改药名轶事④，乃知山薑弘衍之才，而好涂泽挦撦以为博奥。故《杂著》卷一主用奇字，有访子云亭，熏班马香之语⑤；卷六谓“生平于佳句善字，每好摘录，人有饾饤之讥”，乃引山谷《答曹荀龙书》以自解；同卷论古文亦引山谷“陈言使妍妙”之说。则其所得于山谷者，恐亦不过朱少章所谓山谷之“昆体工夫”⑥，洪觉范所谓“言用不言名”⑦，叶石林所谓“减字换字法”耳⑧。故《杂著》卷一袒明七子而斥《列朝诗集传》⑨，参观《文集》卷一《木斋诗序》。盖七子学古，亦妆点字面，牧斋《读杜小笺》识语⑩，至以“山谷隔日疟”斥之者也。卷二论放翁七律，亦美其取料。着眼得力，在此等处，于神韵气骨，所窥殊浅也。如评放翁七古曰：“登杜韩之堂，入苏黄之室”，非章子厚所谓“海行言语”而何⑾。（110—111页）
①田山薑：清田雯字纶霞，号山薑，有《古欢堂集》三十六卷，《古欢堂杂著》四卷。
②梅、欧、王、苏、黄、陆：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
③谢茂秦：谢榛字，明后七子之一。有《诗家直说》二卷。
④《香祖笔记》十二卷，王士禛撰。
⑤子云：杨雄字。班马：班固、司马迁。
⑥朱少章：朱弁字，有《曲洧旧闻》十卷。
⑦洪觉范：即释惠洪，有《冷斋夜话》十卷。
⑧叶石林：叶梦得字，有《石林诗话》一卷。
⑨《列朝诗集传》：十卷，清钱谦益著。
⑩牧斋：清钱谦益号，有《读杜小笺》三卷。
⑾章子厚：章淳字，有《章申公九事》一卷。
这一则讲田雯，先讲田雯的论诗，推宋诗，推重黄庭坚诗。认为黄庭坚诗从杜甫、韩愈脱化，创新辟奇，可以继承杜甫。又驳谢榛的看轻苏轼黄庭坚。田雯在《古欢堂杂著》卷三说：“《诗法》曰：‘《事文类聚》不可用，盖宋事多也。’后引苏、黄之诗以为式，……茂秦视苏、黄诗为何物耶？”谢榛认为做诗用宋事是一病，引苏、黄诗作例，田雯认为不对，即肯定苏、黄诗的用事，是对的。但他主张用奇字，钱先生指出他有“访子云亭，熏班马香”之语。按《古欢堂杂著》卷一：“奇字亦前人所常用，而于古体最宜，不知者诵以为怪。嗟夫，诗文固不必怪也。然班、马等赋，所以使人嵬眼澒耳（犹言惊奇）者，政由时出奇字以衬复之。方今文章尚古，吾党之士，独不欲访子云之亭，而熏班、马之香欤？”其实杨雄文艰深而浅陋，遭到后人批评，不必学。而司马相如、班固的赋，因为汉人通小学，在描状物态时，用了汉代的语言，到后代人认为奇字，在他们当时只是用当时的语言，说他们好用奇字，并不确切。至于清代人，要用清代已不通行的汉赋中字，就更不对了。田雯还称黄庭坚的“陈言使妍妙”，指要用古人用过的陈言。所谓“昆体工夫”，指摹仿李商隐体，洪觉范在《冷斋夜话》里讲夺胎换骨法，“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当即“言用不言名”。至于“减字换字法”，即用古字换今字。至于明七子学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摹仿秦汉文，盛唐诗，也有用秦汉时文字来装点字面的。因此田雯的袒明七子而斥钱谦益《列朝诗集传》的批评明七子，是不对的。田雯的《杂著》卷二说：“陆务观（游）七律不下千篇，其间取料寄兴，无不令人解颐，有作诗之乐，而无伤于大雅。”着眼在陆游的取料上，所窥殊浅。《杂著》又说：“陆务观挺生其间，祓濯振拔，自成一家，真未易才。七言古诗登杜、韩之堂，入苏、黄之室，虽工力不及前人，亦一杰构。”钱先生称这样说是“海行言语”，当指不中肯、不确切意。钱先生在《宋诗选注》里讲陆游诗的两个特点：“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区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这两点都有他的特色，与杜、韩、苏、黄不同，田雯没有看到这些。田雯的诗，如《翠微寺》：“诘曲历石齿，沿溪树溟濛。招提门何向，陂陀无人踵。峭崖立万仞，惆怅林路穷。岂知披榛莽，纡回流水通。一僧出汲水，竹戽行相从。长绠下深涧，剨豁惊蛰龙。渐浙石湫雨，泠泠葛花风。前循略彴去，木杪闻清钟。”这首诗是比较清淡的，但还用了“剨（huō豁）”，象声字，而不用“哗”字。“略彴”即小桥，但他不用通行的“小桥”两字，这里还显出换字法来。
（二七）论诗文之累
黄公谓“诗文之累，不由于谤而由于谀”①，其理深长可思。余则欲更进一解曰：诗文之累学者，不由于其劣处，而由于其佳处。《管子•枢言》篇尝谓②：“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最是妙语。盖在已则窃憙擅场，遂为之不厌，由自负而至于自袭，乃成印板文字；其在于人，佳则动心，动心则仿造，仿造则立宗派，宗派则有案臼，窠臼则变滥恶，是则不似，似即不是，以彼神奇，成兹臭腐，尊之适以贱之，祖之翻以祧之，为之转以败之。故唐诗之见弃于世，先后七子拟议尊崇③，有以致之也；宋诗之见鄙于人，闽赣诸贤临摹提倡④，有以致之也。他若桐城之于八家⑤，湖外之于八代⑥，皆所谓溺爱以速其亡，为弊有甚于入室操戈者。虽明人好立宗派如锺伯敬辈⑦，亦略窥斯指，故集中《潘稚恭诗序》力辟“竟陵诗派”之说，以为“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穷。”《尺牍新抄》一集卷五载吾乡堵廷蔡一书云⑧：“以踵习之流极，议作者之滥觞。照眉之屧已粗，苧村之颦不绿，昔人所以恨于临摹者，谓真色人难学，其毒甚于诋河也。”真痛乎言之矣。螙生于木，还食其木；本是狮子虫，反把狮子坏。《隋书》卷四十五高祖叹⑨：“譬如猛兽，物不能害，反为毛间虫所损食”；云门说法⑩，不许弟子稗贩，有以夫。（171—172页）
①黄公：清贺裳字黄公，有《载酒园诗话》三卷。
②《管子》：二十四卷，旧题管仲撰。
③先后七子：明代嘉靖年间，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号前七子；李攀龙、谢榛、梁有誉、宗臣、王世贞、徐中行、吴国伦号后七子。
④闽赣诸贤：指清同光体诗人，做宋诗的。闽指陈衍、郑孝胥、陈宝琛，都是福建人。赣指陈三立、陈衡恪、陈方恪都是江西人。
⑤桐城：指清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桐城人，他们的古文人称桐城派。八家指南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
⑥湖外：指清王闿运、邓辅纶，都是湖南人。八代，指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他们做魏晋派诗文。
⑦锺伯敬：明锺惺字，为竟陵派的代表人物。
⑧《尺牍新抄》：清周亮工辑，十二卷。
⑨《隋书》：八十五卷，唐魏征、颜师古等撰。
⑩云门：南汉高僧文偎，俗姓张，居韶州云门山，因称。
这一则讲诗文之累，即诗文之失与得，有辩证观点。《管子•枢言》说：“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梁池当指桥下水流湍激处。善游泳的自恃善游，游泳到水漩涡处，被卷入漩涡中死去。善射的自恃善射，老在中野射鸟兽，被猛兽所害。这即是失由于得。作者也这样，像陆游工于作诗，长于作对仗。但诗作得多了不免诗句命意前后相袭。如《唐安徙家来和义》：“身如林下僧，处处常寄包；家如梁上燕，岁岁旋作巢”；《病中简仲弥性等》云：“心如泽国春归雁，身是云堂早过僧”；《寒食》云：“身如巢燕年年客，心羡游僧处处家”；《秋日怀东湖》云：“身如巢燕临归日，心似堂僧欲动时”；《夏日杂题》：“情怀万里长征客，身世连床旦过僧。”（《谈艺录》126页）这就是“遂为之不厌，由自负而至于自袭”了。再就历代诗的盛衰演变说，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说：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固大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然其敝至以文为诗。……
这里指六朝崇尚骈丽，骈丽之失在编织典故；矫编织典故的得之于流丽，流丽之失在轻纤。矫轻纤的得之于阔大，阔大的失在粗莽；矫粗莽的得之于情实，情实的失在俚俗。矫俚俗的得之于奇僻，奇僻之失在偏狭。说明失的产生即由得，得的流弊即是失，由失又产生得。有得着有谀，有谀就使得造成流弊，即转为失。有失就有人起而矫正，由矫正而有所得。得失就这样转化。晚唐诗失在纤靡，宋诗用扩大境界来矫正它。宋诗走入以学问为诗，所以明代前后七子又走上模拟汉魏盛唐的路，因此同光体又提倡学习宋诗。至南社派诗人起来又攻击同光体。所谓“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穷”。有迹有名，必有人称誉而引起模仿，产生流弊，所以必敝必穷。这就是“踵习之流极”，踵着有名有迹者去模仿，就产生流弊。流弊产生以后，“议作者之滥觞”，认为开始创作一种新的流派或新的风气的也受到议论批评。这样，“照眉之屧已粗，苧 村之颦不绿”，绝代佳人西施的美也遭到批点了。模仿名作的好比狮子虫，他们的模仿损害名作，好比狮子虫损害狮子。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明代七子模仿盛唐诗，使人家厌弃盛唐诗转学宋诗。但盛唐大诗人李杜，真像韩愈《调张籍》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并不因为明七子的模仿而损害他们的伟大；宋代欧苏作为大诗人的地位，并不因同光体的模仿而有损害。西施作为绝代佳人，并不因东施效颦而变丑。
（二八）评黄遵宪诗
（1）
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①。《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五古议论纵横，近随园、瓯北②；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铁云③；七绝则龚定庵④。取径实不甚高，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尹师鲁论王胜之文曰⑤：“赡而不流”；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大胆为文处，亦无以过其乡宋芷湾⑥。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譬如《番客篇》，不过胡稚威《海贾诗》⑦。《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淮南子•俶真训》所谓⑧：“槐榆与桔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而为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诗所谓⑨：“高士累朝多合传，佳人绝代少同时”；公度生于海通之世，不曰“有苗三危通一家”，而曰“黄白黑种同一国”耳。凡新学而稍知存古，与夫旧学而强欲趋时者，皆好公度。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⑩，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23—24页）
①黄公度：黄遵宪字，清末诗人。著有《入境庐诗草》十一卷。
②随园：清袁枚字子才，有随园别墅，著有《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小仓山房诗集》二十六卷。瓯北：清赵翼号，著有《瓯北诗话》十卷，续二卷，《瓯北集》五十三卷。
③舒铁云：清舒位字，著《瓶水斋诗集》十六卷。
④龚定庵：清龚自珍号，著有《定庵文集》三卷及《龚定庵全集》。
⑤尹师鲁：宋尹洙字，撰《河南集》二十七卷。王胜之：宋王益柔字。
⑥宋芷湾：清宋湘字，撰《红杏三房诗》五卷。
⑦胡稚威：清胡天游字，撰《石笥山房文集》六卷，诗集十二卷。
⑧《淮南子》：汉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子》二十卷。
⑨查初白：清查慎行字，著《敬业堂集》五十卷。
⑩参军蛮语作诗：《世说新语•排调》：“郝隆为桓公（温）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
这一则讲清末黄遵宪的诗。在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在《与菽园论诗》中说：“新世魂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主张在诗歌上融合欧亚，创造异境新声。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中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成其为诗。”“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钱先生认为“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所以称他们为“诗界维新”，不称为“诗界革命”。钱先生推“《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黄遵宪的“奇才大句”是怎样造成的？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写：“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及久游英美，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尤倜傥自负，横览举国，自以无比。而诗之精深华妙，异境日辟，如游海岛，仙山楼阁，瑶花缟鹤，无非珍奇矣。”这样推重黄遵宪的诗。钱先生有不同看法。认为他的五古议论纵横，近袁枚赵翼，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位，七绝则龚自珍。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大胆为文，亦无以过其乡宋湘。对于“无以过其乡宋芷湾”的评语，钱仲联先生说：“以单行之气运用于七律，正是宋湘诗的专长，而作者生长在宋湘的家乡，很早从《红杏山房诗》中有所濡染，也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如《武夷道中作》等五律里，还明显地保存着学习宋湘诗的痕迹。”（《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至于“伧气尚存，每成俗艳”的评语，又见下论黄遵宪诗。
钱先生对别人赞黄遵宪诗的新境界、新意境有不同看法，认为“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化电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钱先生论严复、王国维诗，就是从新理致着眼的。这样观察，就比较深刻了。推重黄遵宪诗有新理想的，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镜庐集》中有一诗，题为《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又像（番客篇》，写南洋华侨风俗及其悲惨遭遇。这些诗就是写新内容的。钱先生认为这些诗还没有新理致。钱先生认为《番客篇》，不过像胡稚威的《海贾诗》，写海上商人的生活。像《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黄遵宪在新加坡华侨佘山楼养病，那里“杂花满树，无冬无夏，余手摘莲菊桃李同供瓶中。”见《己亥杂诗》自注）以莲菊桃花合在一起来抒发不同种族的团结思想，像《淮南子•俶真训》里以“槐榆与桔柚”合在一起，来比把苗族迁到三危，使苗族与三危地区的人合为一家；像查初白《菊瓶插梅》，来比高士合传，佳人同时。不过黄遵宪生在清末，所以不说“有苗三危通一家”，而说“黄白黑种同一国”了。这是说，黄遵宪诗里写的，类似的内容前人也有写过，不过时代不同，说法稍有不同罢了。又提到“赡而不流”，说黄遵宪的诗，赡而不免于流。即内容丰富而文辞不够凝炼吧。
（2）
评黄公度诗一节，词气率略，鄙意未申。吴雨僧先生颇致不满①，尝谓余曰：“‘新学而稍知存古’，亦大佳事。子持论无乃太苛乎。”先生素推崇公度，曩在清华大学为外语系讲授中国旧诗，以公度之作为津梁。余事不挂心，鬼来擘口，悚谢而已。钱君仲联笺注《人境庐诗》②，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东坡③，自撰《梦苕庵诗话》，亦摘取余评公度“俗艳”一语，微示取瑟而歌之意④。胡步曾先生命余订其《忏庵诗》⑤，因道及《谈艺录》，甚许此节。先生论诗，初与胡适之矛盾相攻，后与雨僧先生凿枘不合，二人之所是，先生辄非之；余未渠以其言自壮也。余于晚清诗家，推江驵叔与公度如使君与操⑥。驵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才健笔。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顀 伽、铁云之体⑦，汇合成风；流利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如公度乡献《楚庭耆旧遗诗》中篇什⑧，多属此体。公度所删少作，辑入《人境庐集外诗》者，正是此体。江驵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⑨；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其《自序》有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岂非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哉。道广用宏，与驵叔之昌言：“不喜有明至今五百年之作”（符兆纶《卓峰堂诗钞》弁首驵叔序⑩，参观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二《与梁礼堂书》）⑾，区以别矣。梁任公以夏穗卿、蒋观云与公度并称“诗界三杰”⑿，余所睹夏蒋二人诗，似尚不成章。邱沧海虽与公度唱酬⒀，亦未许比肩争出手。余称王静庵以西方义理入诗，公度无是，非谓静庵优于公度，三峡水固不与九溪十八涧争幽蒨清冷也。观《人境庐集外诗》，则知公度入手取径。后来学养大进，而习气犹余，熟处难忘，倘得沧浪其人，或当据以析骨肉而还父母乎。辑者不甚解事。如《春阴》七律四首，乃腰斩为七绝八首；《新嫁娘诗》五十一首自是香奁拟想之词，“闺艳秦声”之属，乃认作自述，至据公度生子之年编次。此类皆令人骇笑，亟待订正。《日本杂事诗》端赖自注，椟胜于珠。假吾国典实，述东瀛风土，事诚匪易，诗故难工。如第五十九首咏女学生云：“捧书长跪借红毹，吟罢拈针弄绣繻。归向爷娘索花果，偷闲钩出地球图。”按宋芷湾《红杏山房诗草》卷三《忆少年》第二首云⒁：“世间何物是文章，提笔直书五六行。偷见先生嘻一笑，娘前索果索衣裳。”公度似隐师其意，扯凑完篇，整者碎而利者钝矣。（347—348页）
①吴雨僧：吴宓字。曾任清华大学教授。
②钱仲联：钱萼孙字，东吴大学教授。有《人境庐诗笺注》。
③冯氏父子：清冯浩注李商隐诗，有《玉溪生诗集笺注》。冯应榴注苏轼诗，有《苏文忠公诗合注》。
④取瑟而歌：《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⑤胡步曾：胡先骕字，曾任东南大学教授。
⑥江驵叔：清江湜字，有《伏敔堂为录》十五卷，《续录》四卷。
⑦随园、瓯北、仲则、船山、顀伽，铁云：袁枚、赵翼、黄景仁、张问陶、郭麘、舒位。
⑧《楚庭耆旧遗诗》：前集二十一卷，清伍崇耀辑。
⑨王壬秋、邓弥之：王闿运、邓辅纶。
⑩符兆纶：有《卓峰草堂诗抄》二十卷。
⑾谢章铤：有《赌棋山庄文集》七卷。
⑿任公：梁启超字。夏穗卿：夏曾佑。蒋观云：蒋智山。
⒀邱沧海：邱逢甲号。
⒁宋芷湾：宋湘号，有《红杏山房诗抄》十三卷。
这一则再论黄遵宪诗。钱先生在上一则里论黄遵宪诗，评他“伧气尚存，每成俗艳”。钱先生在清华大学念书时，老师吴宓是不赞成这样批评的，吴宓《人境庐诗草自序跋》：“谨按嘉应黄公度先生，为中国近世大诗家。《人境庐集》，久已流传，脍炙人口。二十余年前，梁任公尝称其最能以新思想新事物熔入旧风格，推为诗界革新之导师。”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称：“《人境庐诗》，论者毁誉参半，如梁任公、胡适之辈，则推之为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以为疵累百出，谬戾乖张。钱锺书则又以卑格俗艳评之。予以为论公度诗，当着眼大处，不当于小节处作吹毛之求。其天骨开张、大气包举者，真能于古人外独辟町畦。抚时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至论功力之深浅，则晚清做宋人诗一派，尽有胜之者。公度之长处，固不在此也。”这里不同意贬低黄遵宪诗的说法，包括“卑格”“俗艳”的说法在内，但并不具体批驳，所谓“取瑟而歌”之意。胡先骕（字步曾）《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梁任公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云：‘直至末季，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此语大足以证明任公之于诗实浅尝者也。”“黄公度、康更生之诗，大气磅礴则有之，然过欠剪裁，瑕累百出，殊未足称元气淋漓也。”徐英《论近代国学》：“金和、黄遵宪、康有为之诗，谬戾乖张，丑怪已极。而梁启超谓其元气淋漓，卓然大家。阿其所好，非通论也。”这是对黄遵宪诗本有不同评价。
钱先生又称：“余于晚清诗家，推江驵叔与公度如使君与操。”曹操煮酒论英雄，称：“天下英雄，惟使君（刘备）与操耳。”认为江湜与黄遵宪诗可以匹敌。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称江湜《伏敔堂诗录》：“大概长处在意致新缓，气势流畅，随笔写来，不窘篇幅。而短则在贪多就熟，步骤太快。步骤太快之病，比之作山阴道上客，光景虽好，终嫌行步匆忙，不能深细领略也。”钱先生称黄遵宪诗赡而不免于流，江湜诗也这样，“贪多就熟，步骤太快”，赡即多，步骤太快即不免于流了。
钱先生又讲黄遵宪时与乾嘉以后时的风气，认为乾嘉以后各家的诗，形成一种风气，流利轻巧，不矜格调，写性灵忌纤佻。遵宪少作也近这种风格。黄遵宪后来的诗，“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即不反对这种风气，却能够超群出类。他怎样超群出类？钱仲联说：“在黄遵宪当时的中国诗坛，笼罩着浓厚的复古云雾。主要出现了这样几个流派：一是模仿汉魏六朝的湖湘派，以邓辅纶、王闿运为首；一是模仿宋诗的江西派和闽派，当时号称‘同光体’，以陈三立、沈曾植、陈衍为首；一是标榜唐人风格的，以张之洞为首，他的门人樊增祥、易顺鼎隶属于这一派；一是模仿西昆体的，以李希圣、曾广钧、曹元忠为首。‘同光体’在这个时期独占上风。这些流派，模古的目标不同，其为模古则一。”“遵宪自称他的诗为‘新派诗’。”（《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黄遵宪的诗不同于当时几派的模仿古人。钱先生又指出：“其《自序》有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岂非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哉。道广用宏”，所以又和江湜不同，能“超群出类”。
钱先生又称黄遵宪大胆为文处，无以过其乡宋湘的诗。按顾莼《红杏山房诗抄题辞》：“淋漓元气，充塞高厚。人随化运，孰能窥牖？有大力者，负之而走。陶冶在心，端倪在手。或一卷书，或一杯酒。兴来莫遏，挥斥万有。”这里讲的，跟黄遵宪诗有一致处。如“元气淋漓”，“人随化运”，“挥斥万有”都是。这里又指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咏女学生一首，仿宋湘《忆少年》，但宋湘是反映少年时生活，是确切的。黄遵宪缺乏日本女学生生活，所以扯凑完篇，显得“整者碎而利者钝”了。又称他的《新嫁娘诗》是“闺艳秦声”之属。钱先生评黄遵宪诗的“俗艳”，或指这一部分的诗。黄遵宪自序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但也说“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他自认为没有达到。钱先生认为他的五古近袁枚、赵翼，歌行似舒位，七绝则龚自珍，取径实不甚高，并没有做到从陶、谢、李、杜、韩、苏炼格，所以说他“格卑”。大胆为文处，不超过宋湘，不能改变“格卑”的评语。
（二九）评严复诗
严几道号西学巨子①，而《愈野堂诗》词律谨饬，安于故步；惟卷上《复太夷继作论时文》一五古起语云：“吾闻过缢门，相戒勿言索”，喻新句贴。余尝拈以质人，胥叹其运古入妙，必出子史，莫知其直译西谚也。点化熔铸，真风炉日炭之手②，非“喀司德”、“巴立门”、“玫瑰战”、“蔷薇兵”之类③，恨全集只此一例。其他偶欲就旧解出新意者，如卷下《日来意兴都尽、涉想所至、率然书之》三律之“大地山河忽见前，古平今说是浑圆。偪仄难逃人满患，炎凉只为岁差偏”；“世间皆气古尝云，汽电今看共策勋。谁信百年穷物理，反成浩劫到人群。”直是韵语格致教科书，羌无微情深理。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24页）
①严几道：严复字，有《愈野堂诗集》二卷。
②风炉日炭：指自然融化。
③“喀司德”：地名的译音，又译作喀斯特。此地为石灰岩所成，英文的岩溶就是Karst。“巴立门”：Parliament的译音，即国会。“玫瑰战、蔷薇兵”：指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或译作玫瑰战争，或译作蔷薇战争。十五世纪英国都铎王朝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为争夺王位，不断发生战争，双方各佩戴标记，兰开斯特一方是红玫瑰（蔷薇），约克一方是白玫瑰（蔷薇）。
这里讲严复的诗。严复是清末维新运动中最大的翻译家，介绍赫胥黎的《天演论》到中国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又介绍了斯宾塞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等。钱先生在这里推重他直译西谚的两句诗。这两句诗的好处，达到化境，比采用外国译名或典故来作诗的不同。又指出他用西洋的物理化学来作诗，成了“格致教科书”，不成为诗了。在这里，说明艺术与科学的不同。这里又指出严复的翻译，“理不胜词”。大概严复对于古文是有修养的。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说：“译事三难：信，达，雅。”又说：“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因此他用古文来翻译西洋名著，文辞雅正，但有“理不胜词”的缺点。
严复论诗是有见解的，像他《说诗用琥韵》：“光景随世开，不必唐宋判。大抵论诗功，天人各一半。诗中常有人，对卷若可唤。捻花示微笑，悟者一笑粲。”认为诗是跟着时代的发展，开出新的光景来，所以不必分唐诗宋诗。论诗的功力，天性和学力各占一半。要诗中有人，要有悟入。这里他讲不分唐宋是对的，但这话里还含有不想跳出唐宋的范围，所以还是维新派诗，不是革命派诗。这也说明严译名著，对于西洋文学艺术方面的著作还注意不够，受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够，所以钱先生作出那样的批评。
（三○）评王国维诗和论
老辈惟王静安①，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其《观堂丙午以前诗》一小册，甚有诗情作意，惜笔弱词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质羸”之饥②。古诗不足观；七律多二字标题，比兴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是治西洋哲学人本色语。佳者可入《饮冰室诗话》③，而理窟过之。如《杂感》云：“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扳④。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竟岂潺潺。驰怀敷水条山里⑤，托意开元武德间⑥。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此非柏拉图之理想⑦，而参以浪漫主义之企羡乎。《出门》云：“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但解购书那计读，且消今日敢论旬。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龙问羲叔⑧，两般谁幻又谁真。”此非普罗太哥拉斯之人本论⑨，而用之于哲学家所谓主观时间乎。“百年顿尽”一联，酷似唐李益《同崔邠登鹳雀楼》诗之“事去千年犹恨速⑩，愁来一日即知长”；宋遗老黄超然《秋夜》七绝亦云：“前朝旧事过如梦，不抵清秋一夜长”；皆《淮南子•说山训》：“拘囹圄者，以日为修；当死市者，以日为短”之意。张茂先《情诗》即曰⑾：“居欢愒夜促，在戚怨宵长”；李义山《和友人戏赠》本此旨而更进一解曰⑿：“猿啼鹤怨终年事，未抵熏炉一夕间。”然静安标出“真幻”两字，则哲学家舍主观时间而立客观时间，牛顿所谓“绝对真实数学时间”者是也⒀。句如“人生过后唯存悔，知识增时转益疑”，亦皆西洋哲学常语；宋儒林之奇《拙斋纪闻》曰⒁：“疑字悔字，皆进学门户”，用意无此曲折。所撰《红楼梦评论》第四章申说叔本华人生解脱之旨⒂，引自作“生平颇忆挈卢敖”一七律为例；可见其确本义理，发为声诗，非余臆说也。（24—25页）
①王静安：王国维字，号观堂，有《观堂集林》二十卷等书。
②王仲宣：王粲字，魏七子之一。锺嵘《诗品》称他“文秀而质羸”。
③《饮冰室诗话》：梁启超著。
④姑射神人：《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
⑤敷水：在陕西华阴县西。条山：中条山，指中条山脉的华山。
⑥开元武德：武德，是唐高祖年号。开元，是唐玄宗年号。武德、开元之间，主要是唐太宗贞观之治，是唐朝极盛时期。不称武德、开元，称开元、武德，是律诗要调平仄关系。
⑦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著有《理想国》，寄托他的理想。
⑧羲叔：即羲和，神话中太阳的御者，驾着龙拉着载太阳的车在天上巡行。不称羲和称羲叔，因这里要用个仄声字。
⑨普罗太哥拉斯：古希腊诡辩家。
⑩李益：唐代诗人。
⑾张茂先：张华字，晋诗人。
⑿李义山：李商隐字，唐代诗人。
⒀牛顿：十七、八世纪英国物理学家。他把时间空间看作是同运动着的物质相脱离的，相互间也并无联系，因而提出了“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观点。
⒁《拙斋纪闻》：宋林之奇（号拙斋）撰，即《道山纪闻》。
⒂叔本华：十八、九世纪德国哲学家。他认为人的生活意志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满足的，必须否定生活意志以求解脱。
这一则讲王国维的诗，认为他的少作流露出西方哲学思想，是融化在诗里的。可惜笔力软弱。他的七律诗里运用比兴手法，来寄托西方的哲学思想。比起《饮冰室诗话》里讲的诗，更富于思想性。像他的《杂感》诗，写人在天地间苦于受到拘束，要求仙人的超脱做不到。云岂无心，还是出岫：川岂不竞，还是争流。因此私心追求的是唐代的盛世，苦于向人间追求乐土，这是寄托着柏拉图的理想国，具有浪漫主义的企求。他的《出门》一首写欢乐的时候时间过得快，百年易尽；愁苦的时候时间过得慢，一夜也难过，这两者究竟谁幻谁真。这不是含有西洋哲学家说的主观时间吗？王静安提出“真幻”两字，含有主观时间是虚幻的，客观时间是真实的意思。
王国维在《静安文集》里有《红楼梦评论》，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中，称：“往者引一律曰：‘生平颇忆挚卢敖，东过蓬莱浴海涛。何处云中闻犬吠，至今湖畔尚乌号。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何则？小宇宙之解脱，视大宇宙之解脱以为准故也。”这里引的诗说，生平颇想带了卢敖去求仙，卢敖是秦始皇派他入海求仙的方士，但求不到仙人。《论衡•道虚》里提到淮南王得道，鸡犬升天。但听不到云中犬吠，说明得道升天是假的。《史记•封禅书》讲黄帝在鼎湖跨龙上天，其臣抱弓射龙而不得，不能扳龙上天，因抱弓而号，称为乌号。这也说黄帝的臣子上不了天。总之是求仙无望。留在人间是痛苦的，人间和地狱一样。佛家称僧死为涅槃，即脱离一切烦恼，进入自由无碍的境界。涅槃即泥涅。说死后得到涅槃徒然是自豪的话。终古众生没有得超度的日子，众生不能解脱，佛也不能解脱，所以佛也老在尘世，解脱不了。这首诗宣扬叔本华的思想，认为人的生活意志无法满足，所以人生是痛苦的。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宣扬叔本华思想，用来解释《红楼梦》。钱先生用它来证明王国维上引的诗中也是用西方哲学思想来写的。按叔本华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人生充满痛苦的说法，他因袭印度吠坛多派和佛教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三一）评苏曼殊论诗人
苏曼殊数以拜伦比太白仙才①，雪莱比长吉鬼才②。不知英诗鬼才，别有所属，唯贝多士可以当之③。至于拜伦之入世践实，而谓之“仙”，雪莱之凌虚蹈空，而谓之“鬼”，亦见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也。（50页）
①苏曼殊：原名玄瑛，后为僧，号曼殊，近代文学家。拜伦：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②雪莱：十八、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③贝多士：十九世纪英国诗人。
这一则论苏曼殊，苏曼殊有《题拜轮（伦）集》：“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零君与我，可能异城为招魂。”又《题师梨（雪莱）集》：“谁赠师梨一曲歌，可怜心事正蹉跎。琅*欲报从何报，梦里依稀认眼波。”又说：“拜伦犹中之李白，师梨犹中土李贺，鬼才也。”钱先生指出“拜伦入世践实”，不得称“仙”，“雪莱之凌虚蹈空”，不宜称“鬼”。按拜伦1812年在国会发表演说，谴责英国统治集团对工人的血腥镇压。1823年投入希腊民族独立战争，即所谓“入世实践”。雪莱在1819年写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采用古代神话题材，表达了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必将获胜的信念，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说他“凌虚蹈空”，因此说曼殊的比拟不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