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风格
（一）南北文学风格之别
文人相轻，故班固则短傅毅①；乡曲相私，故齐人仅知管晏②。合斯二者，而谈艺有南北之见。虽在普天率土大一统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为己长彼短之本。至于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义之评量③，更类七国五胡之争长④，亦风雅之相斫书矣⑤。《三国志•吴志•张纮传》裴注引陈琳书曰⑥：“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⑦，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谈，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⑧，足下与子布在彼⑨，所谓小巫见大巫⑩，神气尽矣。”已为北文不如南文张本⑾。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略谓⑿：“洛阳江左，文雅尤甚。江左贵乎清绮⒀：河朔重乎气质⒁。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按但言“质胜”，即是文输⒂。是以北朝文士，邢邵、魏收实为冠冕⒃，而《北齐书•魏收传》载邵讥收“于任昉⒄，非宜模拟，亦大偷窃”，收斥邵“于沈约集中作贼”⒅；则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机杼⒆。张鷟《朝野佥载》记庾信入北⒇，谓北中文事，“惟韩陵温子昇碑堪共语(21)，余皆驴鸣大吠聒耳”。南人轻北，其来旧矣。宋自靖康南渡(22)，残山剩水，隅守偏安，以淮南淮北之鸡犬声相闻(23)，竟成南海北海之马牛风不及(24)。元遗山以骚怨弘衍之才(25)，崛起金季，苞桑之惧，沧桑之痛(26)，发为声诗，情并七哀，变穷百态。北方之强，盖宋人江湖末派(27)，无足与抗衡者，亦南风之不竞也(28)。虽以方虚谷之自居南宋遗老、西江后劲(29)，《桐江续集》卷二十四《次韵高子明投赠》七律论北方词章，亦不得不曰：“尚有文才与古班，诗律规随元好问。”汪尧峰好挦撦南宋作家(30)，而《钝翁类稿》卷八《读宋人诗》第四首亦曰：“后村傲睨四灵间(31)，尚与前贤隔一关。若向中原整旗鼓，堂堂端合让遗山。”遗山论诗，《中州》名集，实寓南宋偏安之意；故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三十八所载宋流人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32)，即云：“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而况于在中州者乎”，《则堂集》失收。可谓义正而词婉者。（150—151页）
①班固：汉代著名史学家，著有《汉书》。傅毅与班固共校典书。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看轻）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作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②管：春秋管仲，相齐桓公。晏：春秋晏婴，相齐景公。《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③四始六义：按《毛诗大序》谓诗有四始，据郑玄说，以风、小雅、大雅、颂为王道兴衰所由始。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
④七国：指战国时的封建诸侯国秦、楚、燕、齐、韩、赵、魏，彼此争雄。五胡：东晋南北朝时北方西部的少数民族匈奴、羯、鲜卑、氏、羌。
⑤相斫书：《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谓隗禧称《左传》为“相斫书”。
⑥南朝刘宋时史学家裴松之，为晋陈寿撰之《三国志》作注。陈琳：建安七子之一，有文集十卷。
⑦雄伯：出类拔萃。
⑧景兴：三国魏经学家王朗字。
⑨子布：三国吴史学家张昭字。
⑩小巫：陈琳自比。大巫：指三国吴张纮、张昭，孙策创业，张氏二人并为参谋，后张纮辅佐孙权，陈琳自认不如他们。
⑾张本：犹伏笔。为北文不如南文之说预先造了舆论。
⑿李延寿：唐代史学家，撰有南北史。
⒀江左：指南朝文人。他们作诗文注重表现清丽脱俗和华美艳丽的文采。
⒁河朔：指北朝文人。他们作诗文注重表现质直的气度。
⒂质胜文输：指北朝文学不如南朝。
⒃邢邵：北齐文学家，时温子昇为文士之冠，世称“温邢”，温死，又称“邢魏（收）”。撰有文集三十卷。魏收：北齐作家，与温子昇、邢邵有三才之称，有文集七十卷。
⒄《北齐书》：唐李百药撰，五十卷。任昉：后汉文史家，有诗文三十四卷，《杂传》二百四十七卷。
⒅沈约：梁文史家，有文集百卷。
⒆自然机杼：指创造、创作。
⒇张鷟《朝野佥载》：唐人笔记，一卷。庾信：北朝文学家。初仕南朝梁，后仕西魏、北周。
(21)《朝野佥载》记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时温子昇作《韩陵山寺碑》，为庾信所称赏。
(22)靖康南渡：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亡，宋高宗南渡建南宋。
(23)鸡犬声相闻：见《老子》八十章。这里是比喻淮南淮北相距之近。
(24)南海北海之马牛风不及：《左传》僖公四年：“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北海与南海的不相及，好比马与牛不相引诱。这里指淮南淮北分属两个王朝。
(25)元遗山：元代文学家元好问字。有《遗山诗集》二十卷、《中州集》十卷。弘衍：广博。
(26)苞桑之惧：《易•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苞桑之惧即亡国之惧。沧桑之痛：沧海变桑田，即亡国之痛。
(27)江湖末派：南宋陈起编《江湖集》，有《前集》、《后集》、《续集》等，少则二十八家，多至六十四家，为江湖诗人，称江湖派。《四库总目》称：“宋末诗格卑靡，所录不必尽工。”
(28)南风不竞：《左传》襄公十八年：“师旷曰：‘不害。我弦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即南不如北。
(29)方虚谷：元方回号。因生于南宋，宋降元后，自称遗老，为江西派后劲。有《桐江集》八卷，《续集》三十七卷。
(30)汪尧峰：清文学家汪琬，字苕文，号钝翁，晚号尧峰。撰有《钝翁类稿》六十二卷，《续稿》三十卷。
(31)后村：宋代作家刘克庄，自号后村居士。四灵：南宋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辉）、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
(32)《国朝文类》：即《元文类》，七十卷，元代苏天爵编。《则堂集》：宋家铉翁撰，六卷。
这一则讲诗文有南北风格的区别，这是由于南北地域不同，文化风俗不同，学风不同，诗文风格也就有所不同。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政治原因，有过两次南北分治，先是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后是南宋与金的对峙，造成了南北的隔阂，文学上出现南北不同的风格，评论上也有南北之见。
（一）南北朝时期，文评者的南北之见，多表现在南人轻北。比如陈琳因去河北投袁绍，处在文人较少的环境中，成了出类拔萃的文学家，但是，在他给江苏广陵同乡张纮的信中，表示与张纮、张昭相比，还自惭不如，为北文不如南文之说先造了舆论。
温子昇、邢邵、魏收，都是北朝文学的佼佼者，但从《北齐书•魏收传》看，邢魏所以成名，因为邢邵师法沈约，魏收师法任昉，然“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机杼”，所以，邢魏互相讥笑为“偷窃”、“作贼”。《朝野佥载》也记载了南人庾信到了北方，瞧不起北文，以为只有写《韩陵山寺碑》的温子昇才配与他共语。可见，“南人轻北，其来旧矣”。这里指出，所以有南人轻北的原因，主要是与中国长期以来积淀的文化心理因素有关，一是文人相轻，二是乡曲相私。
南北的文学风格，究竟不同在哪里，据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里说，南方文风文雅，贵清绮，重形式，文辞华美，以诗擅胜，宜于咏歌；北文文风质朴，贵刚直，重内容，气质高昂，以文见长，便于实用。概括地说，就是北文理胜其辞，南文辞过其意。因为南人北人的自然环境、生活习惯不同，造成性情气质上的差异，已带有传统性，反映到诗文上自然有不同风格。
先说民歌的风格，南北就明显的不同，南方多委婉曲折的情诗，如“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子夜歌》）对恋人的思念深沉含蓄。北方民歌抒情的气势豪宕，境界宏阔，情感粗犷，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再说文人的风格，南方重形式和音调，如梁沈约的《登北固楼》：
六代旧山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柳色天。伤时为怀古，垂泪国门前。
又吴均《发湘江赠亲故别》之三：
君留朱门里，我至广江濆。城高望犹见，风多听不闻。流苹方绕绕，落叶尚纷纷。无由得共赏，山川间白云。
虽是不同题材的诗，却都写的委婉含蓄，自然流畅，给人一种格调清新之感，在音律上已有了律句的格调。北方文人作品的风格，不像民歌的特色鲜明，可能是由于模仿南风，反而缺少北方豪放的气概。如魏收《挟琴歌》：
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筯下成行。
又，邢邵《思公子》：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这两位都是北朝著名的文学家，可是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就从这几首明白如话的诗来看，他们确实受到南方香艳诗的影响不小，其中虽也不乏清远敦厚之趣，却不给人格调刚健之感。抛开文暂且不谈，单以诗相比，南北朝时期，北方确实逊于南方，直到南方的庾信到北周，王褒也留在北方以后，他们以清新绮艳的风格吸引了北方文士竞相模仿，才出现了南北风格互为影响的新局面。
（二）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临安（今杭州）以后，使文坛起了变化。淮南淮北虽如往常鸡犬之声相闻，但已成为南宋与金不同的两个社会。太原的元好问，具有汉民族良好的文化教养和他本人过人的天赋，身处金国，国破家亡之痛，使他在多方面显露出才华，成为金朝文坛上的大家。他文师韩欧，诗师杜甫，词学周邦彦，多方面丰富自己，“发为声诗”，“变穷百态”，不是南方的江湖末派可以相比的。清汪琬好摘取南宋作家诗，但他在评论宋人诗时，把元好问推作中原的代表，这个评价并不过份。让我们看一看无好问诗的风格，如：
南朝辞臣北朝客，栖迟零落无颜色。阳平城边握君手，不似铜驼洛阳陌。去年春风吹雁回，今年雁逐秋风来。春风秋风雁声里，行人日暮心悠哉。长江大浪金山下，吴儿舟船疾如马。西湖十月赏风烟，想得新诗更潇洒。（《送张君美往南中》）
又，《怀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谷口暮云知郑重，林梢残照故分明。洛阳见说兵犹满，半夜悲歌意未平。
两诗沉挚悲凉，读来可歌可泣，创造出自己的声调，自己的风格。
最后钱先生举引元苏天爵的话作这一则的小结：地域有南北之分，人无南北之分，因为南北继承的文化传统是共同的，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也都是中州文化。元代以后的诗文发展更证实了苏氏的论断。可见苏天爵的见解是“义正而词婉”。
（二）唐宋诗风格之别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①，《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②，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③，则宋人之有唐音者。《杨诚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诗序》曰④：“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刘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小序》仍以后山、陵阳、子勉、均父、二林⑤等皆非江西人为疑，似未闻诚斋此论。诗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杨序之恉。（2页）
后见吴雨僧先生宓《艮斋诗草序》⑥，亦持是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⑦。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叶横山《原诗》⑧内篇卷二云：“譬之地之生木，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谢而复开。”蒋心余《忠雅堂诗集》⑨卷十三《辩诗》云：“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可见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极之有两仪，本乎人质之判“玄虑”、“明白”，见刘邵《人物志•九征》篇。按即Jung：psychologischeTypen所分之Introvert与Extravert⑩。非徒朝代时期之谓矣。乃尚有老宿⑾，或则虐今荣古，谓宋诗时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则谓唐诗太古，宜学荀卿之法后王⑿。均堪绝倒。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⒀，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⒁。若木之明，崦嵫之景⒂，心光既异，心声亦以先后不侔⒃。明之王弇州⒄，即可作证。弇州于嘉靖七子，实为冠冕；言文必西汉，言诗必盛唐。《四部稿》中⒅，莫非实大声弘之体。然弇州《续稿》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屡和东坡诗韵。《续稿》卷四十一《宋诗选序》自言，尝抑宋诗者，“为惜格故”，此则“非申宋”，乃欲“用宋”。卷四十二《苏长公外纪序》于东坡才情，赞不容口，且曰：“当吾之少壮时，与于鳞习为古文词⒆，于四家殊不能相入⒇，晚而稍安之。毋论苏公文，即其诗最号为雅变杂糅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读书后》(21)卷四《书苏诗》后曰：“长公诗在当时，天下争趣之，如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其后则若垓下之战(22)，正统离而不再属。今虽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颇不以为然。”下文详言东坡神明乎少陵诗法之处，可与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艺苑卮言》论东坡语参观。然《卮言》以东坡配香山、剑南为正宗而外之广大教化主(23)，又曰：“苏之于白，尘矣”；此则径以苏接杜，识见大不同。《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后放言》云：“死亦不须埋我，教他蚁乐鸢愁”，全本东坡“闻道刘伶死便埋”一绝，则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苏诗矣。虽词气尚负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则已悦服。故钱牧斋《列朝诗集》丁集(24)、周栎园《因树屋书影》卷一皆记弇州临殁(25)，手坡集不释。要可征祖祧唐宋，有关年事气禀矣。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诗学之不同，非谓弇州晚年诗胜早年也。吴梅村《家藏稿》(26)卷三十《太仓十子诗序》有“拯晚近诗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词雄响，而表晚岁颓然自放之言，诎申颠倒”云云，议论极公。弇州《续稿》中篇什，有意无韵，木强率直，实不如前稿之声情并茂；盖变未至道，况而愈下者也。近来湖外诗家(27)，若陈抱碧、程十发辈(28)，由唐转宋，适堪例类。唐宋诗之争，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与施兰垞书》，《随园诗话》卷十六引徐朗斋语等调停之说(29)，当时亦早有。如戴昺《东野农歌集》(30)卷四《答妄论唐宋诗体者》云：“不用雕锼呕肺肠，词能达意即文章。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不知格调之别，正本性情；性情虽主故常，亦能变运。岂曰强生区别，划水难分；直恐自有异同，抟沙不聚。《庄子•德充符》肝胆之论(31)，东坡《赤壁赋》水月之问(32)，可以破东野之惑矣。（3—5页）
①严仪卿：宋诗论家严羽字，号沧浪逋客。著有《沧浪诗话》一卷，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类论述宋以前诗。
②少陵：唐杜甫自称少陵野老。昌黎：唐韩愈，郡望昌黎。香山：唐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东野：唐孟郊字。
③柯山：宋张耒号。白石：宋姜夔，号白石道人。九僧：指宋代九诗僧：淮南惠崇，剑南希画，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维凤，江东宇昭，峨眉怀古。有集《九僧诗》，已佚。四灵：指南宋后期浙江永嘉四诗人：徐照（字灵辉），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四人字号中皆有“灵”字。
④《杨诚斋集》：宋杨万里（号诚斋）撰，一百三十三卷。江西诗派：宋诗流派之一，以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荮、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等二十五人。他们效法杜甫、韩愈，主张无一字无来历，追求奇崛、用典，提倡“脱胎换骨”，致使形式雕琢。
⑤《刘后村大全集》：宋刘克庄（号后村）著，一百九十六卷。后山：宋陈师道，号后山居士。陵阳：宋韩驹，字子苍，有《陵阳集》。子勉：宋高勉字。均父：宋夏倪字。二林：指江西诗派的林敏修、林敏功。
⑥吴宓：近人，又字雨生，号藤影荷声馆主。
⑦畛域：界限。
⑧叶横山：清叶燮号，原名叶星期。撰有《原诗》四卷。论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作法等。
⑨蒋心余：清蒋士铨字。撰有《忠雅堂诗集》二十七卷。
⑩太极之有两仪：《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气），是生两仪（天地）。”刘邵：三国魏人。撰有《人物志》三卷。Jung：译名荣格，瑞士现代心理分析学家。其《心理学类型》所分之内向性格与外向性格。
⑾老宿：指老成有学问的人。
⑿荀卿：战国时人，著名哲学家荀况的尊称。法后王：见《荀子•非相》，取法于当代的君王，是荀况针对孔孟法先王而提出的，他认为法若与当代君王不一致，便要走到斜路上去。
⒀唐体：诗之一体。指长于丰神情韵的诗作，不限于唐代人的作品。
⒁宋调：诗之一体。指以筋骨思理取胜的诗作，不限于宋代人的作品。
⒂若木之明：若木，《山海经•大荒北经》指日出处的一种树，此指人的早年。崦嵫：山名，在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古人称为日落处。
⒃不侔：不等。
⒄王弇州：明王世贞，号弇州山人。
⒅《四部稿》：王世贞撰，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零七卷。王氏才学富赡，虽称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然其早年诗作近于唐体，晚年作风有变，渐操宋调。
⒆于鳞：明李攀龙字。
⒇四家：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序》：“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长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这是于四姓文章中独推苏轼。王世贞、李攀龙两人少时不喜欢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他们少时论文，言必称秦汉之故。
(21)《读书后》：王世贞撰，八卷。
(22)求封西楚，垓下之战：项羽灭秦后，分封诸侯王。垓下战后，兵败自刎。用以比喻苏诗之遭遇。
(23)香山：唐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剑南：宋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有《剑南诗稿》。广大教化主：唐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一卷，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诗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称广大教化主者，于长庆得一人，曰白乐天；于元丰得一人焉，曰苏子瞻；于南渡后得一人，曰陆务观：为其情事景物之悉备也。就苏之与白，尘矣；陆之与苏，亦劫也。”钱先生认为“苏之与白，尘矣”，当指白居易较苏轼为尘俗，所以说“径以苏接杜”，以苏轼直接杜甫。
(24)《列朝诗集》：清钱谦益（号牧斋）选辑，八十一卷。约收明代两千多诗人之代表作。
(25)《因树屋书影》：清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著，十卷。
(26)吴梅村：清吴伟业号。有《吴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
(27)湖外：指湖南湖北。
(28)陈抱碧：当见于程十发《湘社集》四卷中。程十发：近人程颂万号。有《十发庵类稿》三十二卷，附《湘社集》四卷。
(29)袁子才：清袁枚字，号随园老人。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卷，《随园诗话》十六卷。袁枚《答施兰论诗书》：“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也，与唐宋无与也。”徐朗斋：清徐嵩号。《随园诗话》卷十六：“徐朗斋嵩曰：‘……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则宋、元、明三朝诗，俱号称唐诗；诸公何用争哉！须知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生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也。”
(30)戴昺：宋人，字东野。有《东野农歌集》五卷。
(31)《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出一也。”这是说，从异者看，唐诗中也有宋体；从同者看，宋诗中也有唐体。
(32)苏轼《前赤壁赋》：“客亦知夫水与月乎？……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视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是说，从变看，唐诗也有变；从不变看，唐宋诗都是不可变的。
这里两则讲唐诗、宋诗之别，主要不在朝代的区别，而是由于两种不同的风格，譬如天下有两种人，便有两种性情，也就分出两种诗来。
（一）风格是人的性情决定的，相同的朝代里，也会出现不同风格的作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唐诗、宋词，是以朝代区分盛行的文体，唐以诗胜，宋以词胜。钱先生称唐诗、宋诗是以风格区别的，他在《宋诗选注序》里讲得很透彻，这里袭用序中举引唐释皎然和宋姜夔的话来说明。皎氏云：“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唯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复忌太过”，“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诗式•复古通变体》），这是唐人作诗、评诗的标准，把“通变”看得比“复古”重要，写作上重在表现自我。姜氏云：“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白石道人诗集序》），这是宋人的话，只能在“合”中求“异”，甚至从古人作品中寻求作诗的灵感和榜样，再以说理、议论、故实入诗，形成了一种与唐诗不同的风格。宋代诗论家严羽第一个提倡断代论诗，便是为了研究诗歌发展到各个时期所表现的带有总体性的特征，他说宋人“尚理”，唐人“尚意兴”，是一个大致的概括，于诗前冠以唐、宋，也是为了称谓的方便，并不是说唐诗必出自唐人之手，宋诗必出自宋人之手，而是说诗“尚理”者近宋，“尚意兴”者近唐。袁枚《随园诗话》卷八亦云：“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
这里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也是一个大致的概括，在于指出所谓唐体、宋调的不同特征。比如杜甫、韩愈，都是唐代大诗人，而他们的作品却为宋调开了路。像杜甫的《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首诗中间两联在发议论，在说理，不在写意兴，不正是开宋诗的说理吗？再像韩愈的《龊龊》：
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氿澜。……
不也是在说理吗？
宋人诗作而有唐音者，这里列举张耒、赵师秀的诗作，可以看到他们的风格。如张耒《初见嵩山》：
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日暮北风吹雨去，数峰清瘦出云来。
真是潇洒自如，情景交融，丰神情韵均类唐诗。又如赵师秀《约客》：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其诗清新圆润。写景抒情之亲切，宛如出自唐人之手。说唐诗、宋诗主要是指诗的风格，正如杨万里说江西诗派，“诗江西，非人皆江西”，都是指诗的风格而言。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是江西人，他以“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的主张，团结了一批诗人，共同取法于各体的优点来作诗，形成一个风格接近的诗派，世人遂以江西称之，不是说这个诗派的成员都是江西人，也不是说这个诗派的诗都是在江西写的。
（二）时代与地域对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决定作品风格的主要是人的禀性。近人吴宓讲的“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也是指诗的两种不同风格。宋以后诗人辈出，似都未能跳出唐体、宋调。唐以前各代诗作的风格，似也可这样分析。正如叶燮在《原诗》里的比喻：木生于地，开出宋诗这朵奇葩，宋以后的诗，只是花开花谢、复开复谢的差别，终究离不开宋调。“木”便是人的秉性。蒋士铨《辩诗》也是这个意思。诗分唐宋，仿佛在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之时，便已经有了天地之别。魏刘邵撰《人物志》，把人的品性判作思虑深沉型和单纯开朗型，也就是荣格《心理学类型》里分的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这两种不同的品性，与朝代时期或地域环境，不能说没有关系，但都关系不大。（三）唐体宋调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而风格之别，本于性情，性情不是一成不变，风格也会随之变化。譬如人的一生，早年才气横溢，喜为唐体，暮年老成持重，易操宋调，王世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早年他的诗作多“矜气高腔”，如《登太白楼》：“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海阔天空，气势音节均似李白；到了晚年，他的作风有变，“平直切至”，如《太保歌》：“太保入朝门，缇骑若云屯。进见中贵人，人人若弟昆。太保从东来，一步一风雷。行者阑入室，居者颔其颏。……”写奸相严嵩耀武扬威的声势，历历在目，却风格朴实。王世贞对苏轼的看法也有前后的区别，少壮时是排苏，后来好苏，临死时竟“手坡集不释”。可见，继承唐体宋调与年事、秉性的关系颇大，但这并不是说王世贞晚年诗作就一定胜于早年。
总之，唐宋诗的风格不同，孰胜孰负，南宋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袁枚曾举引徐嵩的话：“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出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败石瓦砾，传自洪荒，不可谓之宝”（《随园诗话》卷十六）。袁枚举引徐嵩的这段话，该使人明白对于唐宋诗，似乎已无必要决出胜负了。
